啟之：《記憶》主編回應王友琴
2014年4月7日

王友琴在《回應宋彬彬等》（共識網2014年3月26日）一文中提到《記憶》和
我，涉及到《記憶》的編輯戴為偉。
王友琴這樣寫道：“2013年11月27日，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之後，也是在
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發表的網刊《記憶》（該報道提到其主編
吳迪）上有文章說，劉秀瑩老師生前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出示
的一份1967年他調查時寫下的筆記，是王晶垚先生偽造的。應該指出，這種說
王晶垚先生製作偽證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垚先生拒絕宋彬彬的
‘道歉’，他們的這類小伎倆是原因之一。”
王友琴的這一說法有誤。關於王晶垚調查筆記被劉秀瑩否認一事的真實情況是
這樣的–
《記憶》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刊發了由王晶垚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對
的六份史料。其中有一份是《宋淮雲、劉秀瑩談話記錄–1966年8月6日的廣播
稿》。此期發出後，兩位當事人宋淮雲和劉秀瑩給《記憶》編輯部來信，說王
晶垚提供的這一史料有誤。《記憶》第84期（2012年5月31日），在“來信選
登”一欄上，刊發了宋淮雲、劉秀瑩的來信。這兩封來信全文如下：

1、宋淮雲致函《記憶》：
《記憶》主編，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長楊濱的女兒宋淮雲，看了記憶第82期，第101–102頁的報
道，想說明一下，王晶垚先生和劉秀瑩女士不僅沒有在67年4月23日去過我家，
而且我們三人從未一起見過面。劉秀瑩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去過我
家，三人在我家會面，與基本事實不符。其中的談話內容也就無從談起。特此
澄清。請代向王先生致以熱誠的問候，卞校長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祝好！
宋淮雲
2012-4-27

2、劉秀瑩的三點聲明：
《記憶》編輯部：
我閱讀了《記憶》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宋淮雲、劉秀瑩談話記錄–
1966年8月6日的廣播稿》，署名王晶垚。
對這篇文章，我做三點聲明：
一、我於1965年調出師大女附中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4月5日正式調離師大女
附中，到中共西城區委辦公室工作。1967年調西城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
工作。當時組織上規定，不許參加原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從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沒有聽說過劉進廣播了什麼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現在，我從未去過宋淮雲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雲住在什麼
地方，更沒有和王晶垚先生、宋淮雲一起談過什麼話。
請將來信照登。
劉秀瑩
2012年5月7日

為了鄭重起見，我和《記憶》的編輯戴為偉於2012年夏天三次去劉秀瑩家了解
情況。劉老師除了再次說明王晶垚提供的這一材料是誤記外，她還給我們講了
女附中的歷史、她的家庭經歷，以及她對王友琴的文革寫作的看法。徵得劉老
師的同意，我們做了錄音。當時，劉秀瑩老師已患腎病多年，她說自己每天只
有兩三個小時有些精神。但是，在跟我們談話過程中，她的思路清晰，記憶驚
人。此時，距離她病逝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因此，王友琴說的，《記憶》在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後，刊發有關文章，借
已經病逝的劉老師之口，說王晶垚的調查筆記是偽造的。“這類小伎倆”“手
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云云，不符合事實。不是《記憶》借已逝的劉老師之
口，說王晶垚的材料是誤記，而是劉老師在活着的時候親自寫的，親口說的。
關於王友琴提到的“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的那篇文章，發表在《記憶》第105
期，文章全文如下–

一生育桃李終身求真知
–紀念《記憶》的良師益友劉秀瑩老師
潘祛病

劉秀瑩老師是終生從事中學教育的老教員。五十年代初，她從師大女附中高三
畢業考進清華數學系，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而母校又缺教師，她沒等大學畢業
就退學回校當了老師。
此後，劉老師一直在師大女附中工作，從教數學，到教政治；從做班主任，到
做教務處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調到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局。
1968年，劉老師在家裡與弟弟和幾位朋友議論時局：“一句就頂一句，怎麼頂
得了一萬句？說毛是頂峰恐怕不太合適，以前說是朱德的扁擔，「1928年4月
底，朱德、陳毅率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和湘南暴動的隊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
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國民黨對井岡山地區實行經濟封鎖。中共地方黨組
織動員群眾為山上送糧。朱德經常帶領戰士下山挑糧。中共建政後，朱德挑糧
的故事被收入小學課本，他用過的扁擔成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實物。」
現在怎麼又改成林彪的了……”。結果被朋友揭發。劉老師成了現行反革命，
被扣上惡毒攻擊毛、林；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四頂帽子；抄家、批
斗、勞改……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過重重磨難的劉老師回到教育口，先後在北京兩所著名的
重點中學–八中和四中擔任校長，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個午後，作為《記憶》的編輯，我去拜訪劉老師，事情的起因是
《記憶》刊載過一個小資料，其中提到劉秀瑩老師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屬提
供了卞校長受害的情況。劉老師閱後，打電話告訴我們，這一資料有誤。此行
就是向劉老師了解個中情況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劉老師。她因嚴重的腎病，蝸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痛
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說話的時候，不斷地撓着手背，皮膚都被抓破了。她告訴
我：“咱們這麼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幾乎壞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
標，皮膚瘙癢得厲害。夏天還好些，你來了，我還有氣力和你說話；到了冬
天，我就更不好了，幾乎起不了床……”
關於那則資料，劉老師說得很清楚：“1967年，雲譎波詭，我自身難保，根本
不可能與受害人的家屬聯繫，更不可能向他們透露什麼有用的信息。況且當時
我已經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了，社會上那麼亂，學校里的事，我是幾年後才聽
到的。”劉老師希望《記憶》能發一個更正：“我從來沒有去過宋淮雲家，更
不可能在1967年的時候，在她家開什麼會。文革都過去46年了，小資料有記錯
了(的情況)也都是有可能的事”。（詳見《記憶》第84期“來信選登”欄目
《劉秀瑩的三點聲明》）
我撫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辭。可劉老師挽留我：“你們辦《記憶》是有功德的
事，我願意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你們，通過《記憶》留給歷史，留給下一
代。”接着，老人回顧了文革中北京中學發生的暴力，介紹了文革結束後，北
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種人的經過：當時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種人”小組，組員分
赴北京各區縣調查文革時期發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紅衛兵私設公
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學校內外打死人的情況。正在大夥幹得帶勁兒的時候，
中央下了文件，紅衛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並且要求大家上交調查筆記，由上
面統一銷毀。我們後來得知，這是因為當年的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給胡耀邦
寫了信，為紅衛兵辯護，說他們當年保護了老幹部，是與中央文革對着幹的，
並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種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來
了一風吹，使所有的調查工作戛然而止，給歷史留下了一筆糊塗賬。這對於文
革研究是一大損失。
劉老師還告訴我，“儘管那些調查記錄全銷毀了，不過，北京市教委還是將建
國後的教育情況編了26冊《北京市普教資料選編 1949-1985》，「北京市教育
局內部參考資料，不是正式出版物。」我們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談中
小學文革時期情況的。儘管已經比調查時的材料刪減了很多，但還是能說明一
些問題。現在這些資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還有沒有了……”
雖然衰老久病，但是劉老師記憶力驚人，說起女附中的學生在校的成績和表
現，如數家珍。更令人驚異的是，她的思維敏銳，條理清晰，談起文革，談起
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針見血：“為什麼文革期間會出現那麼多打老師、打死
老師的事情？這是偶然的？為什麼這些悲劇都從高乾子弟聚集的中學開始，為
什麼挑頭的都是幹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做老師的都
給學生教了些什麼？”
臨告別時，老人緩緩地挪回臥室，取來一本她參與主編的《北京中小學教育若
干問題的回顧》，書中夾着一張事先寫好的很多老教師聯繫方式的字條，希望
我能看看這本書，再找字條上的老人們做更詳細的訪談：“我都跟他們聯繫過
了，到現在為止，北京中學文革中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完全說清楚。你們要抓緊
時間，這些老教師都八九十歲，說走就走了。他們都親歷過各自學校文革最殘
酷的時期，我希望他們能把這些事講出來，越多越好，越詳細越好。”春去秋
來，筆者按照劉老師的囑託，尋訪當年的老教師。歷史雖已遠去，但許多的記
憶還浸沒在莫名的恐懼中，待再和劉秀瑩老師交流溝通，卻傳來老人病危入院
的消息。
《記憶》主編啟之先生去醫院看望劉老師時，她還念念不忘，希望《記憶》能
將關於北京中學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歷史整理刊載出來，希望更多的當事人說
出歷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劉老師帶着她對教育的思考，對文革的反思和對《記憶》的
期待駕鶴西去。劉老師的社會責任感，催我上進；她對晚學的推心置腹，令我
銘感。劉秀瑩老師，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總會有人完成！

此文是為了紀念劉秀瑩老師寫的，作者是《記憶》的編輯戴為偉，文章發表
時，她用的是“潘祛病”的筆名。
顯而易見，王友琴是有意隱瞞 2012年《記憶》84期發表的劉秀瑩、宋淮雲來信
一事，將給王晶垚糾錯，直接嫁接到戴為偉2013年寫的文章上，企圖給讀者造
成一種錯覺–《記憶》是在用死無對證的方法來製造虛假信息。
這算是什麼伎倆，是否“刻毒”，算不算“拙劣”，相信看了這篇小文的讀者
會做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