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到底想對中國幹什麼？莫非這些“聖戰者”來到波黑時是天使，一來到美國就變成了魔鬼
http://www.wforum.com/newspool/articles/commentary/82769.html
血淚教訓--南斯拉夫被肢解內幕
2006-06-20 07:04:34 點擊:
血淚教訓--南斯拉夫被肢解內幕
發表者: chenshaohua
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海牙國際法院
的牢房中闔然長逝，終年64歲。儘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維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請求赴俄
羅斯就醫，但均遭到這個維護人道主義的法庭的拒絕。所以，他的去世應該是預料之中的
。儘管米洛舍維奇和南斯拉夫已經漸漸淡出了我們的視野，但我覺得還是應該為他寫點什
麼悼念他——不止是為了他，而且是為了那場本可避免的慘劇中所有死難者。當然我知道
，為米洛舍維奇這樣一個人寫一篇悼詞是會引起爭議的，因為根據法庭的指控，他是“違
反日內瓦公約”、“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違反戰爭法”等等駭人聽聞的罪名
的嫌疑人。雖然截至目前法庭並沒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項罪名，但世界主流輿論已經將他列
為罪人了。可是沒有辦法，我不想隱瞞自己的真實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
，哪怕這種情感會引來唾罵，哪怕這疑惑會招來嘲笑。
從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終關注着這場戰爭的進展。1993年春的一
天中午，當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在午飯時漫不經心地翻看着報紙的國際新聞，想找到關
于波黑戰爭或者俄羅斯憲法危機的消息。突然，一張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婦女，將一
個骷髏緊緊貼在自己的臉上失聲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則告訴我，那是一位塞爾維亞大嬸
，而那個骷髏則是他的兒子，和許多塞族年輕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裝集體殺害，他們的墳場
被找到了。當時我分明感覺到，骷髏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過報紙逼視着我，仿佛有很多疑
惑……我失神地盯着那雙黑洞洞的眼眶，耳邊似乎有人在不斷地問我——“這一切究竟是
為什麼？”我就這麼呆着，直到眼淚不知不覺地滴落在報紙上。然後，我把那張照片剪了
下來，貼在自己的書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
花開花落，不知不覺中十幾年已經過去了。巴爾幹的硝煙已經逐漸散去，當年孩子們
都已長大成人；當年的軍人也已經脫下軍裝回家與親人團聚，開始了平民生活；當年的戰
場和墳場，也都變為開滿鮮花的草地。一切都歸於平靜，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但是即使
面對這樣和平的景色，我們還總是不由得會想到：有些孩子是永遠不可能長大了，有些人
是永遠不會回來再與親人團聚了。
2005年7月，聯合國和歐洲各國舉行了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10周年的隆重紀念。隨
着一個接一個“萬人坑”被發掘出來，一個又一個大屠殺的元兇被緝拿歸案，這樁歐洲自
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最殘忍的屠殺真相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面對着罹難者的累累白骨
，面對着那些死者骷髏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鐵石心腸的人內心也會受到震撼。
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思考一個問題：他們本來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
，享受愛情，勞動，受教育，與子女親人共享天倫之樂——究竟是什麼使他們成為萬人坑
中的枯骨？為什麼會發生民族仇殺，為什麼曾經友好相處的鄰居、朋友甚至親人會突然反
目，拿起屠刀殺人和被殺？為了制止、根除這些仇殺，我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
們究竟應該如何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重演？這不僅是南斯拉夫悲劇，而且也是盧旺達種族
大屠殺等一系列人間慘劇給人們帶來的疑問。
2001年，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下，我看到了一部電影。電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國拍
的我都忘了，但我記住了故事梗概——發生在波黑內戰中幾個射擊運動員之間的悲劇。他
們都是前南斯拉夫國家射擊隊裡波黑籍運動員，分屬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
此非常親密，生活恬靜而美好。影片開始於1991年，他們正在為參加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
會緊張地做準備。然而，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電視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分裂勢力領導人
——伊澤特貝戈維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羅地亞族）、卡拉季奇（塞爾維亞族）等人
——的畫面。他們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們：“決不能這樣活下去了”、“我們一
直受到壓制”、 “塞爾維亞人是壓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選擇”……等等。這種
煽動，就如同最近剛看的影片《盧旺達飯店》裡面，那些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煽動一樣，煽
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這種煽動起初並不奏效，和《盧旺達飯店》中的主角保羅·盧斯賽
伯吉納和他的雇員們一樣，當時幾乎所有的運動員們都認為這些完全是無稽之談，一邊喝
着啤酒一邊嘲笑政客們的無聊與狡詐，並且斷言他們的煽動註定是徒勞之舉。人們都難以
置信：各個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這麼久，大家都是好鄰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
族之間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單憑政客們的幾句叫囂，怎麼可能會顛覆人們的和平生活呢
？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事情漸漸地開始起變化。俗話說“不怕被賊偷，就怕被賊惦
記”。當民族分裂主義政客們鐵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賭注開始一場冒險時，任何一樁
人們平時司空見慣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猶如當年的某些獨裁者
們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說成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證據一樣。一次偶然發生的謀殺，
一次搶劫，一次強姦，一次不公的裁決，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會被政客們拿來當作
自己“被壓迫”的論據。反正狼要吃掉羊，總是會找到理由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們顯然深諳此道。通過對老百姓不分晝夜的洗腦
，先是小題大做、借題發揮、捕風捉影、誇張捏造，再就是捶胸頓足、聲淚俱下、賭咒發
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說得活靈活現，表演得又那麼投入，不由得人們不信。有人逐漸
開始懷疑了，動搖了：莫非，他們說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們
真的被歧視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鄰居（朋友，同
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儘管運動員們拒絕了各自民族的戰爭動員，但他們的朋友、同事中卻有人被徵召參戰
；有人殺人，有人被殺，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殺紅了眼睛，開始濫殺無辜。漸漸
地，運動員們開始有好友或親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裝分子所殺害，而且日復一日，越來越多
……終於，運動員們無法再袖手旁觀了，失去親人的悲痛激發了人類復仇的本能。運動員
們開始相互爭吵指責、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則加入了本民族武裝，成為狙擊手。最後，這
個運動隊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全成為冷血的狙擊手，把殺人當作如吃飯、睡覺一
樣的生活的必須內容。他們不但殺軍人，還殺婦女、兒童、老人。隨着戰事的發展，運動
隊裡那個塞族運動員成了穆斯林武裝的心腹大患，於是穆斯林武裝派他的隊友——穆斯林
運動員潛入塞族運動員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當塞族運動員起床，毫無
戒備地到陽台上呼吸新鮮空氣，為新的殺人遊戲做熱身準備時，他的穆斯林隊友向他射出
了復仇的子彈……
這部電影並不是大片，裡面沒有任何一個刺激的鏡頭，沒有任何一個明星出場，情節
也顯得平淡無奇。片尾的字幕顯示，這部電影是根據發生在波黑戰爭中的真人真事拍攝的
。看完這部電影以後五年裡，我的內心卻久久無法平靜，它給我帶來的震撼絲毫不亞於《
欣德勒的名單》和《盧旺達飯店》。一連串的疑問始終困擾着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
麼？民族分離到底有多重要？獨立之後，人們的生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嗎？究竟是誰在戰
爭中付出了代價，又是誰得到了利益？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應該怎樣做？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個世界上的人們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膚色、民
族（種族）。儘管馬克思主義倡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的國際主義精神，號召實現全人
類的“大同”，但遺憾的是，客觀現實並非如此，在一定的時間裡，全人類的大同仍舊是
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夢想而已。民族、種族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總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種族衝突、種族糾紛、種
族矛盾，甚至種族戰爭、種族屠殺，在這個世界上時有發生。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儘管我們對這類事件深惡痛絕，但我們並沒有辦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處的時代。
有人總結說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是“種族屠殺的世紀”，這個總結是非常準確而精闢
的。翻開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幕幕綿延不絕的人間慘劇：從一戰
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到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斯拉夫人的種族滅絕，再到七
十年代“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境內少數民族的大屠殺——可謂慘絕人寰、觸目驚心。而上
個世紀最後十年，民族分裂主義的洪水泛濫成災。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
克離婚，厄立特里亞獨立，盧旺達種族屠殺…… 儘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離婚”給人
們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民族矛盾的典範，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離中，它只是一個
絕無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對和平的蘇聯解體，也伴隨着納-卡衝突、格-阿戰爭、車臣戰
爭等一系列血腥的戰爭進行的。這十年，我們見夠了無辜者的鮮血，但始終無所作為。
更可怕的是，這次民族分裂主義惡浪是伴隨着亨廷頓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來的，
因此它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民族分裂主義是民主化的必然產物，甚至在一些人的
頭腦中，民族分裂主義就是民主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民族分裂主義這個怪胎只是借民主
、自由這個載體還魂的殭屍，它與民主化沒有任何必然聯繫。在伴隨着民族分裂主義惡浪
產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國家（包括已經獲得國際承認和未獲國際承認），我們要麼壓根找不
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庫曼斯坦、車臣），要麼見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報劇。不
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義混為一談，也為某些獨裁國家對民主化的誣衊找到了新
的論據，在過去一些年我們不止一次看到這種謊言：發生國家分裂、種族屠殺就是民主化
的必然結局。
民族分裂主義就是這麼一個怪胎：它根本不問多數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護少
數人的權益。例如蘇聯解體，1991年3月17日蘇聯第一次全民公決的結果，是76％的人主
張保留聯盟，也就是說，“蘇聯應該存續下去”是經過全民公決這一至高無上的民主程序
授權認可的。可是，多數人的意志在蘇聯解體的進程中根本沒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義政
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個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選舉產生的蘇聯總統，在白俄
羅斯別洛韋日森林中簽署了蘇聯的死亡證明。既然蘇聯存續的合法性早已經過全民公決加
以確認，那麼要分解蘇聯就必須用另外一個全民公決予以否認。但分裂蘇聯並沒有經過全
民公決的認可，因此從法理上說，蘇聯解體是非法的。為此，俄羅斯議會（國家杜馬）於
1996年 3月15日通過決議，宣布廢除別洛韋日協定。但是此舉只能作為一個象徵性的裁決
，而無法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作為少數民族，在波羅的海國家、
高加索地區、中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視，有人被殺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離
鄉〔1〕——請問，民族分裂主義有什麼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服從多數，保護
少數”呢？
民族分裂主義涉及到原有國界內有限資源的共享。幾百年以前，由於人口稀少、工業
不發達，我們的祖先還意識不到資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
一些人煙稀少的地區甚至無興趣去獲取。但是，現代化的工業社會和過度膨脹的人口，讓
人們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蠻荒之地，都有可能蘊藏
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寸領土和領海都是彌足珍貴的。但民族分裂主義
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資源獨享，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國界內其他民族共享資源的權利。
民族分裂主義不承認歷史形成的邊界和民族分布態勢，並打算首先用暴力改變它。誰
也無法確保民族分布的現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的歷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
類只到了近代，伴隨着人道主義與平等觀念的出現，才學會了要平等對待其他民族，而在
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細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類要和平共生，
就只能拋棄這些歷史舊賬，而不是再次清算。誰也無法確保每一條邊界都是恰如其分的，
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對比。但邊界是人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形成的，如果要打
破它，往往會付出新的代價。如果各民族之間能夠心平氣和地達成協議，就如同捷克-斯
洛伐克，那麼也應該不存在問題。但是，不要忘記，20世紀90年代這麼深的血海中，只有
捷克這一塊綠洲〔2〕。無辜者付出的生命代價，誰人能夠彌補？誰又有這個權力，讓無
辜者為民族分裂主義政客的野心買單？
民族分裂主義進行的不是軍隊對軍隊的正規戰爭，而是所謂“總體戰”，換句話說，
就是“全民戰爭”——這是這種戰爭最邪惡的特點。在這種戰爭中，很難區分軍人與平民
，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犧牲品。車臣戰爭里令世人談虎色變的“黑寡婦”就是這樣
一種人：她們穿着平民的裝束，而且還是令人同情的婦孺，混匿於平民之間；誰都不知道
，她們在何時、會把何人炸得支離破碎。這種“全民戰”並不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那樣，
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戰線；各民族混居的現狀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緒取代，必然出現一種“
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混戰狀態，正如一些觀察家指出的那樣，是一種“所有人對所有
人”的戰爭。在這種特殊的戰爭中，專門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犯罪行為和殘酷的私刑替
代了常規戰爭的敵我軍隊的交戰，其目的是通過這些令人恐懼的罪行，迫使敵對方的居民
離開原先的居住地（即 “種族清洗”），儘量使得自己人與自己人的地盤連成一片，以
達到己方軍隊在前線無“後顧之憂”，並儘可能地擴大本民族地盤的雙重目的。而做出這
種暴行的，不僅是軍人，很多平民也參與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波斯尼亞戰爭中，
之所以存在那麼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原因就在這裡。應該說明的是，類似斯雷布雷尼察大
屠殺之類的暴行，並非僅存於塞爾維亞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方面，所作所為絲毫不
比其遜色。據波黑塞族方面戰後統計，死于波斯尼亞戰爭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軍人
，其餘全部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揮員當着聯合國維和部隊官員的面承認，
他親手殺死了大約200名塞族居民，而一個穆斯林突擊隊則抓獲了7000名塞爾維亞平民，
並將他們全部殺死〔3〕。即便是被作為塞族人最大暴行發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
族軍隊在此屠殺了 7000名穆斯林戰俘和兵役年齡男子，包括戰鬥死亡），不僅是穆斯林
的墳墓，同時也是塞族人的墳場：自1992年波黑內戰爆發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
族攻陷期間，整個斯雷布雷尼察地區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僅在該市市中心就有446
名塞族人被虐殺，參與犯罪的穆族暴徒多達469人。而所有這些暴行，“都具備文字與影
像等各種證據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
林守軍仍舊在發動對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襲，用“割頭”方式處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
事實證明：哪裡存在分裂主義勢力，哪裡就潛伏着暴力和屠殺；分裂主義是種族屠殺、種
族仇恨的製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與鮮血染紅自己的官帽，
他們得到的是“總統”、“總理”、“部長”與“司令”的頭銜，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則
是鮮血與生命、眼淚與痛苦的慘重代價。
民族分裂主義具有危險的傳染性，並不是說，某個民族激進地要獨立，中央政府退縮
了讓它獨立，麻煩就會過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義產生的連鎖反應會不斷持續下去
，如果不被扼制，就會向瘟疫一樣四處傳播，到處引發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隨的種族清
洗和血腥屠殺。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範和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將會
更加積極地進行新一輪的分裂活動；即使是本已產生了認同感而沒有獨立打算的民族，也
會萌生獨立意識。蘇聯解體肇始于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它不僅造成了蘇聯解體，而且還
在20世紀90年代威脅到俄羅斯聯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後，原蘇聯將軍、後來的車臣分
裂分子頭目焦哈爾·杜達耶夫就是在波羅的海國家受到分裂情緒感染，以及看到蘇聯中央
政府的軟弱的反應，萌生了車臣獨立意識。而當時的蘇軍上校、後來的車臣分裂分子武裝
總參謀長、 “車臣總統”阿斯蘭·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蘇聯的企圖，他看到
波羅的海國家要求獨立的狂熱情緒，甚至還在私下裡不解地與同事們討論道：“我真想不
通，他們（波羅的海國家分裂分子）究竟還想要什麼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緒的
傳染，他們兩人終於一同將車臣帶入了一條萬劫不復的不歸之路，不僅讓車臣成了俄羅斯
“流血的傷口”，而且車臣自身也遭受了毀滅性的報復，他們自己也全都死於戰爭之中〔
6〕。蘇聯解體前後，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車臣鬧獨立，而且韃靼斯坦這個自治共和國也
幾乎走上了車臣那條不歸路〔7〕，甚至就連俄羅斯人聚居的烏拉爾地區、遠東地區都有
人策劃要成立“烏拉爾共和國”和“遠東共和國”。如果不是俄羅斯對車臣的殘酷報復嚇
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膽，天知道韃靼斯坦的局勢會怎樣發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
再次印證了民族分裂主義的傳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接着傳染到波斯尼亞
和馬其頓，再接着是科索沃，現在終於輪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勢一向平靜的伏伊伏丁那自
治省，在科索沃戰爭後也出現了匈牙利人要求獨立的呼聲〔9〕。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
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時所列舉的當時大清帝國的種種危機——“瓜分豆剝，漸露肌芽
”——的現實寫照嗎？
按照分裂動機而言，民族分裂主義一般可以分為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和喪失認同
感型民族分裂主義，在某些條件下，前者可以轉化為後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
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是一種雖然自私，但比較理性和溫和的分裂主義，目的是為本民族、
本地區爭取更多權益（無論這種要求是否正當）。俄羅斯境內的“韃靼斯坦共和國”分裂
主義就是典型。利益問題不難解決：賦予少數民族地區更大的自治權利，討價還價，在中
央政府足夠強大的情況下給其以選擇機會，它會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犧牲，也未必爭取
到獨立好，還是中央在經濟上做出讓步更好？理性的選擇是趨利避害的，利益導向型民族
分裂主義者會選擇後者。但是，喪失心理認同的民族分裂主義卻是非理性的：無論中央政
府做出何種妥協和讓步，分裂主義分子都不會妥協，車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了拉攏
車臣政府，葉利欽政府的讓步已經到了養虎為患的地步，甚至將駐車臣部隊的武器都讓給
了車臣方面，導致最後無步可讓。但結局卻是車臣不僅繼續堅持獨立要求，而且把俄羅斯
看作一塊肥肉，通過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犯罪行為貪婪地吸着俄羅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與
俄羅斯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的時候，還要瘋狂地主動挑起戰爭〔10〕，這都不是理性行為
。這種類型的分裂分子，並不會因爭取到獨立而對母國感恩戴德，反而認為母國統治了他
們多少年，就虧欠了他們多少。即便是獨立，他們也會把母國當作魚肉，繼續干危害母國
的勾當。由於對母國的仇視，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輸出分裂”，把自己變為新的分裂
勢力的大後方——正如同車臣對達吉斯坦的“輸出分裂”和克羅地亞對波斯尼亞“輸出分
裂”一樣。喪失認同感的分離主義無法用非暴力原則解決，因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無
法給它選擇。對於這種分離主義，要麼母國允許國家四分五裂，要麼只能採取暴力消滅它
。並非母國不給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義分子不給母國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
，母國只能將像細菌裂變一樣無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國忍無可忍地採取暴力制止（像俄羅
斯對車臣的報復），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殺伐的小國（像南斯拉夫）。因此，
對民族分離主義縱容、退讓的軟弱主張往往是暗藏危險的，等於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
的仁慈”製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義這頭怪物四處肆虐時，我們往往會看到西方大國的身影。我從不否認，
在當今世界，西方大國走在維護人權、推進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國並非仁慈的上
帝，它們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儘管多數情況下是人類文明列車的火車頭，但這並不
排除在某些情況下流露出自私、偽善、不公和醜惡的一面，帝國主義的陰魂並未完全散去
。甚至，它們在某些屠殺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中，法國作為一個
對盧旺達胡圖族政府有深厚影響力的國家，不但沒有對屠殺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圖族武裝
提供了武器彈藥和大量補給；而裝備精良、駐守在盧旺達的法軍，對發生在眼前的圖西族
慘遭屠戮的事實無動於衷，有時甚至面對相隔僅幾米遠的被屠殺者悽慘的求救都不肯伸一
下救援之手——這種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的冷漠態度更鼓勵了胡圖族極端分子，使得
他們越發肆無忌憚進行大屠殺。在南斯拉夫衝突中，西方大國再次扮演了一個極其醜惡的
角色：當分裂主義蠢蠢欲動時予以鼓勵慫恿；當分裂分子單方面宣布獨立時迫不及待地予
以承認；戰爭一開始就不問青紅皂白地對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爾維亞人取得軍事
優勢時又趕忙劃定“安全區”。而這些所謂的“安全區”，成了穆斯林武裝無憂無慮的的
軍事據點：穆斯林軍隊從這裡出發襲擊塞族軍隊，而當塞族軍隊反攻到“安全區”界限時
，卻懾於國際社會的壓力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已經潰不成軍的敵人脫逃；然後，穆斯林軍
隊在安全區內休整、補充，再對塞族軍隊發動新一輪的襲擊……被這種奇怪的遊戲規則一
次次的愚弄，哪怕心裡素質再好的人也會被整得神經錯亂。最終，無比憤怒的塞爾維亞人
喪失了理智，不再承認這些 “安全區”的地位，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
屠殺。這正中西方大國們的下懷，於是以“救世主”形象們出現的北約出動空軍對塞爾維
亞人狂轟濫炸，實施所謂“正義的懲罰”，導致了塞族徹底的軍事失敗。一切正如1991年
7月，即南斯拉夫危機剛剛發生的時候，希臘《論壇報》所評論的那樣：南斯拉夫危機的
原因“應該從華盛頓、柏林、倫敦、巴黎和羅馬去尋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漸陷入水深火熱的大環境下，出現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斯洛
博丹·米洛舍維奇。這個被西方大國稱為“巴爾幹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負着劊子
手的惡名。可我一直認為：儘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鮮血，但他同時也是民族分裂主義泛濫與
大國強權壓迫的受害者。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可是，請不要忘記，米洛舍維奇時期，塞爾
維亞已經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多黨制，三權分立，定期的民主選舉，集會、結社和輿
論的自由。有人說米洛舍維奇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但是米洛舍維奇什麼時候把自己的
軍隊開到過國境線以外去顯示過他的“極端”和“民族主義”？有人把死於南斯拉夫內戰
的二十萬人的血債全都歸結到他的身上，這簡直是無稽之談：難道首先武裝挑釁、打響了
戰爭第一槍的分裂勢力——奉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為精神支柱的克羅地亞軍隊、波黑
穆斯林武裝、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軍”，以及來自穆斯林國家的“聖戰者”們，就是一
群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嗎？
一個原本各民族和平相處的國家，被一群狂熱、冒險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羅地
亞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們不願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動着：“決不能再生活在一個被塞
爾維亞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們並沒有問問，那些塞爾維亞人是否願意生活在克羅地
亞人主宰的克拉伊納，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亞——特別是，當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
當局把當年屠殺了600，000塞爾維亞人的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和穆斯林討伐隊當作民族英
雄來懷念時，塞爾維亞人又一次成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紀）七十年
代末以來發生了無數起暴力事件，包括毀壞財產、使人喪失工作、騷擾、姦淫、打鬥和屠
殺。”而這一後果是，“塞爾維亞人宣稱他們所面臨的威脅具有種族滅絕的性質，這是他
們再也無法忍受的……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分子應當對大量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力攻擊，
以及對一些塞爾維亞人的財產破壞負責。” 〔11〕
這個時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淚對着那些被從自己家園裡趕出
來的、惶惑不安的塞爾維亞鄉親們起誓：“不，我決不允許自己的兄弟被人當成羔羊一樣
宰割。”不是為了恢復那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塞爾維亞兄弟
，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中，或者在顯然很不友善的鄰國獲得自治的地
位，以保證自己不會再像二戰時那樣被屠殺——這個要求過分麼？米洛舍維奇並沒有對同
樣獨立的馬其頓發動戰爭，因為人口構成主要是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馬其頓共和國
只謀求自己的獨立，而不謀求從塞爾維亞掠奪什麼。野心讓圖季曼、伊澤特貝戈維奇、切
庫走向不惜一切代價分裂國家的道路，而恐懼和憤怒則催生了馬爾蒂奇、卡拉季奇、米洛
舍維奇這樣的“戰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國認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和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理所當然地擁有“民族自決權”，完全應當允許他們從南斯拉夫的
版圖上分割出去；但同樣也是這些西方大國，卻對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居民說
：你們沒有民族自決權，因為二次大戰後形成的邊界是不可更改的，你們完全應當留在克
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版圖內。有了他們的撐腰打氣，克羅地亞當局組織了克羅地亞“全民公
決”，決定從南斯拉夫聯邦脫離出去；同時，克羅地亞當局又派出軍隊，用刺刀阻止了克
拉伊納塞族人的是否從克羅地亞獨立出去的全民公決〔9〕。克羅地亞對塞爾維亞居民蠻
橫、武斷的態度勾起了塞爾維亞人的慘痛而恐懼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多達60
萬的塞爾維亞人被克羅地亞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所殺害，其手段之殘忍，竟然引起了
法西斯頭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驚，而另一個法西斯國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
正義天使”，派出軍隊去保衛塞爾維亞人，以使之免遭“烏斯塔沙”的屠戮〔13〕。恐懼
的塞爾維亞族人當然無法接受西方大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高深邏輯
，以及它所引發的後果，因此在米洛舍維奇的支持下武裝起來討個公道。於是，西方大國
說他們做錯了，有罪，所以他們就做錯了，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