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王揚宗：李約瑟識小二題

http://agri-history.net/blog/more.asp?name=zeng&id=212

zeng 發表於 2006-6-14 23:23:17

李約瑟識小二題

王揚宗

2005年初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逗留一段時日，得以瀏覽該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豐富的庋藏。該館的基礎，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為編撰《中國科學技術史》收集的中文、西文、韓文等圖書。其中最有特色的收藏，是他在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時直接利用特別是引用過的圖書、抽印本等各類資料。這些資料，來源不一，不少有原作者如郭沫若、竺可楨、李書華等贈書時的題字，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李約瑟閱讀時的批語、記號等等。如果把這些資料仔細地梳理一番，必定對李約瑟其人及其思想，特別是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有更深入的認識。李約瑟有保存各種資料的習慣，巨細不遺，這些資料汗牛充棟，五花八門，一一瀏覽，至少也需數年之功。加以李約瑟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有關檔案和文稿該所正在整理之中，尚未開放，筆者也沒有對李約瑟作專門研究的打算，因此，所見不多。但也有些資料，與當今李約瑟的某些熱門話題有關，似可作為“李學”愛好者的談助。茲撮其一二，略作介紹。不賢識小之譏，固不敢辭。

一、“為民族爭光”和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李約瑟本來是一個很有建樹的生物化學家，他在37歲之後轉而開始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科技史，箇中緣由，李約瑟本人在不同場合表述過多次，這就是魯桂珍的決定性作用。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出版時，李約瑟把這一卷題獻給魯桂珍的父親魯仕國，說明沒有他的女兒，就不會有這卷書。去年冬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卷第二分冊中，收入李約瑟在垂暮之年為這最後的一卷準備的文稿“結論”（即全書總結論）。在“結論”的開頭，李約瑟最後一次回顧了魯桂珍等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劍橋對他的影響。他說：“同這些青年生化學家一道工作，我發現他們的頭腦幾乎跟我沒什麼兩樣。這就引起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近代科學不是源自中國？”[1]近30年來中外學術界聚訟紛紜的所謂“李約瑟問題”的直接緣由就是如此簡單。聰明人哪裡沒有呢？如果那時到劍橋生化實驗室的不是魯桂珍等中國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或拉丁美洲人……結果又會怎樣？歷史無法假設。然而正是這個來由沒道理可講的問題促使這個年輕有為、前途光明的生化學家開始學習漢語，試圖了解中國的科學和文化。這種幾乎失去理智的行為，只能說是愛情的力量所致吧。

魯桂珍（1904~1991）於1937年11月底到達劍橋[2]，在李約瑟夫人李大斐博士（Dorothy Needham,1897~1987）指導下從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於醫藥世家魯桂珍不僅以自己的聰慧美麗打動了李約瑟，她還向李約瑟介紹中國人在醫學和科學史上的貢獻。這一片前所未聞的學術處女地深深吸引了李約瑟。他們很快就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二人以兄妹相稱。李約瑟稱魯桂珍為“小妹”、“珍妹”，魯桂珍則稱李約瑟為“大哥(Ta-go)。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保存的魯桂珍生前藏書中有一批李約瑟贈送給魯桂珍的圖書。最早的贈書是一本關於人類食物史的書Man, Bread and Destiny（London,1937），題贈於1938年6月，李約瑟題寫着“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這裡的“love”如果不單指愛情的話，至少也是包含着情愛的。1939年，魯桂珍離開劍橋赴美之後，李約瑟贈書上的題字更是直截了當，如“愛的女友”、“倫敦相思”（原為中文）等等。

李約瑟和魯桂珍的關係不是本文的話題。實際上，李約瑟和魯桂珍的大量來往函件和其他李約瑟私人文書一道，保存在劍橋的大學圖書館檔案部，李約瑟遺囑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之後方可閱覽利用。要探究李約瑟的私人生活，只有40年後才具有充分的條件。這裡要介紹的是一本魯桂珍贈送給李約瑟的書，它可以說是李約瑟轉向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個見證。

[點擊在新窗口查看原始圖片]

圖1，魯桂珍的贈書題字和李約瑟的注音和翻譯

這就是1938年聖誕節時（見該書扉頁李約瑟的註記），魯桂珍贈送給李約瑟的一本英譯《三字經》。這個英譯本是英國著名漢學家、曾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翻譯的，1900年上海別發洋行出版發行。該書原屬另一位劍橋漢學教授慕阿德（A.C. Moule, 1873~1957）藏書。1938年慕氏從漢學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時候這本書被處理了，為魯桂珍所得。作為聖誕禮物，她再贈給李約瑟。魯桂珍在書上用毛筆鄭重題字（圖1）：

恭祝約兄

新年進步

為民族爭光

魯桂珍贈

為了強調她的意圖，魯桂珍特意把“為民族爭光”幾個字寫得大一些。從魯桂珍的勉勵之語來看，李約瑟已經決定轉向中國科技史研究。剛學漢語的李約瑟把這幾個字一筆一划抄寫在對面的書頁上，註上音，並譯出“民族”和“爭”、“光”的意思。李約瑟將“為民族爭光”譯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為人類的相互理解），也是順理成章的。揭示迥異於西方的中國傳統科技文明的成就，促進人類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初衷，也是其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心論題。而對於魯桂珍來說，向西方人展示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歐洲中心論”，自然是為中華民族爭光的事業。他們兩人的理解，是相互補充，並行不悖的。愛國主義和普世主義並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贈書半年後，魯桂珍從劍橋獲得博士學位，不久離英赴美。李約瑟曾說，在魯桂珍離開劍橋之前，他們相約在中國科技和醫學史上作一些研究。從這本書上魯桂珍的贈言看來，這個約定應當更早，也就是1938年年底之前。這正是李約瑟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緣起。這時，李、魯相識不過一年。李約瑟就欣然聽從魯桂珍的“閨”勸，轉而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他們的偶然相識，至今沾溉着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中外人士。歷史竟是這樣的奇詭無理。

二、《中國科學技術史》這個書名

從李約瑟、魯桂珍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理解，就不能不說到李約瑟巨著的書名翻譯問題。大家都知道，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文書名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簡稱SCC)，日文譯本和台灣中譯本均按原文譯作“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唯有中國大陸譯本書名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本來，這是英文原本上就有的中文題名，應當遵從。十多年前，中文新譯本出版前，主事者又與李約瑟、魯桂珍兩位書函往來並多次面商，決定仍然採用“中國科學技術史”作為書名。但這一譯名，近年來頻頻遭到了中外學者的質疑。有人批評中國學者對李氏原書的主旨理解出現了“偏差”，認為這個譯名是國人利用科技史宣揚愛國主義的表現。有人甚至提出要為大陸中譯本“正名”云云。其實，李約瑟自始至終都是要寫作一套中國科學技術史，半個多世紀並沒有改變初衷。這一點從他前後的著作中不難認證。這裡要指出的是，SCC原稿俱在，是中國人翻譯理解的“偏差”，還是批評者的過於“敏感”或不明就裡，是不難搞清楚的。

在李約瑟資料中，有SCC第一卷的兩種原稿，其一是李約瑟提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稿本，李約瑟將冀朝鼎先生題寫的中文書名剪貼在書名頁上，寫作：“李約瑟著 中國人民科學技術史 冀朝鼎”，下鈐冀朝鼎印。這頁上端，有李約瑟寫的一個注，他說明這是書名頁的草圖，其中冀朝鼎的題字也是試寫的，他手頭已有冀更好的題字。

冀朝鼎（1903-1963）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他是共產黨員，在美國生活了17年，中英文俱精。50年代初，冀朝鼎任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國貿促會秘書長，併兼《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成員。他用英文撰寫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1936）是一部名著，李約瑟稱道說：“這一著作也許是迄今為止任何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冀朝鼎的書法功力也很深厚，過去傳說人民幣票面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個魏碑字是他書寫的，近年始知不確，但也不為無因。1951年秋，冀朝鼎應李約瑟之邀訪問劍橋大學，SCC的中文書名，就是當時所書。

這一卷的另一種稿本，封面上有李約瑟自己用墨筆題寫的中文書名：“十宿齋叢談 中華人民科學技術史”。這當是更早的一稿。“十宿”是李約瑟的自號，“十宿齋”也就是李約瑟的書齋。可見，“科學技術史”之名，是李約瑟自己擬定的中文譯名，不是出自冀朝鼎的翻譯，更不是後來中譯者的翻譯。李約瑟在總結《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結論”中，他歸納了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發明，總結了中國科技對歐洲科學的貢獻，最後解釋了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的原因。由此也可知，SCC就是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這種理解本無問題。如果因為有些人把中國科學技術史片面地理解為科技成就的展示而不承認SCC是一部中國科技史，則大可不必。“正名”之說，更屬無根之談。

“人民科學”是借自蘇聯而流行於當時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提法。這裡李約瑟顯然受到了新中國的影響。對於他這樣一位左派科學家來說，這是順理成章的。但在正式出版前，李約瑟將“人民”二字刪去了。這也是不難理解的。當1950年代初，李約瑟為SCC確定中文譯名的時候，“人民科學”的提法在中國如雷貫耳、鋪天蓋地，連“中國科學院”都幾乎定名為“人民科學院”。然而1952年以後，這一提法卻漸漸淡出。1952年6至9月，李約瑟曾來華參加細菌戰的調查和訪問，對這一變化，他當然是了解的。

胡適論治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尤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然而近年來，我國關於李約瑟和“李約瑟難題”的一些討論，與胡適所持的治學原則相去甚遠。一些人熱衷於求解“李約瑟難題”，報章雜誌，時有此類“解答”發表，似乎解答了“李約瑟難題”，就拿到了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的鑰匙。這用心或許不錯，但與科學嚴謹的研究則不甚相干。李約瑟專項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是出於偶然，但一旦確立了目標之後，他就恢復了理智和嚴謹，開始了踏踏實實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設想要是他像當今中國的某些研究者那樣求解“李約瑟難題”或者信口開河，那就根本不會有《中國科學技術史》這部20世紀的巨著，或有之也不堪入目，李約瑟和“李約瑟難題”也就無足申論了。

[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7, pt.2, Edited by Kenneth Robinson, p.1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王錢國忠，《魯桂珍與李約瑟》，34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