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遺忘的民族——南陲佛國—大理zt

　　唐天復二年（公元902年），南詔政權崩潰之後，白族中的貴族分子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段思平先後起而進行政權的爭奪，鄭買嗣繼南詔之後建立了長和國（公元902—928年）。趙善政推翻鄭氏政權，建立天興國（公元928—929年）。楊干貞取代趙善政，建立義寧國（公元929—937年），及至後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乃奪得政權而建立了大理王朝。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後，對南詔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都進行了調整。首先是肯定新興的白族封建主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並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為岳侯，除承認其家族在洱海地區原有的領地之外，更賜與巨橋（今雲南普寧）地方為其世襲領地；封董伽羅為宰相，亦除承認其家族在洱海地區原有的領地之外，更賜與成紀（今永勝）為其世襲領地；其餘洱海地區的白族封建主如楊氏家族的封建莊園，也都得到擴大。對於洱海地區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農民，則是在承認他們原來使用的土地前提下，減輕稅糧負擔，寬免徭役三年。對於“凡有罪無子孫者”的奴隸，則一律“赦免”，即加以釋放。對於被統治的部族和部落，則解除他們南詔時期的集體奴隸地位，免除奴隸性質的徭役。大理政權終於穩固下來。

　　大理和南詔一樣，仍然是一個多民族集合體國家。這個多民族集合體國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為主要統治者。在政權組織方面，則是以段氏封建國王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輔佐來進行統治。白族封建諸侯們各有領地，以作為封建統治的主要基礎。地方行政單位，劃分為府和郡，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們作為各府、郡的長吏來進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詔統治時期的基礎上加以調整建立起來的。各府、郡分管的區域內都仍然存在許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內部原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不變，由本民族的貴族分子管理自己內部的事務，接受府、郡長吏的統治。

　　北宋紹聖元年（1094年），大理國權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奪取政權，稱“大中國”。兩年之後，高升泰的兒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權重新歸還段氏，以段正淳為國王，而高氏世為宰相。此後的大理國又稱為“後理國”。大理國後期，段氏國王失去了實際上的控制權力，以高氏家族為首的白族封建領主們，則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區進行封建割據統治；其他被統治民族中的貴族分子，則為發展自己的地方勢力而相互兼併紛爭，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國境內各民族貴族分子對立紛爭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軍到達大理首府大理（今屬雲南）城下，蒙古軍入大理城，大理國亡。

　　大理國的主體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蠻”、“僰蠻”），白族主要聚居在今瀾滄江中、上游以東，今紅河以北的城鎮和平壩地區。在這裡，除了主要城鎮中和城鎮附近的平壩地區有白族人口之外，其餘的小城堡和廣大的村落中，則為許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雜居和散居。主要城鎮中的白族封建主們，是通過封建的政治、經濟組織與大理國王聯繫起來。並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經濟組織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統轄的府或郡內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統治起來。而在被統治的各民族內部，卻又分別保持着一套與白族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構。白族封建主們對於這些被統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內部的生產方式和組織形式保留着，然後通過它們內部的貴族分子來進行貢納的徵收。

　　被統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狀況，與南詔統治時期相比較，大的範圍基本上未曾發生變動。在今瀾滄江中、上游以東，今紅河以北地帶的山區、半山區和少部分平壩區，主要是“烏蠻”（彝族）系統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兩岸是麼些（納西）的分布區域；今瀾滄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間是“盧蠻”（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邊境地帶是“金齒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統的部落；東南部邊境地帶則是和泥（哈尼）、僚（壯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雜居區。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區域較之南詔時期有所變動。如南部邊境的“金齒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遷入威遠（今雲南景谷）、開南（今景東）一帶，與“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雜居。這裡原來就有一部分“金齒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則“金齒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組織和部落名稱，較之南詔時期未變。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烏蠻”（彝族）中的邛部、兩林、豐琶，仍按原來的部落組織和部落名稱出現在原地。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卻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況下，在原來居住的地區或原來居住地區的周圍，出現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邊境的“金齒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麗）、勐生谷（今緬甸克欽邦境內）、勐生喜（今緬甸南撣邦一帶）、勐生威（今緬甸北撣邦一帶），它們分別聯繫着附近同族的各個小部落，共同結成一個聯盟集體；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烏蠻”（彝族）中的落蘭部（今冕寧南部的瀘沽一帶），繁衍成為許多小部落；東爨區（今雲南楚雄以東）部落分裂繁衍的情況就更為複雜了，一定時間階段內，在這裡出現了“東爨烏蠻三十七部”。但實際上並不止於三十七部。因為，各個部都不斷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來。如羅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強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鄰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個部，都不斷繁衍，不斷分裂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築營壘以閉關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個氏族、部落，劃定一個區域作為聚居的地方，分別從事各種生產。如邊境的“金齒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舊進行他們的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威楚府（今楚雄）轄境內則為“雜蠻耕牧之地”，這裡的“烏蠻”（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獵、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內部原有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大理國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區域分別劃歸各府、郡管轄，或分封給白族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從事更為原始的採集和狩獵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個家庭在從村社那裡分得一塊土地之後，每個居民耕種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兒從事於家庭紡織。而部分“烏蠻”部落中的男子，則在從事耕種之外，也從事畜牧和狩獵。他們在生產中獲得的各種產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貴族，以貢納的形式提供給當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國王。實際供給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國王的那一份，往往少於本民族中的貴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數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貴族分子在地方的統治權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襲下去。這種情況，以“金齒百夷”和“烏蠻”各部中最為突出。因此，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的“金齒百夷”（傣族）及一部分“烏蠻”（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內部有奴隸制和閥閱制”，他們中的貴族，一直世襲地統治着他們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隸來進行生產，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區域，與鄰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對抗。

　　當南詔政權崩潰之後，內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僅五年的時間即趨於瓦解，進入五代十國的割據狀態中。當時，內地的任何一個小王朝，皆疲於應付紛爭，無力顧及雲南；雲南的鄭、趙、楊氏政權，也謀求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暇，同樣不可能與內地作更多的聯繫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內地漢族區仍處於割據紛爭的狀態中，及至宋朝建立，傳統聯繫也就逐漸恢復。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滅後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賀宋朝平定後蜀。此後，宋開寶元年至寶元元年（公元968—1038年）間，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貢”和要求通好。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曾經命令黎州（今漢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貢”。這種“入貢”，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屬關係，也是大理與宋朝之間進行官方貿易的一種形式。大理與宋朝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從此展開。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朝廷正式冊封大理國王段和譽（即金庸《天龍八部》小說中的段譽原型）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然而，大理與宋朝之間的政治關係以及經濟文化交流，卻為當時政治形勢和複雜的民族關系所限制。

　　遼與西夏先後給宋朝以較大的威脅，因此，對於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統治者們也就存在戒心。當宋朝廷對大理國王進行冊封而使關係進一步正常化之時，金已興起於東北，並隨即展開與遼的紛爭，進而攻宋，政治形勢愈來愈趨於複雜化。所以，宋朝廷雖對大理國王進行了正式的冊封，而在原來對大理國的戒心並未完全解除的情況下，又隨着形勢的發展而日漸加深，就在對大理國王進行正式冊封的當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進一步與大理國展開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況之後，再作具體措施，宇文常說：“自孟氏（後蜀孟昶）入朝，藝祖（宋太祖）取輿地圖觀之，劃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而無西南夷患。今若於（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虜情攜貳，邊隙寖開，非中國之福。”其實，宋太祖並不曾“劃大渡河為境”而拒絕與大理國交往。宇文常所說，不過是在當時政治形勢複雜的情況之下，作為拒絕與大理國交往的藉口。接着便是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政權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於自己統治地位的難於鞏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國。於是，宇文常之說，便普遍成為南宋君臣拒絕與大理國進行政治上接觸的藉口。

　　然而，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與大理國之間的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終是頻繁的，而且南宋時期勝於北宋時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觸，南宋少於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