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蒙元史研究概述

蒙元時代可以說是最具世界性及種族文化多元性的時代。由於蒙元時代歷史和世界歷史有關,蒙元史研究早已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所以,目前許多國家學者都從事蒙古帝國和元朝的歷史研究。
對韓國學者來說,蒙元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在韓國先人留下來的有形或無形的遺產中保存了不少有關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麗史》、《高麗史節要》、《朝鮮王朝實錄》等官撰史書。另外還有,《益齋亂藁》、《拙藁千百》、《圓鑒錄》等高麗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侶的文集,以及《朴通事諺解》、《老乞大諺解》、《龍飛御天歌》、《東文選》、《東國兵鑒》等典籍和族譜、碑文、文書等。在這些史料中保存了不少不見於其他記載的重要歷史事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令人遺憾的是,對這些史籍的價值,至今尚未有人作出全面檢討。
韓國史學界對有關蒙元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以蒙古入侵和在蒙元支配下的高麗以及麗元關係為中心進行的從韓國史視角出發的研究。長期以來,在研究蒙古入侵時期高麗社會以及朝鮮社會方面,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韓國歷史過程中所出現的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由於基本上繼承了傳統時代的記述,相對集中在出於民族主義觀點的對蒙抗爭史、朱子學接受問題為中心的非蒙古的漢族文化課題上,只是附屬於韓國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對於研究大蒙古國以及研究元朝歷史貢獻不是很大。
第二,真正的蒙元史視角的研究。在第一代韓國蒙元史研究者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高柄翊先生。他在二次大戰以前留學於日本東京大學,受到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影響。他的《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一文,可以說是韓國這個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文和其後發表的《元代的法制》、《麗代征東行省的研究》等,迄今為止,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奠定韓國東洋史學基礎的金庠基,以及在研究北方民族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的李龍范先生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有代表性的學者。麗元交流史成為20世紀60年代研究的一個主流,這與當時的民族主義覺醒有關。1965年11月擁有約30名會員的東洋史學會正式成立,對韓國蒙元史研究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70年代,最大的變化可以說是出現了第二代學者。如金貴達、金種圓,還有專門研究麗蒙交流史的周采赫、研究蒙元時期軍事制度的南相亘。另外還有吳貞愛、鄭仁在等。
80年代的研究者同前輩相比,比較容易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及材料。這個時期重要的學者,有從研究蒙古幼子繼承制度而獲得碩士學位的孫賢淑,研究元代漢人士大夫追求新問題新意識的李玠奭,專門研究蒙元制度史的柳在成,另外,有金九鎮、高昌錫等。這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周采赫以研究洪福源一家而開始,80年代以後在蒙元史的領域發表了較多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元朝官人層研究》(1986)一書,可以說是韓國史學界研究蒙元史以來的最大成果之一。
90年代以前,韓國從事蒙元史研究者除了漢文材料以外,大多不能直接閱讀域外史料的原文,因此在史料利用及翻譯方面都有種種問題,導致其研究頗有局限。這種情況在90年代前後大有改善。一些留學歐美並掌握了研究蒙元史所必需的語言知識的學者,從事教學活動並培養了一些學生。比如,專門研究中亞史的學者金浩東除了培養學生以外,還翻譯有關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籍,為韓國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另外,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習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語言的柳元秀以翻譯《蒙古秘史》等著作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條件。朴元吉掌握了古代蒙古語,這使他因對成吉思汗帝國的研究順利獲得了博士學位。最近,宋京根在埃及以《蒙古對東部伊斯蘭世界的侵略(1206-1258)》一文而獲得博士學位。從此有了利用阿拉伯文史料進行研究的人才。這說明韓國蒙元史學界對於蒙元時代的各種文獻史料已具備了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
1990年12月,周采赫、南相亘、朴元吉等首倡成立蒙古秘史學會,他們定期舉行研討會或者到蒙古進行實地考察。後來,這個學會發展成了韓國蒙古學會。他們創辦《蒙古學》、《韓國蒙古學術研究》等雜誌。與此同時,韓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也使韓國蒙元史研究的環境大大改善。韓國檀國大學開設了專門的蒙古學科也有特別的意義。另外,蒙元史相關的研究者,或者研究高麗時代的學者的相關研究也有增加的趨勢。
下面,分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思想文化人物、對外交流史等幾個專題對韓國蒙元史研究作一簡述。

一、政治史和制度史

高柄翊《元代的法制——蒙古習慣法與中國法的相關性》(《歷史學報》3,1953)一文,闡述了元代法制的性質。他的《高麗忠宣王的元武宗擁立》(《歷史學報》17、18,1962)一文,分析了元成宗去世以後發生的帝位爭奪戰,探討了高麗忠宣王在擁立武宗即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高麗王朝對這一事件的對應姿態。
李龍范《奇皇后的冊立和元代的資政院》(《歷史學報》17、18,1962)一文,詳細探討了奇皇后勢力日盛的經過、原因,以及在此過程中資政院的活動。80年代中期,周采赫採用計量學的方法,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元帝國支配階層的身份構成方面的論文,如,《元帝國下的漢·南人(上)與支配層構造關聯》(《東方學志》45,1984)、《元帝國下的漢·南人(下)與支配層構造關聯》(《東方學志》49,1985)、《元帝國下的色目官人以支配層構造與關聯》(《領土問題研究》,2,1985)、《元帝國下的色目官人與南人官人以支配層構造與關聯》(《學林》7,1985)、《元朝色目官人的種族構成研究》(《東方學志——閔泳圭教授古稀記念論叢》,1987)、《游牧史上的蒙古以元朝色目官人的種族構成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5,1987)等。在這個領域上貢獻很大。
金浩東《蒙古帝國的形成與展開》(《講座中國史3》,知識產業社,1989)在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探討了成吉思汗帝國的成立過程及帝國的構造和征服戰爭的進行方式,涉及到蒙古帝國的分裂原因等問題。他的《貴由與他的時代》(《近世東亞洲的國家與社會》,知識產業社,1998)對於在東西方的大部分史料上受到否定評價的貴由,他提出了新的看法。通過對拔都和貴由的不和、貴由的即位、他的統Zhi內容、他的突然的死亡等一系列的事件的分析,認為窩闊台汗系的沒落和拖雷系的掌權意味着蒙古帝國統一體制開始分裂的序幕。朴元吉《蒙古古代史研究》(1994)一書,利用《蒙古秘史》、《史集》、《聖武親征錄》等史料,全面、系統地探討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部的過程以及蒙古帝國成立經過及其特徵等問題。
與蒙元時期的其他研究比較,元代中期政治史方面的研究遠遠不夠。其實,正確認識這個時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理解元代歷史的關鍵所在。李玠奭近年來致力於元代中期政治史和元朝的江南統Zhi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填補了這個方面的一些空白。他在《元朝中期支配體制的再編與其構造》(《慶北史學》20,1997)一文中,認為14世紀初以武宗政權的成立為契機,發生了元朝支配勢力的重組和色目軍閥的抬頭。特別是非漢法的、實務的、有草原傳統志向的官吏的抬頭。《漠北的統合與武宗的“創治改法”》(《近世東亞洲的國家與社會》,知識產業社,1998)一文,繼續了上述研究。作者指出,武宗政權成立以後,大批草原勢力居於朝廷核心地位,而且,他們對漢法的統Zhi體制進行了修正,即所謂的“創治改法”。他認為,“創治改法”是14世紀初元朝進行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一大改革。
最近,李玠奭着重研究元朝對南宋征服和對江南統Zhi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元朝統Zhi江南的性質問題。《元朝的南宋併合與江南支配的意義》(《慶北史學》21,1998)一文,通過對以往研究視角的批評,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忽必烈征服南宋和統Zhi江南是元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擁有先進的江南使元朝得以完成在官僚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的皇帝支配體制。1997年,在“國家權力與正統性”專題東洋史學會冬季學術討論會上,他發表了《元代的國家權力與正統性》一文,檢討了蒙古帝國可汗的正統性及元朝權力的正統性的物質基礎問題。韓英根《關於耶律楚材的一考察以蒙古帝國的對漢人政策為中心》(《東義史學》5,1989)一文,以耶律楚材的活動為中心,檢討了蒙古帝國初期對漢人的政策。元末政治史方面,全淳東《元末的農村社會與叛亂以華北地方為中心》(《人文學誌》6,1991)一文,考察了華北地區的農村社會及矛盾等問題。《元末動Luan期的漢人地主與朱元璋》(《忠北史學》6,1993)一文,分別考察了元末動Luan期漢人地主的存在形態、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等各方面。
南相亘發表了一系列軍制方面的文章。他的《元朝的千戶制與宿衛鎮戍軍制度》(《史學志》11,1977)一文,探討了成吉思汗時代蒙古特有的千戶制和世祖以後漢化的宿衛軍制度。《元代世祖時代的軍制》(《安陽工專論文集》3,1980)和《在漢化過程中蒙古兵制及樞密院》(《中國學論叢》,1983)兩文,通過對樞密院、行省、行院、宿衛軍、軍戶、軍萬戶府等的考察,分析了元代軍事組織的基礎。還有《關於成吉思汗軍隊的軍事技術發展小考》(《宋甲鎬教授停年退任記念論文集》,1993)一文。有關元代行政組織的研究仍少見。金貴達《關於蒙古地方行政的弱點》(《史叢》1,1955)以達魯花赤制度為中心,考察了蒙古地方行政方面的一些問題。柳在城《關於元諫官察官制度的變遷》(《首善論集》8,1984)探討了元代監察制度的變遷過程。同氏還有《關於元代御史台職能的小考》(《首善論集》11,1986)一文。
韓英根《關於窩闊台汗時期戶口調查的意義》(《釜山史學》29,1995)一文,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綜合地考察了窩闊台汗時期的戶口調查。他的《關於元代鹽專賣制度的性格》(《東義史學》9·10,1996)一文,探討了元代鹽政的問題。包括食鹽法和引法、鹽引的銷售方式、鹽價的波動、私鹽的盛行等。作者還撰有《關於元代鹽官之一考察》(《領南史學》14,1996)一文。

二、社會·經濟史

高柄翊《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歷史學研究》1,1949)一文,全面考察了元代伊斯蘭勢力所起的歷史作用等問題。是一篇頗見功力的文章。對於游牧封建制度的起源與發展問題,至今在學者中尚無一致的意見,孫賢淑《游牧社會封建制論》(《釜山女大論文集》15,1983)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全面考察了游牧社會封建製成立問題。同氏《關於蒙古的繼承實行以蒙古帝國期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16,1981)一文,探討了蒙古帝國時期幼子繼承與其他諸子的繼承權等方面的問題。此外還撰有《元代色目人小考》(《釜山女大史學》1,1983)一文。李玠奭《元代儒戶之考察以戶籍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17,1982)一文,利用元代文集、地方志、石刻資料,考察了元代儒人戶計的設定背景、儒戶分揀、儒籍編成的實際情況、儒戶的管理等方面內容,着重研究了元代漢人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他的《元好問(1190-1257)的士大夫意識之考察金元鼎革期漢人士大夫的動向》(《高柄翊先生回甲記念論叢》1984)一文,通過分析金末元初的文士元好問等士大夫的動向,力圖細緻地再現金滅亡以後華北地區漢人知識分子的存在形態。《關於蒙古帝國成立期商業之考察》(《慶北史學》9,1986)一文,在吸收高文德、那木雲等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了蒙古社會內部的生產發展原動力以及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問題。《郭畀的〈雲山日記〉之考察14世紀初浙西士大夫層的生活素描》(《慶北史學》14,1991)一文,通過《雲山日記》考察了元代浙西地區士人層的生活和他們的官宦情況,以及地方學校及它的性質等內容。同氏《元末〈水滸傳〉的成立和宋元社會》(《中國語文學》24,1994)一文,檢討了水滸傳故事的原形及元代《水滸傳》成書的時代背景和撰者、版本等問題。指出,元朝政治彈壓促進了長篇敘事文學《水滸傳》的出現。同氏《14世紀初漠北游牧經濟的不穩定和部民生活》(《東洋史學研究》46,1994)一文,探討了14世紀初漠北政治、經濟、社會的情況及部民的貧困化問題,很有創見。同氏《元朝中期的財政改革與其意義》(《慶北史學》21,1998)一文,致力於探討元中期財政破壞的原因。同氏《元代的哈剌和林,其興起與盛衰》(《蒙古學》4,1997)一文,對蒙元時期漠北的中心定居城市哈剌和林的盛衰過程作了詳細的論述。
另外,在社會史方面,李光奎《蒙古族的婚姻考》(《歷史教育》10)一文,從人類學角度分析了元代婚姻習俗。吳貞愛《關於元代高麗奴隸》(《君子史學》6,1979)一文,將高麗劃分為前後期考察了高麗奴隸的性質。此外,還有趙啟纘《元軍的高麗屯田考》(《東亞大論叢》等文。

三、思想·文化·人物

金種圓《關於元代國子學和太學》(《東洋史學研究》3,1969)一文,分析了國子學的職能,探討了元代的教學體制問題。權重達《參與朱元璋政權的儒學者的思想的背景考察》(1987)一文,分析了金華學派,論述了它在建設明代的國家體制上的貢獻問題。同氏《元朝的儒學政策和元末的儒學》(《人文學研究》18,1991)一文,分別考察了元代的朱子學重視氣氛、學問水平問題。同氏《元代儒學與它的傳播》(《人文學研究》22,1995)一文,考察了元代儒學的情況,與此同時,也分析了元代儒學傳到高麗的過程。池富一《元代朱子學的東傳》(《仁川專門大學論文集》17, 1992)一文,探討了高麗的朱了學的接受過程。《元代性理學》(1993)一書,是以金忠烈為首的11名學者的相關的論文合編而成的,從相關的角度分析了宋、元、高麗的性理學。
關於歷史典籍的研究方面,金貴達《遼金元三史和它對中國的影響》(《全北史學》16,1993)及鄭夏賢《元朝的正統論和歷史編撰遼、金、宋》(《公州師大論文集》19,1981)分別探討了三史的編撰過程和正統論的展開以及元朝的態度及士大夫的動向等問題。金陽變《關於遼、金、宋三史編撰——以下詔時期與早期未成的原因為中心》(1989)一文,考察了朱子學官學化問題和三史編撰的關聯問題。另外還有,金澤中《〈元史·列女傳〉的收錄基準和敘述形態》(《中央史論》10、11,1998)一文。金芳漢的《蒙古黃金史考》(《李相佰博士華甲記念論叢》)、《黃金史研究(1)》(《東亞文化》6)及《蒙文史記黃金史》(《東方學志》14,1973)等文,是關於蒙古初期的歷史研究和語言方面的研究。另外,介紹《蒙古源流》的有崔鶴根的《關於蒙古史資料與蒙古源流》(《東亞文化》1,1981)一文。閔泳圭的《〈老乞大〉辨疑》(《人文科學》12)和李基文的《蒙古〈老乞大〉研究(《震檀學報》25)是分析蒙古老乞大的著者及其成立時期問題等。周采赫《〈蒙古秘史〉譯註與其問題點(1)》(《北方民族史研究》1,1995)一文,是有關蒙古民族起源的《蒙古秘史》的第1節到第九節的譯註論文。
論述元代歷史人物的文章,金貴達的《成吉思汗專題研究》(《全北大學校論文集》14,1972)、《由秘史上看蒙古太祖的研究(1)》(《史學志》3,1971)及《由秘史上看蒙古太祖的研究(2)》(《大丘史學》4,1972),通過對《蒙古秘史》的分析,考察了蒙古帝國的急速的成長過程及其原因。他還有《關於元朝功臣劉秉忠的專題研究》(《比斯伐》2,1975)一文。
另外,李相鶴《關於13世紀蒙古軍服研究》(《高麗時代的龍仁》,1998)一文,探討了13世紀蒙古軍侵略高麗時蒙古軍的軍服及軍事裝備問題。藝術方面,有許英桓的《元代的繪畫革命》(《中國學報》34,1994)。

四、對外關係和交流史 麗·元交流史一直是引起韓國學者濃厚興趣的領域。因此,這個方面的研究比較多。高柄翊《麗代征東行省研究(上)》(《歷史學報》14,1961)、《麗代征東行省研究(下)》(《歷史學報》19,1962)兩文,可以說是超過了池內宏以來的關於征東行省的研究水平。他認為,征東行省由原來服務於遠征日本的軍前行省轉變為元和高麗的官方聯絡機關,而且擔負着保護親元派的職能。《蒙古、高麗的兄弟盟約的特質》(《白山學報》6,1969)一文,分析了蒙古帝國的征服過程,闡述了高麗高宗六年的兄弟盟約的特質。《高麗和元的關係》(《東洋學》7,1977)一文,詳細探討了蒙古帝國形成時期的高麗和元的關係的基本性質。全海宗《麗·元貿易的特徵》(《東洋史學研究》12、13,1978)一文,全面考察了麗·元貿易的性質。李龍范《元代喇嘛教在高麗的傳播》(《佛教學報》2,1964)一文,詳細介紹了喇嘛教在高麗傳播的過程。
周采赫的《關於高麗內地的達魯花赤的置廢之考察》(《清大史林》1,1974)一文,全面考察了高麗內地達魯花赤的置廢情況。《札刺與撒禮塔》(《史叢》21、22,1977)一文,詳細分析了高麗高宗五年在江東城的戰鬥,關於蒙古軍副元帥札剌和13年後攻擊高麗的蒙古軍元帥撒禮塔是否同一人的問題,他不同意箭內亘主張異名二人的意見,認為札剌和撒禮塔是同名同人。《元萬卷堂的設置與高麗儒者》(《孫寶基博士停年紀念韓國史論叢》1988)一文,探討了元朝的朱子性理學官學化過程中忠宣王所起的作用及萬卷堂的作用問題。《益智禮普化沈王》(《黃元九教授停年紀念論叢》1995)一文,探討元代儒學官學化過程中的沈王個人的作用問題。
研究高麗和元交流史的專家張東翼《對於前期征東行省的置廢的檢討》(《大丘史學》32,1987)一文,認為征東行省的本來目的是征伐日本,後來,元朝轉而藉此來消磨高麗和南宋的反元勢力而鞏固元朝的統Zhi。另外,他陸續發表了這方面的文章,例如,《進出元的高麗人》(《民族文化論叢》11,1990)、《征東行省之研究》(《東方學志》67,1990)、《麗、元文人的交遊》(《國史館論叢》31,1991)、《麗、元的政治關係》(《歷史教育論集》17,1992)、《高麗、元之間的經濟交流》(《學人》4,1993)等。另外,他的《高麗後期外交史研究》一書,可以說是對高麗和元朝的外交史方面系統、全面的研究。周采赫《初期麗元戰爭略考》(《清大史林》4,1980)和《撒禮塔與蒙古-高麗戰爭》(《高麗時代的龍仁》,1998)兩文,探討了蒙古攻略高麗的征服戰爭的意義。同氏的研究成果還有《蒙古高麗史的再檢討蒙古·高麗史的性質問題》(《國史館論叢》8,1989)等。
高昌錫《麗·元和耽羅的關係》(《濟州大論文集》17,1984)一文,探討了耽羅的地理及政治上的地位。他還有《元明交替期的濟州道以牧胡亂為中心》(《耽羅文化》4,1985)、《元代的濟州道牧場》(《濟州史學》1,1985)和《〈元高麗紀事〉耽羅關係記事的檢討13世紀耽羅和元的關係》(《慶北史學》21,1998)等文章。另外,閔泳圭《元高麗俗講僧》(《東方學志》31,1982)一文,以目連經為例,探討了韓國佛籍中混入偽經的問題。金貴達《元世祖的對倭政略小考特別以動機的行為中心》(《全北史學》7,1983)和朴亨杓《麗蒙聯合軍東征始末》(《史學研究》21),分析了麗·元軍對日本的遠征,考察了麗·蒙·倭三國關係。崔韶子《元末倭寇與麗·元關係》(《梨花史苑》26,1992)一文,探討了元末倭寇的出現背景和他們的活動情況。金渭顯《麗·元日本徵伐軍的出征與麗·元關係》(《國史館論叢》9,1989)、《麗·元間的物質文化交流考》(《人文科學論叢》7,1990),探討了元朝侵略高麗以後所開始的人員交流方面的問題。另外,他的《麗·元間的人員交流考》(《關東史學》,1994)一文,從政治角度分析了高麗和元的人員交流。
元代遼東方面的研究,還有金九鎮《元代遼東地方的高麗軍民》(1986)、《麗元之間的領土紛爭和其歸屬問題》(《國史館論叢》7,1980),洪淳昶《蒙古民族的世界征服和亞洲各民族的抵抗》(《東洋文化》19,1979)和權五重《大青島的元朝流放人》(《人文研究》20-1,1998)等文章。
除了這些方面以外,應該提及的是翻譯外國書籍及整理方面的工作。《蒙古秘史》是一部記載13世紀上半葉以前的蒙古歷史的重要著作,1994年出版了由柳元秀譯註的《蒙古秘史》譯註本。還有,柳元秀翻譯出版了鮑培的《蒙古書面語語法》(1992)一書。後來,出版了由南相亘翻譯的《蒙古秘史》譯註本(1997)。蘇聯學者符拉基米爾佐夫出版的《蒙古社會制度史》一書,1990年由周采赫譯成韓文。還有,拉契涅夫斯基的《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動》一書,可以說是集世界各國學者研究成吉思汗之大成,由金浩東翻譯後於1992年出版。1996年,徐炳國翻譯出版了拉契涅夫斯基的《蒙古的習慣與法》一書。1999年出版了由金浩東、柳元秀、丁載勛共同翻譯的格魯賽的偉大的綜合性著作《草原帝國》一書。據聞,金浩東對《史集》《部族志》的翻譯工作已完成,即將問世。另外還有由金浩東翻譯出版的A.M.Khanzanov的《游牧社會的構造——歷史人類學的接近》一書和由任大熙、金壯求、梁寧宇共同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國的興亡》(更名為《蒙古世界帝國》,1998)。最後應該提到的是,張東翼《元代麗史資料集錄》(漢城大學出版部,1997)一書,認真地搜集了中國的官修史、文集、金石文等有關麗元關係史的資料,對於研究元代的高麗史、麗元關係史都非常有用。
介紹國外研究情況和成果方面,李玠奭《蒙古帝國、元史研究的展望與課題》(《東洋史學研究》50,1995)一文,系統、全面地介紹了以往國外的蒙元史研究情況及其成果。而且本文在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他的《韓國蒙元史研究動向與展望》(未刊)一文,謹致謝意。
韓國蒙元史研究,在20世紀50～60年代,每年發表的蒙元史論文,不過是寥寥幾篇,屈指可數。到70～80年代,尤其到了90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總的來看,還只能說是剛剛開始,而且,從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數來看,韓國蒙元史學界還相當薄弱。各個專題領域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近乎空白部分更應引起韓國學者的重視。另外,學者們彼此溝通、共同研究及踴躍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應該指出,1995年韓國宋遼金元史學會創立是很可喜的現象。我們殷切地期望,通過這些工作及活動,韓國蒙元史學界的研究在不久的將來有更明顯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