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知青英雄丁惠民致敬
王友琴

寫在前面：45年的1979年1月，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的幾萬知青開始回城，揭開了全國知
青大返城之序幕……
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來想做的一件事終於達成——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電
話。感謝當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幫助。
丁惠民是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出生於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
讀上海歷園小學6年級。因為1966年6月以後全國學校停課，他無學可上，這也是他的
最高學歷。
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樣，作為小學六年級還沒有畢業的孩子去了雲南景洪農場10
分場（曾經一度改編為“生產建設兵團一團十營”，後又改回原名）。雲南景洪離上
海有四千多公里的距離。
1978年，他帶領西雙版納數萬雲南知青採取行動，公開“我們要回家”的訴求。
他起草三次請願信，上萬名知青簽名按手印，他們三次發信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沒
有回信；他們舉行罷工，要求回家，沒有結果；最後，28名知青代表從西雙版納出
發，在昆明—北京的火車不准他們乘坐的情況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車，終於輾轉
到達天寒地凍的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上，他們舉起了“我們要回老家去”的橫幅。
……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拍照放在這裡。照片上有毛澤東的一段話，
當時被稱為“最新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
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
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澤東在此前和此後，都作有關於
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續到他在 1976 年死亡前幾月。但這一段包含了一組對
一個社會巨大群體打擊沉重的新概念。其中的“知識青年”，是指城市學校的學生，
後來被簡稱為“知青”，毛要他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些新說法、新做
法，導致文革中一千八百萬城市青年離開父母、離開家庭、中斷教育，到遙遠的農村
去，並被要求在那裡“紮根”，即永遠不再回城。
“知青運動”，被列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對這些“新生事物”就
被說成“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時候最嚴重的罪名之一。
55年過去了。有人說，知青是自願下鄉的，現在雖已經回城，依然眷戀着鄉村。
什麼叫“自願”？只有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才會有“自願”。而知青從來沒有過選
擇的可能。直到毛澤東死亡兩年多後，1978—1979年雲南知青抗爭返城。1980年，知
青下鄉政策被停止。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們已經想了很多辦法回城回家：“走後門”“找關係”，給幹部
送禮、送錢，想辦法辦“病退”“家庭照顧”“獨生子留城”，女生設法找城裡丈夫
結婚，用性服務賄賂有權有勢的幹部，各種各樣。概括地說，就是個人在“最高指
示”構建的大網上，找個小洞鑽過去。鑽小洞並不容易。除了物質和性服務的付出，
還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傷害。
1971年，第二號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後，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點鬆動。
1972年底，福建莆田縣的農村小學教師李慶霖冒險給毛澤東寫信說，他的兒子是1968
屆初中生，在農村插隊收入低，不能養活自已。毛澤東給他寄了300元。
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由於強姦多名女知青，兩名軍人幹部賈小山和陳國良被判處死刑。
新華社記者把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用十六種方法捆綁吊打知青，寫進“內部參考”，作
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問題通報。
但是知青們都明白，這些措施只是要修理枝節讓他們繼續留在農村，而不是讓他們回城。
北京知青鍾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個分場，八十年代他成為知名作家。1978年他辦理
回北京的手續，景洪農場不給他戶口。場長夫婦到北京。阿城媽媽請他們在大飯店吃
飯，場長妻子說想要毛毯（當時一條價格超過一般人一個月工資），阿城媽媽立即買
了送上，但戶口還是沒有給阿城；場長妻子又說要吃銀耳（當時一斤價格超過一般人
半個月工資），阿城趕快買了一斤送去，還是不被放行。當丁惠民的油印公開信傳
開，農場領導問鍾阿城是不是他寫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以證實不是他寫的。在
那種情況下，農場幹部立刻把戶口給了他讓他回北京，以免他加入知青抗爭事態。
我和我的大妹妹小時候都跳了班，她14歲，我16歲，作為知青到了雲南。我們無路可
走，在勞動之餘自學了從中學到大學的數理化課程。文革後恢復高考，我的父母平反
後，我們以高分考進了最好的大學。我知道我們是例外的例外，同齡人都沒有在學校
學過中學數理化課程，很少人能考進大學。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領導的抗爭，幫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雙版納農場的幾萬知青開始大回城。一時間轉戶口的地方出現了大擁
擠，因為知青怕辦晚了就不讓辦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後離開西雙版納的。他父母工作的工廠已經搬到湖北，媽媽提前退休，讓丁惠民辦了“頂替”。兩年後他和一名西雙版納的重慶知青結婚，他調到
重慶的一家高溫作業工廠當工人。他們有了女兒。
回憶當年北京請願，丁惠民說到，實際上去了28個半人，因為28人中有一個女知青是
懷孕的，在北京差點發生流產，把他急壞了。好在沒有出事。那個孩子長大後考進了
幼兒師範，她喜歡小孩子，現在是很好的幼兒園老師。談到這個叫着他“叔叔”長大
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聲音里滿是溫情。
絕大多數知青以個人方式設法離開農村，丁惠民卻選擇抗爭被強加給整一代人的所謂
知青生活。他是站出來為自己也為全體知青回家的公開明確地爭取的那個人。他領導
了抗爭的全過程。在全國一千八百萬下鄉知青中，此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做。
知青回家運動沒有發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沒有發生在有更多
知青的東北建設兵團，卻發生在雲南，因為那裡有丁惠民，有那個領導大家採取行動
的人。拿英國哲學家柏林的話來說，是堅持運用“積極自由”的人；拿簡單直白的話
來說，他是個英雄。
一位比知青一代年輕十多歲而沒有當過知青的朋友說，在從丁惠民身上，可看到“雖
千萬人吾往矣”中那個“1”的力量（即英文所說的 power of one），那個賦予後面
無數個零以意義的“1”的力量。沒有前面他這個1，後面的無數個零也只能還是零。
他有決心，有願景，有行動力，也有領導力。他沒有號召別人衝鋒而自己卻躲進戰壕
里，而是身先士卒，沖在最前面撤在最後面。
這位年輕朋友為丁惠民的所作所為流下了眼淚。她說，假使可以選舉，我會投票選丁
惠民當市長……
在全國一千多萬知青中，丁惠民是獨特的和非凡的。他對知青群體命運的體驗與對自
己行動的選擇和擔當，幫助後來者免於被強迫中斷學校教育、被強迫離開父母，去遙
遠的地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從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一年，成為值得曾經的知青不能忘卻的一年。當年的知
青和後世來者，當向丁惠民和他的知青同伴們的抗爭，投去深深的敬意。
向丁惠民致敬！
202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