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解讀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

黨的重要人物的回憶錄是黨史的一部分，它的寫作服從於黨在一定時期的自我塑造。１９７７年９月，為紀念毛澤東去世一周年，《人民日報》發表徐向前元帥《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文章重複了延安時代以後對張國燾的三個主要指控：擅自決定紅四方面撤出鄂豫皖根據地；長征時發過"以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擅自命令四方面軍渡河西征。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４日，徐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指出這三個指控與史實不符。"當時有當時的框框，當時有中央文件，有'西路軍事件'，有那樣的傳說。""現在沒有框框了，衝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確的答案，提供正確的參考資料。"（１）

十大元帥中，正式寫過回憶錄的，只有聶榮臻和徐向前兩人。他們的回憶錄都在８０年代中期出版，此時框框仍然有，但確實少了一些。由於長征中四方面軍與毛澤東及中央紅軍的矛盾，四方面軍的歷史與徐向前本人的政治命運都受到抑制，所以《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７）不但思想較為解放，且有濃郁的個人感懷。

　　　　　　　　　　　　　１　四方面軍的理論

共產革命的建軍原則、軍事理論等通常歸結為毛澤東的創造，但"毛澤東軍事思想"確實不是毛澤東一個人建立的。比如過去長期歸之於毛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原則是朱德首先提出來的。游擊戰術的來源相當廣泛，其中也有土匪的功勞，正如蕭克說的："連井岡山的山大王朱聾子的游擊戰術，我們也吸收其合理成分。"（２）

在遠離井岡山與江西蘇區的鄂豫皖蘇區，徐向前與紅四方面軍也建立了一套與中央紅軍相通相近的軍隊建設理論。

第一，游擊戰術。１９２９年９月，徐任鄂豫邊特委委員和革委會軍委主席，負責軍事工作。他與戴克敏總結出了一系列"游擊戰術"：

　　（１）集中作戰，分散游擊；
　　（２）紅軍作戰儘量號召群眾參加；
　　（３）敵情不明，不與作戰；
　　（４）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５）對敵人採取跑圈的形式；
　　（６）對遠距離的敵人，先動員群眾擾亂敵人，再採取突出的方式；
　　（７）敵人如有堅固防禦工事，不與作戰。（頁８６）

正如徐所說的："這些東西，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里固有的，是部隊和群眾實際鬥爭經驗的總結。"（頁８６）朱毛與徐戴同樣總結了這些東西。

第二，政治領導。一般認為是毛澤東主持的古田會議的貢獻。《中共鄂豫邊第一次代表大會關於軍事問題決議案》中也規定各級建立黨組織，實行黨代表制，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部隊設士兵委員會，官兵平等，經濟公開，廢除肉刑，不殺俘虜等等。

第三，組織紀律。"我們雖然沒有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完整的規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條條和要求。"（頁９１）這些"條條和要求"包括"服從命令聽指揮。……打土豪所得和財物，都是歸公的。不准貪污，……不准調戲婦女，不准隨便抓人、殺人，不准搶東西，不准燒房子。……部隊到一個地方，派飯一桌給一元；借一床被子給三個銅板，睡覺沒稻草，要用錢去買；走的時候，得把房子收拾乾淨，上好門板。"等等，後來總結為十條：

（１）不拿窮人一針一線；（２）不拿窮人糧食；（３）對窮人態度要和藹；（４）愛護槍不要弄壞；（５）節省子彈勿亂打；（６）對群眾要宣傳紅軍主張；（７）火線上要對白軍宣傳；（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機器醫藥；（９）得物資要先顧傷員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頁９１─９２）

毛澤東等的人三大紀律是：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稻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後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成為八項注意。

兩相對照，內容基本一樣，甚至語言都相同。這並不偶然，兩地部隊遇到的問題差不多（比如睡覺時常常用老百姓的門板當床），部隊的性質也完全一致，那麼無論是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是叫"十條紀律"，實質上都大同小異。可以推斷，賀龍的二方面軍也會有類似的規章制度。因為"這一套，不是上面規定下來的，也不是從黃埔軍校帶來的，而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逐步搞出來的。"（頁９８）

　　其實，"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個人、哪一支部隊的獨創，而且還的深厚的傳統基礎。已經有人注意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愛民歌》的關係（３）最值得注意的是，《愛民歌》中也有關於門板問題的規定："第一紮營不貪睡，莫走人家取門板。"曾國藩統領的是"官軍"，有國家供應，所以不允許他的軍隊取百姓的門板。但他把"門板問題"放在第一，可見當時還是有人動用百姓門板的。紅軍是要靠自己籌餉的，睡覺只能借用百姓家的門板。說明從曾國藩到紅軍，軍隊的生存條件沒有大的變化，睡覺都離不開門板；也說明軍隊的紀律都是其生存狀況的反映。
　　　　　　　　　　　　　　２　　委派

　　鄂豫皖的部隊是由１９２７年黃麻起義發展起來的，領導人也主要是本地的。１９２９年後，中央即不斷派人下來：
　　１９２９年６月，派徐向前到紅３１師任副師長（沒有正師長）；
　　１９３０年春，派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姜鏡堂等人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領導，其中許為整編後的紅一軍軍長，曹為政委，徐為副軍長；
　　１９３０年冬，派曠繼勛、余篤三為再次整編後的紅四軍軍長和政委，徐為參謀長，許、曹分任師長和軍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１年２月，派曾中生為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
１９３１年４月，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接管鄂豫皖根據地黨政軍最高權力。

　　張國燾到鄂豫皖後，在許多問題上與紅四軍領導人發生衝突。徐由此感到：
我們過去就覺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問題，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和紅軍幹部改組得太頻繁。本來紅一軍成立時，已將鄂豫邊、商南、皖西的三支紅軍統一起來，許繼慎、曹大駿等同志雖然思想上有點毛病，但還是能幹的，部隊連戰皆捷，發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成紅四軍時，中央又派曠繼勛來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其實，曠繼勛並不比許繼慎強。……此後，許繼慎與曠繼勛的關係疙疙瘩瘩。曹大駿同餘篤三的關係也不融洽。軍隊不斷改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幹，土生土長，與當地幹部、群眾有密切聯繫，熟悉鄂豫皖邊區的情況，但上面換下了他，派來郭述申同志。三中全會後，又派來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幹得不錯，但四中全會後，又把張國燾換來了。（頁１４５）

鄂豫皖根據地是從黃麻起義開始創立的。一旦鬧出點規模，中央就不斷派人來。這固然是因為本地人才總歸有限，中央必須選派一些政治軍事的人才來加強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裝力量的考慮。１９３０年２月底，周恩來對即將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說：中央認這那些地方黨內的地方主義、農民意識對黨的團結是有影響的。為了克服邊區黨組織領導和紅軍指揮的不統一，中央決定成立鄂豫邊特委，由郭述申任書記；成立紅一軍軍部，許繼慎為軍長，曹大駿為政治委員，熊受暄任為政治部主任。（４）黨指揮槍，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是由誰掌握武裝力量的問題，鄂豫皖地區的紅軍必須由中央派來的人領導；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各有各的中央，中央領導變了，中央的政策變了，各地的領導人也得變。

還有一個通常較少提到的因素。這些中央派去的"欽差大臣"開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邊區的權力，但他們"坐大"後，他們儼然就以地方領袖自居，比如徹底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軍實權的張國燾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的代表了，以至於長征中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就自以為是與中央並列的一方。中央當然也明白這一點，解決的辦法是不斷以新換舊，以確保對這個根據地的領導權。

"欽差大臣"這種自我認同的變化，類似於歷史上"波紋式的循環發生"的官制。"波紋式的循環發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又別有微臣變實權者，再來取代此前的微臣。天子只信任自己身邊的人，所以予他以實權並取代大臣，但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會有一定的角色意識，因此也不再為天子信任，所以又得再派身邊的人取代這個從前是自己身邊的人。"波紋式的循環發生"的官制是皇權中心的集權體制的必然現有的現象。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則星星之火就無法燎原，但因為沒有就"欽差大臣"和各根據地"地方領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所以就不斷出現中央來人殺地方領袖的現象，夏曦到賀龍的湘鄂西搞肅反，全區殺得只剩下三個半黨員。

　　　　　　　　　　３　　紅３２師的膽量

鄂豫皖根據地不斷接受中央派來的人的領導，得到了發展壯大，也遭受到許多挫折。但並不是每個地方都順從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１９２９年５月，鄂東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別區委組織、發動了商南起義，成立紅３２師：

周維炯是丁家埠和豫東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點驕傲，看上去像個白面書生。３２師在豫東南活動期間，同鄂東北特委的關係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虛槍斃了，特委又派吳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敵犧牲（後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同志去調查處理槍斃二徐的事，也差點被殺掉，有人給郭述申報了信，他連夜跑了，才免於難）。（頁８１）

３２師肯定屬於鄂東北特委領導，卻把特委派去的殺了。如果不是這樣，特委派去的人會不會把３２師的人"肅反"掉？"這事鬧得很大，上至黨中央，下至鄂豫邊區、商南根據地的幹部，都知道。後來……證明槍殺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澤渥等人所為。"（頁１５７）但周維炯是師長，當然脫不了干係。後來他和許繼慎一起，被張國燾殺掉。

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想擺脫上面的委派，最終是不可能的，要想保存自己，賀龍的辦法比較好：夏曦到湘鄂西後："他們開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覺察到事態的嚴重性，並且確實掌握了一些情況後，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挑選約一營精悍的戰士，加以整編，歸我直接指揮，並把他們布署在我的住地周圍，以應付突然事變。"（５）當然，能夠自保的前提是得有一支自己的親兵。

　　　　　　　　　　　　４　　肅反的效果

鄂豫皖蘇區"白雀園"大肅反，持續３個月，肅掉２５００多人，團以上幹部百分之六、七十被捕或被殺。"'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頁１５８）概括起來，一是有歷史疑問的，二是知識分子的，直到"文革"為止的多次整風、審幹運動，無不以這兩種人為對象。

清洗這兩種人無疑有純潔革命隊伍的理念支持，與黨的綱領一致，所以每次"肅反"公開藉口都是"清理階級隊伍"。但實際上，或許還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權力挑戰者的整肅。因此，在鄂豫皖，"原來地方上土生土長的一些領導幹部，多被搞了下去。"（頁１４６）"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關係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頁１５９）張國燾的肅反，主要有兩次，對象都是土生土長的領導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來的領導人；時間都是在這些人向他的權力提出挑戰之後。

第一次是１９３１年９月旬開始的"白雀園肅反"。起因是９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還是北返（張）問題上與張有不同看法，紅四軍的一些活動分子就在雞鳴河開會，通過申明書，決定派人向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官司一直打到中央。這使張感到自己的意志難以在四軍貫徹，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後，不久他發動了大規模的肅反。"許繼慎經常講張國燾是老右傾機會主義。為這件事，張國燾很討厭他。……我想，把他抓起來，這可能是一個原因吧。（頁１５７）殺掉了許繼慎等人，張國燾建立了他對鄂豫皖蘇區的絕對權威。

第二次是１９３３年６月開始的"反對托陳取消派與右派"運動。起因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張琴秋、朱光同志醞釀，要派人去黨中央揭發張國燾的錯誤，請中央採取措施加以糾正。"（頁２２７）張琴秋與陳昌浩交好，想爭取他的支持，陳當然不會支持，並立即告訴張國燾。張表面接受了他們的一些意見，但"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以後張國燾便藉口'肅反'，陸續將曾中生、余篤三、曠繼勛等人逮捕或危害，張琴秋也被降職使用。"（頁２２７）從此以後，紅四方面軍再也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

處於四面包圍中的紅軍內部殘殺，"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頁１５９）

然而"白雀園大肅反"後不久的四次戰役，紅四軍連戰皆勝；川陝根據地"反托陳取消派"的同時，紅軍連續發起三次戰役，戰績輝煌，川陝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正如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反ＡＢ團"沒有影響反"圍剿"的勝利一樣。如果總結勝利經驗，張國燾肯定算上"肅反"這一條。正由於"肅反"不妨礙戰鬥勝利，所以"肅反"的教訓從來沒有得到認真總結。徐痛徹的說："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頁１６１）確實值得研究，而且必須在一個相當複雜的思維結構中來研究。

周維炯臨死前說："老子二十年後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頁１５８）看來，此人只有素樸的革命感情而不真正懂得中國革命，他不懂得，在革命的邏輯中，濫殺同志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壞人，他或者是好人做錯事，或者根本就沒錯。

這個道理國民黨也不懂。"１９４２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親口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的時候，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可見，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頁１５８）這個國民黨特務也不大了解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殺許繼慎誠然是上當，但殺了許，張國燾強化了個人的權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義無反顧地上陣殺敵，並沒有因為殺了許繼慎就敗於國民黨。

　　　　　　　　　５　　陳昌浩

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政委，有最後決定權。徐與他有許多矛盾，４９年以後陳作為張國燾的追隨者，在黨史上的形象一直不好。但徐在回憶錄中一再說他"很能幹，有才氣，但年青火旺，盛氣凌人，連張國燾都得讓他三分。平時，幹部佩服他能寫能講，但也怕他發脾氣。"（頁３３０）

陳昌浩在部隊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績："陳昌浩同志有實幹精神，對四方面軍的政治工作了積極貢獻。"（頁１９１）軍事上也不外行，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要不要打蘇家埠、同年６月要不要西出平漢線作戰、同年１０月漫川突圍的方法等許多作戰中，他都和徐一起堅持了與張國燾不同的正確立場。陳還有一個近乎傳奇的故事，１９３０年初，紅軍繳獲了一架飛機。"陳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區，去過皖西根據地。他那時才２７歲，幹起來真行，也有辦法。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降落，就帶上手槍，拿着手榴彈，帶他聽指揮。"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又坐上這駕飛機到敵占區上空扔，散發宣傳品。（頁１７５）

黨內的肅反通常是"一逼、二供、三相信"（頁１６１）但"陳昌浩同志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頁１６０）憑什麼呢？那就只能是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順眼的人。１９３２年６月的木門會議上，"陳昌浩的頭腦清醒了些"，他承認抓錯了人、同意停止肅反。（頁２９８）似乎他也明白隨便殺人不好。可是會後不久，他與參謀主任舒玉章為打不打楊森爭論起來，舒說："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和人家代表說了互不侵犯，你們打楊森，犯了錯誤，是'立三路線'，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見！"

　　這下陳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說：你是個"日本特務"，在這裡搞煽動，反對政治委員！下令："馬上來人把他捆起來！"……後來，聽說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殺掉了！（頁３２９─３３０）

一方面要停止"肅反"，另一方面仍然捕殺與自己爭論的人，可見陳是多麼習慣於不把同志的生命當回事。

徐對陳的總的評價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積極奮鬥的一生，對黨和人民作出了許多有益的貢獻。他對敵鬥爭勇敢，才思敏捷，雷厲風行，俄文翻譯水平相當高。他是＊＊中全會和王明一夥一塊上台的，貫徹過教條主義的東西，並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但那時年青幼稚，屬於好人犯錯誤。"（頁５７１）

陳昌浩和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都是殺人甚多的左傾宗派主義者，但徐一再認為他們都是"好人"。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就要殺死，這樣的"好人"不是在道德的意義，而是革命事業的意義上，革命不就要幹勁十足、有狂熱性的人嗎？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已，建立個人統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頁１５９）

早已投敵的張國燾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沒有投敵的呢？即使如此，徐還是肯定了他的能力。長征途中張與中央分庭抗禮，四方面軍的將領至少是服從了他。直到延安時期清算張國燾時，"由於張國燾統治四方面軍多年，又一直掛着馬列主義知識分子的招牌，長期在四方面軍內實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軍的一些幹部出於對黨的樸素感情，對張國燾還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軍的代表和化身。對抗大貫徹中央決定，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學習產生了反感和不滿情緒。在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與黨組織對立的懸崖"（６），莫文驊是批張先鋒，他的語言不太準確，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會得到四方面軍將領認同的，但他反映了一個事實：戰爭年代，領導人的"肅反"殺人，並不妨礙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一個雙手沾滿紅軍幹部戰士鮮血的人仍然是一個"好人"。

　　　　　　　　６　"民窮財盡"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千里躍進川北建立川陝根據地。這是一塊天然的養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長東西，山裡的飛禽走獸不少，解決部隊的吃穿問題，比較好辦。"（頁２５８）但到兩年後，紅軍就不得不撤出這塊風水寶地。除優勢敵人外，根據地"民窮財盡"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長年戰爭的消耗和破里，僅戰役規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個月。我們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戰爭給根據地帶來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則是"左"的政策所導致的。……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凋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頁４０８）

如果戰爭的破壞有不可避免性的話，那麼有組織地、公開地大量殺戳"階級敵人"、禁止一切經濟交易行為活動就是政策性的破壞了。竭澤而漁的後果，是"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要兵員補充沒有兵員補充，別說部隊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問題。"（頁４０７）當時農村開會，所見都是婦女，因為男的都當紅軍去了，如果有年輕人沒有參加紅軍，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紅軍是長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發展，但川陝邊的老百姓呢？川北是肥沃之地，兩年的時間就被搞得"民窮財盡"，那麼比較貧窮的江西蘇區、陝甘寧邊區的狀況又如何呢？革命以解放和幸福為口號，但在革命過程中，老百姓卻要付出生命財產，解放區的天並不是明朗的。

　　　　　　　　　　　　７　　徐與毛澤東

一、四方面軍會合是長征的勝利。但四方面軍兵多糧足，一方面軍有"中央"的之名，雙方都不很自在。雖說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大方向並不矛盾，但實力原則在革命隊伍也依然有效。

張國燾對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線的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志了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撤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還有什麼"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啦，"政治落後"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頁４２７─４２８）

雙方都對分裂負有負責任："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製造分裂，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面。教條主義者沒有貫徹毛主席的團結方針，對四方面軍吹毛求疵，橫加指責，也起了不好的作用。"（頁４２９）分裂的責任後來被堅決地劃到失敗者張國燾的頭上。當歷史的真相已被改寫得難以復原時，徐這種各打五十板的說法其實是很含蓄的，他的真實思想，更可能是對中央方面的不滿："說老實話，心裡是不痛快的的。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游擊隊伍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麼多硬仗，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怎麼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得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頁４２９）

張的肅反把徐的妻子也殺掉了，兩人在軍事戰略上也時有分歧，但張、徐之間仍然保持着過得去的合作關係。儘管可能是張不得不用徐的軍事才能，儘管在此過程中徐有過不少委屈和忍耐，但徐對張並不總是否定的。在一、四方面軍分裂時，他不會捨棄自己的隊伍跟中央紅軍走。他畢竟是四方面軍的總指揮："一方面，幾年來自己與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點離開他們。兩軍會合後，我對陳昌浩說，想去中央做點具體工作，的確是心裡話。……另一方面右路軍如單獨北上，等於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自己也捨不得。"（頁４５３）

　　不過徐不是鋒芒畢露的人。毛兒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和陳昌浩都同意毛向東發展的主張；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張發電要陳、徐率右路軍南下，中央方面反對，開會時，毛等擬好一份要張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並要陳、徐表態：
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頁４４７）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表態。陳、徐都同意北上，但陳顯然願意考慮南下作為另一種方案，所以次日張再次來電堅持已見時，陳就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而徐沒有就南下與否表態，儘管事實上徐肯定不願離開左路軍單獨北上，次日也和陳一道同意南下。善於利用矛盾的毛澤東從此捕捉到陳、徐是有區別的。１０號晚上：

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裡問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有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頁４５２）

當天深夜，毛與中央單獨率一、三軍團北上。在分裂的前幾個小時，毛找他的動機顯然是對他和張、陳的關係略有了解，想把他從張、陳那裡來分化出來，爭取他的支持。他的態度當令毛失望，以至於給徐後來的地位留下陰影。

但處在徐的位置，他的選擇是最得體的。即使他想義無反顧地支持毛，也帶不走隊伍："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於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是帶不動隊伍的，只能悄悄地帶走幾個人。"（頁４５４）沒有隊伍，他對毛的支持也就沒有多大價值。正因為徐沒有離開四方面軍，始終參與掌握着這支部隊，即使兵敗祁連，他也當之無愧地是這個"山頭"的代表，特別是在張遭到清算、陳自我消沉之後。

１９４０年徐重回延安，"總政治部的同志熱情接待，……毛主席住楊家嶺，很快接見了我。……過了不幾天，中央機關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信。那裡環境幽靜，樹木不少，朱德、葉劍英同志也住在那裡。"（頁６６７）這不是偶然的，師哲記得："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調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請到棗園來住，並要我照顧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別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們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７）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個方面軍或一個戰略區了。軍人功勳和位置在其擴兵占地，但是否有機會這樣做。則要看毛是否放手讓他去干。１９３７年整編時，四方面軍的部隊被編在劉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師副師長；１９３８年率該師左縱隊赴冀南獨立發展，剛打出一片天下，即於１９３９年春被派往山東；山東縱隊發展起來後，１９４０年５月調他去延安參加整風；１９４２年５月任晉綏聯防司令賀龍的副手；１９４３年春任抗大校長；１９４７年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始終沒有開疆闢土、獨立發展的機會。後來主要是從地方部隊中建起了後來的與閻錫山較勁的十八兵團，終於在國共決戰中爭了一功。

　８　　一句話保終生

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會合後得到四方面軍的幫助也感到四方面軍的壓力。發生衝突後，毛於９月１０日夜帶右路軍中的一方面軍北上，還帶走了右路軍的軍用地圖。不太了解內幕的徐向前很緊張：

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點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頁４５３）

照徐的說法，張國燾並沒有要他們"武力解決"中央，他和陳昌浩一起制止了兩軍分裂後可能發生的衝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着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聽從我的意見，作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頁４５３）

"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成為徐後來的護身符；陳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４９年後還能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９　電報

張國燾在長征途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說法來自毛澤東。"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五軍進抵墨窪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紅五軍全部返回阿壩。他的分裂活動更加變本加厲；一面致電左路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一面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軍不可分開行動'。９月９日，又背着中央另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這樣，局勢便發展到千鈞一髮的危急地步。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看到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那個電報，立刻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迅速抄下電文（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８）廖蓋隆後來說："我們黨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１９３７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紀錄，毛主席在發言中說到，葉劍英同志把電報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展開黨內鬥爭'這樣的話。"（９）

徐向前回憶與此不同：由於９月８日右路軍的主要領導曾致電張國燾，要其北上，張則於次日"復電我們並轉中央，再次明確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頁４５０）

１９８２年，徐向前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的訪問，明確說："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

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１０）

當時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過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是否收到葉的回信，廖沒有說。可見這段歷史還不能說是清楚的。

葉劍英一生有三大功勞，一是１９２７年向葉挺、賀龍通報張發奎要扣押他們的消息，使南昌起義得已進行；二是長征中向毛澤東等人報信；三是在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幫"中起了重要作用。當華國鋒、汪東興準備對"四人幫"採取措施之後，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４日，華派李先念去徵求葉的意見，雙方一拍即合。但華下台後，葉成為抓捕"四人幫"的主要決策者，很多發表的記述都和事實真相有出入。１９７７年，李先念曾說："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幫'。這是華國鋒同志提議並徵得中央多數同志同意後實施的。"後來，《李先念文集》的編者們在收錄這篇講話時，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在文後加了一個注釋，寫成葉為主華為輔。只是在李先念大發脾氣之後，才改寫成以下文字："注１５７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１１）

抓"四人幫"是極其秘密地進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說的那樣是"徵得中央多數同志同意後實施的"，但李的脾氣是有因而發的：作為主動者（華國鋒）的溝通人，李也是這次抓捕行動的主角。

　　　　　　　　　１０　　"黨內鬥爭"與"危害"

延安時代以後的黨史一般都認定張國燾有一份電報給陳昌浩，據毛澤東１９３７年說有"徹底展開黨內鬥爭"一說。為什麼憑此一句就判斷張有危害毛澤東和中央的意圖？答案只能是一條，這就是"黨內鬥爭"等於"危害"。

黨是一個政治組織，黨內鬥爭無非是思想鬥爭、路線鬥爭，但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卻常常由思想、路線的分歧引發殘酷整肅直至肉體消滅，張國燾、毛澤東在這一方面都是行家裡手，以至於毛一看到"徹底展開黨內鬥爭"一語，就知道張要幹什麼了。

"危害"沒有成功，但一、四方面軍的鬥爭確實是展開了。原屬於一方面軍和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在兩軍會師後調到四方面軍任九軍參謀長，沒有受到四方面軍將領的歡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３日晚，"王樹聲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問題對我進行鬥爭"；次日，陳要調離九軍，九軍要他把九軍的東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傳令兵洶洶然要這要那，聲言奉命不准我帶一點東西，只許隻身去總部。當面交涉無效，寫信給孫軍長，回答找不着人。最後竟動手強搬東西，強拉所有馬匹，由五軍帶來的馬匹亦被沒收。我當時實在難處，只好憤然捨棄所有東西人員，去總部請示辦法。黃昏前後，才由總部去信將一些東西東西人員要回，但望遠鏡被搶去，騾子也被換了！慨自參加革命以來，算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若說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說政見不同，需得鬥爭，亦斷不能採取如此卑劣的手段！"（１２）

其實，王樹聲副總指揮、孫玉清軍長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王后來是十大將之一、國防部副部長；孫次年即壯烈犧牲。陳伯鈞不懂得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間，也會有殘酷的鬥爭。

　　到延安後，輪到四方面軍的將領難過了，以至於許世友、王建安等人要拖槍出走，何畏乾脆投向國民黨。鬥來鬥去，革命黨人積累了太多的矛盾，終於在"文革"來了一次總爆發。

１１　　哪裡是"中央主席"的料

張國燾於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宣布另立中央，當然沒有任何合法的組織程序，但也不是沒有人擁護：

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方面軍的一位軍的幹部發言。這位同志在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譁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頁４５９）

這時與四主面軍一起的有原屬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的紅五軍團和羅炳輝的紅十二軍，究竟是哪一個"軍的幹部"講得很激動，徐沒有講。張國燾則說："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出席這次會議的同志們，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等行為不當。他們指出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同屬一方面軍，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曾事先獲得通知；但這次毛澤東等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示未通知他們，發言的人對於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慨。"（１３）

徐、張都這樣說，肯定是有根據的。至少五軍團對中央是有意見的。延安時期，各根據地分別召開座談會，主要是檢查對毛澤東的態度，附帶也就一些歷史問題作出決議。"紅五軍團的座談會開得很激烈，因為他們是寧都暴動的隊伍，不被'左'傾路線所信任，肅反時抓了不少人，當反革命錯殺了，連總指揮季振同也被殺害，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趙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後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軍團領導相繼犧牲，部隊留下的人很少了。隨西路軍過黃河時基本打光了。會上，發言的人很激動，當有人拿出董振堂軍團長被國民黨殺害時的頭顱照片時，不少人嚎啕大哭。"（１４）

張國燾１９３１年初到達鄂豫皖，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１９３３年創立川陝根據地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儘管他有才幹、有威信，以至於四方面軍對"張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頁４６１）。但"張主席"只能是某個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是做"中央主席"的料。朱德、劉伯承等中央方面領導人的反對，百丈原決戰的失利，中央到陝北後的種種爭取等等，都是他的"臨時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觀上，他也沒有毛澤東那種"崇拜我好一點"的霸氣和自信，特別擔心遠在天邊的共產國際：

那時，中國共產黨是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方能生效。張國燾是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更明白這一點。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後，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特別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產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決不會輕易否定他們。張國燾對此頗有顧慮，要給自己留條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絕。（頁４７４）

共產國際當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不就把它的"寵兒"博古和它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扳倒了嗎？而且後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也承認了毛澤東。可能正是掌握了張這種畏懼共產國際的心理，已到陝北的毛澤東就利用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向他"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其實共產國際是否有這個指示還要存疑），而給了張"當頭一棒"。

中國革命需要的政治領袖是一門心思干到底、把事情做徹底的人，任何猶豫和動搖都只能是死路一條。而張最缺乏的就是堅定性和自信力，一邊憑人多勢眾自封"主席"，一邊"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頁４７５）這怎麼能成大事呢？徐說了一件小事：中央紅軍在陝北直羅鎮打了一個勝仗，徐得到消息後找張，要出個捷報，發給部隊。"張國燾態度很冷淡，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麼了不起，用不着宣傳。……可是，沒過幾天，張國燾又准許在小報上登出了這條消息。"（頁４７６）消息公開後，使中央紅軍北上的勝利與四方面軍南下碰壁形成了對比，對張國燾很不利。在這個問題上，張本來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開出來，因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軍的勝利也是"主席"的光榮嘛。當然他也可以永遠壓着不發，真的搞一點"愚民政策"。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嚴格審查一切新聞信息，封鎖一切對自己不利的東西；"文革"時期，除了毛自己的書和他允許的書，古今中外的所有書都是要燒毀的"封資修黑貨"。

張之缺乏政治領袖的素質，還在於他會動感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前夕，因這一次會上陳昌浩及與會的多數人不同意張的意見，張極其沮喪。

這是張國燾自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大包袱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藉，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頁４９７）

政治家不是不流淚。比如三國時的劉備，那是為了表示"仁心"以爭取人心；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召見許世友時也流了淚，那是為了得到軍中將領的支持以與林彪斗。而張這樣的淚純粹是婦人的鬥氣之淚，沒有任何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