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與經濟開發的互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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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發表於 2006-6-20 1:29:46

　生態環境與經濟開發的互動變遷

——對鄱陽湖流域生態環境的歷史考察

許懷林

江西師範大學

《農業考古》2006年第1期

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篇文字，是我們在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鄱陽湖流域的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歷史考察》研究中，得到的一些初步認識。

一、生態環境是當代世界關注的焦點

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世界關注的焦點。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世界環境大會，發表《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資源、環境與生態協調發展開始成為各國普遍重視的問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通過了《21世紀議程》，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人與環境和諧一致”的家園。我國政府於1994年批准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列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方針。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既追求當前發展，又顧及未來的發展，既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又保護好自然資源和環境，不犧牲子孫後代的利益，達到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地永續發展的目的。

當代人類面臨空前嚴重的生存危機，出現了資源、環境、糧食、人口、災害等難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於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可耕地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乃，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的1／4，人均森林資源只有世界平均的1／16。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已很嚴重，國家環保總局發布的《1997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稱：全國的廢水排放量是416萬噸，相當於地表水年徑流量的66．3％；工業固體廢棄物是10．6億噸，累計的廢塵是66．8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346萬噸，酸雨面積達到國土面積的30％；水土流失面積是36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8％，荒漠化面積達262．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3％。這些統計數字非常令人擔憂。

江西省是長江以南的“魚米之鄉”，自然環境素稱優良，然而長期對自然資源不適當的開發利用，已使生態環境質量下降。江西人口增加很快，1949年到 2000年，由1314萬增至4148萬，人均耕地面積則由2．69畝下降為0．81畝，低於全國人均水平。水土流失面積不斷上升，1957年為1．1萬平方公里，1995年為4．1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24．5％。2000年仍為4．1萬平方公里，約40年間，流失面積增加4倍。水土流失加劇是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的集中表現，成了社會持續發展的重大障礙。與此同時，水早災害頻繁出現，災損十分嚴重。1862年至1990年間，共發生大水、特大水災 41年，其中新中國15年，占36．58％；大旱、特大旱災16年，其中新中國11年，占68．75％。進人20世紀90年代以後，1991年特大旱災， 1992、1995、1998、1999年特大水災，受災農田鄱超過一千萬畝。由此看出，江西在解放後的50年間，約2／3的年份是在與大水早災害作鬥爭中度過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之外，還有環境污染問題，80年代中期江西工業的污物排放量，按萬元工業產值計算居全國前列。到90年代中期，江西礦山廢水污染和局部水域的污染嚴重，尤其是鄉鎮工業廢水排放量大幅上升，而廢水處理率很低。生態環境已經惡化，而社會需要可持續發展，因而必須回顧歷史，分析現狀，才可能正確抉擇，使未來健康發展。

對生態環境間題的研究成果，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增多，關注的地域已不僅是西北黃土高原地帶。江西的研究工作起步不晚，成果數量不少，並且出版了幾種高品味的研究著作，如：1988年出版的《鄱陽湖研究》，是一部國土經濟學研究的科學著作，對湖區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開發的歷史及其對生態的影響，作出了客觀的科學的描繪和分析，為湖區的開發整治的決策，提供了系統的科學依據。隨後有《山江湖區域可持續發展探索》的出版，對實施山江湖綜合治整開發的工作經驗體會，作了初步的理論概況。1998年《我國南方典型水土流失的防治對策》出版，系統總結了興國縣治理水土流失的成功經驗，為治理南方丘陵水土流失提供了值得借鑑的模式。已有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表明我省上下對生態環境問題普遍關心和重視，也為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的關於鄱陽湖流域的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考察，正是受到已有工作的啟發和推動，可以算做這些研究的一種繼續。我們的研究重心是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遷，考察的範圍是整個鄱陽湖流域，時間視野上起古代，下至當代。在江西全省國土面積中，94％以上是鄱陽湖流域的集雨面積，將這個地域的情況了解清楚，全省的態勢也就把握了。傳統的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生態環境，集中反映為水土保持狀況，而水土流失必然循着山河走向進行。所以，以流域為考察單元是適宜的。

二、以人類生存為中心的生態環境觀

我們對生態環境的考察，是建立在以下三點認識的基礎上。

第一，以人為本的生態環境觀。我們所研究的生態環境不是純自然的，而是以人類的生存為中心的生態環境。對生態環境好壞的估量，是看適合人類生活的優良程度。

人類生存的地球不是一個純自然系統，由於人類漫長的社會實踐，早已成為“一個自然物質運動與社會物質運動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人地複合系統”。(1)研究我們人類的生態環境，着眼點是人的生存環境，不是純自然的生態環境，才能比較全面認識生態環境變化的客觀規律。如果不以人為中心，只看重自然生物形態，勢必導致越古越好，越是原始狀態越好。某地森林遍野，繁密異常，如果山嵐瘴氣濃烈，毒蛇猛獸滿地，人們視為死亡之區，則仍然是環境不好。物種的多樣性，生態的平衡性，是在相互的生存競爭、彼此制約中維持，而且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品評，看其是否有利於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遠古的原始社會階段，動物植物極為繁盛，而人的生存空間十分狹小，環境非常惡劣。那時揮動鐵斧，砍伐森林，開墾土地，捕獵禽獸，驅除蟲蛇，不是“破壞”，而是有功，受到讚賞。山土下瀉，不以“流失”看待，而視為滄海變桑田，欣喜出現更寬廣的田地，增多了衣食之源。

第二，生態環境和社會生產密切聯繫，是互動演變着的。山崩地裂，水旱風霜也會影響生態環境，但這是短暫的、局部性的。人類的社會生產實踐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則是更大範圍的，長期進行中的。而且，天災往往因為人禍變得更加慘烈。

生態環境的變化，是在良好與惡劣兩者之間變異，並非只有單向發展。在社會歷史演進中考察生態環境時發現，原始時代的大地洪荒，對人的生存構成威脅，這時的生態環境是惡劣的。此後隨着生產力不斷進步，農業經濟逐漸發達，自然生態環境對人們日趨良好。雖然不斷消耗資源，改變着地貌，減少植破，但是因為農耕經濟實踐範圍小，影響力有限，對生態環境的局部破壞容易被生態系統的自身調節抵消，仍然維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再往後的發展，出現對自然資源的過度索取，並且超過自然承受能力，生態環境便趨向惡化。 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認識不斷深化，能夠更合理地利用資源，學會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持與環境的平衡，並且能自覺而有效地治理已被破壞的環境。這時，生態環境便進人更高階段的良性狀態，因而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事實證明，惡化了的生態環境是可以治理好的。

第三，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基本上是在社會性的群體活動中進行的。人們懷着追求財富、改善生活的期望，努力向自然索取，永無止境。那種有預期目的破壞環境的行為(如引水淹敵)，只是偶然出現的少數事例。因為群眾性的經濟行為是在長時段上進行中的，所以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更突出，在治理工作中的難度也更大。將生態環境的治理，與群眾性的經濟利益結合，決非易事；尋求生產開發與生態環境改善的相互促進，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科學決策與持之以恆，在這裡十分重要。

三、鄱陽湖流域生態環境演變的概貌

鄱陽湖流域，或者說江西的實際情況，大致上秦漢以前是荒野閉塞占主流，以後農業經濟不斷進步，生態環境逐漸良好，唐宋元明時期本流域內的生態系統，仍然基本上是平衡的。主要的表現有三點：一是人地矛盾比較緩和，人均耕地面積北宋時有14畝多，南宋時為9畝多，明朝後期為6畝多，雖有下降，但仍不算少；二是經濟區域擴大，人口流動以輸人為主，糧食豐足，是國家重要的財賦基地，縣級行政區持續增加(唐朝37縣，南宋68縣，明朝78縣)；三是植被良好，水土流失問題不嚴重，鄱陽湖區尚未見到大規模的圍墾記錄，贛南地區宋朝還因森林蓊鬱，形成“清漲”(未雨而漲水)、瘴毒很厲害的現象。由於梯田開闢日益增多，水土流失相應擴大。積漸至於明清時代，環境間題突出起來。一方面閩廣人口大量涌人，山區進一步開發，木材貿易長期旺盛；另一方面災害頻發，圍墾擴大，防洪圩堤築不勝築。輿論認為，南昌一帶水災慘重，是因江河淤塞，墾山過度，下游的治水必須與上游的治山結合進行。

江西進入近代以後，社會因素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多次戰亂對城鄉經濟與自然環境造成極大破壞，人禍加劇天災，災損愈加慘重。千百年積澱的老賬，成了新中國面臨的大難題。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各級政府狠抓農業，以糧為綱，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已大大提高了防災抗災能力。然而，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並沒有緩解。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和城市化建設工程，大量消耗着土地、木材、礦產和水等自然資源，擴大開墾，破壞植被，使水土流失有增元減，成了當代生態惡化的一個主因。同時，工業經濟與鄉鎮企業對環境的污染，使水資源遭受了巨大的破壞。貧困地區人們強烈的脫貧欲望，化為開發山林的猛烈行動，一些地方的過量砍伐成了政府行為，致使森林萎縮，水土流失更加嚴重。惡化了的生態環境促使人們驚醒，必須加強治理，改善生態環境。生活中的事實已經證明，惡化了的生態環境是能夠治理好的。

保護生態，防治災害，興修水利工程的事實自古就有，不過只是自發的、零星的和低水平的，真正有計劃、有組織的科學治理，是近幾十年的事情。贛南革命老區興國縣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的工作，具有典型意義。興國是貧困山區，是我國南方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地區，l980年的流失面積達1899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的59％，占山地面積的84．8％。在國家的扶助下，興國縣經過幾十年的連續治理，特別是自1983年以來的重點治理，取得了顯著成績。與1980年相比，1998年水土流失面積減少了1092平方公里，下降58％；山地植被覆蓋率由28．8％上升到72．2％。防洪減災能力增強，生態環境明顯改善。興國縣治理水土流失的不少經驗可供同類地區仿效和採用。遂川縣發展林業經濟的得失經驗及其對生態環境的正負兩方面影響；高安市黃沙港鄉正視環境惡化問題，狠抓生態農業的事跡，都對其他地區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四、從歷史與現狀中得到的六點啟示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全流域的總體考察與小地域的、專題性的分析結合，力圖從歷史的長時段上探討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互動演變的共性規律，於具體的個案解剖中揭示個性特點，既考察歷史，又評述現狀，分析典型事例。我們的態度是着眼於可持續發展，客觀地回顧歷史，把握當前，憑資料立論。以下的幾點意見，提出來供人們參考。

第一，現實生態環境的惡化、資源的衰減，是農業經濟時代的產物，積累起來的大包袱成了今人沉重的負擔。改變“一窮二白”的艱苦創業，無一不是與土地、森林、礦藏和水等資源聯繫着，人們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又增添了新的生態問題。幾十個老區縣即是山區縣、貧困縣、水土流失嚴重縣，在發掘資源——環境惡化——艱苦脫貧的鏈條中奮鬥。

第二，造成生態危機的一個根源是人口壓力大。江西人口從解放初期的1300多萬增為2000年的4100多萬，發展很快。巨量的人口既是勞動力資源優勢，也是消耗巨量生活資料的群體。不斷增加着的人口，伴生出無窮的物質需求，產生無節制的開發；而建設工程的展開，造成耕地減少，環境破壞，人地矛盾日趨尖銳。砍樹墾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人們從農耕中追求溫飽的努力，使土地、山林承受着沉重的壓力，因而使得水土流失不減，總體生態環境難得好轉。

第三，山江湖綜合治理，關鍵是治山。古人從災害煎熬中看出，贛江等河下游地區水災嚴重，是因上游地區長期墾山不止。山清才能水秀，林茂才會沙退。然而多年來綜合治理的力度抵禦不了開山墾地、圍湖爭田的進度，木材採伐量不斷上升，而植樹造林的成活率卻不高。1950年—1990年間，全省已治理的流失面積占 1990年流失面積的31．69％，保存的造林面積只有累計造林面積的33．65％。這兩個數據說明，追求眼前的利益，使脫貧解困中的人們很難顧及山水生態。贛南的興國、於都、寧都、石城、瑞金、會昌、信豐、贛縣等8縣因水土流失問題尤為嚴重，已被列入全國第二期水土保持重點縣，相信經過科學治理，它們的生態環境狀況會大大改觀。

第四，治理工業廢水污染，重點是抑制鄉鎮工業廢水排放量，提高其廢水處理率。水，是地球的生命之源。然而，水已成為一個深刻的社會危機。拯救淡水資源，防治水體污染，已是刻不容緩了。江西城市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在逐年下降，而鄉鎮工業的廢水排放量卻明顯上升，1995年的廢水排放量是1989年的389％，增速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221％)，廢水處理率為12．47％，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40．1％)，與全省工業廢水處理率(69．6％)相比，也低 57個百分點。所以，大力提高鄉鎮工業的科技水平，改變其廢水處理率極低的現狀，是改善江西全省工業廢水污染狀況的當務之急。

第五，思想端正，措施對路，就能取得治理效果。思想端正是敢於正視問題，揭露矛盾，研究對策；措施對路是治理方案符合當地實情，然後狠抓落實，堅持不懈，不因班子換屆而中斷。興國縣的經驗是：清醒地認識水土流失的嚴重性，樹立可治理好的堅定信心，動員全社會力量參加，各個單位重視，幾十年治理不鬆勁，從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中篩選出一套成功的治理方法。其主要內容是：①在黨的領導下，動員全社會力量參加，各個單位重視，才能防止對水土資源的不合理經營和破壞，避免各種建設項目引起的水土流失，消除環境化、生態失衡的災害。②以小流域為單元，以村組為施工單位，突出重點，分期治理，滾動推進。克服全面開花，力量分散，難見成效，挫傷信心的缺陷。③因地制宜，對流失程度不同的地段，採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分別為五種模式實施。④治理與利用結合，組織群眾參加治理勞作，降低治理成本，又多方設法給群眾以實際利益。將水土流失區以自留山或責任山的形式分給農戶經營，允許繼承、轉讓、租賃。實施的效果很好，治理的經費平均每畝約800—1000元，其中80％的經費是群眾自籌解決，國家扶助資金平均每畝約10元。在治理面積巨大而資金投人不足的條件下，政府能夠少花錢多辦事是十分重要的。

凡是生態環境優化的地區，都與振興林業分不開；反之，林業衰退，生態環境便惡化。遂川縣從境內林業的貢獻與負面影響的對比中，提出了幾點建議，值得重視。他們認為，林業部門要轉換角色，由產業部門轉為以服務社會、改善生態環境為己任的政府職能部門；林業經營應分為商品林與公益林兩類進行；必須走出四個誤區，即要嚴禁損毀天然林、嚴禁“煉山”、切忌大面積營造純林、改變油茶林撫育的全墾方式。

歷屆高安市黃沙港鄉發展生態經濟的成功經驗之中，關鍵的一點也是鄉領導對水土流失問題敢揭露，通過群策群力，科學治理，實現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綠色經濟的奮鬥目標。

第六，江西的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互動變化，是在全國大生態環境變動推力下演進的。尤其是農業經濟時代的人口流動，關係更大。先是唐宋時代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迸人江西，帶來梯田的普遍出現，然後是明清時期贛人西遷，促進湖湘雲貴川的開發。與此同時，又有大批閩廣民眾人贛，“砍山耕活”，引發水土流失加劇，湖區沙洲膨脹，圍墾擴大。新中國建立以後，江西繼續以國家的“糧食大省”身份致力於農耕。由古及今的推進，利與害反覆交錯發展，南北東西大範圍的彼此聯接影響，使得江西以典型的老區——流失區——治理區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因此，加強對江西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研究，對全國具有窺豹的觀照意義。

(註：本文是作者為《鄱陽湖流域生態環境的歷史考察》一書寫的“前言”。該書由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注釋：

(1)朱訓《減輕地質災害與可持續發展》前言，張業成等編著，中國科技技術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