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近代圍棋通史:大正、昭和時代(飛揚圍棋網) |
| 送交者: paladin 2006年06月20日10:55:0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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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棋院的創立 大正八年(公元1919年),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圍棋界大聯合的趨勢也迅速高漲。本因坊家產生於德川幕府時代,方圓社也創始於明治十二年,它們都已經運行了相當多的年輪,但是由於它們沒有群眾基礎,缺少民眾的支持,命中注定要趨於沒落,時常陷入財政危機之中,此刻已經到了必須設法打開局面的時候了。 這些狹隘的職業行會所必要的條件第一是金錢,第二就是所謂有權力的紳士顯貴為後盾,再有就是作用日益增大的輿論界的支持。 為了新的聯合而奔走於權貴之間的是以時事新報為後台的晃南矢野由次郎和官僚政界的議員大繩久雄二人。在大繩久雄的發起下成立了“日本圍棋協會”。協會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為首,再加上方圓社的中川龜三郎,廣瀨平次郎和雁金准一等人。在年輕棋手裡面有世人矚目的鈴木為次郎、瀨越憲作、小岸壯二等人。以上這些人都是東京的棋手,他們成為協會的中心人物。在關西方面有阿部龜次郎、井上因碩、田村嘉平、久保松勝喜代、木村廣造。另外從中京名古屋到古老稻垣日省也有很多人參加。協會參加的人數之多、地區之廣使協會的成立成為日本圍棋界空前的大聯合。贊助成立協會的顯貴人數據說多達一百五十餘人,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宮內大臣牧野伸顯、犬養毅、池田成彬、大倉喜七郎和關西的谷口傳藏等人的名字。 時為大正十一年(公元1922年)。方圓社社長廣瀨平次郎乘大聯合的東風將方圓社遷入東京站前當時最新式的圓樓里。當時他籌集了一萬六千元錢,而他最初的計劃是募金十五萬元,一萬六千元只不過是達到目標的十分之一。後來歷史曾圍繞着這一萬六千元變化,“坊門圓社”統一成立了“中央棋院”繼而又再分裂,其中經過了若干曲折。不久發生了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地震,一下子把圍棋界內部的矛盾和緊張的氣氛震飛了,而在那個廢墟上誕生的是將圍棋界溶為一個整體的“日本棋院”。 日本棋院大聯合的前夜 獨斷專行的方圓社社長廣瀨平次郎七段得病後殘廢了。在此以前,岩佐、鈴木、瀨越等人都已先後離去,自村瀨秀甫以來為自己已有五十多年歷史傳統而驕傲的方圓社如今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徒剩虛名了。 還有一位守孤壘的人,這就是廣瀨的弟子加藤信。他的處境迫使他必須設法打開局面。幸虧他手頭還有師父廣瀨進駐圓樓時籌集的一萬數千元錢,於是他以此為誘餌夜晚時分悄悄地訪問了本因坊秀哉。在秀哉的往處,關於本因坊、方圓社聯合為一、共駐圓樓的協商在急速進行。 加藤對秀哉明確表示,“廣瀨社長籌集的錢全部用於經營中央棋院“。但是,後來正是由於這筆錢又再度分裂。中央棋院成立半年後解散。 方圓社的圓樓在兩派共駐的同時改為坊門圓社合併的中央棋院,他們的費用是廣瀨社長籌集的一萬多元錢,不過還留下了五千元由加藤信當會計把持着。 這就是中央棋院的財政情況。但是,中央棋院只是登上了新樓卻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他們只是以圓摟中央會館為招牌覬覦後援者的腰包。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象這樣單是依靠他人施捨也都是行不通的。從中央棋院成立之日起就開始出現赤字,最初加藤信雖說有些勉強總還是掏些錢出來,一旦前途的曙光消失了,中央棋院的命運也就決定了,終於加藤信對棋手們一分錢都不掏了。 “錢斷情也斷”,本因坊和方圓社在中央棋院內部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局面。加藤向本因坊提出條件:舊方圓社的錢歸方圓社所有;由於發行中的棋院新報是過去方圓社發行的圍棋新報,所以它的發行權、營業權等均應交給方圓社。這樣一來,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接着方圓社又搶先摘下了中央棋院的牌子,換之以方圓社的牌子。這事發生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六日。 對方圓社的政變,本因坊派個個憤恨不已。總帥秀哉在金錢的問題上 也曾遭到過種種非議,但此時他把自己的住宅做抵壓借來了錢,當然總帥是不會親自去辦這件事情的,負責處理此事的是他的得意門生小岸壯二和老將林德藏四段等謀士們。 當時號稱年輕棋手雙璧的小野田千代次郎與女棋手喜多文子二人脫離了方圓社,同小岸壯二一起加入本因坊系。方圓社仍沿襲舊名,而坊門仍用中央棋院的名稱並把辦公地點遷至日本橋川瀨石町。 舉起“裨聖會”大旗 讓我們稍微追溯一下。圍棋界的獨裁者廣瀨社長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獨斷專行,使方圓社的同事們內心很不愉快。廣瀨籌集進駐圓樓的基金不隨心,失望之中一病不起。方圓社的巨頭雁金、岩佐、高部、鈴木、瀨越等人看準這個大好時機,結夥離開了方圓社成立起一個新組織-裨聖會。“裨”者,副也,“裨聖”者,僅次於聖所之謂也。據說這是木堂犬養毅命名的。 “裨聖會”標誌着圍棋界青年一代的崛起,活動搞得熱火朝天。觀其宣言,“務須打破圍棋界傳統之陋習,更新組織,順應新時代潮流”,真可謂豪言壯語,朝氣蓬勃。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忘記了關鍵的、曾促使棋界發生新轉機的大聯合的旗號。時為大正十一年十一月。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裨聖會”造了圍棋界舊權威們的反,進行了劃時代性的變革。 首先是他們拋棄了過去限制圍棋界一切活動的段位制度,制定了互先的新的錦標賽制度。 圍棋的互先總有人執黑子或執白子,很顯然執黑子有利。圍棋原本就是一種在對局者之間存在着不平等條件的遊戲,但對錦標賽來講這一點就太不合適了。因此, “裨聖會”一開始就為了消滅互先棋黑白方之間的不平等條件而規定了互先貼用四目半的制度。今天的新聞比賽都是採用短期錦標賽,實行貼目制度是自然的,但在當時這可是一件新鮮事。 “裨聖會”採用的這個革新性的制度,不能不對傳統的本因坊、方圓社產生巨大的影響。方圓社社長廣瀨臥病不起,中堅棋手一走而光,要想恢復昔日光景已是不可能的了。本因坊系仍是以名人秀哉的權威為中心活動着。因此,無視段位的新制度就成了對這個權威社會的破壞性挑戰,在前面提到的本因坊,方圓社相互提攜共同成立中央棋院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在同“裨聖會”這個新興勢力的對抗中產生的。 棋手與對局 名人本因坊秀哉對雁金准一之戰賭的是本因坊家的繼承權,為此圍棋迷們一直熱切地盼望着他們的對局,結果就技術而言秀哉一時得計射殺了中原之鹿。 秀哉在襲名本因坊以前的實際戰績是讓雁金一先,總成績是領先二局。由於前面的理由圍棋愛好者們一直盼望着他們那種高水平的比賽。雖然如此,他們的願望還是經過了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實現,真是令人驚奇。就時代的權威本因坊秀哉方面而論,他在其他比賽上的成績也大致如此,他與方圓社的鈴木下棋,對方長先,結果落後二局。他對瀨越從讓三子開始連戰連敗,最後讓先也敗了一局。不過,秀哉與他人比賽可能不象他對雁金戰那樣高度重視吧。 在舊幕府時代,名人棋所就是將軍的指導教師的名稱,他還要負責向幕府提出參加“御城棋”時的人選和程序。名人棋所並不進行一般的對局,這個規矩一直延續到明治時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權威的名譽上睡大覺,而且在那種權威的社會裡還可以得到種種特權。 從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以後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時代,報紙舉辦的棋賽津貼為一局二十五元,具體分配辦法是:棋局講評七元,雜費三元,剩下的十五元對局者平分。規定這些錢要由評棋者交給棋手本人。 誰都知道,評棋者拿的確實是本事錢,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評講得了的,評棋須指靠當時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一盤棋有時一天下不完第二天還得接着下,有的對局時間竟長達一個星期之多,然而這些拼生計付出大量心血的棋手卻和終局後再從頭評論一下的人拿一樣多的錢,怎麼說這也是不合適的。這個講棋津貼只不過是反映了大家特權的一個方面,通過這樣一個側面 我們應該看到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權威已經權力化了。 “權威必須保持”,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秀哉繼承本因坊之後 對雁金之戰經過了十五個春秋才開始拉開惟幕。 在他們以往的戰績表上,秀哉領先二局,明顯地處於優勢。終於在德川公爵、細川侯爵等人的支持下,二人的比賽開始了。從大正九年(1920年)到大正十年(1921年)共下二局,結果是平分秋色。 秀哉對鈴木之戰,直到日本棋院成立後秀哉去世竟一局都沒有實現。秀哉對瀨越之戰,是在日本棋院成立以後舊的大家特權在某種程度上被否定的情況下,用一定的格式進行比賽的。瀨越執黑不分勝負,下二子棋是和棋。應該說名人秀哉保住了面子。 三派鼎立時代 大正十二年(1923年)五月初,本因坊秀哉手下的本因坊派被舊方圓社派的岩佐硅、加藤信等人從圓樓里驅逐出來以後,搬到了日本橋川瀨石町。於是,日本圍棋界從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本因坊和方圓社的對立又加進了新成立的“裨聖會”這一派力量,成為三派鼎立的時代。 在這一階段中曾以本因坊、方圓社聯合的名義計劃實現整個日本圍棋界大聯合的中央棋院,已經變為本因坊一家的牙城了。 三派的人員組成是: 中央棋院 機關雜誌《棋院新報》的編輯由廣月絕軒擔任。 方圓社 裨聖會 以上是三派的主要陣容。 時代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性不景氣之中,日本也正在整頓“泡沫公司”(指剛成立就倒台的短命公司─譯註),整個社會處於經濟恐慌之中。在這樣的時代裡,圍棋的分裂活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特別要提到的是,在這個轉變時期舊權威的特權地位在不知不覺地滑落下去,他們的家業也開始動搖了。不管這期間有多少迂迴曲折,這一切都應該看做是時代的思潮在圍棋界的反映。關東大地震這件突然事件,將圍棋界的沉悶空氣一震而光。 失去了所有基礎的日本圍棋界啊,你何去何從?三派豈止是在烏雲低垂下不辨前程,就連一天如何度過都成問題,他們在混亂當中盲目行動着。就在這時,時代思潮的巨大浪潮席捲而來,拉開了一直懸而未決的圍棋界大聯合的帷幕。 師徒關係 日本棋院成立了,它從大正末期到昭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新興的日本棋院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時代思潮,要否定舊大家的特權,這在日本棋院成立宗旨書中有明確的記載。自德川時代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角逐以來以師家為中心的基本常規,隨着自由主義的日本棋院的發展而逐漸瓦解,換言之,就是把年輕一代從師家及弟子這種行會組織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圍棋界也不能不遵循歷史發展的法則。 下面介紹一下當時的師徒關係。 名人 本因坊秀哉 七段 廣瀨平次郎 六段 鈴木為次郎 六段 瀨越憲作 從以上這些弟子的實力來看,他們是日本圍棋界的中堅力量。此外還有中川八段、岩佐六段等人也都擁有自己的弟子, 與其他門派相抗衡。 在門派界限如此森嚴的領域內,弟子要和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有報社或某 些贊助者的特別支持和要求。圍棋界從整體上講缺乏時代的進步性,它不參加社會生產,在各個方面都有着一種被時代拋棄之感,但它還是依然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支配“不越雷池一步”,對師長的批評是大遭禁忌的。下面舉幾個例子: 其一,本因坊秀哉開除了本因坊秀榮的徒野澤竹朝。 開除野澤竹朝的理由是,他發行雜誌《圍棋評論》,在“評之評”欄里嚴厲批判了本因坊秀哉、中川龜三郎,岩佐哇等權威的對局講評,還在這個雜誌的“棋界月旦”欄里攻擊了這一夥大家權威。為此,秀哉給野澤竹朝寫了最後通碟式的信。 “野澤竹朝先生: 本因坊秀哉 野澤竹朝當然不會聽從這種警告,於是他又接到了開除令。 “野澤竹朝先生: 此告 本因坊秀哉 大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這裡提到的“評之評”是野澤竹朝反覆慎重的研究之後發表的,它不僅僅是對圍棋愛好者,對於專業棋手們來說也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 本書正文中收入了瀨越憲作和小岸壯二的對局,講解是以野澤竹朝的研究為基礎,同時也加進了筆者的若干意見。讀者可從字裡行間看出野澤“評”的意志毫無變更,而且他對那一局棋的評論也表現出了堅持真理的認真態度。象他那樣的人竟被開除並處之以舊時代的“全村制裁”,真是不可思議。“評之評”最初是登載在矢野由次郎主辦的雜誌《圍棋參考》上的,因迫於本因坊秀哉的壓力而中止,後來在《圍棋評論》上連載。 井上孝平的除名是由於他隨便地登載棋局的原因。 “開除”這種舊時代的私刑之所以橫行,是因為還殘留着做為頭目權力的特權之威。尤其象剛才提到的對野澤的警告那樣,對宗家講出自己的看法卻被認為是“大不慎”,實在令人驚惑。 到了大正年代,“開除”這種名譽上的處罰對於被開除者也許不是會招致威脅到生活的大問題,只是在 後來聯合成立日本棋院的時候,不要說野澤了,就是井上孝平也因曾被開除過而未能加入,從而受到了實際損害。 段位制度 師徒關係這種羈絆導致權威化,形成特權,而只是把這種現象解釋為儒家道德是不夠的,維持這種權威化的乃是段位制度。毫無疑問,段位的最初目的是明確地表示各人的實力,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段位轉化為一個人的身份了。 段位的標準當然要根據各個棋手的對局成績,可是在決定的時候則必須由師家提議或協商,而且還必須是本因坊家和方圓社這樣的特權大家才行。棋手們的收入、名譽以及其他的一切統統都是由段位來決定,因此師家頭領們便掌握了各棋手的生殺大權。這個制度在日本棋院也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那些高段頭領們的特權用 “日本棋院審查會”的名義保留了下來。在這一點上,其他技藝領域裡的頭領也和圍棋界的師家一樣把資格證書做為一大財源,而這種做法是否正確實在值得好好考慮。 按道理講,段級的確定是根據各人的對局成績,不應該以權威的名義從上面授與。為什麼呢?以圍棋界為例,在日本全國已有數百萬之眾的圍棋愛好者的情況下,要把這麼多人一個個地確定段級,僅靠一兩個權威頭領怎麼能辦得了呢?這完全是不可能辦到的。那麼,段級應如何確定呢?首先,只能以圍棋團體之間的比賽成績來決定。在現階段,如果說日本棋院這個組織被公認為圍棋界總管的話,它的作用就應該是把圍棋愛好者組織起來並使各團體之間建立橫向的聯繫。也就是說,如果段級也是按照民主方式來確定的話,那麼今天就不會出現所謂段位膨脹這類麻煩事了。那樣做或許還會有一些不均衡的現象,但是決不會象現在這樣所得段位與該段位的實力之差竟有五六子之多。尤其是以日本棋院和關西棋院的名義收取大批金額出售段位證書,更加助長了段位膨脹的傾向。 現在沒有篇幅深入地談這個問題,但在圍棋界聚散離合的背後常常是纏繞着段位證書的發行問題,過去,從本因坊和方圓社的不睦到關西的井上家繼承問題的糾紛,進而到日本棋院、關西棋院的分裂等等,這一切的爭鬥都是圍繞着不勞而獲的段位證書費的問題,而為達此目的一門中就需要有一個權威。正如前面所敘述的,將段位制度稱之為權威和頭領社會的特徵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現在的圍棋界和段位證書費的問題畢竟是欺騙群眾的,然而正由於段位證書費是專業圍棋界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這個問題又是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 日本棋院的成立 日本棋院成立前夜的三派當中只有方圓社由於加藤信牢牢地掌握着財政才在經濟上勉強維持下來,但論到實力,中堅力量只有加藤信一個人。眾人矚目的小野田倒向了中央棋院,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加藤的侄子岩本一個人,可是他才二十歲左右,段位也只有四段,無力對抗中央棋院和裨聖會。比較起來方圓社的景況還算好的呢。裨聖會陶醉於剛成立時的紅火,並無實實在在的積蓄,遲早要想辦法另闢新路。中央會館方面雖然在與方圓社分裂時抵押了本因坊秀哉的房產換到了一些錢,此時在經濟上也瀕臨絕境了,這是因為他們全部熱衷於盤上之爭而缺乏所謂的治世之才。 就在日本圍棋界處於如此沉滯的時候又遇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的災禍,三派再也無力支撐下去而告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會館和裨聖會的謀士們導演了棋界大同團結這樣的一齣喜劇,二者經過協商之後向方圓社發出呼籲,但方圓社加藤信在先前中央棋院入伙時嘗夠了苦頭,因此冷淡地拒絕了。於是中央會館和裨聖會又拿出絕招,宣布“如果方圓社不贊成聯合,今後將拒絕與方圓社進行新聞比賽(報界資助的比賽─譯註)”。 在棋手們的生活越來越依靠新聞比賽津貼的時候,手頭拮据的方圓社終於只好就範。不過,這個大聯合併非有什麼崇高的理想,而是出於克服三派的經濟危機這種目光短淺的考慮,因此這個大聯合能否實現歸根結蒂還要看別人是否出錢。 碰巧這時財閥的公子大倉喜七郎出頭了,他真如同圍棋界的救世主一般。 大正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大地震過後半年有餘,在外國賓客和朝野顯貴集聚的東京日比谷的帝國飯店,突然出現了許多穿着帶有家徽和服的人,他們的衣着與帝國飯店的格調很不相稱,因而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這是圍棋界大聯合的開場,這些人是應大倉喜七郎的邀請前來赴會的棋手們。 全國協商會的紀念照片使知情人有異樣之感,前排正中並肩坐着本因坊秀哉和大倉喜七郎理所當然,而瀨越憲作卻也悠然自得地坐在前排,相反他的前輩高部道平和同輩的鈴木為次郎等人卻站在了後排。在圍棋界這樣保守的社會裡對順次問題是很講究的,即使是現在也還是分什麼上坐和下坐。這張照片的次序排列明顯地不對頭。 大倉喜三郎特別喜愛的是瀨越和坊門的小岸壯二。小岸也許是因為成立中央會館時過於勞累而得病身亡了,現在只剩下瀨越一人盡受君側之寵。這張照片就是明顯的證明。 不久,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時,雁金、高部、鈴木、小野田四人再度分裂出去,掛起了“棋正社”的招牌。自裨聖會以來一直與他們步調一致的瀨越,卻一個人留在了日本棋院。聯合紀念像的不諧調之感決非出於偶然。 日本棋院的宗旨書裡按照慣例以政界、財界的大人物為主要倡導者,棋手名單也差不多網羅進了日本的全部棋手。讓我們舉一兩段在日本棋院成立時宗旨書中值得注目的條文: 1.成立棋院的目的是“從來棋家一心從技,專心而無他顧始得其中深奧。因之,為使此道進步發達,首先援助有為之棋手使其斷後顧之憂,安心以盡天職。” 根據以上的話可以推知日本棋院的基本性質。首先,日本棋院成立是社會一般認為的那樣,不是“棋手的組織”,而是援助棋手生活的團體。不論此事是好與壞,這與德川時代幕府和大名供給棋手們“扶持米”沒有半點差別。 宗旨書中臆斷地規定:要使圍棋興盛,則生活費由別人供給,棋手們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盤上棋藝就能夠提高。然而象這樣脫離了生活,任何事情也不會得到發展和進步。以上的基本思想一點也沒有脫離二千年前的儒家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心浮動,社會不穩定是實際情況,就是說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本有了西方的個性解放意識。在日本社會裡,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體系、國家社會主義等各種勢力急劇增加;戰後“泡沫公司”接踵倒閉,一般購買力衰減,由這些原因產生的社會不安不如說是社會混亂。不景氣也席捲到了農村。據當時統計日本農村的負債高達六十億元,從而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日本共產黨成立了,政友會的獨裁者王原敬被刺也是在大正九、十年間,當時的上層社會確實是惶惶不可終日。對於這種由於人民生活不安而引起的社會現象,圍棋界竟要以“下棋” 這種方法消滅之,簡直可笑之極。這都是權勢者們的邏輯,而決非是人民群眾的生活邏輯。 在這裡不能詳細地對棋院的成立加以評論,“窺一斑以見全豹”,我們只要瞥一眼《成立宗旨書》的前言就足矣了。本人剛才講了,棋手們脫離了生活圍棋就不可能得到發展。對於財政界的大人物要解除棋手們的後顧之憂這番善意暫作別論,這些人物怎麼能使棋手們的技藝提高呢。他們只會瀏覽一下棋手們的戰績表,對勝局多的人說,“近來你本領大了,可愛的傢伙,你會拿到獎品的”真是一步也離不開封建君主的土壤。對這類“神渝”歡呼雀躍的棋手們,再加上那些扶持棋手、發展棋道立志於消除社會不安的當時的大人物們,如果從廣大圍棋愛好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那麼所有這一切都是很有限的了。 以上論敘了日本棋院這個到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之久的組織成立時的宗旨以及棋手們的基本思想,這種思想最終使他們離開了廣大圍棋愛好者的利益。雖然如此,日本棋院的成立對我們還是有功績的。 常規比賽制度 “向來高段者對局年僅一二盤,且費時數十日,更收高額費用,此雖體現對局之嚴肅,然實則反現代思想,與理想不相容之甚。” 這裡否定了所謂高段大家的特權,創造了日本棋院常規比賽制度,解放了圍棋界,給群眾以很大影響。於是,在師徒制度的制約中一直難以伸展的木谷、橋本、村島、前田等初二段級棋手快速地成長起來。停滯已久的專業圍棋界注入了新鮮的空氣,解放的情緒掀起了普遍的圍棋熱,加速了圍棋界的繁榮昌盛。 段級授與 “近來動輒亂授段級致棋客品位下降。今不遏止,之後必亂雜。” 段位證書是各師家的生活基礎,當時由於胡亂發放已經成為很大的弊病。日本棋院當初曾要改正這個問題,可是在時隔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他自己反而重蹈復轍。現在的棋院亂發段位證書的情況實在使人看不下去,這是何等的歷史諷刺啊! 關西棋壇 聯合協商會是日本棋院成立的開端。出席此會的除了東都的三派之外還有許多關西的棋手,象老將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和光原五段等高段陣容來了不說,連京都的大御所格、舊本因坊系統的吉田操子四段等人也出席了。 不過,有一個人聲名顯赫卻沒有參加協商會,此人就是舊幕府以來的名家井上因碩。關於他為什麼沒有參加,樂石生在大正十四年(1926年)一月號的《棋道》中寫道:“原因不詳”。除了井上因碩與田村六段有個人私怨之外,還因為田村最終要把可以說是井上宗家的唯一經濟來源的證書授與權賣給日本棋院。而且面對人材濟濟的東部圍棋界,困守大阪孤壘的井上或許考慮到“即使參加所得也少吧”。或許井上還有“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想法。 段位制度崩潰 首先岩佐、鈴木、瀨越被推薦升段,以開段大比賽為中心的段位制已經開始變得靠不住了。概而言之,日本棋院以前的時代是“一段差半子”,初段對九段之差為四子,而日本棋院成立以後立刻將其縮減為三子。上下差的縮小對低段者有利,但遺憾的是當初並沒有果斷地下決心將其分為兩個或三個等級。 九段制段位的矛盾持續到昭和十四年(公元1939年),隨着無視段位差的“本因坊戰”的開始而名存實亡。這並非是人們不留戀有三百年傳統的段位制,但及至時代的浪潮把地方報紙也卷進去舉行本因坊戰那樣的短期錦標賽,這至少在實質上消滅了專業棋手們的段位。然而,在本來由當時社會上層的達官貴人發起、出資而成立的日本棋院裡,內在的保守性還占支配地位,因此這個段位的實質即使是消滅了,其內部的供給關係一切都還是沿襲段位制那一套。棋院成立時給棋手們的薪金是:初段十元,二段二十元,三段三十元,……。這種按段位比例給錢的時代錯誤一直暢通無阻延續到很久以後,它直接反映了專業圍棋界以及日本棋院本身的性質。 院杜對抗賽 日本棋院的籌備事務所原來設置在中入船河原町,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搬至銀座。翌年即大正十五年在赤坂溜池的 一角,堂而皇之的日本棋院建成了,它聲名赫赫,威鎮海內。 棋正社參加了棋院創立時的聯合會議,但是在棋院成立的同時又與它分道揚鑣了,此時當然沒有力量同棋院抗衡了。 在這種情況下,棋正社的高部等人通過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松太郎導演了一場戲,這就是院、社對抗賽。 第一陣是日本棋院總帥、名人本因坊秀哉對棋正社的雁金准一。這一仗真酷似戰國時代北越勇將謙信同甲斐源氏的後裔、足智多謀的信玄在信州中島相遇時的一場惡仗。 秀哉和雁金的對局把圍棋界早已存在的種種糾葛交織在一起,也是棋迷們渴望己久的比賽,因此戰前的氣氛空前活躍。 這場決戰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壓倒性勝利而告終,從而也揭開了院、社對抗的序幕。對抗賽繼續進行,很明顯,在日本棋院自由主義基調的影響下,從大家特權框桔中解放出來的青年一代木谷、橋本(當時四段)為日本棋院方面贏得了絕對優勢。 時代已經完全轉向二十多歲的年青一代。昭和三年(公元1928年)中華的麒麟兒吳清源來到了日本,時年15歲。他和屹立於一方的木谷實開創了後來的木谷、吳清源時代。 吳清源來日 “中國出現了神童!”此事在日本棋院一帶漸漸地廣為流傳。據說吳清源在十歲時從臥病在床的父親那裡學會了下圍棋,一年就達到了初段的水平,進步很快。 他在十三歲時偶然和到中國旅遊來的井上孝平對局,受二子戰成平局;十四歲時受二子勝井上孝平五段,又執黑一勝一負,具備了專業三段的水平。好象要證實一下情況似的,十五歲那年他與到北京的橋本宇太郎四段對局,以定先連下二城。 就在吳清源十五歲這年,他離開了天津碼頭,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也許是因為吳清源的戰績得自中國而非日本,所以日本的年輕棋手們並沒有將此事特別放在心上。但是吳清源來到日本後立刻就顯露出頭角,以黑先逼迫據稱是當時第一強手的筱原四段中盤認輸,對名人本因坊秀哉也在三子棋、二子棋時斬將奪關連下兩城。不僅如此,吳清源以後的戰績幾乎保持不敗,充實顯示出了他的雄厚實力。 本因坊道知十五歲時就向寶永年間的老將安井仙角挑戰,現在我們看到了吳清源少年時的戰績就稱他為道知以來的天才也不過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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