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習俗對高麗的影響zt

我國與朝鮮陸地相接，海上交通近捷便利，自古以來交往頻繁，關係十分密切。在長期交往中，我國政治、經濟以及包括風俗習慣在內的文化，對朝鮮發生巨大影響。同樣，朝鮮人民的優秀文化成果也為我國所吸收。我國對朝鮮的影響，往往隨着古代王朝的更迭，呈現出時代特色。元代，蒙古族占居統治地位，因而蒙古族的習俗對當時的高麗王朝（918年建立，1392年為李氏朝鮮取代）影響很大。

自1231年起，蒙古連年對高麗用兵。尤其是定宗、憲宗時（1246—1259），“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不過，蒙軍遭到了高麗軍民的頑強抗擊，多次損兵折將。但是，連年戰爭使高麗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大批士兵戰死，眾多百姓被殺，還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口被擄走。在蒙古一時無法將高麗滅掉，高麗也已很難再將戰爭打下去的情況下，憲宗九年（1259），高麗高宗被迫派世子（即太子）王倎（後改名禃）奉表如元，雙方議和。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在其給高麗的詔書中宣布：“完爾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也就是說承認了高麗的獨立。但是，高麗對元要盡“納質、助軍、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等義務，實際是處於藩邦地位。

元世祖初年，對高麗有過“衣冠從本國之俗”，“風俗一依舊制，不須更改”的承諾。可是議和之後，兩國關係日益密切，使臣來往頻繁。而且，從王倎，即高麗元宗起，幾乎每任高麗國王都要派世子赴元入侍、宿衛。一些世子往往在元為質、宿衛數年。自忠烈王開始，高麗又先後有五位國王與元皇室聯姻，尚蒙古公主，成為元王朝的駙馬。他們經常帶大批隨從入元朝覲，在元滯留短則數月，多則經年乃至數年。元朝在高麗派有達魯花赤（監臨官），一個時期還派駐過軍隊。蒙古公主入高麗時，也帶去大批怯憐口，即公主的私屬人戶。由於高麗統治者和蒙古王公貴族接觸頻繁，關係密切，甚至長期在元居住，逐漸染蒙古之風。因此，有元一代蒙古習俗對高麗統治集團，進而對平民百姓產生很大影響。

這一影響首先表現在髮式和衣冠上。高麗忠烈王王昛，在中統二年（1261）曾以世子身份入元祝賀忽必烈擊敗與其爭奪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以後又數次入元朝覲。至元八年（1271），王昛入元為禿魯花，也就是質子。王昛入質不久，就改留蒙古髮式。本來高麗和我國漢族人一樣，一向留全發。蒙古族則和我國北方的鮮卑、契丹、女真等族 相似，有髡髮習俗。所謂髡髮，並不象我國古代的髡刑那樣把頭髮全部剃光，而是剃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各族的剃法不同。《高麗史·忠烈王世家》記載蒙古男子髮式的剃法是，“剃頂至額，方其形而留髮其中”，蒙語把這種髮型叫“怯仇兒”，但說的不很具體。宋人盂珙在其所撰的《蒙韃備錄》中，對其剃法描述得比較形象。他說，蒙古族“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國人［指蒙古族百姓］皆剃婆焦，如中國［指漢族］小兒留三搭頭，在囟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十三世紀中葉出使蒙古的基督教修士魯不魯乞，在其《東遊記》中對蒙古男子髮式作了更為形象的描述。“男人們在頭頂上把頭髮剃光一方塊，並從這個方塊前面的左右兩角繼續往下剃，經過頭部兩側，直至鬢角。他們也把兩側鬢角和頸後（剃至頸窩頂部）的頭髮剃光。此外，並把前額直至前額骨頂部的頭髮剃光，在前額骨那裡，留一簇頭髮，下垂直至眉毛。頭部兩側和後面，他們留着頭髮，把這些頭髮在頭的周圍編成辮子，下垂至耳”。上述文獻中的描述，與傳世元代畫卷及近年發掘元墓中的壁畫、陶俑等蒙古男子髮式基本一致。王昛入質時“開剃”，留的就是這種髮型。《東遊記》中說，婦女結婚後也把頭頂當中至前額的頭髮剃光。但內蒙赤峰元墓蒙古女墓主的畫像卻不是剃光。抑或蒙古已婚婦女和契丹婦女一樣，只把前額邊緣頭髮剃去一小部分，上面的頭髮垂下來，因而從畫面上看不出來。

至元十一年五月，王昛在元尚世祖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後追封齊國大長公主）。六月，其父元宗王倎病故，王昛回國繼承王位，是為忠烈王。同年十月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赴高麗，前往迎接的大將軍朴球等已模仿國王“開剃”。十二月，高麗大臣宋松禮、鄭子璵等率先“開剃”，其餘臣僚遂紛紛效仿。其實，早在高麗元宗時就有人勸國王“效元改形易服”。元宗回答說，我不忍心一下子改變祖宗家風，我死後你們怎麼辦都可以。果然，到忠烈王四年（1278）時，高麗已是“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時隔不久，學生也一律剃髮，改留蒙古髮式了。

朝鮮古代本有獨具本國特色的服裝，即所謂章服“循習土風”。從新羅太宗王（654—661在位）到新羅統一，開始“襲用唐儀”。此後，“冠服之制稍擬中華”，即穿用類似唐朝漢族統治階層所着的各色服裝，老百姓的服裝式樣，大概也受到唐的影響。高麗王朝建立後，雖然對我國遼、宋、金三個王朝也有“朝貢”“事大”關係，遼、宋、金統治者也多次向高麗國王贈送衣冠，但高麗並未從上到下改變本國的衣冠。

王昛以世子身份入元為質時，在“開剃”的同時，也改穿蒙古式服裝。至元九年（1272）他短期回國時，已經是“辮髮胡服”。“辮髮”指的是剃蒙古髮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裝。蒙古男女均着長袍，多為窄袖，腰系帛帶或皮帶；女性有時在長袍外加罩半袖短衫，而且袍襟比男性長，有的甚至拖地。南宋彭大雅《黑韃事略》說，蒙古“其服右衽而方領”，與匈奴、鮮卑、契丹、女真等左衽袍服不同。不過從元墓壁畫上的蒙古族服飾看，男子的確基本穿右衽長袍，而女性着左衽長袍者也屢有發現。王昛回高麗即王位後，朝廷大臣們一方面紛紛開剃，同時也陸續效仿國王改穿蒙古式服裝。忠烈王四年二月，又下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也就是說全國人都要穿元朝式服裝，戴元朝式帽子。據《元史·輿服志》載，元代之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下至百官祭服、朝服，亦即各種典禮或官場中的正式服裝是“近取金、宋，遠法漢、唐”，但又說有關服色等第的規定，“蒙古人不在禁限”。這表明除重大典禮、儀式外，蒙古人一般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裝。《高麗史·輿服志》也明確指出，“事元以來”“襲胡服”。可見，所謂“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指的是穿蒙古式服裝，戴蒙古式帽子。

元代蒙古族的冠制，即帽子式樣男女有別。《黑韃事略》載，蒙古男子“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其《草木子》一書中也說，蒙古“官民皆帶［戴］帽，其檐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制”。所謂“樓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所以才說它是兜鍪［古代頭盔］之遺制。所謂笠，是一種圓檐斗笠形帽，因為形狀象鈸，所以叫鈸笠冠。這種冠有頂，冠後還垂一片帛以護頸。夏天也戴軟帽，冬天則戴毛皮製軟帽或氈帽。這類帽本來無前檐，後來忽必烈射獵時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給加了前檐，從此蒙古族便都戴這種有圓檐、或前圓後方式的帽子了。後來大概受中原影響，蒙古族也有戴幞頭的。蒙古貴族婦女戴姑姑冠。這種冠以木或竹為胎，外面包以紅絹或帛，高二尺許，上面插以裝飾彩色絲綢的柳枝或銀枝。魯不魯乞《東遊記》中稱這種姑姑冠為“孛哈”。該遊記，約翰·普蘭諾·加賓尼的《蒙古史》，以及我國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草木子》等書中，對這種冠的形制均有具體描述。日常生活中，蒙古婦女也戴頭巾。自忠烈王開始，高麗國王、臣僚乃至學生，一般都戴蒙古男式帽子。

高麗上下“皆服上國衣冠”，並不是元統治者的強迫命令，而是曾長期在元居住的國王帶頭“開剃”，穿戴蒙古式衣冠，大臣百官群起效尤，最後由高麗統治者下令在全國推行的。因此，當至元十五年世祖皇帝問康守衡高麗服色如何，康守衡回答“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等時以高麗服將事”時，忽必烈很驚訝，並說：“汝國之禮何遽廢哉。”

高麗王室與元皇室聯姻，以及兩國統治階層的頻繁接觸，使高麗的某些禮儀也頗受蒙古影響。忠烈王與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所生之子日王璋，被立為世子。王璋成年後，王昛多次為他向元請婚。元貞二年（1296），元成宗答應將晉王甘麻剌之女寶塔實憐公主（後追封薊國大長公主）嫁給王璋。同年十一月，忠烈王夫婦抵大都（今北京市）為兒子舉辦婚禮。這一婚事，聘禮等完全是按蒙古習俗操辦的。首先由王璋“以白馬八十一匹獻於帝，納幣”；次日，王璋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於太后”；第三天，“以白馬八十一匹獻晉王”，即其岳父。同時，皇太后、晉王分別以數百隻羊、數百壇酒設蒙古式大宴慶賀。獻白馬和以九或九的倍數為吉祥數，是蒙古族習俗。流傳至今的蒙古族獻整羊的祝辭中還保留這樣的詞句：“蒙古人在敖恩河畔，樹起九足旄纛纛的時候，用九九八十一隻整羊，用盛宴把勝利向四方宣告。”直到近世，蒙古族婚嫁一般仍以“九五”（指九與五兩數之和）作為男方送彩禮的計數單位。王璋之後的忠肅王、忠惠王、恭愍王娶元公主時，也都以這種方式獻聘禮。不久，高麗國內的某些重大喜慶活動也獻白馬。王璋回國即王位時，高麗的宰臣、軍官就“皆獻白馬”。另外，高麗在給元皇室貴族贈送禮物時，也往往用“九”或“九”的倍數，以示吉祥。如至元三十年忠烈王與公主一道入元，贈給太子真金妃闊闊真的禮物就是“銀鍾九事，虎豹皮各九領，水獺皮二十七領，細苎布四十五匹”；翌年正月初一，又獻白馬九匹。

元王朝曾在高麗置征東行中書省，後由高麗國王兼任征東行中書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忠宣王王璋署征東行中書省事。高麗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員謁見忠宣王時，“用元朝禮”。這樣，高麗朝廷便有兩種禮儀。平時宰樞臣僚處理本國一般事務謁見國王時，用的是高麗禮儀，而宰臣、行省官員處理行省事務謁見國王兼行省丞相時，則用“元朝禮”；即帶有蒙古族特色的元朝禮儀。1330年，已當了十六年國王的忠肅王王燾一度將王位傳給兒子王禛（忠惠王）。同年七月，忠肅王赴元，王禛則由元回國就任王位。當父子二人在高麗黃州相遇時，王禛以“胡跪”拜見其父。所謂的“胡跪”，大概就是《黑韃事略》中說的“左跪以為拜”的蒙古大禮。

如前所述，高麗王朝前、中期雖然也對遼、宋、金採取“事大”方針，但擁有獨立自主權。國王的命令稱“宣旨”，自稱曰“朕”，減免刑罰的命令稱“赦”。高麗王朝後期從屬於元，主權多受干涉。至元十三年（1276）駐高麗的達魯花赤提出，高麗國王“稱宣旨，稱朕、稱赦”是“僭越”行為。高麗被迫將這些稱謂加以更定，“改宣旨為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這是政治不平等帶給高麗稱謂方面的影響。此外，在高麗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逕直使用一些蒙古借詞，如禿魯花、伊里干（意為聚落）、忽赤（意為佩弓箭者）等等。

蒙古族的習俗，也影響到高麗國王個人的愛好、行為等方面。從忠宣王開始，高麗國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禮普化，忠肅王叫阿剌訥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顏帖木兒，等等。忠烈王有時喜歡穿蒙古戎裝。1274年當他迎接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返回開京時，面對京城百官和民眾的歡迎隊伍，他本應穿傳統禮服。但忠烈王不聽大臣的勸諫，堅持穿蒙古式戎服與公主同輦入城。忠烈王還非常喜歡打獵，這大概與他入元宿衛期間經常參加蒙古王公貴族的圍獵有關。當了國王后，他仍沉溺於畋獵，經常親持弓箭，臂駕鷹鶻，縱橫馳突。他多次和公主一道行獵，常常是並駕齊驅。《高麗史·忠烈王世家》有關他與公主四出行獵的紀事，可以說不勝枚舉。忠烈王之孫忠肅王同樣喜歡田獵。他有時帶數百獵騎進行大規模圍獵，有時只率數人微行出獵。這祖孫倆還都喜歡打馬球，都羨慕唐玄宗那種行獵、擊球、飲宴的享樂生活，並極力效仿。為滿足國王打獵之需，高麗也象元一樣，專設飼養鷹鷂以供狩獵的鷹坊，鷹坊屬戶享有免役等特權。忠烈、忠肅兩王耽於畋獵，而且不顧農時、民力、災情，加重了高麗人民的負擔。高麗曾多次向元進獻酥油。酥油本是蒙古等游牧民族喜食的奶製品，以農業為主的漢族、朝鮮人一般不製取，不食用。由於入高麗的蒙古公主、隨從人員及達魯花赤等的需要，而元政府又在高麗耽羅（韓國濟州島）等地放養大批馬、牛，所以高麗有條件製取酥油等奶製品供公主等人食用，並有部分作為貢品進獻於元。高麗國王、世子多在元住過較長時間，又有與其長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蒙古風味的食品不時出現在國王、世子的餐桌上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高麗“剃髮易服”，改變本國的某些習俗，儘管不是元統治者強迫進行的，卻也和當時的政治形勢密不可分。由於蒙古統治者在十三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對高麗進行了近三十年的戰爭，不僅高麗的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人民蒙受巨大的災難，而且統治集團的身家性命、統治地位也受到嚴重威脅。兩國議和後，高麗統治者為了避免蒙軍再次入侵，為了保住身家性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因而才主動向元統治者請婚，主動剃髮易服，以便取得元統治者信任，讓他們放心。所以，受蒙古習俗影響最多、最深的是高麗統治集團。當然，有些習俗的影響，是在長期交往、接觸中自然薰染的。高麗統治者又以命令手段，強迫廣大人民群眾改服蒙古式衣冠。這與幾個民族長期交錯而居或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自然地接受另一民族的風俗習慣影響不同，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感，不滿。只是由於當時力量對比極為懸殊，一時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反抗運動。然而，高麗畢竟有自己的傳統風俗習慣，受唐朝之風的影響又相當深。所以，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元朝的滅亡，以及明太祖“賜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賜”，朝鮮衣冠文物又“煥然復新．彬彬乎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