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邪當道，社會危機必然加深。其明顯的結果就是在抵禦來自遼東的後金進攻中，明朝連吃敗仗。天啟元年（1621年），努爾哈赤率八旗兵攻占瀋陽和遼陽，明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遼河以東大小70餘城全部被後金占領。次年，努爾哈赤又率兵攻下遼西重鎮廣寧（今遼寧省北鎮滿族自治縣）。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親率十餘萬大軍攻打寧遠（今遼寧省興城市），由於明寧前參政袁崇煥率軍頑強抵抗，八旗兵損失慘重被迫撤回。這是明朝在遼東戰場取得的第一次勝利，然而前線指揮官袁崇煥不過升為僉都御史，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肅寧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極再次率八旗兵進攻寧遠、錦州，袁崇煥沉着應戰，明軍上下一心，使皇太極大挫而返，明朝稱此役為“寧錦大捷”《明史?袁崇煥傳》，卷259。事後論功封賞，明廷上下都把此功歸於魏忠賢，文武加官晉爵者達數百人，連魏忠賢的重孫魏鵬翼都被封為安平伯，而袁崇煥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罷官還鄉。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於乾清宮，年23歲，臨終前還囑咐大臣們說魏忠賢“忠貞可計大事”《明史?熹宗本紀》，卷22。熹宗荒淫無子，遺詔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檢嗣位，改明年為崇禎元年。

崇禎帝17歲登極，年輕氣盛，很想有一番作為。剛一即位的確燒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闊斧處理了專權亂政的魏忠賢及其同黨，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員平反；第二，起用幹練人才，如在遼東為抵禦後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煥被提升為兵部尚書，不久具有先進愛國思想的徐光啟也被任命為內閣大學士，參與機務；第三，勤於政事，提高效率，不時召集廷臣議政。《明史紀事本末》，卷72，“崇禎治亂”。短期內政局好轉，給世人帶來希望，特別是這位年輕有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訓，不受小人蠱惑，尤為令人感動。一次崇禎帝在便殿閱視章奏，聞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動，立即責問近侍味從何來，近侍回答稱此是宮中舊方，他馬上命令毀掉，不准進呈，並嘆息：“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原來崇禎初立時，魏忠賢就想將其引向邪路，先是見皇帝勤於政事，急派小太監在殿角燒此香，使其欲心頓起，被發現，命去之。一計未成又生一計，故意向皇帝呈進最美的“國色”四人，崇禎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暫時留了下來，待入宮搜身，別無他物，只在帶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觸之，魂即為之所迷，號“迷魂香”，也被精明的崇禎帝發現並制止了。計六奇：《明季北略》，卷3，“聞香心動”。

因為崇禎帝有些作為勝於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長，時人及後人有的便覺得明朝不該亡在他的任上，或對他成為亡國之君，不得善終，深為惋惜。可是歷史沒有按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變，難道不是正常的嗎？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歷史事實，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明朝在崇禎帝時滅亡，絕非偶然，它也有無可辯駁的根據，即崇禎帝個人尚存在着致命的弱點和決策上的失誤。《懷陵流寇始終錄》載有吳殳撰寫的《流賊亡明節目》，就崇禎一朝從開始到滅亡，以及在處置農民起義問題上的失誤，羅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從內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為崇禎帝之失，如“好從也，惡出也，自聖也，欲速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首1~6頁。其實綜合觀之，都和最高統治者皇帝大有關係。明之亡，崇禎帝難辭其咎。向來流傳一個說法，謂明之亡，與皇帝無關，“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之說，實不能成立，何況此說原本出於崇禎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縊之前仍堅持“皆諸臣之誤朕”，即他登極之後，很快就把一些決策失誤推到臣下頭上。他的“自聖”達於極點。歷史上評論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明史?流賊傳》，卷309。在這位專制的封建君主那裡，他曾經一度反對過的弊政，在他那裡沒過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現。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禎帝）誅鋤魏黨之後，君明而將相無才，禦寇無術。兼以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封疆之外，以欺罔為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為忠厚。賦斂屢加，黔黎塗炭，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以致烽煙萬里，閭里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紀》上冊，2~3頁。

在與後金的爭戰上，崇禎帝也表現出絕非清太宗皇太極的對手。明顯的失誤是上當受騙，冤殺袁崇煥。在明末的將領中，袁崇煥是有膽有識的軍事家與戰略家，“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廣寧失守後，熊廷弼、王化貞從前線逃歸，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煥獨“攘臂請行”，監軍山海。他被任命為寧前兵備僉事，在大學士、經略孫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煥到寧遠，“內附軍民，外飭邊備”，把寧遠城變成了關外重鎮，“商賈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進一步收復已放棄的錦州、右屯等地，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構築了一道堅固的遼西防線。在袁崇煥的指揮下，關外明軍兩次挫敗清太祖努爾哈赤及太宗皇太極的進攻，粉碎了八旗鐵騎不可戰勝的神話。袁崇煥在明朝危難之際，創造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奇蹟，卻因不阿附閹黨魏忠賢，而被誣指“不救錦州為暮氣”，先是論功行賞僅增一秩，隨後又被罷官。崇禎即位，袁崇煥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賜尚方劍，很受重視。袁崇煥躊躇滿志入都奏陳兵事，新君召見平台，問他戰守方略，提出“計五年，全遼可復”，又回答：“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以上所引，均見《明史?袁崇煥傳》，卷259。就當時明與後金的鬥爭來看，袁氏的策略無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報過，當然君臣兩相知，沒有秘密。豈料袁崇煥在實際行動中引起了麻煩，已同意和議的崇禎帝來個180度大轉彎，變成堅決反對和議的了。崇禎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極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長城入關，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祖大壽從山海關馳援。皇太極施反間計，謂與袁崇煥有密約，故意泄露給俘虜的明朝太監，借崇禎帝之手除掉了勁敵袁崇煥。這件事暴露了崇禎帝的輕信和寡謀，急躁與無知，試想一下，像袁崇煥這樣的高級將領怎能無緣無故地倒向被他打敗的對手，皇太極又何必千里迢迢繞道入關，如此高度的機密如何讓一個被俘的太監偷聽而又能從容地跑回宮中報信，崇禎帝自毀長城。後來《明史》的作者在評論此事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卷259。由於袁崇煥在獄中寫信給遼東總兵祖大壽等部下，靠他個人的威望說服關外明軍忠於明朝，才穩住寧、錦戰線，推遲了清兵入關的時間。

明末的農民起義，完全是以明政府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引起的。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燿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文秉：《烈皇小識》，40頁，上海書店。王二率領憤怒的群眾衝進縣城，殺死張燿采，拉開了大起義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等人紛紛揭竿而起，張獻忠和李自成也參加其中。起義初起時，參加者主要是沒有飯吃、不造反就得餓死的饑民，誠如御史王道直所說：“盜起於飢”，他建議崇禎帝“請益發兵餉銀買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雒宜陸路，賑延綏，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那時崇禎帝如果肯稍作讓步，拿出幾十萬銀兩買米賑濟饑民，平息起義誠屬易事，然而這個建議卻被他拒絕了。《懷陵流寇始終錄》，卷3，11頁。

崇禎帝自恃官軍兵多糧足，堅決與人民為敵，採取剿殺政策。然而事與願違，農民軍越剿越多。崇禎不肯花幾十萬兩銀子賑濟饑民，而寧願向人民加派剿餉330餘萬，練餉730餘萬，加上遼餉900萬《明史?食貨二》，卷78。，合計為2000餘萬。是崇禎本人把廣大農民逼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所以儘管農民起義幾次陷入低潮，崇禎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關原遇伏，僅率18騎突圍而出，次年重舉義旗，又被明軍困在巴西魚腹山中，甚至想自殺，但都能轉危為安，越戰越強。崇禎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議，提出“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革命口號，以取消三餉加派動員群眾，更加勢不可擋。記載李岩參加李自成起義軍並為其出主意爭取群眾之書頗多，然最為詳細者莫如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第二年，李自成軍攻下洛陽以後，取得戰略優勢，崇禎帝越發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明末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還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最嚴重的是掌握統治大權的人不想去解決這些矛盾。茲不妨摘錄歷史上對此論述較為深刻的二人之見，一為《寇事編年》（即《懷陵流寇始終錄》）序言的作者潘耒，他說：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升遷，民不勝誅求，則群起而為賊，賊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為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為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為迫而用我。其庸駑者既選軟畏縮，即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壘自便，策調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己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則群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為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首原文，1~2頁。

另一人為《豫變紀略》的作者鄭廉，他在敘述崇禎以來沒有過“樂歲”時說，“天變於上，民怨於下，盜賊滿野，人在湯火中”，令人奇怪的是身居高位和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很少有人關心國家興亡，於是他悲憤地寫道：

以勵精求治之君，遇板蕩之運，婦雖巧，無米難炊。帝至是亦不過咨嗟太息而已，真令人氣寒而目瞠也。蓋國之將亡，人心先死。一時士大夫雖從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讀聖賢之書，目不識仁義忠孝為何等字！雖坐堂皇，雖襲冠帶，而所日夜營營者，不過門戶、功名兩事耳，百姓與我何關乎？此所謂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此輩尚可問其末路乎！鄭廉：《豫變紀略》，卷3，61頁，浙江古籍出版社。

應當指出，明朝末年不是絕對沒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愛國和有識之士。有，肯定是有的，關鍵是沒有形成足以影響社會進程的勢力或集團。如徐光啟就是這種類型的一位傑出人物，他提出“富國強兵”的積極主張，並身體力行，付諸實踐，但在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和其勢方張的清朝衝擊之下，基本上化為泡影。最終明朝被清朝取代，中國封建社會繼續延緩了它的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