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的幾點簡評zt

《歷史的回顧——徐向前元帥戰爭回憶錄》成文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應說當時思想比較解放，禁忌少一些（但不是沒有），回憶錄在ZG早期領導人中算是不錯的，雖然其中有粉飾和開脫的地方，但總體比較客觀，在反映歷史真實面貌上有了相當進步。很多人對這本回憶錄寫過評論，本人有幸下載拜讀，隨便說就其中一些內容談幾點感受。
　　
　　一、關於徐向前本人。
　　
　　我一直認為，徐向前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也是一個極其精明的人。在ZG數十載極其複雜的政治風浪中，徐向前能夠始終身居高位，全身而終，實屬一個奇蹟。ZG的政治鬥爭，特別是早期的政治鬥爭十分殘酷而且複雜多變，身處其中經常要變幻莫定地去“站隊”，一個隊站錯了就可能導致政治生命的終結，甚至肉體生命的喪失。在這樣的鬥爭環境中做個“不倒翁”，一要精明二要圓滑三個性不能太強四要有實際的工作能力，周恩來、陳雲就是這樣的人，徐向前也是這樣的人。
　　
　　徐向前的精明圓滑突出表現在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都是政治鬥爭變幻莫測，很多人吃不准方向的時候，但徐向前憑藉自已的精心算計,左右逢源，冷眼旁觀，遠離是非，成功地度過了這三次風潮。第一是在鄂豫皖蘇區肅反時。中央派來的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和蘇區原有領導人許繼慎、曾中生等人的矛盾暴發，張國燾借肅反向許繼慎等人揮起了屠刀。但開始張國燾並不占優勢，甚至還被大多數人反對。徐向前也是鄂豫皖蘇區早期的領導人，按理應和許繼慎、曾中生等人更接近一些。但在站隊的關鍵時刻，徐向前表現出了圓滑，始終沒有和張國燾發生正面衝突，也沒有和許繼慎等人過多地攪和在一起。肅反開始後，在這場慘屠中，徐向前成了早期鄂豫皖領導人中的倖存恐龍。（多數早期領導人都被肅反殺掉了），徐向前不但得以倖存，還被委以重任，成了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按說沈澤民等人也不是不想辦徐向前的事，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就被抓了起來。但徐向前即使對這位妻子也沒有發過任何的牢騷，或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沒讓極左分子抓到什麼把柄。張國燾也認為，徐向前這樣的將領最好，完全服從領導，不問政治路線，除了打仗以外什麼也不參與。不象曾中生，動不動就說張國燾的路線方針錯了等等。
　　
　　第二次關鍵時期就是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又面臨一個三岔路口。徐向前深知政治鬥爭摻和不得。這在回憶錄中有很多記述。對於兩支紅軍會合後的方針路線，北上還是南下，開會他很少去，也不摻和爭論。他尊重毛澤東、張聞天等人，不和中央的領導發生衝突（不象陳昌浩，組織人圍攻張聞天），但也還繼續聽張國燾的話，雖然在回憶錄中一再說“幾年來自己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點離開他們。”但不管如何辯白，在一、四方面軍的鬥爭中，他以沉默的方式站在張國燾一邊卻也是事實（這在當時是明智的選擇，張國燾的力量相當強大）。就連毛澤東秘密北上前親自上門徵求意見（實質上是勸說徐，瓦解他和張國燾的關係），徐向前也表示拒絕。但他比較聰明，在毛澤東面前，要麼不表態，要麼就說：我基本同意中央的意見。就是對毛的當面規勸，也是“不宜分開行動”這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絕（這個理由毛澤東基本能接受）。
　　
　　從後來毛澤東對待四方面軍人員的態度上看，基本上是以四方面軍將領在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表現來劃分的。徐向前、李先念等對中央、毛澤東態度曖昧的人後來境況不錯，陳昌浩、王樹聲等人長期受到冷落，至於對中央態度最惡劣的李特、黃超等人則被槍決。
　　
　　第三個關鍵時期就是文革了。文革一開始，江青就提議徐向前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又一次做到兩面不得罪:老帥們不得罪，林彪、江青等極左派也不得罪，可謂左右逢源。但由於徐向前寫回憶錄時在八十年代，文革過去時間不長，還有一些禁區，徐向前不可能將這段經歷寫得很詳細，所以這段歷史寫得相對模糊，而且為自已辨白開脫之詞太多。
　　
　　我一直想知道徐向前元帥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的表現，這又是一個關鍵時刻。張聞天這個書呆子就是表錯態被打倒了，可是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根本沒提這段歷史。想想徐在歷史上的表現，可想而知他會不會摻和廬山會議了。
　　
　　二、關於徐向前在黃埔的表現
　　
　　徐向前早期考入黃埔一期，在學校中並不出眾，屬於不被看好的蒙頭實幹派。這在早期黃埔很多人的回憶錄中都得到證實。當時的黃埔軍校，學生的思想十分活躍，鬥爭很激烈，主要是三民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的交鋒，根據很多人的回憶，徐向前在學校不是一個活躍分子，很不起眼，屬於埋頭學習做事類型的人。這是比較客觀的，也是符合徐向前的性格的。但徐向前在自已的回憶錄中卻不願意承認，他說“從我們入學起，兩種力量就不斷較量，並且越來越公開化，表面化。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不少人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左翼青年，其中黨團員約占十分之一。開學之後不久，“中共黃埔特別支部”成立，即積極領導進步青年開展鬥爭，反擊右派分子。以GCD員蔣先雲同志為代表的進步學生，發起了籌備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活動。這個聯合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名義上是青年革命軍人的組織，實際上是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軍校政治部聯繫青年軍人的橋梁，是我們黨對青年軍人進行共產主義思想宣傳的一種組織形式。當時我和一些同學都是籌備“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積極分子。”
　　
　　可他後來又說：
　　“我在黃埔時集體加入了個國民黨。當時就有人勸我加入GCD，但我不願當“跨黨分子”，搞兩重身份。當然，主要還是頭腦里信仰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缺乏深刻認識。一九二七年三月，經樊炳星和楊德魁介紹，上級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國GCD。”
　　
　　這種說法是前後矛盾的，後面的說法應是真實的，說自已是籌備“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積極分子”明顯是粉飾之詞。徐向前真正投入GCD還是在武漢時期，在此之前，他對中共的政治活動並不感興趣。如果徐向前在黃埔時期就是“活躍分子”，也不可能三年後才加入中共。
　　
　　三、關於徐向前和張國燾
　　
　　我的觀點是:是張國燾造就了徐向前，沒有張國燾就沒有徐向前這個元帥。
　　
　　由於後來張國燾叛變，以及一些從所周知的因素，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是不可能對張國燾有好的評價的。但徐向前一直為張國燾信任，被張視為“自已人”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徐向前就不如許世友，許世友一直承認自已以前最佩服“老張”，後來最佩服“老毛”，徐向前卻不敢承認這一點，在回憶錄中不斷稱張國燾“個人品德不好”（雖也承認他有能力），並說自已和張國燾有隔閡，但這明顯不合事實。徐向前能得到張國燾重用，光靠黃埔的文憑和能打仗是遠遠不夠的（許繼慎等人也有黃埔文憑也能打），最重要的是對張國燾要忠誠，這一點徐向前無疑是沒有問題的。
　　
　　徐向前在中共內部論資歷來講，是一個相對的小字輩。他1927年才入黨，而林彪雖然是黃埔四期生（比徐向前晚三期，學弟一個），但林卻比徐早入黨兩年。在十大元帥中，可能只有賀龍和彭德懷比徐向前入黨晚，但賀與彭入黨前都是手握實權的舊軍閥，社會地位本來就高，帶部隊參加革命後，自然就有較高的黨內地位。而徐向前則不同，一直是一個小人物。入黨時僅僅是武漢軍校下面的一個小隊隊長（後編入葉挺部），後因張發奎驅趕，獨身一人跑了出去參加了廣州起義。但他在廣州起義時自稱“我當時是個一般黨員幹部，不了解全局情況，也不知道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是誰”，起義領導人葉挺、張太雷、葉劍英他一般見不着。廣州起義失敗後，他轉到東江根據地打游擊，僅擔任一個小團的團長（只有幾百人）。後來徐到上海，1929年被派到鄂豫皖蘇區，但僅是作為一名普通軍事幹部派去的（不是象許繼慎、曾中生、鄺繼勛、張國燾是作為主官派去的），當時派到根據地象徐這樣的普通軍事幹部還有很多（如被陳昌浩殺掉的舒玉章）。到了蘇區之後，直到張國燾來之前，徐向前最高的職位也就是一個師長（很普通，當時師級幹部還有很多）。
　　
　　直到1931年張國燾等人到鄂豫皖後，情況才發生改變，徐向前做為一名優秀的軍事幹部被張國燾相中，由師長破格一躍成為紅四軍軍長，繼而成為四方面軍的總指揮，中共一個山頭的第三號人物。由此見，提拔徐向前的是張國燾，沒有張國燾的提拔，徐向前在四方面軍還僅僅是個一般性的領導人。
　　
　　所以，張國燾對徐向前是有知遇之恩的，他為徐以後的地位奠定了基礎。可想在當時，徐向前對張國燾肯定有感恩之情，唯馬首是瞻。可惜，徐向前在回憶錄中並不承認這一點，甚至多次指責張國燾的錯誤，突出了自已和張國燾有不同意見的一面，如張國燾初到蘇區的“南下東進之爭”，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張國燾惡意肅反等等，徐向前稱自已都堅持了正確意見，都怪張國燾犯了錯誤，給紅軍和根據地造成重大損失。然而，對於紅四方面軍取得的重大成果，如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四戰四捷，漫川關突圍，保衛川陝蘇區打退敵人八路圍攻等，回憶錄中就重點突出了自已的作用，不提張國燾了（其實當時最高領導就是張國燾）,這其實是不合事實的。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共領導人，分為三類，一類是老資格派，以張國燾、陳雲、項英、任弼時、周恩來等人為代表，這些人是社會上聲望很高的GCD人，在黨內資歷高地位也高。這幫人基本在城市鬥爭，和毛澤東等人有區別；第二類是國際派，就是共產國際培養的一批青年，這是批很大程度上“蘇化”的人，主要是指“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有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顧作霖、夏曦、陳昌浩、沈澤民等人，這幫人理論水平高，有革命狂熱，忠實執行國際路線，但沒什麼實際鬥爭經驗；第三類是農村派，就是在農村根據地土生土長起來的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段德昌、周維炯等人，這幫人沒留過洋，沒受過蘇式教育，在黨內地位也比較低，但他們靠在當“山大王”打出了一片天地，打出了自已的地位，根據地主要都是他們創造的。徐向前基本上也屬於第三類的人。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一時“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去鄂豫皖，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去江西蘇區，派夏曦去湘鄂西蘇區。王明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抓政權，取得對中共所屬區域的完全控制。可見，王明還是比較重視各種派別平衡搭配的，派往各根據地的人既有元老派，也有國際派，但他們對根據地原有的領導人（農村派），卻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王明等人要堅決執行國際路線，推行王明主義，自然要對毛澤東等農村派進行鬥爭和改造，這是既定方針。但在如何執行上，卻出現了很大差別，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人採用的措施較為緩和，只是批鬥，沒有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關起來或抓起來。而張國燾、夏曦就不同了，採取了激烈的肉體消滅方式，許繼慎、曾中生、段德昌、周維炯等一批人被殺掉了。
　　
　　所以說，任弼時、博古等人還是比較客氣的，毛澤東等人也是比較幸運的，如果當時派到中央蘇區的不是任弼時等人，而是張國燾或夏曦，毛澤東屢次提反對意見，可能早掉腦袋了。
　　
　　但張國燾的肅反明顯帶有宗派性質，他和殺人狂夏曦不一樣，他殺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個人威信，除掉異已。在具體政策策略上，老資格的張國燾和王明等小後生還是不一樣的，他沒有完全執行執行王明的政治軍事路線，這使四方面軍比一方面軍有了更好的命運。
　　張國燾本來在“六大”上是受到批判的，卻突然被王明委以重任，老樹開花，按說，張國燾對王明是感恩的，應當堅決執行“王明路線”，執行首先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極左方針，但事實上紅四方面軍一直沒有這樣做。儘管張國燾嘲笑毛澤東是“山大王”，但老道的張國燾深知王明等人的幼稚和淺薄，自已到蘇區後，同樣也是按毛澤東的山大王理論去做事。張國燾不象任弼時、項英、博古等人，他沒有要求紅軍打大城市，也沒有要求紅軍“禦敵於國門之外”和敵人打陣地戰（而這些都導致了中央蘇區的喪失），沒有執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就是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張國燾也是主張誘敵深入，跳到外線作戰的。可見，張國燾在軍事上並沒有執行王明的錯誤路線，基本是和毛澤東異曲同工，走在敵人薄弱區域發展自已的正確路線。正因為紅四方面軍走了這樣一條路線，從不與強敵打陣地戰，才使紅四方面軍有發展到10萬人槍的強大力量。
　　
　　張國燾的衛士在回憶錄中稱：張國燾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威信極高，甚至被很多群眾視為“神”，“張主席”的稱呼在蘇區和紅四方面軍中是有相當號召力的，和江西蘇區“毛委員”的威望估計差不了多少。
　　
　　由此可見，徐向前是當時應是極佩服張國燾的，也是很聽張國燾的話的。而且在當時，徐向前還和毛澤東很不熟悉，不了解毛澤東，不可能象後來一樣毛主席毛主席叫得親熱，當然也不會聽毛澤東的話。但他很聰明，知道中央的名義並不在四方面軍，所以一直避免和毛澤東等人發生正面衝突。
　　
　　四、關於徐向前和毛澤東
　　　　
　　　　應當說，徐向前和毛澤東的感情不如和張國燾的感情深厚，毛澤東從來就沒有重用過徐向前，在毛澤東的眼中，徐向前始終是一個異已，他身上始終有張國燾的影子，他永遠不能和彭德懷、林彪、聶榮臻、陳毅等愛將相比。但在這種如此不利的形勢下，在毛澤東一系全面掌權的情況下，徐向前這個異類卻靠自已精明和謹慎，為自已爭得了一席之地。
　　　　徐向前在1935年之前和毛澤東雖曾碰過面，但並無交情，接觸也很少。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做為四方面軍三把手的徐向前才和中央領導人接觸多了起來。初會師時，毛澤東深感自身力量的單薄，對四方面軍將領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特別是以徐向前，更是費盡心機。（當時一、四方面軍都在互相爭取對方將領，陳昌浩就找過聶榮臻談話，想把聶拉過來）
　　　　當時由於一、四方面軍實力懸殊太大，四方面軍長期在張國燾的訓導下，幾乎所有將領都成了他的心腹（不服的早都殺光了），因此，儘管中央極力爭取，但四方面軍多數將領態度還是比較高傲和蠻橫，這讓毛澤東十分惱火，影響他以後一生中對待四方面軍將領們的態度。但其中是有區別的。陳昌浩、王樹聲、孫玉清、王建安等人對中央表面還算客氣，但明顯冷淡而且有很深隔閡，黃超、李特、何畏、余天雲等人則連基本的禮貌也不講，根本不把中央和毛澤東等人放在眼裡，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態度就比較暖昧一些，對中央領導比較尊重，所以，他們就成了毛澤東內部“統戰”重點爭取的對象。
　　　　徐向前稱：“第一次見到中央領導後，毛主席還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質獎章。”這是困境中的毛澤東爭取徐向前的開始。我看過很多資料，在會師中，毛澤東還多次找徐向前談話聊天（在回憶錄中卻沒有提及？不明白為什麼），問及四方面軍的情況。說是問及，實際上是了解徐向前的思想情況，爭取徐向前支持中央。毛澤東發現，徐向前和陳昌浩（陳和張國燾的關係過密，而且對中央領導人很冷淡）不同，是可以爭取的，加上徐在四方面軍的地位，爭取到徐向前會對削弱張國燾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可見徐向前的政治魅力，不管是哪一派，看到徐向前後，都會認為他是可以拉過來的人。（以前張國燾初到蘇區，後來江青想培植勢力，也是這樣對徐的）
　　　　但徐向前在關鍵時刻，還是選擇了跟張國燾走，這讓毛澤東極其失望，也使徐向前此後一生中被毛澤東視為圈子外的人。
　　　　回憶錄中稱：“當天，中央致電張國燾：“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裡問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
　　　　聰明的徐向前不會不明白毛澤東的來意，但還是婉言相拒。可以想見毛澤東當時的悲涼心情，由於自身力量太弱，四方面軍中竟沒有一個高級將領願意支持他。可以想見，當毛澤東獨自率一、三軍團僅僅七千人北上時，他是如何看待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已的部隊的，可以想象這七千人為什麼以後會出這樣多的元帥將軍高級幹部，可以想象當時同樣級別的四方面軍將領為什麼一直受到壓抑。
　　　　爭取徐向前失敗，影響了毛澤東對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麼說，在所有四方面軍領導人中，徐向前對中央還算尊重的，毛澤東也不可能將整個四方面軍系統都排除在中共之外，所以，毛澤東以後也沒有過分和徐向前計較，但是，他對徐向前和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等嫡系是有區別的，只是選擇了徐作為一個“代表”存在。他經常說：向前同志是個代表啊！什麼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軍隊中的四方面軍。
　　　　相比同樣是鄂豫皖蘇區出身的徐海東大將，徐向前雖為元帥（這是“代表”產生的現象，王樹聲那個大將也一樣是個“代表”），但和毛澤東關係卻疏遠多了。毛澤東一到陝北，儘管徐海東的十五軍團不比中央紅軍弱什麼，但徐海東沒有任何二心，把一切都交給了毛澤東，全面服從，要人給人，要錢給錢，相比張國燾，患難之處見真情，毛澤東感動的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如果徐海東沒有生病，毛澤東肯定會讓他獨擋一面。
　　　　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徐向前基本就沒擔任什麼重要職務了。和林彪、彭德懷、陳毅、劉伯承等人相比，徐向前軍事才能不差什麼，差的是對毛澤東的忠誠。
　　　　但毛澤東還是給予了徐向前很高的政治待遇（儘管沒有什麼實權），由於四方面軍出身的大多數人都受到了壓抑，為此，徐向前對於這種極高的政治待遇還是感到十分有愧。他總是認為“沒有隨毛主席北上，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也是，如果他當時選擇和毛澤東北上，可能以後會和林彪、彭德懷、陳毅、劉伯承等人一樣咤詫風雲。但在當時的複雜情況下，誰能判斷清楚呢？徐向前一直就隨張國燾干，在當時的選擇十分正常，跟毛澤東走反而不正常了。
　　
　　五、關於肅反
　　　　
　　　　三十年代紅區大肅反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它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年土地革命走入困境、瀕臨絕境的重要原因。肅反有多嚴重呢？現在主流黨史上僅僅稱“擴大化錯誤”，這個錯誤卻是血淋淋的，數萬紅軍、黨員和群眾的人頭落地。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反革命”？估計不到百分之一。所以當時革命者天天罵反動派“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用在革命者自已身上倒蠻合適。
　　　　上面提到的中共三個類型領導人（元老派、國際派、農村派），在肅反上區別就大了，三類型中都有熱衷於肅反的，也都有在肅反問題上比較理智，沒有隨意殺人的。其實，在當時的根據地里，肅反只是一個通行的要求，在具體執行上，根據地領導人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由性，如果他是個理智的人，可以採取團結慎重的態度，避免波及太廣，但如果他是個變態的殺人狂，極其狂熱，或有其他宗派目的，當地的紅軍幹部和群眾就要倒霉了。
　　　　上面三個類型的領導人又可以重新分為二個類型，一是熱衷於肅反的。如元老派中的張國燾、國際派中的王稼祥、陳昌浩、沈澤民、夏曦，農村派中的毛澤東、關向應、戴季英等人。另一類是比較理智的。如元老派中的任弼時、項英、周恩來，國際派中的博古、張聞天，農村派中的賀龍、朱德等。在各個根據地中，鄂豫皖根據地和湘鄂西根據地最倒霉，因為中央相繼派去的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夏曦、關向應都是熱衷於搞肅反的人，結果這兩個根據地大批黨政軍領導人和群眾被殺，嚴重摧殘了革命力量。而中央根據地呢，先期派去的項英、任弼時，後來去的張聞天、博古都不是嗜殺之人，情況反而好些。倒是毛澤東1930年搞的打“AB團”弄得很慘，冤殺了很多人。（項英、任弼時曾力圖糾正這個“擴大化錯誤”）毛澤東1937年指着博古對斯諾說：此人曾想置我於死地。呵呵，如果博古象他一樣的話，或者象張國燾、夏曦的話，他早就沒命了。
　　　　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是極其殘酷的，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倒是沒有否認這一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情況。他說：“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肖方、周維炯、姜鏡堂，以及許繼慎、曹大駿、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黃鋼、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祺等團以上幹部，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幹部、戰士和地方上的幹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
　　　　徐向前對肅反的原因也作了總結。第一是“張國燾搞個人統治，殺不同意見的同志”，這是符合事實的。熱衷於肅反的人主要有三種，一是張國燾、毛澤東等人，主要是出於排除異已的宗派目的而肅反，二是陳昌浩、沈澤民、關向應等人，出於狂熱的信念而肅反，第三是夏曦、李韶九、戴季英等人，他們殺人純粹是出於陰暗心理，是殺人狂、變態狂。（夏曦把二萬人的賀龍部隊殺得只剩三千人，自已四個警衛員殺了三個，可見何等瘋狂）
　　　　毛澤東和張國燾一樣，在蘇區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創建江西蘇區時，很多人都和他有不同意見。毛澤東和白軍作戰，採取的是誘敵深入的方針，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軍事策略，從今天看來，這個思想很偉大，是當時弱小紅軍的唯一正確選擇。但當時根據地的一些領導人，特別是本地領導人就不理解了。地主組織民團還要保境安民呢！紅軍怎麼能看敵人就跑，讓敵人進入根據地內部遭踏呢？讓家鄉群眾遭罪呢？所以，一些領導人就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這本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但由於當時的複雜環境，毛澤東就認為這是“AB”團、特務在作怪，在破壞紅軍的作戰方針，所以要肅反，要打“AB”團。
　　　　將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見混淆敵人破壞，這是當時肅反領導人的通病。（陳昌浩的參謀長舒玉章因為事先有協議，反對打軍閥劉存厚，和陳昌浩吵了幾句，陳就說他是反革命，將他槍斃了）由此可見，他們是如何聽不得不同意見的。相比之下，毛澤東多次頂撞中央代表任弼時、項英、博古，也沒有招致殺身之禍。象“羅明路線”的鄧、毛、謝、古等人，如果放到張國燾那裡，是不會讓他們活下去的。
　　　　張國燾控制蘇區的過程一樣很不容易。初到蘇區時，他對蘇區的情況並不了解，以前也沒有搞過實際的軍事鬥爭和根據地工作，所以，在指揮中有些失誤是難免的。但這下給原來根據地的領導人抓住了把子，不停地攻擊張國燾（許繼慎動不動就說張是“老右傾機會主義”）。這下激怒了張國燾，此人下手很黑（許世友就說老張“特黑”），將肅反作為工具，利用中央指示和國際派的狂熱搞肅反清除異已，建立權威。
　　　　第二是“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象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徐向前的評價很令人哭笑不得，還說沈澤民是好人！沈澤民的狂熱是建立在別人的生命基礎之上的，他怎麼不把自已當“反革命”？
　　　　“陳昌浩同志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陳昌浩在建國後很可憐，還有人要為他翻案，從他在肅反時的表現來看，此人不死已是天理難容了。（人得志時不要狂，陳昌浩就是太狂了）
　　　　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這是客觀事實不可否認的，在三十年代的審訊室里，是分不清GCD還是國民黨的。
　　　　“最後一條，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間，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他們把中央革命根據地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鄂豫皖來，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肅反”經驗推廣到別的根據地去，來回折騰，大搞特搞，造成特別令人痛心的損失。”這倒不一定，當時，教條主義最高領導人博古在中央蘇區，就沒有象張國燾、夏曦那樣大面積地搞肅反，這還是在於個人的具體態度。不能把所有肅反的罪名全部加到“王明路線”頭上。
　　　　有時我總在想，當時肅反如此地激烈，有時紅軍一個師排長以上幹部很短時間內幾乎全部被殺，為什麼部隊沒有出現波動，沒出現第二個富田事變呢？為什麼紅軍官兵在敵人面前是如此勇猛，在肅反者的屠刀面前就乖乖就範呢？無非是ZG的組織體系極為嚴密，肅反前做了精心準備等等。而徐向前在回憶錄中也講到了這一原因，不過他的說法令人吃驚：“當時內部殺了那麼多的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着共產黨，向着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幹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志，難以數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原因是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紅軍指戰員，工農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血海深仇。歷史證明，我們的黨儘管多災多難，但力量卻是無窮無盡的。”
　　　　原來如此，之所以紅軍戰士寧可被自已人殺掉也不願意跑，是因為“不革命，沒有出路。”換句話說，跑掉或叛變，也會是死！令人瞠目結舌。
　　
　　六、關於徐向前和閻錫山
　　　　
　　　　徐向前和閻錫山可謂有很深的淵源，首先他們是同鄉，徐向前稱：“五台縣位於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個山區小縣。交通、經濟相當落後，但也有比較富庶的地區。過去我們那裡流傳有“縣不如鎮，鎮不如村”的說法。村，說的是閻錫山的家鄉河邊村，同我村僅一河之隔。閻錫山老家，高牆大院，豪門深宅，比那縣衙府第要氣派得多。”這個老鄉關係真是夠近的，只遺憾閻錫山比徐向前大十八歲，要不然兩個從小就會在一起打麻雀了。
　　　　徐向前和閻錫山還是師生關係，1919年，徐向前考入山西國民師範學校。這所學校為閻錫山所創辦，閻錫山常去聽課，還會對學生訓話，徐向前肯定是聽過閻錫山訓話的。但當時閻錫山並不認識這個鄰村的小老鄉。可能是因為徐向前在學校一直表現不出眾的原因，沒有引起閻錫山的注意，但反過來想，如何當時閻錫山注意徐向前了，徐向前可能就沒有以後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