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驚動周總理的大規模逃港風波 zt

從新中國成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屢禁不止，但一九六二年出現的大規模逃港風波，共有十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涌人深圳，六萬多人偷渡出境。這場風波驚動了周恩來總理，最後通過強行遣返、憑證明購買到深圳的火車票等措施才逐漸平息。

十萬人南下深圳再掀“逃港潮”

現在很多專家學者都認為，深港邊境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逃港風波，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底至九月底，歷時三個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深圳建市不久。兩次共逃出群眾近四萬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資料顯示，一九六二年，在深圳嘗試對外開放的時候，有十多萬人來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這次逃港規模空前！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顯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在寶安縣（一九七九年撤縣改為現在的深圳市）由東至西一百五十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涌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

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群眾錯誤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後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他們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寶安縣公安局的調查反映，當時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過黃河心不甘”的思想，不聽勸阻，盲目地成群結隊而去。五月十三日沙灣有逃港群眾四千餘人，民警對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規勸工作，但僅六人願意回家。

大學生當總指揮持木棒強行沖關

梧桐山是逃港群眾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來的逃港群眾過半聚集在梧桐山。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邊防哨兵向寶安縣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寶安縣公安局抽調六名幹部、邊防民警支隊抽出二人組成調查工作組，配合當地一些民兵積極分子共十四人扮成外流群眾，分成兩個小組，分別進入梧桐山進行摸底。

經過一天一夜調查發現：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約達四百人。第一批到達的有三百多入，絕大部分是惠陽縣淡水地區人。他們說，從淡水到達梧桐山已經過了三個晚上，他們有組織、有指揮，當總指揮的是一名大學生。到下午六時多，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兩批人從橫崗方向上山，這兩批人共一百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陽，廣州等地人外，其餘大部分是海陸豐，潮州等地人。他們走了幾天路才來到梧桐山，準備在當晚越過新界去……

調查組最後形成的報告顯示，這幾批人大多數是十七至四十歲的青壯年，有男有女。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四尺多長的木棒。他們的總指揮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的話，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

寶安縣公安局《近年邊防幾個情況綜合報告》中透露，當時，局部地方甚至出現強行沖關的現象。在沙頭角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五月二日上午八時多，從梧桐山往沙頭角檢查站橋頭又衝過一百多人，到了橋頭後向檢查站提出要讓他們從沙頭角鎮過去香港新界，不給過要給飯吃。

逃港風波驚動總理廣東省委組織遣返

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五月六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乾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裡（指深圳戲院門前）算了。”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與此同時，時任東莞縣委第一書記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區的領導，開始向轄區師生、群眾作報告，分析當前國際形勢，表明政府正在積極地採取措施克服困難，重新安排群眾生活，同時指出外流香港並非出路：何況香港當局派出大批軍警，見一個抓一個，根本過不去，只是徒勞往返，耽誤生產。

六月十九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這樣，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邊防管理過寬引風波

一九六一年八月底開始，在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的帶領下，寶安縣曾對外開放，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邊境管理相對寬鬆，為什麼在六個月之後還會發生逃港風波？

李富林通過調查研究，認真詳細分析了這次發生逃港風波的原因。他說，全國那幾年普遍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當時的經濟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錯誤，糧食減產，生活困難，部分地區群眾吃不飽。四月份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群眾失去克服困難的信心，盲目地認為逃到香港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外流人員中大部分是因經濟生活困難而外流的，特別是廣東惠陽、海豐兩縣。

寶安縣公安局事後調查形成的《寶安縣有關外流情況綜合材料》顯示，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寶安縣實行的對外開放，放鬆邊防管理，是這場逃港風波的主要原因。

廣東壓縮城鎮人口有人不返鄉想去香港

當時，正值廣東城鎮壓縮人口，廠礦相繼停產，中技學校停辦，產生了大量富餘人員。據統計，一九六二年頭五個月，東莞縣壓縮城鎮人口一千一百八十人，精簡職工八千七百七十三人。這些人不願意回農村，想去香港尋找出路。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報告》中透露，這部分人約占當時逃港人流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李富林回憶說，當時，香港經濟突飛猛進，許多建設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過去流港的大多給子頒發香港身份證，粵港經濟的巨大差距導致一些群眾渴望逃港。

但是，一九五六年開始，港英當局開始無理限制入境，群眾的正常來往得不到滿足，大量內地群眾選擇偷渡。李富林回憶說，當時，港英當局還對群眾挑撥離間，說不是港英當局不讓群眾過去，是中國政府不讓群眾過去的，把矛頭旨向中方。

逃港風波連鎖反應廣州東站風波又起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廣州及附近縣的一些居民聽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謠傳，一千多人聚集廣州東火車站售票處門前，等侯購往平山、深圳的火車票，晚上增至二千餘人。廣州市公安局派出宣傳車進行教育勸導。人群中有人挑動群眾起鬨鬧事，繼而發生騷動。至現場了解情況的廣州市副市長孫樂宜也被數百人包圍哄鬧。六月二日零時，市公安局組織警力強制收審鬧事人員，才迅速平息事態。

十多萬勞動力外流，嚴重破壞農村生產。海豐縣有一個生產隊，集體逃港前將七頭耕牛殺了五頭，回來無牛生產；有的群眾甚至破產逃港，將家中東西賣光，錢糧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難。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寶安，直接影響寶安的社會治安。寶安縣公安局調查反映，當時，在積崗至鹽田途中搶食物的十分常見，附城公社水貝生產隊的深惠公路和橫崗至鹽田公路上都發現有逃港人員排隊強行攔車。在邊沿鐵路交通沿線，有的村莊、商店由於害怕外流分子搗亂，天未晚就關門睡覺，閉門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單獨生產，晚上不敢出門開會。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鄧小平到廣州視察工作，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至寶安一帶出現逃港風時，他十分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