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遼

遼原稱“契丹”，後因其居於遼河上游之故，遂稱“遼”，“遼”字在契丹語是鑌鐵的意思。

遼朝的漢文國號主要是針對漢人及部分漢化程度較深的契丹人的，由於對漢地統治的需要，曾幾度變更，或稱“大契丹”，或稱“大遼”，或兩者並用；契丹文國號則是針對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從現有史料來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終都自稱他們的國家為“哈喇契丹”。

劉浦江《遼朝國號考釋》講，遼朝建國之初建號大契丹，太宗時一度實行雙重國號，在燕雲漢地稱大遼，在草原地區仍稱大契丹，後來聖宗和道宗時又兩次改變國號。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終稱遼朝為哈喇契丹或契丹。遼朝國號的複雜性是遼朝二元政治體制的一種表現。

關於遼朝的國號，《遼史》中唯一的一條記載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然而根據宋代文獻的記載來看，遼朝曾經先後幾次更改國號，故清代學者在這一點上屢屢指責《遼史》的疏漏，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三云：“按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至聖宗統和元年，去遼號，仍稱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遼史》皆沒而不書。”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七“遼史疏漏處”條也指出說：“《遼史》又有太疏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為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遼史》提要以遼重熙十六年《釋迦佛舍利鐵塔記》所稱“大契丹國”來印證《東都事略》的記載，譏評《遼史》“於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確實，國號之變動，可謂政治史上的頭等大事，《遼史》之疏漏，莫此為甚。

　　學術界陳述先生的說法代表着最通行的觀點：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建國，國號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國號為大遼；聖宗統和元年（983年），又改稱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復號大遼。蔡美彪先生的說法與此稍有不同：“916年，遼太祖耶律億（阿保機）在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流域建契丹國，947年建國號遼。……”這後一種說法較為審慎，它不明確肯定太祖916年創立國號契丹，也不說太宗947年“改”國號大遼；按這種說法，似乎遼朝的國號是從947年以後才有的。除了這一點細微的差別之外，上述兩說基本上是一致的。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國，《遼史》卷一《太祖紀》記載此事說：群臣“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後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冊。……立子倍為皇太子”。既然建國，必有國號，但令人奇怪的是，《遼史》居然沒有說明耶律阿保機稱帝時是否建立國號，建立的國號是什麼。在傳世文獻中，只有《契丹國志》明確記載了遼太祖建國時的國號，該書卷一《太祖大聖皇帝紀》云：“神冊元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冊，國號契丹。”陳述先生謂遼太祖國號契丹，就是依據的這條史料。不過像《契丹國志》這樣一部來歷不明的書，它的記載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懷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說，只是含含糊糊地說遼太祖“建契丹國”。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太祖建國時必定就已創立了國號，斷不會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創國號大遼。

　　其實《契丹國志》中還有一處有關太祖國號的記載，過去都被人們忽略了，該書卷首《契丹國九主年譜》云：“太祖大聖皇帝，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改元神冊。

”那麼遼太祖所建立的國號，究竟是“契丹”還是“大契丹”呢？這需要提供可靠的證據。從遼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國的文獻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條證據。

　　（1）《舊五代史》卷七五《晉高祖紀》載有遼太宗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冊文，起首的幾句是“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冊立為帝，是後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涉及遼朝國號時間最早的一條文字材料，但這條材料存在着一點疑問。根據《遼史》的記載，後唐清泰三年丙申應是天顯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獻中，遼朝紀年往往有誤，其中天顯紀年即比《遼史》的記載要晚兩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為天顯九年。但這篇冊文既然出自遼人之手，照理說不應當有紀年的錯誤，估計也許是後人誤改的結果。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舊五代史》只是一個輯本，上面那段引文輯自《永樂大典》，幾經輾轉，恐怕難免有誤；而《新五代史》、《資治通鑑》等書又都不載這篇冊文，故亦無從考校。

　　（2）近年出土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遼《耶律羽之墓誌》，首行題為“大契丹國東京太傅相公墓志銘並序”。耶律羽之葬於太宗會同五年（942年），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關遼朝國號的最早記載。

　　（3）據陸游《南唐書》卷一五《契丹傳》載，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鎔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亂，兀欲被弒，弟述律遺元宗（即李璟）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云云。這是遼穆宗於應歷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國主李璟的一封國書，書中自稱“大契丹天順皇帝”。

　　（4）遼應歷五年（955年）《陳萬墓誌》，首行題“大契丹國故前使持節涿州諸軍事……陳府君墓志銘並序”。這方墓誌據稱建國前出土於遼寧省彰武縣，曾被遼寧省博物館李文信先生誤判為膺品，後經閻萬章先生撰文考證，斷定它確係遼代墓誌。

　　（5）遼保寧二年（970年）《劉承嗣墓誌》，首行題為“大契丹國故左驍衛將軍……彭城劉公墓志銘並序”。此墓誌出土於遼寧省朝陽市。

　　（6）遼保寧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題“大契丹國推忠奉國佐運功臣……耶律公□□□銘並序”。
耶律琮墓在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遼聖宗統和元年（983年）改稱“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國號，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其中的4件遼代石刻材料，它們非常確鑿地證明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遼太祖建國時確實創立了國號；第二，遼太祖創立的國號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實際上，在目前見到的包括遼朝各個時期在內的所有漢文石刻材料中，尚未發現一例以“契丹”作為國號的

“大遼”與“大契丹”並稱

　　 根據《遼史》的記載，“大遼”國號創立於公元947年。太宗會同十年（947年）正月，遼滅後晉，太宗“備法駕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12]對於《遼史》的這一記載，人們歷來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視為定論。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這是目前能夠看到的有關這種說法的最早記載，雖然輯本《舊五代史》中沒有這段文字，但估計很可能是原本的闕佚所造成的結果。《東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傳》也說：“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後晉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為遼天顯十一年（是年實為天顯十三年），故《東都事略》的記載與《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獻對此事的記載在時間上稍有出入，《資治通鑑》卷二八一在後晉天福二年（937年）下記述說：“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契丹國志》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襲取《通鑑》原文，所以也將此事繫於天福二年。

　　對於上述記載，清代學者曾經有過不同看法。由《四庫全書》館總裁于敏中領銜修訂的《日下舊聞考》，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語說：“考《遼史·太宗紀》，會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是遼滅晉始更國號，而歐陽修《五代史》則書更國號於會同元年之下；至會同十年改元，薛史、歐史皆不書，而書改晉國曰大遼國。與《遼史》皆不符，蓋傳聞異辭耳。”顯然，這段按語的作者是堅信《遼史》的說法的，故以為宋人記載皆傳聞異辭，不足憑信。但另外一部同樣為清朝官修的著作《續通志》，在會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國號曰大遼”句下有這樣一條小註：“《遼史》此語系之大同元年，其實大同元年以晉百官言中外皆願戴皇帝，故改舊號為遼，而遼之建號則自在此時也。今並據《五代史》及《契丹國志》改輯。”這種看法與《日下舊聞考》的意見完全相反，認為大遼國號始創於會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晉為遼而已。
　
　關於“大遼”國號的取義，一般認為源之於遼水。《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金朝）以本土名阿祿阻為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太宗為何要“以遼水名國”呢？在契丹族的歷史傳說中，潢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義，“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19]遼水就是潢河和土河合流後的名稱，用“大遼”為國號，是否也寓有“蕃漢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遼國號的建立是在會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對《遼史·太宗紀》會同十年（947年）“建國號大遼”的記載重新做出解釋了。關於會同十年的改號大遼，中原方面的記載與《遼史》是有所不同的，新舊《五代史》都說是“改晉國為大遼國”，[20]《資治通鑑》卷二八六謂“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契丹國志》卷三《太宗嗣聖皇帝》說“下制以晉國稱大遼”。除了《通鑑》的說法比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說把晉國也改稱為大遼，而不是說始建國號大遼。

　　以上只是就文獻記載所作的分析，從石刻材料來看，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使用“大遼”國號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於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記》，[21]其銘文鐫於世宗天祿三年（949年）。由於遼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見到會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遼”國號的碑刻，要想使“大遼”國號的始創年代得到確鑿的證明，只能寄希望於新的石刻材料的發現。

　 綜上所述，初步結論是：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時，遼朝的統治區域還局限於塞北，是一個以契丹人為主的游牧國家，故號其國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晉將燕雲十六州正式割讓給遼朝，於是遼太宗便在燕雲漢地創立一個新的國號──大遼；公元947年，遼滅石晉，太宗在汴京宣布將晉國改稱大遼，亦即把大遼這個漢地的國號擴展到中原，但太宗北歸後，中原旋即易主，此後大遼國號仍只用於燕雲漢地。與此同時，在長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繼續採用“大契丹”為國號。這就是遼朝前期（916—982年）國號變遷的大致經過。

在金代《蕭仲恭墓誌》和《博州防禦使墓誌》中，屢次以“大契丹”、“契丹國”、“契丹”來指稱遼朝。　　

契丹”，擬音為[þi-tan]。於此可見，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稱遼朝國號為“契丹”，並沒有“大遼”、“遼國”之稱。

　　由此想到元朝國號問題。過去人們通常以為，蒙元前期的國號為大蒙古國，1271年以後改稱大元，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蕭啟慶先生的研究結果表明，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後，建立蒙古文國號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魯思），漢文直譯為“大蒙古國”，意譯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於統治漢地的需要，正式創立漢文國號“大元”，但蒙古文國號並未從此廢棄，而是兩者並用，直至元末。因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來，“大元”只是大蒙古國的一個部分，兩者本非一個概念。如果拿蒙元國號來與遼朝國號作一比較，我們會發現兩者的情形有某種相似之處。馮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故謂“遼與契丹之分，猶元與蒙兀之別也”。

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原本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游牧國家，後來獲得燕雲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契丹統治者對燕雲漢地實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於是便形成了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二元體制，這是遼朝最基本的國家特色之一。探索遼朝國號的變遷問題，應充分考慮到它的這種特殊國情。遼朝的漢文國號，主要是針對漢人及部分漢化程度較深的契丹人的，由於對漢地統治的需要，漢文國號曾幾度變更，或稱“大契丹”，或稱“大遼”，或兩者並用。而遼朝的契丹文國號則是針對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從現有史料來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終都自稱他們的國家為“哈喇契丹”。漢文國號和契丹文國號的歧異，正是遼朝二元體制的一種表現。

　遼朝國號的變遷情況列為下表。
遼朝國號變遷概況一覽表
年 代 漢文國號 非漢文國號
916—937年 大契丹 哈喇契丹（全稱）大契丹、契丹國、契丹（簡稱）
938—982年 大遼（燕雲漢地） 大契丹（遼朝故地）
983年—1065年 大契丹
1066年—1125年 大遼

今遼寧即是以遼河流域永久安寧得名。

參考資料 劉浦江《遼朝國號考釋》（《歷史研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