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棋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但真正具有相當規模和錄存大量棋譜的
交流，則始於我國圍棋相當落後的清朝末年。在此後的七十餘年，為了縮短由
歷史造成的中日圍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進先進的圍棋技術，我國棋手
曾作出長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縱觀中日圍棋交流的歷史過程，給予圍棋
界前輩棋手以恰當的評價，才能深刻體會今日逐漸展開的“中日圍棋對抗時代”
是怎樣的來之不易。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南北朝時，圍棋衣傳入日本，並在那裡
發展起來。相傳在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隨員中，衣有伴小勝雄、伴須賀雄等
知名棋手。約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辯正入唐，因擅長圍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屢次召見。日本吉備真備留學唐朝19年，傳說他曾與唐朝
圍棋名手玄東對局。後來日本鎌倉時期（約13世紀初）畫家便據此繪製了《吉
備公入唐圖》。此圖與日本奈良正倉院古棋盤（相傳為8 世紀時日本聖武天皇
之遺物）同為日本之國寶，曾被許多圍棋書刊、辭典引用轉載。至晚唐宣宗時
（約9 世紀中期），又有我國棋待詔顧師言以三十三着“鎮神頭”擊敗“日本
國王子”的記載。這類軼聞，雖難以確證，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藝術頻繁交流的
情況來分析，當時兩國棋手相互切磋棋藝的機緣，應該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間（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虛中前來我國杭州定
居。虛中之棋藝，在當時頗負盛譽，他著有《決勝圖》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應龍編了一部《適情錄》，自稱其中有 384
圖是根據虛中《決勝圖》演繹而來成的。其實，林應龍不過是個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國手讓三、四子）棋手，《適情錄》中的384 圖，內容駁雜，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實反映虛中的棋藝，抑或出於假託，現已很難
判斷。但由《適情錄》一書，亦可證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觀的實
力和名望。
約17世紀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國元代圍棋名著《玄玄棋經》。《玄玄棋經》
中的死活題構思精巧，具有實用價值。當時日本棋手正是通過這些死活問題推
斷中國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們還從琉球棋手處間接了解到中國棋界的一些
情況。可是，當時日本正處於幕府當政推行閉關政策的專制時代，棋界人士沒
有也不敢主動提出與中國高手作正式較量的建議。圍棋競賽必有勝負，勝固欣
然，但萬一敗北，便會挫傷幕府之威信，後果不堪設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認為，
這可能是雙方棋界數百年不公開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紀中期，被譽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數的英傑“的十一世井上因
碩（即幻庵因碩）與本因坊家爭奪棋界霸權失敗後，他從長崎商人處聽說中國
國手周小松棋藝高超，不禁躍躍欲試，一則想以棋會友，二則想借鑑圍棋故鄉
的技藝，以謀另創事業。因此，幻庵因碩不顧當時幕府嚴禁船舶出口的鎖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來華，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風暴所阻，只得折返。
這樣，中日圍棋交流又推遲了50多年。
圍棋在舊中國雖有“四大藝術”之一的美稱，其實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民間棋手的經濟收入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中。棋手除了弈指導棋、傳授弟子外，
收入主要依靠觀棋者（大部分是顯宦、富商和上層文人）的“幫彩”和“賭彩”
（由此逐漸形成了中國棋手獨特的勝負觀）。在清初“昇平盛世”時期，棋手
生活尚較穩定，棋風較盛，名手輩出。可是到了動盪歲月，圍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衝擊。我國圍棋大抵在乾隆後期由盛轉衰，至鴉片戰爭後，更是每況愈
下，後繼乏人。1891年秋，我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名國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二、三流棋手，顯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卻依然抱定圍棋
創自中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以為國外的圍棋水平總不能與中國相比。
晚清時期，雖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圍棋古譜傳入，但並沒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這些棋譜只是滿足了部分藏書家的藏書癖好，被束之高閣而已。
反觀日本圍棋界的情況，卻大不相同。早在16世紀末期，豐臣秀吉任關白
（相當於宰相）時，已開始茨棋手俸祿。到了德川家康襲“征夷大將軍”後，
便進一步給予棋手世襲俸祿，並建立了“棋所”制度。由於當政者酷愛圍棋，
給予經濟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圍棋活動蓬勃發展，此時產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舉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賽，許多棋手潛心
鑽研棋藝。重大比賽時，群雄角逐，嘔心瀝血，力爭多勝，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較高的席位。這種多組織、多流派、互相競爭、彼此促進的現象，一直持續到
資本主義相當發達的近代。
分析中日兩國棋界狀況，可以看出，舊日本對圍棋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
了舊中國。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長期處於類似現代專業棋手的環境中，而舊中
國的棋手卻連基本生活條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圍棋被奉為國技，在人們
心目中，圍棋是值得為之奮鬥終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業。而舊中國，
圍棋僅是上層階級點綴生活的娛樂和遊戲，棋手的社會地位與算命占卜者相差
無幾。由於歷史原因，中日兩國棋界雖然長期沒有正式交往，彼此對實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還在朦朧之中。但這一掩蓋真相的帷幕，終究有被揭開的一天。
光緒末年（月1906--1909），北洋軍閥段祺瑞出任保定軍官學堂總辦。段
氏生平酷愛圍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與日本人下圍棋經常
取勝，因此產生了日本圍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時，有一位日本業餘棋手中島比多吉路經保定，為段祺瑞留住，中
島戰勝了段，觀弈的日本人乘機宣傳日本圍棋強於中國，雙方爭論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敵手，便從北京請來幾位圍棋高手，將中島擊敗。但據說僅僅過
了一個多月，中島棋藝猛進，接近專業初段水平，使幾位中國棋手都感到難以
對付。於是段祺瑞又邀請兩位當時中國第一流的棋手張樂山、汪雲峰前來助戰。
張樂山，合肥人，工書畫，曾任職山東某縣縣令，嗜棋如命，一日與客對
弈，有欽差過境，竟忘了迎接，被罷了官。後從英星垣學弈，在北方頗負盛譽，
但以一生未與周小松對弈為憾事。當上海名手設擂台每局棋索五銀圓時，張來
滬時每局要十銀圓，可見其聲望高於南方名手。汪雲峰，一作耘豐，名富，北
京人。早年學弈於名手劉雲峰。汪多才多藝，對局落子如飛，擅長亂戰，平生
對局極多。現代名家如劉棣懷、金亞賢、崔雲趾、汪振雄、王幼宸、吳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導。
張、汪兩人來到保定後，經幾度交鋒，使中島無法抵擋。
1909年至1910年間，日本專業棋手高部道平（當時四段）來中國旅遊，順
道至保定拜訪中島。中島見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問他：“段祺瑞身邊最
近來了中國最強的棋手，您是否願意一試高下？”高部欣然應允。於是高部被
引見給段氏，並分別與張、汪對壘。起初是分先對弈，高部的棋藝使張、汪束
手無策，節節敗退，最後一律被高部讓二子，而段祺瑞則被讓五子（後來段任
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權勢熏灼，高部順情減為讓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認中國的圍棋水平確實不如日本，並願意向高部學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厲害，必是日本最強的棋手。當高部談到日本、還有能讓他二子的“本因坊”
時，段氏及其身邊的中國棋手都表示懷疑，認為高部故作驚人之談。以後，當
高部縷述日本圍棋的歷史、各派棋家的興衰，情狀真切，鑿鑿有據，方知其言
非虛。
後來，段祺瑞向其棋友楊士琦（當時任商部右侍郎駐滬幫辦電政大臣）介
紹了高部情況。1911年早春，楊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圍棋名手在南京與高
部交鋒。中國南北高手的水平本來相差無幾，結果南方名手王彥卿、陳子俊等
均被高部讓到二子。中日圍棋水平如此懸殊，使兩國棋界為之震驚。
1910年下半年，南京開辦由清末官商合辦的博覽會“南洋勸業會”，高部
又應邀來到南京。據黃銘功《棋國陽秋》記載：當時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與高
部對局，開始受先，均大敗。被高部讓二子，仍敗。接着棋界耆宿丁禮民（當
時年已74歲）“勉與（高部）對局，受二子二局，一勝一負。”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楊士琦府邸“韜園”讓張樂山二子對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獲勝。此間，高部與張樂山先後下了七十二局（一說八十餘局），張
僅勝十三局。張是當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名手，成績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績
也就可想而知了。
經過幾番較量，我國棋界如大夢之初醒，才知道長期固步自封帶來了怎樣
的後果，向國外學習先進的圍棋理論和技術，已經刻不容緩。儘管圍棋只是一
門“小道”，但在上層--特別是敏感的知識分子階層中，卻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響，枰場的屢戰屢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的落後和腐朽，改變這種狀況，
已經勢在必行了。
約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並晉升為五段。此後他又來到中國，先後
歷游東北、北京、青島、濟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國前後達17年之久。據1928
年《新聞報》副刊“快活林”記敘，高部道平除與張樂山、汪雲峰多次對局外，
與名手顧水如、吳祥麟、潘朗東讓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國知名棋手如丁禮
民、范楚卿、王彥卿、伊耀卿、陳子俊、姜鳴皋、何星書、王子晏、朱叔莊、
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後受到他的指導。與高部有來往的上層人物除段祺瑞、
俊良父子外，被他讓三、四子的還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和張靜江。而張靜江之
弟張澹如與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對局收入《問秋吟社弈評》
（1917年版）一書，在南方的部分對局收入《中日圍棋對局》（1919年版），
另有部分對局發表在報刊的“圍棋欄”中。估計未公開發表的對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紹日本圍棋的先進技術、推動中國進行廢除傳統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
高部道平實有開山之功。
辛亥革命後，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少報刊如《時報》、《新聞報》、《生
報》、《小說月報》、《商報》、《大公報》、《申報》、《前線日報》、《
新春秋》、《民權素》、《藝觀》等都曾一度發表圍棋動態或介紹圍棋知識或
翻譯日本專著。有關日本圍棋譜如《日本第一國手圍棋譜》（道策對局）、《
新桃花泉》、《日本國手丈和弈譜》（即《國技觀光》）、《布局詳解》、《
圍棋布局研究》、《東瀛圍棋精華》等相繼問世。這類報刊把中日棋界實況公
諸於眾，並呼籲當時政府提倡圍棋。
中國棋手還自發地組織了各種棋社、棋會、圍棋俱樂部，並先後編印了如
《弈學月刊》、《中國圍棋月刊》等多種定期刊物，可是這些棋社、棋會多半
設備簡陋，又經常由於匱乏資金而改業、倒閉。至於圍棋刊物也鮮有能堅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證明，僅有群眾的一片熱忱，而沒有政府給予積極的物質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國的圍棋事業就不可能振興起來。
在早期中日圍棋交流中，曾作出貢獻者甚多，先擇要介紹兩人。
張澹如，名鑒，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經營絲、鹽起家，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滬、及香港、歐美均有產業。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
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來時讓他三子，後減至二子。由於張澹如財力雄厚，故
能邀請和接待日本名手來訪，支付旅費和對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
張在圍棋界交遊甚廣，國內名手來滬者，常按月奉送津貼，資助其生活，俾得
以潛心於棋藝。如嘉興王子晏初到上海時，由他聘請為“證券交易所”會計，
掛名支薪，使其能成變相之“專業”棋手。張澹如還邀請圍棋界前輩與新進集
合會弈，並創辦圍棋組織，廣收日本棋譜，讓中國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後因身體多病而杜門謝客，後遷離上海。1961年11月，其後人將張所收藏的古
譜、日本棋書及各種棋刊捐獻給了上海棋社。
顧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屬上海）楓涇人，幼年與其兄月如、淵如一起
學弈於當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與高部道平累戰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齡器重，1917年被選派到日本深造，曾結識日本名手廣瀨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師）、瀨越憲作（橋本宇太郎之師）、野澤竹朝等，是我國留學日本系統
學習圍棋的第一人。歸國後曾主持《時事新報》的“圍棋欄”，又在天津《商
報》辟“圍棋欄”，介紹日本新法。後受段祺瑞賞識，供職於北京。1933年後
移居上海，曾與過惕生共同組織“上海弈社”。1937年“中國圍棋社”成立，
顧任甲組指導。1942年日本棋院曾贈予四段。解放後受聘為文史館館員，“文
革”前為《圍棋》月刊編委。1971年病逝。顧水如提倡日本圍棋新法，獎掖後
進不遺餘力。吳清源九段少年時曾受其指導（吳自稱主要受益於汪雲峰、顧水
如兩人）。我國著名棋手陳祖德九段，少年時亦曾受其悉心指導。
辛亥革命後的十年間，中日圍棋交流日漸頻繁。1915至1916年，我國民主
革命的前驅黃興在“討袁之役”失敗後，奔走於中、日、美之間，曾在日本東
京想瀨越憲作（當時五段）學圍棋，被授七子。張靜江也從長濱彥八（當時四
段）學棋。
1916年，長濱彥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與張澹如對局。
1917至1918年，日本關源吉五段前來我國滿洲、旅順、大連等處。關源吉
在中國期間，與前清肅親王善耆時有交往，他曾與日本內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對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邀請日本廣瀨平治郎（當時六段）來
訪，同來者有廣瀨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當時初段）。廣瀨讓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國名手汪雲峰、潘朗東、吳祥麟均被他讓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國棋手都抵擋不住，一般被讓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測，在1910年後
的十年間，我國圍棋進步緩慢，主要原因在於此時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雲峰已在60歲左右，棋藝難以猛進。相傳廣瀨不僅殺路兇狠，對弟子要求亦
極嚴。他對局時神態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國棋手在背地裡給他取了個“獨
眼龍”的綽號。汪雲峰曾採用中國古老的“金井欄”棋式使不識此套路的廣瀨
序盤吃了大虧而敗下陣來。此事在中日棋界傳為趣談。棋史家徐潤周先生有詩
云：“平生快事問秋翁，（指汪雲峰，因汪著有《問秋吟社弈評》）金井欄獨
贏獨眼龍。”即指此事。廣瀨歸國後任日本重要圍棋組織“方圓社”社長。
1919年 5月，瀨越憲作前來我國青島旅遊。瀨越到青島後，經某駐華日本
軍官介紹，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瀨越到達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並
與汪雲峰、顧水如、伊耀卿等中國棋手廣泛對局。此時瀨越年方三十，棋藝高
強，讓子棋也十分出色。汪雲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讓三子。顧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嘗試，獨能受二、三子對局。瀨越在中國居留時間較長，因此對當時中國
棋界狀況相當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過高部道平，邀請日本棋壇領袖本因坊秀哉來華訪問，
陪同來訪的有廣瀨、高部、岩本等棋手。這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壽，是本因坊家最後一位世襲本因坊。
他8 歲學棋，13歲初段。18歲入本因坊秀榮門下，棋藝大進，1909年（36歲）
升為六段，弈技僅次於秀榮名人，而讓子棋尤所擅長。秀榮逝世後，他成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藝已獨步天下。他曾屢次與石井千治（即中川龜三郎二世）
弈升降十局賽，最後將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為九段（即
名人，當時傳統是九段僅一人，又稱名人）。晚年時，秀哉將本因坊稱號讓給
日本棋院後，本因坊成為一項重大棋賽的冠軍稱號。
秀哉的棋風恣肆奔放，機略縱橫，激戰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兇險之着制勝，
故被日本棋界譽為“不敗的名人”。秀哉死後，日本棋院設立了“秀哉獎”，
授給每一年度中成績最優秀的棋士。
當棋藝舉世無雙的秀哉訪華時，中國棋手無不感到興奮和好奇。秀哉到京
後，中國方面先請還在北京的瀨越憲作上場，由秀哉讓瀨越先，作示範對局。
兩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連下了三天，棋盤上不過寥寥百子，未見分曉（當
時沒有限制用時的規定）。觀戰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樣認真從事對局的。
但也難免有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這盤棋就此打掛（封局），以後就由秀哉與
中國棋手下讓子棋。當時除個別國內高手被讓三子外，其餘均被讓四子或更多。
據說曾有人建議，請秀哉讓中國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貼黑方十六目。因
這種下法從無先例，而被秀哉拒絕。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盤桓約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滬讓張澹如、陶審安等名手四子對局，使南方棋手大開眼界。相傳
秀哉來滬，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銀元。當秀哉即將返日時，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資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對局中，有一局是秀哉與顧水如的三子局，顧水如 198手中盤取
勝。筆者少年時，曾屢次聽顧老提及，引為生平得意之作。當時，中國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戰勝日本（也是世界）最強棋手，已是極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間，日本鈴木為次郎（當時六段）、加藤信（當時五段）、
赤岩嘉平（三段）等來上海訪問。通曉日語的上海棋手陶審安拜鈴木為師，後
與鈴木書信往返，求教棋藝。兩人曾詳細討論“圍棋十訣”的內容，並對十訣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動。
此時，南方一名棋手弈藝精進，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興人。1920年來滬，為張澹如賞
識。子晏棋風精密嚴謹，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與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滬
對弈，前後共29局，結果取得了勝17局、負10局、和2 局的優良成績。
1925年3、4月間，王子晏與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壽在滬對壘，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壽頻頻進攻，但持久戰非其所長，終於被子晏乘虛擊破。第二局雙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堅不可撼，確保優勢直至終局。三、四兩局山平壽因連連
挫敗，顯得情緒焦躁，頗失常態。弈至第七局時，山平壽已完全喪失信心。從
此避席不再與子晏交鋒，這是當時中國棋手少有的揚眉吐氣的日子。
據王子晏自訂棋譜雲，自1920年至1930年間，與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勝43局、負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圍棋交流中，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後，子晏因患肺病，對局減少。1942年日本棋院贈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創立了“正風棋社”，社內製訂學員考核制度，按
比賽成績授予段位，並組織了“正風棋隊”。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遺稿曾
於60年代在《圍棋》月刊上連載。
作者:趙之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