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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傳》不是歷史，是歷史小說。
不是歷史，沒什麼好說的。是歷史小說，卻還可以說幾句。
首先，什麼是歷史小說？好像並無定論。一種觀點是，應當緊靠歷史，不可有些許偏離。另一種觀點是：只須需歷史背景不差即可。司馬非馬主第二說。理由如次：

所謂“歷史小說”，畢竟是“小說”，“歷史”兩字不過是描述“小說”的定語。既然是以“小說”為本，當以文學為先，而不是以歷史為先。就文學而言，除去文彩，須有情節。否則，不見得不是好小說，卻必定難覓讀者。嚴格遵循歷史，不得有所編造，就難得有精彩的情節。綜觀古今小說，《儒林外史》大概是唯一情節不精彩的精彩的文學之作。然而，即使是擊掌欣賞《儒林外史》如司馬非馬者，也不得不承認《儒林外史》的讀者不多。由此可見，情節精彩還是絕對必要的。況且，《儒林外史》並不是歷史，如果嚴格遵守歷史來寫小說，情節自然更加無趣，即使文彩不減《儒林外史》，恐怕是更加沒有市場。或問：沒有市場，難道不能“藏之名山，傳諸其人麼”？答曰：如今好像不是那時代了。倘若有此想法，恐怕只有感嘆生不逢時的份兒。

怎麼叫做“歷史背景不差”？司馬非馬自訂的規則如下：第一，生活環境不能脫離歷史。比如，寫先秦，不能出現飛機，汽車，電燈，電話。先秦的男人不能前面剃光頭，後面留辮子；女人不能穿旗袍，裹小腳，當然也不能穿高跟鞋，把頭髮染成橙黃奼紫。 做到這一點，好像不難。其實，也並不見得容易，因為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像上面的例子那樣淺顯易見。有些事情還得做些研究，甚至即使做些研究，仍或不免捲入爭論。比如，《孔子外傳》中寫到孔子騎馬。孔子時代的人是否會騎馬？這問題就可能會有爭論。多年前讀過王力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忘記了，只記得文中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事例，企圖證明華夏人騎馬，是從趙武靈王向胡人學習開始的。趙武靈王是戰國時人，晚孔子多年。倘若果真如此，那麼，寫孔子騎馬就會成為違背歷史背景的紕漏。事實究竟如何？司馬非馬以為王力之說，絕不足信。從文字上說，“胡服騎射”的“胡”字，其力道只能到“服”字而止，不能貫穿“騎射”兩字。“胡服騎射”的意思是：“穿胡式服裝騎馬射箭”，並不是說：“穿胡式服裝，像胡人學習騎馬射箭”。（大概是因為誰都知道華夏人早就會射箭，所以，王力把“胡”字的意思加在“服”與“騎”上，卻把“射”撇開，更加不能自圓其說。）其實，《左傳》已經有“乘馬而歸”的文字。從上下文氣來看，《左傳》中的“乘馬”，就是“騎馬”的意思。隋代學術權威劉炫的注釋也是這麼解。可如今卻有人把《左傳》的這“騎馬”曲解為“車馬”，是否據王力的文章？還是自作聰明？不得而知。總之，寫孔子騎馬，就極有可能被人誤以為是違背歷史背景的硬傷。說起這類硬傷，想起前些時候風靡一時的韓劇《大長今》，大多數觀眾與評論家一齊喝彩不迭。尤其是一些評論家，幾乎把《大長今》吹捧成歷史劇的典範。據說《大長今》所寫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朝，又據說《大長今》中提到“滿漢全席”。連用兩個“據說”，不是故弄玄虛，只因既沒讀過《大長今》的劇本，也沒看過《大長今》電視，只是耳食而已。如果司馬非馬的耳食屬實，那麼，《大長今》才真正有硬傷。明朝那時豈有“滿漢全席”之說？

第二，對話的語言不能與歷史脫節。怎麼做到這一點？頗有些為難。比如，先秦人怎麼說話？如今已經不甚了了。即使能從《左傳》，《論語》以及先秦諸子中尋覓出一些蛛絲馬跡，想要模仿，絕對失敗。首先，必定模仿不像。魏晉時有學問可以車載斗量之流偽造《尚書》，終因文氣不似而被後人識破。魏晉之時的高人已經無力模仿，何況今時今日？其次，退一步說，即使模仿成功，試問用先秦文言寫出來的對話，如今有幾個人看得懂？所以，即使成功，終不免失敗。怎麼處理呢？司馬非馬的主張是：應當避免產生於現代，尤其是產生於當代的用語。比如，寫先秦人對白或者自白，可以用“愛國”，不可用“愛國主義”；可以用“太平”，不可用“和平”；可以用“反賊”，不可用“反革命”；可以用“後會有期”，不可用“再見”，更不可用“拜拜”。如果聽到孔子説什麼“從邏輯上講不通”，那就當真是從邏輯上講不通了。

第三，但凡有確實歷史記載的事情，不可憑空篡改。比如，孔子是魯國人，不可寫作齊國人。楚王曾經想用孔子而終究沒有用，不可編造孔子如何在楚執政。孔子有子女，不可說孔子無後。至於史無明文之處，則不妨根據歷史背景予以發揮。比如，《孔子外傳》中寫到孔子納妾。那時代的卿大夫大都納妾，雖然史冊並無孔子納妾的記錄，卻也並無孔子不曾納妾的記錄，所以，寫孔子納妾，就是根據歷史背景而作的發揮，不能算是偏離史實。

第四，小說的主角須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最好是歷史名人。如果不是名人，隨便寫個張三李四，其人其事其言，皆無案可稽，真實性就難以確定。就這種意義而言，《大長今》不能算是歷史劇，就像《水滸傳》也不能算是歷史小說一樣。《水滸傳》中的宋江雖然確有其人，卻很難說宋江是小說的主角，充其量只是主角之一。還有一種小說，人物雖然真實，故事卻離奇荒誕，去現實過遠。比如《封神榜》。這樣的作品，也很難以歷史小說目之，不妨稱之為歷史幻想小說，與科學幻想小說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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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寫孔子？因為一直覺得孔子的形象被歪曲了，希望能夠有機會還孔子以本來面目。誰歪曲了孔子？“五四”時代的好漢們有過歪曲孔子的企圖，文革那會兒的英雄們也打過歪曲孔子的主意。不過，好像這兩撥英雄好漢都不怎麼高明。雖然攻擊孔子不遺餘力，卻始終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一個新的孔子形象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孔子還是那個老樣子。什麼老樣子？鬚髮皓白，滿額皺紋，背略駝，腰略彎，眼呈慈祥，面帶和氣。數年前為寫作《孔子外傳》找點兒實感，特地去孔子老家曲阜走了一趟。從濟南乘車南下，沿途見到幾處石雕作坊，雕的清一色都是孔子，這不足為奇，本在意料之中。家在孔子陵下住，不靠孔子吃飯，靠誰吃飯？令人遺憾的是，石雕千尊一律，也都是那個老態龍鐘的樣子，好像孔子從來沒有年輕過。為什麼都雕成那一個樣子？有人說，那是孔子的標準像，淵源於明朝的一幅孔子畫像圖。這話不能說錯，是有那麼一張畫，相信很多人都見過那畫的翻版。不過，竊以為就這麼簡單地歸功於那位無名氏畫家，恐怕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到明朝那會兒，孔子其人，套用一句老子的話來說，不僅是早就死了，而且是連骨頭都早就朽了。那會兒的畫家怎麼可能知道孔子長什麼模樣？所以，那張畫像之所以會被廣泛地接受，視之為標準，與其説是因為眾人信其逼真，不如説是因為那張畫上的形象正好與眾人心目中的孔子不謀而合。

有些人的形象是經小說或戲劇造就的。比如，呂布永遠是白面小生，諸葛亮永遠是中年鬚生，就是因為《三國演義》以及由《三國演義》派生的戲劇所致。其實，以實際年齡論，諸葛亮只配作呂布之子。至於孔子形象的產生，則並非如此，恐怕首先是受累於孔子自己提倡的“中庸”之道。在不少人的意識或潛意識之中，“中庸”等同“模稜兩可”，“調和折中”“與世無爭”，“忍氣吞聲”，“唾面自乾”，“寧人息事”，“以德報怨”，“抹稀泥”，“搗漿糊”等等等等。如此這般修養，年輕人血氣方剛，難得辦到。於是，孔子就只配扮演老生這角色了。其實，“中庸”並不是這些意思，孔子也並非是沒有稜角的人物。就拿“以德報怨”來說吧，這其實正是孔子所反對的。《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弟子問：以德報怨如何？孔子答：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倘若以德報怨，將何以報德？即其明證。

其次，則恐怕是受累於後世尊孔的儒生。既然尊孔，捧孔子之徒，大都是皓首窮經，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難道被這些人尊，被這些人捧的孔子不應當也是這個樣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但凡這麼想的人，都忘記了孔子是禮樂射馭書算皆能並善的文武全才。其實，在孔子那時代，貴族一律接受文武全才教育與訓練。如果說孔子有什麼不同，僅在於各項皆精而已。像後世的書生，或如今的知識分子這類以讀書為業的人，在孔子的時代根本不存在。明朝的那幅孔子立像，正是因缺乏歷史觀念而產生誤解的典型。

如何確定孔子的形象？竊以為應從《論語》入手。《論語》雖然並非孔子自己的作品，其為孔子再傳弟子所輯，無可置疑。而且所輯孔子言行，樸素原始，為真而不為偽，顯而易見。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如今廣泛接受為孔子的觀點，雖然見諸《論語》，卻恰好是孔子所批判，所反對的觀點，而並非孔子所鼓吹，所主張的觀點。比如，“以德報怨”，上文業已提及，此不復贅。比“以德報怨”更為眾人所樂道的，有“三思而後行”與“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三思而後行”是季文子的行事準則，是孔子公開批判過的觀點。孔子主張“再思”，反對“三思”。“三”與“再”，當然都是比擬之詞。“三思”，意在“反覆推敲”，“慎之又慎”。“再思”，意在“戒浮戒躁”，“當機立斷”。“三思”，正符合被誤解的“中庸”，“再思”，才是孔子所主張的“中庸”。“為富不仁”與“為仁不富”，是陽貨的話，陽貨是孔子的死敵。孔子對於致富的觀點可以歸納如下：其一，致富為人所共有的欲望。其二，致富須以道，不能不擇手段。其三，治國，當以致富為先，以禮教為後。其四，貧與富，與道德無關。“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個人修養標準。如果孔子如陽貨一樣，認為“為富不仁”，孔子的大弟子之中又怎麼會有極善發財致富的子貢？富如子貢，貧如顏淵，同在孔門問道，正是孔子不以貧富衡量人物道德的鐵證。

另一個被人廣泛誤會的觀點是“忠君”。孔子所謂的“忠君”，並非後代儒家所謂的“忠君”。區別何在？其一，孔子主張的“忠君”，是一日為其臣，一日為之盡心效力。後代儒家所謂的“忠君”，是一生一世，只效力或者效死於一姓。孔子在魯不得意，去而之齊；在齊不得意，又去齊返魯；在魯再不得意，又去魯而奔走於衛，陳，蔡，楚。如果衡之以後世儒家的“忠君”標準，那麼，孔子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反覆小人，連馮道都不如，何“忠君”之有？其二，孔子主張的“忠君”，是有條件的。什麼是孔子的條件？孔子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換言之，如果為君的不遵守使用臣下的慣例或規則，那麼，為臣的就沒有“忠君”的必要。後世儒家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見後世儒家所謂的“忠君”，是無條件的。二者之不同，判若涇衛。孔子之所以不得志於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遭到齊相妟嬰的反對，而妟嬰提出的主要反對理由，就是說孔子鼓吹的儒道，代表不忠君的思想。可見孔子以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在當時不僅並無“忠君”的形象，而是恰恰相反，代表着“不忠君”的潮流。

自漢以降，歷代帝王大都把孔子放在廟裡供起來，與孔子厭惡鬼神的思想背道而馳。如今則把孔子當作教育家，這話雖不能說錯，卻也並不合孔子之意。孔子之志，其實在立功立德。開門收徒，傳道授業，顯然屬於“英雄末路”。倘若志在當個教育家，在家裡開館就可以了，何必辛辛苦苦四處奔走於諸侯之庭？

寫作《孔子外傳》的目的既然在於恢復孔子的真實形象，對於以上種種誤會，行文之時自然都盡力予以澄清。此外，《孔子外傳》着重描寫孔子的青年，中年，於晚年則着筆甚少。意思也正在樹立一個非老年的孔子的形象。可惜出版社並不理解作者之意，封面上的孔子不僅是一老叟，而且正在給弟子上課。儼然一個老好教育家！

關於孔子的身世與行跡，當以《左傳》與《史記》為準。《史記》中明確記載孔子為私生子，後世腐儒企圖掩蓋，作過種種曲解。其中最為流行的當數《孔子家語》的說法。真本《孔子家語》早已失傳，究竟寫了些什麼？無從得知。即使真本在，也不過是後人的歷史小說創作，不足為憑。如今流傳的《孔子家語》，是晉人的偽作，除刻意掩飾孔子為私生之外，還編造一些神化孔子的故事。這麼一本毫無可取之處的偽作，如今卻大量發行，不明其中奧妙究竟何在。

《孔子外傳》對孔子的身世，在《史記》的基礎之上，作了一些合乎邏輯的推測。比如，說孔子之所以能返回孔氏家族，是因為孔氏家族若不接受孔子則必令孔氏無後。這推測的歷史根據是：孔子曾替孔子之兄嫁女。倘若孔子之兄尚在，其女之婚嫁何可由孔子經手？

《孔子外傳》既然是如上文所定義的歷史小說，很多故事與細節當然都不見諸史冊。不過，但凡涉及歷史的大事，其演繹的部分也都如推測孔子回歸孔氏一樣，不是信口開河，憑空捏造，而是合乎邏輯的推測。惟其繁多，恕不能在此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