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惟一沒有皇權暴政的中國古都zt

“文治煌煌，武功烈烈”，是前人對業績較為出眾的王朝或君主常用的贊語，一般都帶有誇飾的味道。其實，“煌煌”與“烈烈”兼而有之的例子是很為少見的，相反，兩者倒常常有背道而馳的情形，北宋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使人想起股市上的k線圖——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時間段里，文治和武功，一條陽線一條陰線，分別向
上向下，構成強烈的反差。

　　一般學人公認北宋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巔峰時期，主要想到的大約都是它在文化藝術方面達到的高度，而就廣義的“文治”來考量，它的超越前人也不輸後人的文官體制——從培養(教育)、選拔(科舉)、考核、監察到由中書、樞密、三司構成的“內閣責任制”等等，在整個人類封建社會史上，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至於“武功”，則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大帝國中，沒有比它更軟弱更差勁的了——最後竟然落得父子兩代皇帝當俘虜的下場。這段反差異常而內涵豐富的歷史，其寄興生慨之用，似也無涯。

　　開封便是這軸歷史圖卷逐段展開時不可或缺的背景，是這段歷史戲劇演出的中心舞台，當然，也是最重要的見證。

　　作為大帝國的首都，開封的地理條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無險可據，不像長安有黃河與秦嶺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來自中原的攻擊，甚至也不如洛陽，西有函谷，東有虎牢，多少能起到禦敵於都門之外的作用。開封，則暴露在黃淮平原的北部，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長驅直入。當年孫臏圍魏救趙的作戰計劃之所以能夠奏效，就是由於充分利用了開封(大梁)的這個弱點。其次，它既然外部防禦條件差，也就更談不上擁有像關中一樣在有效防禦圈內的後方基地，後勤供給沒有保障。開封得以成為帝都，並見證中國歷史上極其輝煌的一頁，真有點時格勢禁、勉為其難的味道。

　　第一個將開封定為帝都的是後梁太祖朱溫(這個人名聲很臭，以至後梁長期被後人視為偽朝，直到歐陽修寫《新五代史》時，還做了一段長長的說明來解釋何以要把後梁列入正統。總之，從那以後，後梁的地位才被“合法化”)。開封是朱溫的老巢，公元907年他稱帝以後，以開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因為指揮作戰的需要，公元909年，他從開封遷往洛陽。四年後，他兒子朱友貞從弒父的兄長朱友硅手中奪得政權以後，又將都城遷回開封。朱友貞在位雖說達八年之久，但一直戰爭不斷，而且所轄領土不過是略大於河南、山東兩省的地區，實在沒有能力大規模建設首都。後唐李存勖於公元923年滅了後梁，定都洛陽，罷去了開封東都的名號。十三年後，石敬瑭建立後晉，又把都城搬回開封。石敬瑭皇帝當了不過六年，他的兒子石重貴不甘心在契丹人面前稱孫皇帝，引發了一場戰爭。遼太宗耶律德光親率大軍南下，打頭陣的先鋒是後晉降將張彥澤。此人長着一雙豺狼的眼睛——夜裡能放出黃光，心腸則比豺狼還兇狠。他的軍隊進了開封，大肆搶掠、殺人，三天后，從宮內到民間，大約凡是能拿得動的東西都被搶光了。耶律德光後來以剽掠罪把他處決，開封百姓爭着從他身上割肉吃，可是那只能解恨，損失卻再也補不回來了。契丹人嫌中原太熱，住不慣，而且，他們除了“打草谷”(搶掠)，並無意直接管理中原。過了兩個多月，耶律德光在開封舉行了建國稱帝的儀式後，撤軍北還，同時擄走了包括石重貴以下的幾乎全部皇室親貴和朝廷大臣。乘此權力真空的良機，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帶兵南下，進入開封，建立了後漢。劉氏政權只維持了四年，便被重兵在握的郭威取代了。郭威建立的後周也只有十年的壽命，雖說這十年中，柴榮在位的六年裡，國家形勢逐步好轉，但財力物力主要投向對南唐和遼國的戰爭，首都的建設還排不上隊，因此，到公元960年北宋立國時，趙匡胤接手的是一個狹逼、敗破、毫無帝都氣象的開封。

　　對於開封在地緣政治上的局限性，趙匡胤是有足夠認識的。但他即位於倉促之間，一開始決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後十七年的當政時期，他卻不止一次地產生過遷都的構想。但是，統一國家的戰爭終究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對於遷都這種傷筋動骨的事，條件不具備時，誰也不敢草率從事。當統一戰爭基本結束以後，趙匡胤便啟動了西巡洛陽的壯舉。皇帝出巡，可不是小事，還在準備階段，京西南面轉運使李苻就上表陳說御駕西行有“八難”，加以諫阻。儘管李苻說得頭頭是道，而且他的觀點顯然反映了相當部分官員的意見，趙匡胤卻未加理會。他之一定要去洛陽，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尋兒時的舊夢，主要目的就是實地考察洛陽，為遷都的決策做準備。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夾馬營，面對毀於戰火的舊日兵營(趙匡胤的父親是禁軍軍官，後唐時全家隨軍住在營內)，發出感嘆說：這地方還是要修復供禁軍駐屯。大臣們聽出他話里打算遷都的意思，內心反對但不敢表示。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追隨趙匡胤二十餘年，作戰勇敢，很受信任，找了個機會提出建議說：“東京(開封)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

　　理由是切中要害的，開封有汴水的漕運之便，“八十萬禁軍”的給養不成問題，但趙匡胤聽不進去。群臣便通過晉王趙光義來做說服工作，道理還是遷都如何不便之類。兄弟倆感情雖好，此刻卻話不投機。趙匡胤說：“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趙光義聽到他說以後還要遷往長安的話，更不理解——關中自唐末戰亂以來，殘破荒涼，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也許哥哥在和臣工們賭氣？於是跪倒在地，進行更懇切的勸諫。趙匡胤只好進一步解釋：“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但趙光義並不認同，反駁說：“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險，秦據關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這句話當場令趙匡胤為之語塞，事後他對左右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他雖然是武夫出身，卻很有政治頭腦，深知政事與兵事兩者的關係不容易處理好：窮兵黷武一定帶來民生疾苦，而武備不修最終會陷於內患蜂起、外釁叢生的危險局面。面對着趙光義這個“在德而不在險”的命題，他並不以為然，但卻很難反駁。於是，遷都之議被擱置下來。

　　從洛陽回到開封不過半年，趙匡胤就病死了。接班人是趙光義，國都西遷的問題自然再不會有人提起。雖然以開封為永久性的首都有違趙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們(從趙光義到欽宗趙桓，包括長期垂簾聽政的仁宗養母章獻皇太后)卻大體上都遵循着趙匡胤倡導的政治路線。一百五十年間(從趙匡胤死後算起)，北宋在封建社會史上，以最開明的政治、文化形態和最軟弱的軍事、外交格局，寫下了獨特的篇章。其時，開封在發展中走向繁榮的頂峰，成為遠勝於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這是趙匡胤政治理念帶來的成果)，最後在異族的入侵中以罕見的悲慘方式被毀滅(這也是趙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並基本被他預見的結局)。

　　開封的城市建設也反映着上述的歷史邏輯。由於趙匡胤並不屬意定都開封，而且他又是個一貫強調節用惜物的開國之君，所以，開封始終沒有像隋、唐經營長安那樣追求氣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個完整的規劃所修建，而是在汴州舊城的基礎上，經多次改造擴展而成。開封城內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內”，也就是皇城，原來是唐代節度使的衙署，自後梁開始被改修成宮殿。皇城外面是內城，也就是汴州舊有的州城。內城以外的是五代時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擴建，但周長不過四十餘里，面積約三十平方公里，較唐時的長安(面積八十四平方公里)小了一半有餘。由於經濟的發展，更由於大國首都龐大的寄生群體居住和消費的需要，開封的商業區向城外大大拓展。這當然給防務造成了很大的被動，以致後來京師保衛戰的前線必須設在數十里外的黃河以北，因為只要敵軍過了黃河，開封就完全暴露於敵前，它的城牆基本失去了守險的意義。

　　趙匡胤深知開封在防務方面的缺陷，他更懂得京師安全對帝國的重要，在不具備遷都條件的情況下，他不得不着力建設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禁軍”，集中駐屯在京畿及要衝之地，拱衛首都。為了保證禁軍的質量，他一方面多次有計劃地從饑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隊(廂軍、鄉軍)中選拔孔武有力、弓馬嫻熟的壯丁入伍，一方面積極推行士兵職業化，終身不退役。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禁軍的數量不斷擴大，他本人通過政變上台時，禁軍不足二十萬，一百年後翻了三番有餘。《水滸傳》裡稱“八十萬禁軍”，其實早在仁宗慶曆年間， 就已經達到一百二十五萬。正如趙匡胤所預料的，龐大的軍費開支最終給北宋百姓帶來不堪承受的負擔，成為導致社會動亂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而且，這種不斷膨脹的軍事政策，十分有悖於趙匡胤的政治初衷。趙匡胤雖然出身軍人世家，前半生一直廝殺疆場，而且是靠着軍隊的擁戴登上帝位，但他終其一生對軍隊、對戰爭，對窮兵黷武、開疆擴土似乎沒有多少好感。在這方面，他至少有如下一些表現：

　　(一)他對軍隊進行了大膽的改革。為了徹底解決晚唐以來軍閥割據危害皇權的積患，登基不久，他就撤消了殿前都點檢和副都點檢這兩個最高級的軍職(他本人正是從殿前都點檢的位置上被擁立的)，次一級的將領則選拔年紀較輕、資歷較淺的軍官充任，至於“老帥”們則一律光榮退休(被授予很高的名位和俸祿後交出兵權)。將領們經常調動，但軍隊並不隨行，所謂“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朝廷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的部門是樞密院，樞密院的首長樞密使和宰相(中書省門下平章事)平級，和三司使(計相)一起構成政府的最高權力核心。作為文官政府的部門，樞密院掌握軍權，但並不統領軍隊，直接帶兵的將領管着兵，卻不能從防區里隨意調動一兵一卒。這樣一來，軍人培植私人勢力的情況被杜絕了，當然，軍隊的作戰能力不免會因指揮機制的缺陷而受到影響。

　　(二)他從不抱有向非漢族地區擴張的意圖，主觀上有意識地迴避與任何外族的戰爭。趙匡胤在位十七年，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基本上貫其始終，但戰爭對象都是漢族地區的分裂王國。他在征服了孟昶的蜀國以後，手揮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走向劃了一條線，說道：“大渡河以西，非吾所有！”這個動作很典型，充分顯示了他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征服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的周邊地區，代價太大，收穫甚少，得不償失。以他當時的實力，要走漢、唐擴張的老路，並非不具備可能，而且困難和阻力更小一些，因為，當時除了契丹稍呈強勢，其他的如吐蕃、南詔、高麗等都已在內戰中衰落，容易下手。可是，趙匡胤終其一生從未像前代那些雄圖偉略的帝王一樣對“蕞爾蠻夷”“躬行天討”。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強大帝國的君主，在這點上，他無疑應該被看成難得的“異數”。

　　(三)他雖然直到臨死才基本完成國家的統一(北漢仍未征服)——可說是打了一輩子仗，但他對於戰爭給民眾帶來的痛苦卻深有體會，因此，他極其反感戰時屠殺俘虜和百姓的行為。同是功臣的曹彬和王全斌的不同結局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曹彬兵下南唐，生俘李煜，據說做到了“不妄殺一人”，班師回朝，賞錢五十萬，隨即被任命為樞密使併兼領忠武軍節度使(類似今天的總參謀長兼大軍區司令)，這樣的兼職安排，前所未有，真可謂位極人臣了。而征服後蜀的北路軍主帥王全斌呢？由於擄掠百姓、濫殺降卒，被立案審查，差點連腦袋都丟了，被特赦以後，貶往隨州這種邊遠地區一呆就是十幾年，直到臨死前三個月，才恢復待遇，重新起用。同樣的例子還很多，這充分證明趙匡胤對於戰爭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戰爭中的種種暴行，確實是相當反感的。

　　趙匡胤的上述軍事思想和國防路線，在整個宋代都得到了較好的貫徹。當然，也難免有些走樣，比如，因為強調不對外用兵的原則，竟發展到面臨強敵時一味委曲求全，以犧牲財富和尊嚴去換取和平。從太宗、真宗到仁宗，對遼國和西夏的政策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神宗在位時，大約對於王安石有太高的期望值，頗有意振軍經武，又是設“武學”(軍官學校)，又是擴軍，結果卻並不理想，由于堅持士兵職業化的禁軍制度，軍隊的增多造成了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他的兒子哲宗趙煦即位時是個小孩，祖母高氏掌權，廢除新法。哲宗親政以後，宣布要繼承父親遺志，重新起用新黨，前後兩次人員大換班和路線大調整，政治上動靜很大，但在軍事上卻沒有什麼大動作。以後的徽、欽兩朝，由於金國的崛起和不斷南侵，北宋的國防日見衰弱，並最終走上了覆亡之路。

　　在對外戰爭中長期處於被動狀態的北宋朝廷，卻造就了政治和文化領域內極其輝煌的局面。相對寬鬆和開明的政治環境是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說，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惟一一個沒有因為政治的原因(政見的分歧)而屠殺知識分子的朝廷，大約也由於這一點，它才得以達到自己在中國封建文化史上的“巔峰地位”。因此，開封也就成為惟一一座沒有經歷過皇權暴政的古都。它雖然不宏大，卻未曾因為殺戮理性和良知的橫暴而蒙上恥辱的陰影，相反，由於見證了一個時代文化(文學、藝術、科技)的輝煌成就，在眾多古都中，它獨具一種祥和的色彩並從而光照史冊。

　　北宋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是趙匡胤為他所倡導的文官體制確定的基調，也是這一政治路線形成傳統的結果。趙匡胤出於對唐末以來武夫橫行這一積弊的痛切認識，嚮往文官掌權的“好人政府”，為了培育和維護一支高素質的穩定的文官隊伍，他用過幾手很值得稱道的政策，比如：

　　(一)重用舊知識分子，發掘他們的潛能為新政權服務。所謂“舊知識分子”，就是那些從五代的歷史背景中走過來的讀書人(大量是舊官吏)。趙匡胤是被軍人集團推上寶座的，但他卻寧願把朝政委託給文官，雖然他和這些人素無淵源。後周的三位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一律留任原職，而且提高了級別待遇。一直到四年以後，長期追隨左右充任幕僚長角色的趙普(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逐步熟悉了朝廷政務的運作，趙匡胤才“接受”了三人同時提出的辭職請求，任命趙普擔任宰相。除了宰相，其他朝廷大員留任的更多，這些人各有長短，但大都在不同方面(特別在制度建設上)做出過貢獻，有的還堪稱一代名臣，如長期任知制誥(相當中央研究室主任，掌管文字)的陶谷，任御史中丞兼判吏部(紀委書記兼組織部長)的劉溫叟，任知貢舉(兼具人事部、教育部的職能)的薛居正等等。

　　(二)注重選拔民間知識分子，更新官吏隊伍，改善官吏素質。趙匡胤在這方面的突出表現是健全和發展科舉制度，由他發起並在宋代逐步形成的規範化的科舉制度，克服了從漢到唐以來門第閥閱對官吏來源的操縱和影響，為中小地主和底層知識分子進入政權提供了可能。一千年來，直到近現代考試制度之前，它具有的科學與公平性是無可替代的。趙匡胤對科舉制度的建設抓得很細。比如，為了幫助邊遠貧困地區的考生能順利進京應試，他頒布了一項由國家驛站為舉子免費提供食宿的規定，這對於下層知識分子確實是切實有效的支持 。又比如，他每每親自過問考試的風紀和考生的質量，為此，他確立了皇帝“召對”(面試)的制度，對資質庸劣的新科進士，除了罷黜他們的功名，還要追查被錄取的背景，嚴懲主考官員。由於他抓得嚴、抓得緊，而且一抓到底，良好的科舉風氣逐漸形成一種傳統。後來有宋一代產生了那麼多出身寒門的大政治家，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比較健全完善的科舉制度。

　　(三)切實為知識分子營造比較寬容、寬鬆的政治環境。宋人筆記中說，趙匡胤在太廟寢殿的夾室里，鐫立了一塊七八尺高的石碑，名為“誓碑”，並規定，春秋廟祭及新天子即位，參拜列祖列宗後，禮官要奏請皇帝恭讀誓詞。這個儀式頗為神秘，皇帝默頌誓詞時，身邊只留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官(太監)，因而除了皇帝誰也不知道誓詞的內容，直到金兵攻占開封以後，太廟遭洗劫，碑文才流傳於世，一共三條：

　　1.柴(榮)氏子孫，有罪不得處以刑罰，縱然犯謀逆大罪，只可於獄中賜其自盡，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2.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3.子孫有違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詞很簡單，卻把閱讀誓詞的方式弄得如此神秘，趙匡胤的用意無非兩條，一是避免張揚，二是對後世子孫產生一種特殊的約束力。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這三條確實起了作用。特別是第二條，雖然簡單，卻為知識分子劃出了一條安全的底線，極有利於調動他們的聰明才智。宋朝為什麼會湧現那麼多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文官政治何以會那樣穩定而具有效率？不同利益集團緣何能維持鬥爭中的平衡而不致釀成流血的慘劇？實在是得力於“不殺人”這一淺顯的原則。明確而認真地保護知識分子，在漫長而黑暗的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是獨一無二的記憶。

　　上面的這些政策，有着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關係：好的政策和方法能發現、吸納和培育人才；高素質的人才又會維護和進一步優化政策並使之成為傳統。有了趙匡胤、趙光義兄弟推行政策於前，到了真宗(趙恆)時期，文官政治已經相當規範化、制度化。在嚴密而有效的文官體制下，藩鎮、宦官、外戚、后妃，這些前朝的政治痼疾沒有也不可能再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當然，對待藩鎮和宦官問題，有一系列防範的措施與規定，限制甚至消滅了他們禍害國家的可能，但是，后妃干政的問題，卻並非任何條例所能預防，因為，只要皇帝年幼，太后(必然地包括外戚)和文官政府之間的鬥爭與妥協便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戲。北宋在這方面的情況是很為特殊也饒有興味的，最典型的就是圍繞着章獻太后十年垂簾聽政所發生的故事。

　　章獻劉後，幼孤，在外婆家長大，伶俐可人，兼之練就了一身鞀舞(一種搖撥浪鼓的舞蹈)絕藝，十五歲時就被送入了趙恆的王府，深受寵愛。趙恆的乳母容不下這種既聰明又美麗的女人，便向太宗趙光義打小報告，命令趙恆將劉氏驅逐。趙恆如何捨得，耍了一個障眼法，把劉藏了起來。不久，趙光義死了，趙恆(真宗)即位，立即將劉氏接入宮中，從美人、修儀到進封德妃，一路順風順水，不久，章穆皇后病死，真宗力排眾議，立劉氏為皇后。當了皇后，劉氏的政治才能和野心與日俱增，《宋史》的后妃列傳里有如下一段記載：

　　後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後皆與聞。宮闈事有問，輒傅引故實以對。

　　真宗算不得一代雄主，晚年又多病，常常神智模糊，身邊偏遇上這麼一位聰明而能幹的皇后，那局面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唐高宗被武則天操縱的故事。天禧四年，真宗病勢加劇時，雖然頗具海內人望而在政治鬥爭中卻日趨劣勢的寇準聯絡了楊億、周懷政等一批官員，跳出來向真宗建議，請立太子為監國，所謂“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恃才傲物的寇準此時支出的確實是一着昏招：對真宗，這無異於咒他快死；對劉後，擺明了是要把她排除出權力圈；對太子(未來的仁宗)，毫無意義——沖齡小兒，只能依附於他的母親；對自己，則將怙權之心昭然於天下。面對極其尖銳的權力鬥爭，竟採取如此草率的策略，結果不問可知——寇準被罷去相位，取代他的正是他的政敵丁謂。緊接着由於周懷政的政變陰謀敗露，寇準再次受到牽連，連貶相州、安州、道州直到雷州司戶參軍。寇準離京多日，真宗竟不知道，還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可見當時他已經因為昏聵而被完全架空，所有“軍國重事”由劉氏通過太子“資善堂”聽取丁謂等大臣意見，“制裁於內”。第二年，真宗死了。十二歲的仁宗即位，劉氏以太后身份垂簾聽政。當權的以丁謂為首的文官集團，雖然是依靠劉後的支持而上台，但卻不能聽任這種形勢的發展，開始是提出“請太后御別殿”，被否決，又提出“五日一御殿”，剛定下來，又擬出一個“太后禁中閱章奏，遇大事則召對輔臣”的方案，總之就是要限制劉後掌權。最後惹惱了劉後，一紙詔書，先以“交通宦官”罪罷去其相位，接着又以散布迷信(“語涉妖誕”)罪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同時被撤職的大臣達十餘人。通過對寇準、丁謂兩個政治集團的有效打擊，太后垂簾稱制終成定局，直到劉氏於公元1027年死去，此時仁宗正好成年。

　　劉後的政治才能或許並不在武則天之下，但她始終沒有嘗試走武則天的老路。曾經有人上書，請“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知制誥程琳還獻了一份《武后臨朝圖》，用意不言自明，她卻很果決地把這些東西丟在地上說：“吾不作此負祖宗事。”這固然和她個人品德有關(她不像武氏那麼狠毒，為了權力不惜一再殺害自己的親骨肉，相反，她沒有孩子，仁宗是宮女所生而由她撫養長大，她為了教育、培養和保護仁宗可說不遺餘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為自己確立的政治責任(目標)就是不讓皇帝的權力被文官大臣們架空，這正好從反面證明了宋朝的文官制度的力量和效率。此後，以太后身份干政的，還有英宗時的曹氏(仁宗的皇后，仁宗無子，英宗是他的侄兒)和哲宗的祖母高氏(哲宗登基時只有十歲)，她們和文官政府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基本上維持着上述在妥協中平衡的格局。

　　太后尚且如此，外戚宦官更無足論矣！文官政府的力量和效率來源於官員的素質，更來源於寬鬆的政治環境。總之，不會因為政治的原因而面對死亡的危險。這一條很重要，千百年後的許多民主國家也做不到。就這點而言，開封真可算是一座幸運而榮耀的首都。

　　直到神宗、哲宗時期，黨爭鬧得那麼凶，不殺人這條原則還是堅持下來了。不過由於承平日久，整個社會的物質欲望不斷攀高，風氣逐漸變壞，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也隨之下降。以呂蒙正、呂端、晏殊、寇準、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為代表的“正直”之士，到司馬光這裡就劃上了一個句號。王安石以後重新上台的所謂改革派分子，幾乎清一色的是貪財好利之徒。官員素質的下降，對文官制度的許多重要環節(如選拔、監督、獎懲等)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再加上宋徽宗這麼一個只好風花雪月的昏君，吏治的腐敗自然是日勝一日。 吏治腐敗必然加劇各種社會矛盾的發展，外憂內患所匯成的大動亂便接踵而至了。

　　但開封的繁華卻正是在這文治社會由盛而衰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顯現。文化和商業的發展常常有着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繫，開封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和前朝比較起來，開封是一座最商業化的京城。長安雖大，但它的一百零八個“坊”全是住宅區，每到黃昏，坊門就要上鎖，夜裡不准通行，簡直有如監獄，而專為做生意設的東西兩“市”，同樣只限於白天營業。開封則從根本上打破了坊與市的界限，更打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到處都有商店酒樓，不少店家還二十四小時營業。《東京夢華錄》對於北宋末年開封的商業有着十分詳盡的介紹，關於夜市，其中說到七十二戶“正店”(猶今之星級酒樓)是“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至於“腳店”(星級以下者)及其他小吃，也是“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大“正店”里，常常是數百名“濃妝”坐檯小姐，“聚於主廊，以待酒客呼喚”；小“腳店”里，則“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謂之‘打酒坐’”。夜生活是商業都市的重要標誌，它當然不會僅限於吃喝，所以娛樂事業應運而生是應有之義。開封在這方面可謂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前朝的梨園教坊都是由皇家壟斷，直到宋朝，表演業才走向民間，並且得到空前發展。雜劇、清唱、傀儡、說書、雜技、皮影、相撲、相聲(說諢話)……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遍布於開封的勾欄瓦肆。各行中極受觀眾歡迎的大腕明星，《東京夢華錄》中留下姓名的不下百餘人之多，可以由此想見當時通俗文化發展的程度。

　　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逐步過渡是一個普遍規律，正是在以開封為中心的通俗文化繁榮的背景里，話本、小說、戲劇、詞曲的創作走向了歷史性的突破。在這之前，上述的文學形式都還處在起步的或雛形的階段，在此以後，由於知識分子通向藝術的道路得到極大的拓展，出現了放棄追求廟廊事業的傳統觀念而專事文藝創作的文化人(如柳永之類)，並從此引發了上層知識界的創作欲望，形成了一個文藝創作與出版雙繁榮的新局面(活字印刷的發明或許也是與此有關的)。《宋史·藝文志》裡說，唐開元時，國家圖書館藏書八萬卷，其中唐朝人自己寫的約三萬卷。經過唐末和五代的戰亂，宋初，館藏圖書只剩萬餘卷。太宗趙光義在開封左升龍門以北建崇文院書庫，號為“秘閣”，多方搜羅民間藏書，到真宗時，總算恢復到三萬多卷。而從仁宗開始到徽宗的一百年間，館藏書達到七萬多冊，其中大多數都是北宋當代人的著作。南宋寧宗時的統計，雖然經歷了靖康之難的浩劫，館藏書竟達到了十二萬卷之多。由此可以想見宋代人創作欲及發表欲之旺盛。

　　然而，國家的命運畢竟不是決定於文化發展的程度，無論有多少人會唱柳永或者周邦彥的詞，也抵擋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鐵騎。趙匡胤當年制定的重文輕武的路線，一百年後，終於造成危及國家生命的後果。真宗以後，皇帝都不懂軍事，使相一級(相當於副總理以上)的大臣，幾乎全是文人，軍人出身的只有一個狄青，也只在樞密使任上幹了區區四年而已。到了徽宗時期，腐敗之風，君臣一體，文官政治所體現的儒家理想主義光環消失殆盡。李綱算是最後一個閃光點，不過也未能起到多大作用。被宵小包圍的徽宗居然還突發奇想，要和金人聯手進攻遼國，索回燕雲故地，結果兩戰皆北，最後宋廷又花了一百萬貫錢，才從金人手裡買回了幾座空城。兩年後，遼亡於金，花錢買來的地方又全部奉還給別人了。這還不算，金人在這場戰爭中看透了北宋的腐敗和軟弱，索性乘勝南下，大軍直撲開封而來。徽宗趙佶慌了手腳，下一道罪己詔，把皇位禪讓給兒子趙桓(欽宗)，逃跑到鎮江去了。開封雖然不好防守，卻也不是三五日就能攻下，由於北方各地民眾義軍聲勢浩大，金兵怕後路被抄，不敢戀戰，提出了割地賠款的勒索條件。宋室君臣只要對方不進開封，什麼都同意。然而被割讓地區二十個州的百姓卻不願意做金國的順民，組織義軍，“四出邀擊”，剛剛北撤的金兵決定又回師南下向宋廷施壓。昏聵的宋廷以為和議既成，金兵已退，便遣返了各路勤王之師，結果開封被金兵長驅直入。剛回到開封的趙佶和兒子趙桓雙雙落入金人之手。這次，女真人把開封地區的金銀財寶搜括一空，同時擄掠了兩個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宗室親戚等共三千多人北歸，同時帶走的還有朝廷的輿服、法物、禮器、書籍、圖志和工匠、藝伎、倡優……雖然沒有放火，但開封已經是座名副其實的空城，北宋也就此玩完。

　　北宋的文治可謂“煌煌”，但卻由於武備的不足而導致國勢的積弱，最終要由百姓來承擔國家覆亡帶來的災難，那景況確實悲慘。然而，“武功烈烈”的時代又如何？“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百姓為戰爭付出的代價同樣慘重，開疆擴土的自豪感跟他們何嘗有什麼關係！可見只要是在皇權專制主義制度下，為利益所驅動，統治者總會主動或被動地投入戰爭，民眾則必須為之支付“賬單”。這一支付只能是被迫的，他們不可能作出其他的選擇，除了造反。而造反，仍然是大多數人獻出頭顱和鮮血，獲利者是極少數精英分子，他們成了新的統治者——於是歷史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處。

　　金朝把開封定為南京。所謂“京”，圖具虛名而已，從公元1127年後，開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會，昔日繁華，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軍的頻繁威脅下，被迫把國都從中都(燕京)遷到了開封。國都遷移，傷筋動骨，隨着龐大的政府機構南來的各色難民百餘萬口爭先恐後湧入開封。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發給粟米一升，一年總共需要三百六十多萬石，超過政府每年入庫糧食的一倍。由於北方大面積領土的丟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機拒絕交納歲幣，金政府的財政陷入困境，沒辦法，只好大量增發紙鈔，很快紙幣貶值，到了“每貫只值一錢，不及工墨之費(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場自然也就無法正常交易，經常是“市肆晝閉，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這種狀態下，開封作為金國的首都竟然還長達二十年之久，儘管這二十年純粹是苟延殘喘。國土只剩下黃河南岸從潼關到邳州那樣一個狹長地帶，還時時要遭到蒙古軍隊的威脅。之所以能拖上二十年，主要是因為蒙古的主力部隊都隨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軟弱依舊不敢進攻。公元1227年，蒙古大軍東歸，在處理完一些內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窩闊台即位)後便開始了對金國的總攻。最後的抵抗算是頑強的，在開封和洛陽的保衛戰中，出現了好些個戰死或自殺殉國的將領，但終究無補於大局。公元1233年，當開封糧盡援絕時，金哀宗只好帶着他的隨從們南走歸德，後來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皇帝、宰相(《金史》評價最高的完顏仲德)、部分官員及衛隊共五百多人一同自殺。

　　在開封失陷金國覆亡的最後階段，以身殉國的死節現象特別多，有女真人，也有不少漢人。為什麼？元蒙時有人說金國“崇儒太過”，致使將領寒心，國脈不保，從這裡可以分析出，“死節”者眾多是儒家意識形態紮根很深的結果。然而，身為二等公民的漢族民眾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南宋輸誠，而偏要為國破君亡的金朝赴死呢？這大概說明在傳統的觀念里，君臣關係高於或大於民族關係。君臣父子，才是人之大倫，夷夏之辯卻不然，以夷變夏或者以夏變夷都能說得過去。北方的百姓被趙宋王朝拋棄上百年之久，早已認女真人為自己的君父。什麼“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聞道中原遺老，時時猶望，翠葆霓旌”云云，那都是南方文人自己想像出來的。

　　因為開封已是民窮財盡，蒙古大軍並未駐留，一路殺往東南方向。開封作為都城就此永遠地被廢棄了。元亡時，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開封，但經過實地考察後，發現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擔漕運的重任，只好作罷——沒有漕運，朝廷上下吃什麼？此後，隨着生態環境的惡化，地處華北平原南部的開封地區日見蕭條，還有過幾次被黃河洪水完全吞沒的悲慘記錄，以至於連作為一個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但是，作為古都，開封的歷史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把漫長的中國歷史理解為一幅長卷畫，卷面上，前邊、後邊，到處都是血污的場景。而北宋定都開封的這一段(不過一百六十多年)，民眾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屠殺，知識分子更受到了特別的保護。對於專制制度下的臣民，這真是很值得慶幸的一件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什麼受到歷代人的珍愛，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從張擇端筆下的開封，看到了一種頗理想的生存方式，時間雖然比較短，但始終不失為一份值得保存的回憶和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