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早已得出結論：明之亡自神宗始。說見《明史》，原文曰：“神宗沖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曼。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明史?神宗本紀二》，卷21。
的確，明神宗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僅僅是個剛到十歲的孩子，一切大權操在內閣首輔張居正手中，可以說那是張氏的天下。

封建社會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不是把天下（國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黃宗羲為此而作《原君》，大張撻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可惜黃老夫子的思想儘管切中時弊，卻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明神宗即位之初，張居正秉政，有人用家天下的老眼光看他，頗有微詞，事實上他是較為進步的改革家。張居正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根據政績升遷官吏；改革賦役，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任用著名的水利專家潘季訓治理黃河，消除水患；加強邊防，調抗倭名將戚繼光任薊鎮總兵，防禦蒙古，重用遼東總兵李成梁防禦女真。到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時，明王朝已完全擺脫了自英宗以來的衰勢，“其時中外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據說國庫的糧食充盈，足可以支用十年，“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明史?張居正傳》，卷213。

由於張居正獨攬大權，隨着明神宗年齡的增長，相權和皇權的矛盾也逐漸加劇。特別是張居正本人的確過分專橫，儘管年輕的明神宗表面上仍尊稱張居正為“元輔先生”，一些同僚及屬下勉強忍耐於一時；但從張居正曾被迫辭職一事推測，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只是由於慈聖皇太后（神宗生母）的緣故，才維護到張居正病逝。史載明神宗和張居正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錢作梗，明神宗奢侈浪費，居正曾限制，後來“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艷之”《明史?張居正傳》，卷213。張居正屍骨未寒，明神宗就實施報復了，以將其財產奪為己有為目標，先是罷免張居正任用的大臣，繼之取消他制定的政策。萬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下令追回賜給張居正的上柱國、太師等稱號，次年又下令查抄張居正的家產。在張家抄出黃金萬餘兩，白銀十餘萬兩。明神宗仍嫌不足，嚴刑拷打之下，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明史?張居正傳》，卷213。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一生的張居正身死名滅，家破子亡，僅子女被餓死空室中就有十幾人，明神宗還說這已經算寬大了，按照其罪是應該剖棺戮屍的。

明神宗處置張居正，表現出一個封建專制君主的傳統劣根性，抄家財雷厲風行，不厭其多，而對於國家的前途命運卻置若罔聞。他本人一不勤理朝政，二不開經筵日講，三不躬親大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補任缺官。萬曆十七年（1589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明神宗因此停止朝賀，以後連元旦接受百官朝賀的大典也取消了。夏燮：《明通鑑》，卷69。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對此有一篇耐人尋味的奏疏。他說：

臣備官歲余，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十宦官）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雋、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明史?雒於仁傳》，卷234。

雒於仁認為明神宗是一個患上“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之人，還在奏疏中開了“酒、色、財、氣”四句箴言，作為藥方獻給神宗，希望他能改過從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虧已經到了年終，壓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欲將雒於仁處以極刑。大臣們告訴他，如果公布雒於仁的罪狀，外面人反而以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財、氣四病。明神宗也覺得這樣確實對自己不利，於是把雒於仁免職結案。

明神宗雖然不履行皇帝的職責，但也並非無所作為，對如何掠奪財富他還是絞盡腦汁的，“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5，“礦稅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紫禁城占地72萬餘平方米，各個宮殿上蓋琉璃瓦，前後左右有無數的朱門和迴廊，宮殿下面的台階都用漢白玉石砌築，真是極盡豪華。環繞紫禁城的宮牆，長三公里有餘。皇城內有馳道和人工開鑿的湖泊，以備馳馬划船和其他遊覽之用。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還有寺院、高級宦官的住宅。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例如烤餅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馬房以至印書藏書的廠庫也都集中在這裡，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於外。各個廠庫、寺廟、坊舍均由專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個機構，習稱24監。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兩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最高級的宦官，地位可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埒。宮女的數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為這些人的死亡所準備的棺木，一次即達2000口之多。參見［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12~13頁，中華書局。龐大的宮廷開支使張居正執政時積累的白花花的銀子不斷減少，明神宗儘管心疼，但卻無意收斂。

明神宗親政後，明朝接連對外用兵。萬曆二十年（1592年），用兵寧夏，軍費耗銀200萬兩。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鮮，幫助反擊日本豐臣秀吉發動的侵略戰爭，首尾8年，軍費用銀700萬兩據《思庵實紀》所載：此次戰爭，明朝共耗費米54萬石，金53萬餘兩，銀15萬餘兩，帛39萬餘段。此依《明史》。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萬兩銀子。而這幾次戰爭期間，紫禁城內發生了數起大火災，乾清宮、坤寧宮、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斂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動用那為數有限的內帑，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國各地充當礦監稅使，以開礦徵稅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昌平、橫嶺、淶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並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湖廣則陳奉，而（陳）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陳）增及陳奉、高淮。《明史?陳增傳》，卷305。

根據以上記載，這些宦官們搜刮所得送給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裝進了個人的腰包。

諸多礦監稅使中最殘暴的是陳增、陳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徵稅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遼東地區。明代的遼東，“南當倭，北當虜”，為九邊重鎮之首，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故明人稱之為京師左臂。高淮打着欽差的旗號，在遼東無惡不作，以徵稅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據《遼東殘檔》反映，連七八十歲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對象。與高淮一同前往遼東的巡按御史何爾健，以親身經歷揭發高淮的具體罪惡如下：
今年（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東來，又攜帶姚安、李官二內相，各帶掛搭無賴百人，違禁私渡邊關，與淮各乘八人大轎，由前屯、寧遠、廣寧、海州、蓋州（復州）、金州、鎮江、寬奠、清河、靉陽、瀋陽、遼陽等處，無一城堡不到，無一村屯不被騷擾。即在廣寧一處，除高淮打劫不計外，二內相詐董產銀一百兩；余有慶銀一百兩；徐繼美銀一百兩，貂皮二副；荀朝陽銀一百五十兩，鞍轡一副；高銓銀三百兩；姜顯謨人參四斤，貂皮四副，銀鐘盤四副，馬二匹；傅元勛人參十斤，貂皮四副，金鐘盤二副；鍾鶴年人參十斤，銀一百兩；楊輝人參四斤，銀二百兩。其餘三五十兩，六七十兩，難以計數。旬日之間，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遼人為之謠曰：“內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又曰：“皇天不睜眼，內相抹了臉，遼東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飛言偶語，匿名揭帖，遍滿街衢。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校編：《按遼御璫疏稿》，72~73頁，中州書畫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徵稅，完全是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他在遼東地區“搜刮士民，取金至數十萬”，弄得地方民怨沸騰，十年之間竟發生十次反對高淮的民變。高淮在遼東徵稅期間，任意干涉遼東軍政，破壞遼東戰守，遼東總兵馬林不服，竟被高准彈劾罷免。他帶領家丁300餘人，金鼓震天，到處招搖，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給事中田大益、御史劉四科等多人上疏彈劾高淮挾兵潛住京師為數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聞不問。高淮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責高淮並無鎮守之責，明神宗袒護高淮，公然扯謊說：“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傳》，卷305。可見明神宗只要這些宦官們源源不斷地向他進奉金銀財寶就放行，根本不考慮其後果如何。

高淮在遼東拼命擄掠財富之日，正是滿族崛起之時。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領努爾哈赤被明朝任命為龍虎將軍時，他已經統一了周圍的建州各部，並把鋒芒指向扈倫四部參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1。高淮在遼東胡作非為的十年，努爾哈赤趁機迅速發展其勢力。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兼併哈達部；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滅亡輝發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親自率兵消滅了烏拉部。在此期間，努爾哈赤還用兵松花江、圖們江和綏芬河地區的東海部，俘獲了大批人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努爾哈赤於蘇子河和嘉哈河的東岸修築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東老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建立金國（後金）。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七大恨”內容主要是：一、明朝無端殺害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二、明朝以兵越界幫助葉赫部；三、掠奪財物，擅殺後金使者；四、以兵助葉赫，將努爾哈赤已聘之女轉嫁蒙古；五、向後金強索柴河、三岔河、撫安等處耕地，不准收割莊稼；六、偏向葉赫，派使臣侮辱後金；七、不准後金兼併哈達，對葉赫兼併哈達不聞不問。參見《明神宗實錄》，卷568，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分析“七大恨”，其中四條與葉赫部有關，其他三條是對建州本部的壓迫。這說明努爾哈赤進攻明朝的戰爭，既是反對明朝壓迫的民族解放戰爭，又是實現滿族統一的戰爭。努爾哈赤率兵兩萬，一舉攻下撫順，明撫順游擊李永芳投降，不久又攻下清河城。撫順和清河的失陷，給醉生夢死的明神宗以極大的震撼。明政府從全國各地拼湊了八萬多軍隊，加上葉赫部和朝鮮援軍，以楊鎬為總指揮，企圖一舉消滅努爾哈赤。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雙方於薩爾滸展開決戰，明軍大敗，文武將吏死300多人，士兵亡45 800餘人。

薩爾滸戰役是明清興亡的關鍵一戰。戰後，努爾哈赤乘勝攻下開原、鐵嶺，兼併了葉赫部，從此成為崛起遼東，問鼎中原，與明朝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昏庸的明神宗於第二年死去，對明朝來說似乎是值得慶幸的事。太子朱常洛繼位，僅一個月時間就因醫療事故猝死，是為光宗。光宗15歲的長子朱由校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當上皇帝，是為明熹宗。明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般迷戀金錢，但是明朝文武百官們很快發現，他們遇到了一個更加糟糕的皇帝，因為明熹宗把他個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製造精美的木器上面。歷史的確好與人們開玩笑，據載：

熹廟性善為匠，在宮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鋸鑿削，引繩度木，運斤成風。施設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為之。性又急躁，有所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改毀，惟快一時之意。當其執器奏能，解衣盤礴，非素喜侍臣，不能窺視。或有緊要本章，奏事者在側，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且聽之。畢即吩咐曰：“你們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營造得意，即膳飲亦忘，寒暑罔覺，其專意如此。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上冊，250~251頁。

明熹宗把皇宮變成了木匠鋪，整日叮叮噹噹沉溺在揮舞斧鋸錛鑿之中，這就給大宦官魏忠賢以竊權的方便。魏忠賢本一無賴少年，整天在賭場鬼混，因欠下賭債無力償還，自閹入宮，在宮中以結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飛黃騰達。明熹宗當上皇帝后，即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客氏的兒子侯國興、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賢的哥哥魏釗都當上了錦衣衛千戶。魏忠賢本不識字，但因客氏的關係竟被委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史稱：“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他們二人深受熹宗信任。魏忠賢很會弄權，他利用明熹宗喜好製作木器的特點，“（熹宗）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則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明史?魏忠賢傳》，卷305。，這等於把國家大權完全交給了魏忠賢之輩。

魏忠賢竊國專權，遭到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強烈反對。天啟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揭露他犯有攬權營私、排斥異己、欺壓百姓、草菅人命等24條大罪。疏中字字皆實，魏忠賢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請求辭職，而客氏在旁邊巧妙地為他開脫。糊塗的明熹宗認為只有魏忠賢和客氏對己忠心耿耿，第二天傳旨嚴厲斥責楊漣。魏忠賢從此更加猖狂，他與大學士顧秉謙等人狼狽為奸，大肆迫害東林黨人，首先罷免了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於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等數十人，不久又藉故逮捕了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六人，嚴刑拷打，使其慘死獄中。《明史?楊漣、左光斗等傳》，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賢大權獨攬，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地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甘心受他擺布的宦官有王體乾、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30餘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將有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還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簡言之，舉朝官員懾服於魏忠賢的淫威，即甘當他的爪牙亦不以為恥。魏忠賢出行時，高車駟馬，鐃鼓鳴道，隨從上萬人，所過之處，文武百官們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歲”。《明史?魏忠賢傳》，卷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