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山西平陸"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與年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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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發表於 2006-6-21 14:47:02

關於山西平陸"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與年代問題

衛 斯（自由學者）

內容提要：前莊遺址是一處商代二里岡文化時期遺址。“砥石”作為地名來講，有可能與“砥柱”同源，所以說“砥石”的地望極有可能就在今平陸三門峽大壩以東地區-----砥柱附近。“糧宿商城”的發現，從而為解決“前莊方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歸宿。前莊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前莊方鼎”與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崗時期青銅方鼎相比，其鑄造工藝的原始性不容置疑。它的文化年代就絕對早於二里岡上層，當為二里岡下層遺物。

1990年初，在山西省平陸縣坡底鄉崖底村前莊自然村南端、黃河邊一個二級台地上，群眾修公路時相繼發現了一批商代王室祭祀重器。其中有可與鄭州商城杜嶺 1、2號方鼎相媲美的青銅器饕餮紋大方鼎1件、饕餮紋大圓鼎2件；和饕餮紋青銅罍1件；另有爵2件、釿1件及大石磬、陶鬲、網墜、紡輪等⑴。其青銅方鼎通高82，口50×50厘米，口面呈正方形；耳高14，腹深44，壁厚0．6，足高23．5厘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上有一對直立於口沿上的圓拱形的豎耳，耳的外壁作凹槽狀，凹槽內有三道圓拱形的凸棱弦紋。耳的內壁和側壁均為素面。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上腹部有一周饕餮紋帶，正中為一組，轉角處由兩側面合成一組。一周共有八組饕餮紋。腹面四周主要設有乳釘紋，兩側邊各為三行，下部為五行。鼎足上粗下細、空心圓柱體。每一個足的上中部飾一周饕餮紋，共兩組。足底平直，內含泥心（此鼎現藏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前莊遺址後經發掘證實是一處商代二里岡文化時期遺址，屬商代早期。關於該遺址出土的文物資料及發掘簡報已在《文物季刊》1992年1期、1994年4期發表。近年來一些研究夏商考古的學者在涉及到晉南夏商考古時，無不引用或提到“前莊方鼎”等資料。但是，一些學者把前莊遺址的文化年代籠統地定位在二里崗上層⑵，不僅大大的降低了“前莊遺址”在殷商文化研究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而且湮滅了“前莊方鼎”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作為前莊遺址的第一調查人和該遺址出土文物的最先報道者，時間上雖然離"前莊方鼎"出土已經過去了16年之久，但筆者想就“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和年代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史記》載：“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居作《帝誥》。”《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金景芳先生認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為遼水發源處，即今遼寧省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⑶。鄒衡先生說：“今河北省石家莊以南、邢臺以北一帶即為契之子昭明遷居的‘砥石’” ⑷。顧頡剛先生則認為：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陝州”⑸。前幾年，曾經使用過的山西省中學生鄉土教材上說：“商的始祖契到滅夏的湯共傳14代，先後遷都8次，契的兒子昭明第二次遷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陸縣東”⑹。

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辭典》“砥石”條：“砥石，地名，未祥，或以為砥柱。”《水經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⑺。平陸古為虞國，戰國屬魏，秦為河東郡所轄，漢為大陽縣。砥柱在平陸縣東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裡。筆者贊同“平陸縣東說”和顧頡顧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測。“砥石”作為地名來講，有可能與“砥柱”同源，所以說“砥石”的地望極有可能就在今平陸三門峽大壩以東地區-----砥柱附近。

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當筆者帶領的考古調查小分隊，深入到三門峽大峽谷沿黃河北岸進行調查時，意外的在與前莊遺址搭界的糧宿村東部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該城址北高南低，東西寬200餘米，南北長300餘米，總面積6萬平方米以上。城垣現發現東、西、北三面。城垣北牆保存在地面上的長約170米，寬6 ---12米，殘存高度2---5.5米。 牆體採用分段版築，每段長約2.3---2.7米。夯層平且勻稱，褐紅色粘土與黃沙土質摻和，土質堅硬，孔隙很小，夯層厚4---7厘米，夯窩小而密集，圓形凹底，直徑約5厘米。“糧宿商城”的發現，從而為解決前莊遺址出土的饕餮紋青銅方鼎、圓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歸宿⑻。後又擴大調查範圍，先後在糧宿商城東5公里又發現了魚林遺址，在前莊遺址西約2公里處發現了大祁遺址，這兩處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與前莊遺址相同。

但“前莊方鼎”究竟屬什麼年代，為何人所用，仍然是一個謎。糧宿商城，雖然面積不大，築城技術上既與河南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文化內涵與前莊遺址基本一致，其年代當為商代前期無疑。據此，筆者認定：“糧宿商城”當年的主人就是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主人。準確一點講，以糧宿商城為中心，西至砥柱，東到魚林，這大約15公里範圍之內的沿河一帶，就是昭明當年所居“砥石”的區域，“糧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這些商王室重器為“糧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肯定不是昭明。因為在昭明時代，商先人肯定還造不出這樣精美龐大的青銅器。如此情況下，只能有一種解釋：這就是說，距今3900年前，當昭明攜帶早商部落從蕃（山東滕縣）遷到砥石居住一段，又從砥石遷到商（河北漳河）一帶後，他當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準確一點講，“糧宿商城”始築於昭明，但興盛時期並非為昭明所居。當商湯王正式在中原建國安邦後，砥石這裡的商部落作為商王公貴族先祖的直系後裔，理應享受商王室的一切禮遇。所以說，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禮器這裡也有，王室經常舉行的祭祀活動這裡也同樣舉行。青銅大方鼎、大圓鼎、大石磬在前莊遺址的出土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有人在“前莊方鼎”等文物發現之初，就想借這批銅器是群眾修路挖出來為由，來否定它的歷史年代和學術價值。筆者認為，不管前莊方鼎、圓鼎等文物以一種什麼方式出土，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都不會因它的出土方式不同而降低。只能說前莊方鼎不是科學發掘所得，增加了人們對它研究的難度，或導致人們在對它的認識時間上有所推遲。有學者認為：“前莊方鼎”等這批銅器“其準確時代應定在二里岡期第三段第Ⅴ組到第Ⅵ組之間，而更接近於第Ⅵ組”⑼。筆者不同意這一看法，認定 “前莊方鼎”是國內目前發現年代 最早的商王室重器，它的文化年代不屬二里岡上層，而是二里岡下層。 其理由如下：

一、前莊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

關於前莊遺址的發現與確認，筆者雖不能說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但是在青銅大方鼎和另外兩件青銅爵未出土之前，筆者就趕到了前莊遺址，查看了先期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和青銅罍及大石磬、陶鬲、網墜、紡輪等的出土現場及層位。而且在後期的搶救性發掘清理過程中，筆者曾多次陪同有關專家到現場考察。準確地講：前莊遺址出土的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饕餮紋青銅大方鼎與兩件爵的上層。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發現出土在先，埋藏深度距地表4.5米左右。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發現在後，埋藏深度距地表5.7米左右，且距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文物的出土位置偏東南5米左右。屬該遺址商代文化層的2G層，即最底層。而在當年所進行的搶救性清理髮掘過程中，由於發掘面積很小（100平方米），從2G層中並未發掘出其它陶器，所以，現已公布的前莊遺址的考古資料中多為二里岡上層遺物，真正能佐證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的器物幾乎沒有。故也就無從認定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的文化年代。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既然在埋藏地層上早於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其它出土物，那麼，非此即彼，它的文化年代就絕對早於二里岡上層，當為二里岡下層遺物。

二、“前莊方鼎”與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崗時期青銅方鼎相比，其鑄造工藝的原始性不容置疑。

大家知道：商代前期的方鼎，器體正方形。立耳外側作曲槽形，獸面紋以單線為主，器壁較後期薄，腹深。而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青銅方鼎，雖都留有商代早期方鼎演變過程中的痕跡，但這些作品都是造型準確，工藝精湛。無論從器形特點上看，還是從製作工藝上看，都不具備原始性。杜嶺1、2號方鼎皆為斗形方腹，立耳，圓柱形空足，腹飾饕餮紋和乳丁紋。1號鼎高100厘米，器口62.5×61厘米，重86.4公斤。2號鼎高87厘米，器口61×61厘米，重 64.25公斤。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平面都作正方形，口沿兩側部位有豎立的兩個環耳，腹下四角為四條直立的上粗下細的圓柱形足。腹身均飾有饕餮紋和乳釘紋。饕餮紋都作帶狀分布於鼎腹上部、乳釘紋飾於鼎腹的兩個側邊和下部⑽。而"前莊方鼎"從器形特點上看，口面正方，鼎腹較深，立面呈長方形，而鼎足短矮，不成比例。其花紋饕餮紋凸棱弦紋都是單線條，比較呆板。從製作工藝上看，粗造，且器體輕薄，雖高82厘米，但重不足40公斤。

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剛先生和山西省文物總店范洪先生研究，前莊方鼎其鑄造過程為：先鑄耳、足、口沿，腹部則先鑄四周四根轉角立柱（邊框），再鑄橫框，然後將四周四根轉角立柱（邊框）聯接在一起，成方框架子。在鑄造平底時，和鼎足聯合。再下一步，鑄造腹部正中的方塊和正面的饕餮紋帶和乳釘紋帶，最後將口沿、立耳和鼎的整體合成澆鑄在一起。由於其工藝粗陋笨拙，范與范之間的縫子接合極不平正，高低不平，出現漏液。故現在我們除了在鼎的正面和內側看到三次分鑄及多次澆鑄銅液重疊的痕跡外，還可看到一些補鑄或加固痕跡。其口沿轉角處有防止鑄接開裂而增加的鑄銅轉角鑄條⑾。正如陶正剛先生所云：“前莊方鼎”其“鑄造方法極其粗糙，富有原始性，猶似搭積木一樣拼裝合成在一起，由多范分體鑄造”，“是先人在鑄造青銅器大件時的雛形”。

從事物發展的角度看，一種新工藝、新技術的產生和隨之一種新形器物的問世，從其雛形出現，到其成熟階段，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短則上百年，長則幾百年，關於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方鼎，未見有學者從鑄造技術角度進行研究。從相關資料進行分析，1996年2月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1、2號方鼎其年代應早於鄭州杜嶺1、2號方鼎，前莊方鼎的年代又早於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鄭州南順城街商代銅器窖藏的年代大致為商代二里岡上層二期，即白家莊期。筆者認為：雖然該窖藏的年代為二里岡上層二期，但該窖藏出土的1、2號方鼎的鑄造年代至少在二里岡上層一期。如果把“前莊方鼎”作為商王室重器的第一代產品的話，那麼，鄭州南順城街窖藏出土的1、2號方鼎就應該是商王室重器的第三代產品，鄭州杜嶺1、2號方鼎就應該是商王室重器的第四代產品。鄭州二里岡下層碳素斷代為：公元前1500年。即當為“前莊方鼎”距今的年代。若從時間上推算，鄭州杜嶺1、2號方鼎要比“前莊方鼎”晚100年左右。而前莊遺址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及罍與鄭州杜嶺1、2號方鼎年代大致相當。即也與“前莊方鼎”晚100年左右。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要比“前莊方鼎”晚70年左右。鄭州商城學界公認是“湯都鄭亳”，“前莊方鼎”既為二里岡下層底部遺物，其當是商湯時期王室分送給“砥石”王爺的祭器。前莊遺址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等雖年代稍晚，但仍為湯王以後，某王在位時王室所為。

（附前莊方鼎照片，供參考）

注釋：

⑴衛斯：《山西平陸發現商代前期遺址》 1990年3月29日《中國文物報》第一版。

⑵秦小麗：《晉南地區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岡文化的陶器演變研究》《考古》2006年第2期。

⑶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1978年，見金景芳網頁。

⑷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 月版。

⑸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札記》、《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⑹山西省教育廳編寫的中學生鄉土教材，《歷史》補充教材，1993年印行。

⑺《水經注·卷四河水》、嶽麓書社出版、1995年1月版。

⑻衛斯：《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古都研究》第二十輯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⑼張崇寧：《山西平陸前莊商代遺址分析》、1998年河北邢臺中國商周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

⑽宋國定等：《商代王室重器在鄭州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1996年4月21日頭版。

⑾陶正剛、范洪：《山西平陸前莊村商代遺址及青銅方鼎鑄造的研究》2004安陽中國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衛斯，男，1954年2月生，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終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原供職於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為自由學者。

作者電子信箱：sivvei@yahoo.com.cn）

責任編輯: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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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山西平陸"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與年代問題

2006-06-18 衛斯 作者投稿 點擊: 29

關於山西平陸"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與年代問題

關於山西平陸"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與年代問題

衛 斯（自由學者）

內容提要：前莊遺址是一處商代二里岡文化時期遺址。“砥石”作為地名來講，有可能與“砥柱”同源，所以說“砥石”的地望極有可能就在今平陸三門峽大壩以東地區-----砥柱附近。“糧宿商城”的發現，從而為解決“前莊方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歸宿。前莊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前莊方鼎”與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崗時期青銅方鼎相比，其鑄造工藝的原始性不容置疑。它的文化年代就絕對早於二里岡上層，當為二里岡下層遺物。

1990年初，在山西省平陸縣坡底鄉崖底村前莊自然村南端、黃河邊一個二級台地上，群眾修公路時相繼發現了一批商代王室祭祀重器。其中有可與鄭州商城杜嶺 1、2號方鼎相媲美的青銅器饕餮紋大方鼎1件、饕餮紋大圓鼎2件；和饕餮紋青銅罍1件；另有爵2件、釿1件及大石磬、陶鬲、網墜、紡輪等⑴。其青銅方鼎通高82，口50×50厘米，口面呈正方形；耳高14，腹深44，壁厚0．6，足高23．5厘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上有一對直立於口沿上的圓拱形的豎耳，耳的外壁作凹槽狀，凹槽內有三道圓拱形的凸棱弦紋。耳的內壁和側壁均為素面。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上腹部有一周饕餮紋帶，正中為一組，轉角處由兩側面合成一組。一周共有八組饕餮紋。腹面四周主要設有乳釘紋，兩側邊各為三行，下部為五行。鼎足上粗下細、空心圓柱體。每一個足的上中部飾一周饕餮紋，共兩組。足底平直，內含泥心（此鼎現藏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前莊遺址後經發掘證實是一處商代二里岡文化時期遺址，屬商代早期。關於該遺址出土的文物資料及發掘簡報已在《文物季刊》1992年1期、1994年4期發表。近年來一些研究夏商考古的學者在涉及到晉南夏商考古時，無不引用或提到“前莊方鼎”等資料。但是，一些學者把前莊遺址的文化年代籠統地定位在二里崗上層⑵，不僅大大的降低了“前莊遺址”在殷商文化研究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而且湮滅了“前莊方鼎”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作為前莊遺址的第一調查人和該遺址出土文物的最先報道者，時間上雖然離"前莊方鼎"出土已經過去了16年之久，但筆者想就“前莊方鼎”的歷史歸宿和年代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史記》載：“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居作《帝誥》。”《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金景芳先生認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為遼水發源處，即今遼寧省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⑶。鄒衡先生說：“今河北省石家莊以南、邢臺以北一帶即為契之子昭明遷居的‘砥石’” ⑷。顧頡剛先生則認為：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陝州”⑸。前幾年，曾經使用過的山西省中學生鄉土教材上說：“商的始祖契到滅夏的湯共傳14代，先後遷都8次，契的兒子昭明第二次遷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陸縣東”⑹。

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辭典》“砥石”條：“砥石，地名，未祥，或以為砥柱。”《水經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⑺。平陸古為虞國，戰國屬魏，秦為河東郡所轄，漢為大陽縣。砥柱在平陸縣東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裡。筆者贊同“平陸縣東說”和顧頡顧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測。“砥石”作為地名來講，有可能與“砥柱”同源，所以說“砥石”的地望極有可能就在今平陸三門峽大壩以東地區-----砥柱附近。

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當筆者帶領的考古調查小分隊，深入到三門峽大峽谷沿黃河北岸進行調查時，意外的在與前莊遺址搭界的糧宿村東部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該城址北高南低，東西寬200餘米，南北長300餘米，總面積6萬平方米以上。城垣現發現東、西、北三面。城垣北牆保存在地面上的長約170米，寬6 ---12米，殘存高度2---5.5米。 牆體採用分段版築，每段長約2.3---2.7米。夯層平且勻稱，褐紅色粘土與黃沙土質摻和，土質堅硬，孔隙很小，夯層厚4---7厘米，夯窩小而密集，圓形凹底，直徑約5厘米。“糧宿商城”的發現，從而為解決前莊遺址出土的饕餮紋青銅方鼎、圓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歸宿⑻。後又擴大調查範圍，先後在糧宿商城東5公里又發現了魚林遺址，在前莊遺址西約2公里處發現了大祁遺址，這兩處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與前莊遺址相同。

但“前莊方鼎”究竟屬什麼年代，為何人所用，仍然是一個謎。糧宿商城，雖然面積不大，築城技術上既與河南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文化內涵與前莊遺址基本一致，其年代當為商代前期無疑。據此，筆者認定：“糧宿商城”當年的主人就是前莊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主人。準確一點講，以糧宿商城為中心，西至砥柱，東到魚林，這大約15公里範圍之內的沿河一帶，就是昭明當年所居“砥石”的區域，“糧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這些商王室重器為“糧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肯定不是昭明。因為在昭明時代，商先人肯定還造不出這樣精美龐大的青銅器。如此情況下，只能有一種解釋：這就是說，距今3900年前，當昭明攜帶早商部落從蕃（山東滕縣）遷到砥石居住一段，又從砥石遷到商（河北漳河）一帶後，他當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準確一點講，“糧宿商城”始築於昭明，但興盛時期並非為昭明所居。當商湯王正式在中原建國安邦後，砥石這裡的商部落作為商王公貴族先祖的直系後裔，理應享受商王室的一切禮遇。所以說，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禮器這裡也有，王室經常舉行的祭祀活動這裡也同樣舉行。青銅大方鼎、大圓鼎、大石磬在前莊遺址的出土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有人在“前莊方鼎”等文物發現之初，就想借這批銅器是群眾修路挖出來為由，來否定它的歷史年代和學術價值。筆者認為，不管前莊方鼎、圓鼎等文物以一種什麼方式出土，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都不會因它的出土方式不同而降低。只能說前莊方鼎不是科學發掘所得，增加了人們對它研究的難度，或導致人們在對它的認識時間上有所推遲。有學者認為：“前莊方鼎”等這批銅器“其準確時代應定在二里岡期第三段第Ⅴ組到第Ⅵ組之間，而更接近於第Ⅵ組”⑼。筆者不同意這一看法，認定 “前莊方鼎”是國內目前發現年代 最早的商王室重器，它的文化年代不屬二里岡上層，而是二里岡下層。 其理由如下：

一、前莊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

關於前莊遺址的發現與確認，筆者雖不能說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但是在青銅大方鼎和另外兩件青銅爵未出土之前，筆者就趕到了前莊遺址，查看了先期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和青銅罍及大石磬、陶鬲、網墜、紡輪等的出土現場及層位。而且在後期的搶救性發掘清理過程中，筆者曾多次陪同有關專家到現場考察。準確地講：前莊遺址出土的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兩件爵與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不同層位。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出土於饕餮紋青銅大方鼎與兩件爵的上層。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發現出土在先，埋藏深度距地表4.5米左右。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發現在後，埋藏深度距地表5.7米左右，且距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文物的出土位置偏東南5米左右。屬該遺址商代文化層的2G層，即最底層。而在當年所進行的搶救性清理髮掘過程中，由於發掘面積很小（100平方米），從2G層中並未發掘出其它陶器，所以，現已公布的前莊遺址的考古資料中多為二里岡上層遺物，真正能佐證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的器物幾乎沒有。故也就無從認定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的文化年代。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饕餮紋青銅大方鼎及兩件爵既然在埋藏地層上早於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罍等其它出土物，那麼，非此即彼，它的文化年代就絕對早於二里岡上層，當為二里岡下層遺物。

二、“前莊方鼎”與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崗時期青銅方鼎相比，其鑄造工藝的原始性不容置疑。

大家知道：商代前期的方鼎，器體正方形。立耳外側作曲槽形，獸面紋以單線為主，器壁較後期薄，腹深。而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青銅方鼎，雖都留有商代早期方鼎演變過程中的痕跡，但這些作品都是造型準確，工藝精湛。無論從器形特點上看，還是從製作工藝上看，都不具備原始性。杜嶺1、2號方鼎皆為斗形方腹，立耳，圓柱形空足，腹飾饕餮紋和乳丁紋。1號鼎高100厘米，器口62.5×61厘米，重86.4公斤。2號鼎高87厘米，器口61×61厘米，重 64.25公斤。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平面都作正方形，口沿兩側部位有豎立的兩個環耳，腹下四角為四條直立的上粗下細的圓柱形足。腹身均飾有饕餮紋和乳釘紋。饕餮紋都作帶狀分布於鼎腹上部、乳釘紋飾於鼎腹的兩個側邊和下部⑽。而"前莊方鼎"從器形特點上看，口面正方，鼎腹較深，立面呈長方形，而鼎足短矮，不成比例。其花紋饕餮紋凸棱弦紋都是單線條，比較呆板。從製作工藝上看，粗造，且器體輕薄，雖高82厘米，但重不足40公斤。

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剛先生和山西省文物總店范洪先生研究，前莊方鼎其鑄造過程為：先鑄耳、足、口沿，腹部則先鑄四周四根轉角立柱（邊框），再鑄橫框，然後將四周四根轉角立柱（邊框）聯接在一起，成方框架子。在鑄造平底時，和鼎足聯合。再下一步，鑄造腹部正中的方塊和正面的饕餮紋帶和乳釘紋帶，最後將口沿、立耳和鼎的整體合成澆鑄在一起。由於其工藝粗陋笨拙，范與范之間的縫子接合極不平正，高低不平，出現漏液。故現在我們除了在鼎的正面和內側看到三次分鑄及多次澆鑄銅液重疊的痕跡外，還可看到一些補鑄或加固痕跡。其口沿轉角處有防止鑄接開裂而增加的鑄銅轉角鑄條⑾。正如陶正剛先生所云：“前莊方鼎”其“鑄造方法極其粗糙，富有原始性，猶似搭積木一樣拼裝合成在一起，由多范分體鑄造”，“是先人在鑄造青銅器大件時的雛形”。

從事物發展的角度看，一種新工藝、新技術的產生和隨之一種新形器物的問世，從其雛形出現，到其成熟階段，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短則上百年，長則幾百年，關於鄭州杜嶺、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商代方鼎，未見有學者從鑄造技術角度進行研究。從相關資料進行分析，1996年2月鄭州南順城街出土的1、2號方鼎其年代應早於鄭州杜嶺1、2號方鼎，前莊方鼎的年代又早於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鄭州南順城街商代銅器窖藏的年代大致為商代二里岡上層二期，即白家莊期。筆者認為：雖然該窖藏的年代為二里岡上層二期，但該窖藏出土的1、2號方鼎的鑄造年代至少在二里岡上層一期。如果把“前莊方鼎”作為商王室重器的第一代產品的話，那麼，鄭州南順城街窖藏出土的1、2號方鼎就應該是商王室重器的第三代產品，鄭州杜嶺1、2號方鼎就應該是商王室重器的第四代產品。鄭州二里岡下層碳素斷代為：公元前1500年。即當為“前莊方鼎”距今的年代。若從時間上推算，鄭州杜嶺1、2號方鼎要比“前莊方鼎”晚100年左右。而前莊遺址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及罍與鄭州杜嶺1、2號方鼎年代大致相當。即也與“前莊方鼎”晚100年左右。鄭州南順城街1、2號方鼎要比“前莊方鼎”晚70年左右。鄭州商城學界公認是“湯都鄭亳”，“前莊方鼎”既為二里岡下層底部遺物，其當是商湯時期王室分送給“砥石”王爺的祭器。前莊遺址出土的兩件饕餮紋青銅大圓鼎等雖年代稍晚，但仍為湯王以後，某王在位時王室所為。

（附前莊方鼎照片，供參考）

注釋：

⑴衛斯：《山西平陸發現商代前期遺址》 1990年3月29日《中國文物報》第一版。

⑵秦小麗：《晉南地區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岡文化的陶器演變研究》《考古》2006年第2期。

⑶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1978年，見金景芳網頁。

⑷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 月版。

⑸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札記》、《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⑹山西省教育廳編寫的中學生鄉土教材，《歷史》補充教材，1993年印行。

⑺《水經注·卷四河水》、嶽麓書社出版、1995年1月版。

⑻衛斯：《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古都研究》第二十輯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⑼張崇寧：《山西平陸前莊商代遺址分析》、1998年河北邢臺中國商周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

⑽宋國定等：《商代王室重器在鄭州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1996年4月21日頭版。

⑾陶正剛、范洪：《山西平陸前莊村商代遺址及青銅方鼎鑄造的研究》2004安陽中國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衛斯，男，1954年2月生，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終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原供職於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為自由學者。

作者電子信箱：sivve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