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最急迫的三個問題
孫立平2016年12月6日

當前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
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
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一、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最讓人困惑的一個時期
今天，我們是帶着一種焦灼和困惑的心情來討論中國改革和未來走向問題的。
最近我一直在說，這幾年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段時間，而
且這個困惑好像跟原來有點不一樣。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但那時候的困惑好比是：我們在一條很明確的
路上走，但是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
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接着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確的。
但是這次有點不一樣，這次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裡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
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
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
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
二、有比改革更現實、更眼前、更緊迫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我們處在一個空前困惑的狀態。怎麼來看待這些困惑？怎麼從這個困境
當中走出來，今天下午大家談的都是這個，這當中最核心的詞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哪怕是那些最具體最眼前最現實的一些改革，都
會讓人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更不用說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了。那些深遠深層次的
改革設想，有時候聽起來都如夢幻一般的感覺。
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比如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當時有個思想解放運
動，沒有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後來30年的改革。我們現在也面臨着類似的問
題。那些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
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
三方面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
從談起。
三、最關鍵的是國家的方向感
現在大家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我去過很多地方，明顯感覺到，哪怕在很偏遠的
地方，這種蕭條感都明顯地存在。但實際上，現在不僅僅是經濟蕭條的問題，在經濟
蕭條的背後，是社會在停轉，體制在體轉，甚至政府在停轉。當然停轉是誇張的說
法，準確的說是轉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轉暗停，虛轉實停。像抄黨章這種形式主義
的東西，紅紅火火，而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的東西，則是轉得很慢。
有人說，這是反腐敗造成的怠工現象，我認為，是有這個因素，但不完全是這個因
素。有的幹部說，現在不知道怎麼幹，一干就出錯。
這後一個原因說明什麼？說明的是國家的方向感問題。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
中，我們有過順利的時候，有過不順利的時候，但是無論是順利的時候還是不順利的
時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時候，國家的方向感，即國家朝着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
沒有模糊過。朝着什麼方向走？朝着現代化的方向走，經濟上朝着市場經濟的方向
走，政治和社會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這個方向感卻有些模糊了。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虛的問題，單
就對經濟的影響來說，都是很明顯的。
這個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國現在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什麼改革，什麼轉型，
我覺得根本都談不上。所以，首先要解決方向感的問題。而解決方向感問題，按照道
理來說其實沒什麼可難的。十八大之後我們曾經開過兩個很好的會，出了兩個很好的
文件，一個是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實現國
家治理的現代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個是四中全會，法治，依法治國。問
題是要真正朝着這個方向走。
四、與國家方向感相聯繫的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義上，在人格的意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當然沒錯。但同時我們得承
認，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什麼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好的社會總得讓最能幹的
這些人脫穎而出，當然同時要規範他們，使他們的行為更有利於社會。改革開放三十
年和改革開放之前比，一個重要的變化就在這裡。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你可以找出種種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最能幹的人有了機會，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跑路，資金在
外流。現在跑路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甚至一些很溫和的
人，對體制很認同的人，都在開始跑路。沒跑的，也是人心惶惶。這背後，就是精英
的安全感問題。
我與企業家有不少接觸，他們作為生意人，而且他還得負責一幫人吃飯呢，當然得努
力經營企業，得尋找機會。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人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
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什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
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
因此，現在經濟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層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
是法治。臨時性的政策傾斜，甚至一些重視民營企業的舉措，都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五、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滅
應當說，在十八大前後，老百姓應該是充滿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為，問題
已經積累的越來越多，有的已經積重難返。人們期待有一屆新的班子，能夠有魄力，
有能力來面對這個問題。十八大之後，打老虎、反腐敗，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兩年中，社會的心態，老百姓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甚
至對反腐敗，也是什麼樣的說法都有了。
這個情況又與經濟周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包括農村。據我所見，
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去年農民的收入是減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產量是一塊
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農民的收入怎麼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關報道，去年
僅糧價這一項，農民減少的現金收入就有一千多個億。而按照目前整個經濟形勢，農
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產能，涉及到幾百萬人的轉崗甚至失業下崗問題。客觀地說，這次涉及到的
人比 90 年代中後期那次要少，政府準備的條件比那次要好，但畢竟涉及到幾百萬人
的生計問題。
六、要給人們對未來的明確穩定的預期
上面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是對未來的預期問題。要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形成對未來
明確而穩定的預期，是至關重要的。
預期問題只有放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清晰起來。我不太同意現在改革往
前走不動了、停了的說法。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
基本上走完了，其潛力基本上釋放完畢。我不想談論如何評價兩個三十年這樣敏感的
話題，我只是想說，從客觀的情況來看，這兩個三十年的潛力釋放完畢了。現在不是
簡單地按照哪個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
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
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 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
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是想
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