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辛：韋君宜和她晚年的兩本書

2002年1月4日，潔平來電話，說，“韋君宜阿姨去世了，2月1日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
別，我先給您說一聲”。
君宜臥病多年，隨時會走的，但接潔平電話，卻感突然與難過。她晚年時，我因雜務
纏身，沒能抽空去看望她，深感後悔。君宜18歲參加革命，干到85歲，是一位為眾人
所敬重的純粹的老共產黨員。
（一）
1945年，為適應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的新形勢，延安新華社要派人到東北解放區創建新
華總分社與分社，並加強對新形勢的報道，原有人手不夠，這時就把有編寫經驗的君
宜和她的丈夫楊述從中央黨校調來。君宜到新華社口語廣播組（後改為部）做編輯，
楊述任新華社秘書。這時，新華社與黨中央《解放日報》由一個編輯委員會領導，編
委會主任與社長都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秦邦憲）兼任，人事與後勤工作合併在一起。
口語廣播組是新建立的，只有韋君宜、苗力沈與溫濟澤三人。組長溫濟澤，原是報社
副刊部秘書兼自然科學編輯，他與副刊部商量讓口語廣播組擠在副刊部辦公室工作。
君宜來上班那天，溫濟澤向副刊部大家介紹“這是韋君宜”。我看她中等身材，不胖
不瘦，穿着普通的灰布軍衣，戴着一副眼鏡。那雙明亮有神的眼睛和微噘的雙唇顯出
這是一位性格堅強開朗的女性。她向大家點個頭，就坐下來。以後上班，進窯就坐在
靠窗口的她的辦公桌前，不與人招呼，也不說閒話，埋頭工作。她專心編寫口語廣播
稿，與她在中央青委同過事的副刊編輯陳企霞向她約稿，她都說沒有時間寫。
雖是第一次見面，可韋君宜的名字我早熟悉。因為她在副刊發表過兩篇稿子《龍》和
《群眾》，都在頭題位置上。《龍》寫晉綏解放區對賀龍司令員的傳說，生動傳神，
很受群眾歡迎，可以說是她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主編丁玲與陳企霞是不輕易說青
年作者好話的，都贊她是個“才女”。韋君宜還在第二版發表過一篇反映綏德警備區
生產的通訊，用頭號字發在左上辟欄重要的位置上。後來，我又讀過她一篇題為《三
個朋友》的短篇小說，寫知識分子轉變思想立場的故事。這個知識分子幹部下鄉組織
變工互助組，有過三個朋友，一個是知識分子幹部；一個是紳士，他是抗日統一戰線
的對象，但在減租減息中是個違法地主；一個是農民，勞動英雄。這個知識分子在勞
動與工作中逐漸認識到這位農民是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思想作風“被一層一層剝掉
了”，“自己的腳站對地方了”。描寫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何在學習馬列主義與社
會實踐中，逐漸把立足點移到人民大眾這方面來。這是一篇典型的表現知識分子思想
改造的作品，被許多小說選集選用。
（二）
1946年底，胡宗南反動軍要進攻延安，延安一切機關都要撤退，老百姓堅壁清野，報
社與新華社決定“延安留一攤精悍隊伍，堅持工作；一攤撤退到延安北部90公里的瓦
窯堡，準備接替原有延安的工作，並同時考慮在黃河北邊的解放區準備一個接替瓦窯
堡的工作點”，採取“狡兔三窟”的辦法確保新華社的文字報道與口語廣播一天都不中斷。
君宜被分配去瓦窯堡，準備接替延安的工作，楊述則留在延安。君宜與單身的男、女
編輯和職工與新華社領導機關住在史家畔村，我在病號與婆姨娃娃集中的閻家坪任支
部書記，並管《解放日報》臨時版的副刊發稿。
1947年3月14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出完終刊號。報社與新華社全體人員便從延安往瓦
窯堡撤退，瓦窯堡接替新華社的全部工作。新華社除留少數精幹人員堅持瓦窯堡的工
作外，其餘全部人員與報社人員又往黃河東邊撤退。口語廣播在瓦窯堡改用陝北廣播
電台的名義，仍用XNCR的呼號廣播，至3月28日晚廣播完青化砭戰役的第一個大勝利
時，敵軍已攻到離瓦窯堡10公里，廣播電台的同志才背起行李撤退。君宜和楊述是最
後撤退的，比起先撤退的隊伍條件差，一切都得靠自己，但他們特別開心。而先撤退
的每人每日還可以騎20里路牲口，午餐都是群眾給做好的肉菜和細糧做的主食，可說
是戰爭年代最舒服的撤退與行軍了。
撤退隊伍陸續經過晉綏解放區，到達晉察冀解放區的中心阜平縣，駐在中央工作委員
會所在地的西柏坡鄰村。這裡比陝北窮，人吃“錢錢飯”，豬圈建在廁所下邊，豬吃
人糞。不過那裡的環境還好，阜平縣的平川可以種水稻，對面的山上樹木蔥蔥，山下
有一水渠，約一米寬，渠水清澈，游魚可數。這時新華社的工作由晉冀魯豫新華總分
社代做。我們總社的暫停待命。大家忙着準備繼續出發，君宜與楊述經常挽起胳膊在
水渠邊散步與吟詩。
5月末，中央青委恢復，君宜和楊述被調回抗戰初期留在那裡工作的青委去了。7月，
我作為第二野戰軍的隨軍記者，“千里躍進”從黃河邊打到長江邊，我們就各奔東西
了。
（三）
1955年9月，我調中國作家協會任副秘書長，同時調來的還有郭小川，他任秘書長。作
協的黨組副書記、“肅反”領導五人小組組長劉白羽在五人組內宣布小川和我參加五
人小組，我兼黨組秘書。黨組書記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兼任，另一位黨組副書記
邵荃麟病休。原黨組成員丁玲和陳企霞已被劃為“反黨集團”成員，其他黨組成員還
有誰，我不知道，因為這時黨組已停止活動了。
韋君宜在兩年之前已調來作協，任《文藝學習》雜誌的主編。這樣，我和君宜又同在
一個機關工作了。我上班沒幾天，《文藝學習》的評論編輯沈承寬拿着秦兆陽的長篇
小說《在田野上前進》的清樣來要我寫書評。我剛來作協應先做好工作，沒考慮寫
作，就推辭了。過兩天她又來找我，說韋君宜說我在延安介紹許多新人新作，寫過不
少評論，請我一定寫，就把清樣放下。第二天，我找君宜，對她說，我現在像她當年
在延安初到口語廣播組那樣，應以工作為第一，更何況現在又正搞“肅反”運動，寫
書評的事請她諒解。
“肅反”領導小組分配我聯繫《文藝學習》與《新觀察》，《新觀察》的主編戈陽也
是一位女同志，《新觀察》沒設編輯部，戈陽直接領導各小組。《文藝學習》有編輯
部，編輯部領導各小組。君宜與編輯部主任杜麥青、副主任黃秋耘對本單位的“肅
反”提不出什麼意見，很好談；《新觀察》正批鬥攝影記者張祖道，因為他做了幾抽
屜卡片，現在那些卡片原封未動地放在張祖道辦公室，戈陽說這些卡片對敵人了解我
國情況很有用，有組長附和他。我問這些卡片上有無內部資料，有無給別人用過，回
答都是否定的。我問為什麼懷疑與批鬥他是特務，戈陽說如果被敵人使用了，不就資
敵了麼。我與戈陽糾纏不清，加之我又分管機關的業務與幹部工作，管五人組的甄別
工作，不久又負責作協的審幹工作，實在太忙，所以我在五人組提出來不去《新觀
察》。這就是小川日記里記的“黎辛堅持不去《新觀察》”的原因。會上決定小川去
《新觀察》了解情況。
1956年4月，作協黨總支改選，我當選為二屆總支書記。接着，中央宣傳部機關黨委改
選，我當選為二屆黨委副書記，君宜當選為委員。1956年12月，作協黨組改組，荃麟
代替周揚任黨組書記，劉白羽與郭小川為副書記、成員等，康濯和我仍兼黨組秘書，
這樣我與君宜接觸的機會就比較多了，中宣部黨委開會我們常乘一部車去。
（四）
與君宜商量事情很融洽，《文藝學習》編輯部的杜麥青與黃秋耘都是審幹對象，杜麥
青的歷史問題比較嚴重。黃秋耘在新中國成立前打入敵人軍隊做情報工作，需要審
查。君宜說他們兩位對受審都有顧慮。我說作協審幹是在“肅反”以後才開始做的，
審幹辦公室又是由“肅反”辦公室改的，審幹與“肅反”有連續性，但又有區別性，
它們的性質根本不同，“肅反”對象是反革命，審幹是內部問題，在機關審幹動員大
會上我已着重說了這個問題，以後還要反覆地再三地說這個區別性。
君宜說麥青與秋耘都是抗日戰爭以前入黨的老黨員，工作認真負責，做編輯部主任有
些委屈。我說他倆來作協以前沒做過負責工作，《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李清泉在東
北是正局級幹部、行政十二級，與杜麥青一樣，黃秋耘是十三級，他們都該提拔，現
在審幹未完領導不讓提拔，只好以後再說，麥青的歷史問題嚴重不能提拔。君宜說麥
青辦事與為人正派，對歷史問題交代得好，能保留黨籍麼？我說我想給他留黨察看兩
年的處分，行政職務與級別不變，君宜說她同意，但不知道上級是否會批准。我說中
宣部審幹委員會主任是黨委書記李之璉，我可以在黨委書記辦公會議上說說。君宜說
秋耘的歷史問題呢？我說秋耘打入國民黨部隊做情報工作，做得好，現在查清楚了，
特別是連貫同志寫的證明很具體。君宜說她告訴秋耘，讓他放心。我說好。對審幹問
題、對“肅反”問題或其他問題，我們的意見常常是一致的。審幹委員會為麥青與秋
耘做的審查結論，本人都同意，上級也都批准了。
（五）
那時君宜問過我，為什麼全國進行肅清內部反革命的時候，中宣部指示作協暫停“肅
反”，召開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等人，定性為反黨小集團，沒有處理就
要為他們翻案？我說我是批鬥丁、陳以後才來作協工作的，據我知道在逮捕胡風與開
展機關內部“肅反”運動以後，作協劉白羽與阮章競（一屆總支書記）向中宣部寫信
揭發丁玲有錯誤，《文藝報》常務編委康濯也寫材料揭發丁玲，中宣部大致因此指示
作協批鬥丁玲與陳企霞，不是中央指示的，中宣部是向中央“打了招呼”。
作協從1955年8月3日開始到9月6日，召開黨組擴大會議批鬥丁玲、陳企霞等人，會議
從追查一封信說作協檢查《文藝報》壓制新生力量的錯誤是作協轉移目標，而檢查
《文藝報》是毛澤東指示的，9月6日劉白羽做結論丁、陳是“反黨小集團”，康濯與
陳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將，康濯檢討好，不列入“反黨集團”，9月末作協向中宣部並
黨中央做了書面報告，中央於12月份批准並向全國轉發。可是這個結論沒讓本人過
目，本人不服，1956年春丁玲與陳企霞分別向中宣部機關黨委做了申訴，6月28日中宣
部部長辦公會議成立專案組進行複查，周揚、荃麟與郭小川為丁、陳“反黨小集團”
做了“向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的新結論，並說“不以反黨小集團論處”，這個結
論我們黨組要討論的，黨組討論以後就再開黨組擴大會重新處理。君宜說批鬥丁、陳
“反黨小集團”罪行，只有檢查《文藝報》這一條與中央機關有關，其他都是對周揚
個人有意見，怎麼叫反黨？
1957年6月6日下午，召開黨組擴大會議，重新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
題，周揚首先發言，說：“1955年批判丁玲、陳企霞的結論站不住腳，現在重新給他
們做了結論，但是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還是必要的與正確的。”君宜兩次發言，
說：“正確的批判怎麼會做出錯誤的結論，做出錯誤結論的批判怎麼是必要的呢？這
在邏輯上講不通。”會議開了三個半天，沒有一個人發言同意周揚的意見，6月8日下
午散會前荃麟宣布“暫時休會”。
不久，展開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反右運動，風向一轉，周揚說丁、陳不同意
“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翻案，翻案就是反黨，7月5日又開黨組擴大會議，劃丁、陳
為右派分子，丁、陳“反黨小集團”上升並擴大為丁玲、馮雪峰、陳企霞、艾青、羅
烽、白朗、李又然等七個人的右派“反黨集團”。
君宜為丁玲等人說過話，周揚與黨組負責人商量過要劃君宜為右派分子。楊述將情況
告訴黨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胡喬木打電話問劉白羽，他們雖對“胡喬木多事”很不
滿，但也免君宜一死，再不提劃她右派的事了。
（六）
君宜晚年臥病以後，出版了兩本書——中篇小說《露沙的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
版）與回憶錄《思痛錄》（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兩本罕見的嚴肅的好書。
《露沙的路》迅速再版，《思痛錄》反映強烈，僅《回應韋君宜》（群眾出版社版）
一書中就選輯約50篇文章回應君宜。
《露沙的路》（以下簡稱《露》）寫露沙這位北平大學的女大學生，在1935年“一
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中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與中國共產黨。1937年抗日戰爭爆
發後，去延安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工作，業餘寫作短篇小說《龍》《群眾》等稿件
在黨中央《解放日報》發表，她去過晉綏解放區前線，1946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和平談
判時調新華社口語廣播部做編輯。1946年末解放戰爭中從延安撤退到瓦窯堡的史家畔
村新華社二線工作點。接着又撤退到晉察冀解放區的阜平，參加土地改革試點。1947
年，被中央青委又調回去。《露》寫露沙這十年的奔波勞碌的革命生涯。最後，露沙
忽然在“中間”，“覺得自己頭上的屋頂就是史家畔的屋頂”，“一下子，再看，原
來是新華社窯洞的屋頂”。露沙“是做了個好夢，我夢到我回到北平”，讀着親切有
味。“夢”中的人物與事件都是真實的，許多人和事我都眼見耳聞，我能指出來他的
真實姓名，說出這件事發生在哪裡，比如《露》中說“上級說田海水畏罪潛逃”，田
海水，真名田海燕，是《解放日報》駐綏德記者站站長，1943年回延安匯報工作，去
採訪部主任丁浩川窯洞，丁不在，他看到丁的辦公桌上放着檢舉田海燕是特務的材
料，他立即趕回綏德，帶上妻子林堅，從綏德北方逃到重慶，向重慶中共代表團的董
必武匯報，說延安要整他，他不是特務，他要求在重慶幹革命，報社社長收到董必武
的電報後，向大家傳達，說“海燕這傢伙有本領，跑到董老那兒去了”。顯然，博古
社長沒把海燕視為特務。
我讀“夢”似被引入了“夢”，這些事仿佛發生在昨天，但仔細閱讀，又感到恍如隔
世，那些往事都過去了，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審幹與“肅反”政策都有階段性的改進。
“夢”有地方色彩與時代氣息，“夢”寫延安、晉綏與晉察冀，都是貧窮的大西北，
但各地的群眾生活與風俗習慣都不同，各地都歡樂、緊張，令人感到可愛與留戀，露
沙走到哪裡就與哪裡的群眾結合。《露》寫了土地改革初期抗日的村長被打，那是原
來“通敵”的假積極分子所為，土改初期最早被發動起來的積極分子常有地痞流氓混
入其中，甚至掌權。《露》中寫露沙離婚後與有婦之夫、大學的老同學發生婚外戀，
事後露沙說：“我們今天做得不對，下回再不行了。”只用幾百字寫了婚外戀。露沙
的婚外戀是延安式的，寫法也是延安式的。我讀着想着，我又想起我在閻家坪聽在史
家畔住的副刊編輯徐亮等告訴我，君宜向石西民（在《露》中他被稱為史昔民）副總
編輯指出來，口語廣播組只有一個人，她說的是標準的北平話，她要求頂一個，石西
民沒有同意，因為君宜的北平話的語調快慢不一，不夠流暢。不久，一次播放社論
時，忽然出現一個“戊戎政變”，范長江副總編輯耳朵尖，他說：“怎麼把‘戊戌政
變’念成‘戊戎政變’呢？”君宜又提出：“我明天去播音吧？”她終於走上播音
室——一孔掛一張破羊毛氈的破窯洞，君宜寫廣播稿，又參加口語廣播，身兼二職，
成了瓦窯堡新華社二線的大忙人。
不僅如此，延安與解放區的春節要進行擁軍愛政與優待軍屬的活動，機關幹部有許多
人參加，君宜又參加演出。有一次新華社的秧歌隊表演以後，一個史家畔的小伙子忽
然即興唱出“高天成來了穿‘綠鞋’，高天成走了穿‘黑鞋’”的信天遊民歌，引起
滿場鼓掌叫好。這是為什麼？原來高天成是新華社的司機，常開車在延安與瓦窯堡間
來往，這位漂亮的小伙子竟成了史家畔青年婦女心目中的“情郎”，他來時姑娘們穿
上自己繡制的綠花鞋討他歡喜，延安與陝北少女有穿紅鞋與綠鞋討好男子的風俗。
《露》的感情真摯，情節有緊有弛，文筆樸素，讀者的興趣與情感跟着露沙走，能得
到美的享受與道德的教育。《露》還帶領讀者走進延安文學與解放區文藝的“禁
區”，《露》中表現的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與愛情生活，是以前一般作品中都迴避的。
《露》表現露沙與一代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抗擊日本侵略軍，改善人民
群眾生活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進行艱苦奮鬥與英勇奮鬥的獻身經歷與精神。
《露》是以君宜為模特創作的小說，或是一部紀實小說，露沙與君宜有無不同？我暫
時還分不開。無論在我的現實經歷還是蒙的夢中，露沙與君宜像是一人。
（七）
《思痛錄》（以下簡稱《思》）從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搶救失足者”（黎註：當
時把敵偽派到延安與解放區來的特務分子稱為失足落水者）寫到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
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與1957年的“反右風暴”，最後寫到1966年開始的十年災
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她的所經所見，《思》用事實說話，又有聯想，時間跨度長
且有鮮為人知之事，寫人與事有頭有尾，有姓名、時間、地址，不是空口說白話，更
不誇大歪曲，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包括延安時期的作家與秀才，發行量在回憶錄中
為最多的。對《思》提出不同意見的文章我見過兩篇，一篇是延安老作家陸地的《匪
夷所思》（《回應韋君宜》一書中也選輯了）。
君宜寫《思》的目的鮮明，她在《緣起》中首先表示“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為
什麼當共產黨的？開始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
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我覺得共產黨不顧一切苦幹，看來是真的
能夠為人民、為祖國而犧牲一切，這是值得我一生永遠跟隨的。人能夠如此，這才是
真正的光榮，是人的價值的實現”。君宜還進一步說，“我只說事實，只是把事情一
件件擺出來”，“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黨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複走
過去的彎路。讓我們國家永遠在正確軌道上，興旺發達”。君宜的心意是真誠的，她
寫一些陰暗角落不是為暴露而暴露，不是否定過去，更非讓個別“人權大於主權”的
人去“呼籲人權”。魯迅在1932年《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早已講過革命家中
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是提醒人們認識革命的實際，君宜是讓子孫後代永記革命的道
路並不平坦。
君宜在《思》中寫綏德地委搶救楊述與許多幹部，同時也寫了許多幹部做申訴與反
抗。楊述就是去延安申訴，解決冤案，被彭真留在中央黨校工作，並被提升為中灶伙
食待遇的。君宜寫搶救是留有餘地的，如說1943年8月15日中央發出的審幹文件第一句
“特務之多，本不足奇”一看就知不是普通人的手筆。是誰寫的呢？延安許多人都看
得出這是毛主席的語氣。
君宜寫她在晉察冀農村土改的村子裡“設立‘望蔣’（黎註：即望蔣介石）柱，把不
拿錢的地主捆在上邊讓他‘望蔣’”，怎麼望呢？她不寫了。那時我們從延安撤退，
在山西省行軍，見過“望蔣柱”，也參觀過“土改展覽館”，那是我們見過的最慘不
忍睹的無法無天的作為，好在不久就被糾正了。
君宜在《思》中回憶往事，把自己也放進去，不只寫自己與親友“遭冤”，同時也寫
自己批鬥人與“害”過人，不吹噓自己一貫正確，這種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綏德地區在搶救初期犯有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但是甄別工作做得特好，地委書記習仲
勛指示對中、小學校的學生一律不甄別，不做結論，中、小學生沒有人當特務。1945
年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習仲勛是全黨地委書記唯一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大後被分
配任中央西北局副書記）的，甄別定案工作做得好是原因之一。
對《思》提出批評的陸地在《匪夷所思》一文中，說君宜“吐傾如此悔不當初的‘思
痛’心聲，是對她信仰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說‘二話’”。陸地這樣說的根據，是
《思》中君宜曾對秋耘同志說過“如果‘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
來的”。這是一句言不由衷脫口而出的話。《思》不僅說了寫作的目的，還說過“話
是那麼說，我們已經過來了。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
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只要是氣候稍微轉暖一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
總之，君宜晚年這兩本書是真實與真誠的書，它反映的是黨中央在延安十年中眾人關
心而又鮮有人寫的生活，讀着感到親切與生動，是一本令人震驚與振奮的好書。
最後，我想藉機說幾句對《思》的誤解，黃秋耘在《一本不可不讀的書》（載《回應
韋君宜》）中，說：“蒲松齡自稱他的《聊齋》是孤憤之書，其實《思》的孤憤還千
百倍於《聊齋》，它不僅把千百萬普通人大都寫成牛鬼蛇神，而且這些‘普通人’也
竟被逼以‘牛鬼蛇神’自居，一點也不想反抗。”君宜的書與寫作目的不僅不能與蒲
松齡的《聊齋》和寫作目的相比，黃秋耘把千百萬革命幹部說成是牛鬼蛇神更是對革
命幹部的大不敬，也不會有革命幹部贊同的，另一位在小說里發明了“心硬化”的名
詞的著名小說家，怎麼對自己在反右派鬥爭中，振振有詞地批評批准她入黨又給她上
黨課的黨的書記避而不談，她是“心硬化”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