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淺論南北文化差異之歷史根源

非常精闢的結論：

實際上南人原本為真正的北人，而北人此前很多為塞外之人今天南方文明可以認為原先黃河文明的正統延續，而北方文化更多侵入了塞外蠻族的游牧文化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淺論南北文化差異之歷史根源(上)

　　當今中國的疆域，如果不把南海諸島計算在內，東西跨度要超過南北，地形也是由
西向東分布，從高原到高山，再到丘陵平原，最後是大陸架。“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
淮北則為枳”，如果以降水量為依據，淮河與秦嶺山脈卻構成一個氣候上南北分界線，
在此分界線上，亦可發現南北兩個人文中國。這兩個中國的文化截然不同，差異表現在
藝術上是南雅北俗；建築南奇北雄；服飾上南秀北朴；風俗上南縟北侉；飲食上南甜北
咸，等等。這些在文人的筆下往往更為詩意化，南方是煙雨樓閣，春花秋月，還有秦淮
麗人；北方是長河落日，塞外大漠，還有金戈鐵馬，南人纏綿、溫柔、纖細、持久，北
人豪爽、酣暢、粗獷、乾脆，…。若論南北文化差異之根由，無非山川地勢，氣候物產
云云，但無法解釋現代醫學發現的南北人群之間血緣差異，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角度
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中國歷史的主線大致以來是南北走向即以北定南或以南平北，有很多時間處於南北
對峙狀態。第一次南北對峙是在三國時期，而此之前歷史的脈絡大多是東西走向的。商
紂無道，西歧周武取而代之；犬戎作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戰國時齊秦東西遙相呼應，
而後秦東進掃六合而統一中國；二世昏庸，楚故地劉邦問鼎長安；王莽失信於民，漢關
武復辟東都洛陽。楚國一度做大，但無法撼動中原的正統地位，吳王劉濞即山鑄錢，煮
海為鹽，也只能算富甲一方，至於孫權割據江東，雖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也不過權傾一處。東西是主軸，當然也有南北方向的事件。公元前219至前210年，秦
始皇發數十萬大軍三征百越，開鑿靈渠，以備軍糧，近30萬秦軍士兵生根兩廣，而百越
人大多戰死或被驅除到南亞諸島。與此同時，秦又在祁連山，賀蘭山、陰山、燕山一線
修築萬里長城，作為抵禦匈奴的軍事設施和劃清與北方蠻族的分界線。一個明晰的秦王
朝的南北版圖出現了，長城和南海成為歷代王朝的基本框架。我們無法去揣測當年秦始
皇的想法，不惜一切代價到一個瘟疫瘴氣叢生的地域，打一場中原秦軍無所用武之地的
戰爭，而對當時未成氣候的匈奴採取消極防禦策略。征而化之和避而驅之的差別，是否
說明農耕文明和游牧文化之間的存在一條價值鴻溝？

　　公元216年，南匈奴最後一位單于呼廚泉投靠曹操，曹操置其於呂梁和汾河間牧馬。
“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
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
然皆居於晉陽汾澗之濱。” 後來劉淵乘西晉內亂建立匈奴“漢”，並遷都平陽（今山西
臨汾，洪洞縣南約三十公里）。曹操並非內遷胡人的第一人，“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
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這就拉開了
幾千年北方廣大游牧民族融入華夏的序幕，中國北方歷史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
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
破城邑。”這也是第一起胡人作亂事件，其後果是“及遣北軍中候硃寵將五營士於孟津
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

　　降至西晉，胡人內遷已成規模，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鮮卑、氐、羯、羌、烏丸等民
族已大量進入黃河流域。 “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汾河流域匈
奴“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各郡有羌
人；扶風、始平、京兆等郡有氐人。西晉末年時，太行山區已遍布雜胡，“群胡數萬，
周匝四山”；北魏初年“西北諸郡，盡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北
魏末期和東、西魏時，“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
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北魏的政治中心洛
陽甚至專設下四夷館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此可見胡族向中原地區的遷移是持續不斷的
，分布的地區亦越來越廣，從甘肅、陝西、山西逐漸擴展至河南、河北、山東、四川等
地，遍布整個中國北方和西北方。

　　永嘉之亂後，以鮮卑族為首的各內遷胡族匈奴族、鮮卑族、羯族、氐族、羌族，先
後北方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權，中原大地陷入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混亂時期，史稱“五
胡之亂”。胡漢各族互相屠戮，彼此融合，漢人胡化，胡人漢化，一直到拓跋魏統一北
方。五胡之亂對中原地區經濟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壞，生產關係大幅倒退，胡族的部落制
造成非常嚴重的農奴化和奴隸化。大批衣冠人物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南渡江左， 這些移民
大多為士族高門，所以一時間江南人才輩出，文明昌盛。他們不僅帶來了高超的生產技
術，擴大的南方的開發範圍，農業生產由粗耕轉變為精耕，更將中原文明的精華在江左
發揚升華，並使之成為華夏正朔之所在。先秦時期，由於吳越二國長期爭雄，造成江南
社會剛勁驃悍，民眾好強鬥狠，充滿陽剛氣慨，以至於秦始皇要去東南巡遊以壓“東南
天子之氣”。但經過這次移民浪潮的衝擊，人民知書識禮，變得柔弱秀美起來。

　　公元494年，高度漢化的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權，在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帶領下
遷都洛陽，北方的經濟文化得到部分恢復，陳慶之曾經感慨道：“自晉、宋以來，號洛
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中
國政治進入了南北全面對峙中。於是便有了南人和北人一說，南人稱北人為“索虜”，
北人則稱南人為“島夷”，但實際上南人原本為真正的北人，而北人此前很多為塞外之
人。南北文人士族在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悄悄發生嬗變，“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
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
文華者宜於詠歌。”，“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
。儘管東晉南北朝，秦淮以北基本為胡族所建立的政權所控制，但蠻族對華夏血緣和文
化的影響還是微乎其微的。之所以有南北的差異，不過是北方漢人在失去精英有平民化
趨勢，但留守漢人的自保措施以及冉閔的起義都使血緣和文化得到很好保護，而南方漢
人在安逸富裕的生活環境中過度貴族化，所謂“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
枝葉”。

　　公元589年隋開皇九年，楊廣平陳，遷徙大批江左士族高門於長安，“陳叔寶與其王
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
外修整，遣使迎勞”，“文物衣冠盡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塵。”。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
移，南北文化逐漸趨同，隋唐年間，大批文人墨客遊歷南北，未見有風俗習慣之大異。
在巨大的歷史慣性下，分裂很長時間的華夏在隋唐空前繁盛，在開元天寶年間幾乎達到
封建時代的頂峰，但又一起胡人作亂事件將其毀於一旦。安史之亂，促使北方人再次南
下，與永嘉南渡不同的是，下層百姓成了移民的主角，“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
永嘉”，“中國新去亂，人士多避處江淮間。”經過三百多年的開發，長江流域已經不
是三國前所認為的蠻夷之地，先秦時期創造的長江文明逐漸被黃河文明取而代之。至晚
唐和五代，南方再次在經濟和文化上占據上風，揚州和益州基本超過長安和洛陽，即所
謂“揚一益二”，韋莊有詩：“洛陽城裡春色好，洛陽才子他鄉老”， 其生命的大部分
時間消磨在揚州和益州。

　　北宋時期政治重心在北方，但經濟文化中心已經移到南方了，財大氣粗的南方精英
人物當然要求政治上的發言權，於是南北黨爭異常複雜。南方人物大多是衣冠後裔，黨
爭的背後主要是政治利益占支配作用。公元1126年，金軍攻陷北宋都城汴京，次年二月
北宋王朝滅亡，公元1128年定都臨安(今杭州市)，是為南宋。 於是第三次北人南渡開始
了，這次人口南遷始于靖康元年，一直持續到南宋滅亡，南遷總人口約有500萬人之多，
占當時北方人口數的1/3。移民浪潮波及整個長江流域，甚至向南渡海到達今天海南島。
至此長江流域已成為中華文化不可動搖的重心所在。

　　女真入主中原後採取一系列民族壓迫措施，強制漢族百姓改從女真之俗，強制漢人
剔發左衽，有“不如式者死”的說法。天眷二年任命李鄴為翰林學士承旨，馮長寧為東
京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范成大出使金國歸來說“態度嗜好與之俱
化，最為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女真與漢人“今皆一家”，不僅是服飾，語
言也發生較大的變化，中原古音逐漸消失，全濁音聲母依據聲調（原聲調）轉化為阿爾
泰語系中相對應的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與入聲有緊密關聯的複雜的輔音韻尾歸併轉
化，成為簡單的元音韻尾和鼻音韻尾，入聲在北方從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頭音變
為阿爾泰語系語言中特有的翹舌擦音；部分原來的入聲非重讀變調音轉變為新的讀法--
輕聲。這種語言殖民對北方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儘管“文學則宋之餘波所沾溉爾，故
以附於宋之末”，但雅文化日漸式微，金國一百多年僅有元好問(鮮卑人)等極少數著名
文學家，而且僅僅在戲劇（比較適合女真熱愛歌舞和阿爾泰語言習慣的俗文化）上有所
建樹，這與南宋大儒大文人輩出形成鮮明對比。

　　蒙元統治時期，蒙古統治者將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地位最
優者為蒙古人，次為色目人，再次為漢人(原金國人，包括契丹、女真、高麗等族)，最
後為南人，即南宋遺民，“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為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為南
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為南人。”。北人比南人地位高，大致因為原金國地區的人
民沒有給予蒙古人足夠的抵抗，而南宋移民的寧死不屈讓蒙古人很痛恨，例如潭州(今長
沙)人民在知州李芾率領下奮勇抵抗蒙古軍，圍城日久，城中矢盡，李芾令百姓將廢箭磨
光，配上羽毛，用以再射；鹽盡，則將庫中鹽席焚毀，取灰再熬，分給兵民食用；糧絕
，則捕雀捉鼠充飢。失陷後全城軍民大多殺身殉國，後人詩云“無人不祭李潭洲”。

　　蒙元在中國的統治只有89年，殘暴統治對經濟和文化造成了極大破壞，階級矛盾與
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到了元代末年，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
，人煙斷絕”，而後紛爭四起，“兵戮河南，赤地千里。”結果是“春燕歸來無棲處，
赤地千里少人煙”。朱明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
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積骸成丘，居民鮮少”，“多是無人之地，累年租稅不
入，”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朱元璋
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於是採納大臣奏議，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略決策。朱元璋分析了以往各朝民族問題上得
失，強調“以文德綏海內”、“愛之如一”，“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
撫字如一”，但並沒有放棄“內諸夏而外夷狄”，這就不可避免影響了他的移民政策。
洪武時移民的路線：前期，主要是由塞北→華北；江南→臨濠。中期，廣東→淮南；各
地→南京。後期，山西南部→山東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東東部→山東西部。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移民沒有跨越淮河，歷史上前幾次移民都是發達地區的優質人口遷往
落後地區，包括隋江左士族回遷長安。北宋之後黃河流域的自然環境持續惡化，迫使朱
元璋放棄經營中原地區。很多移民路線已經被人淡忘，唯有洪洞大槐樹移民(包括靖難之
役後的永樂移民)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

　　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稱，傳說中的“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都在山西的南部，東漢末年，這裡又是南匈奴內遷安置之地，五胡時期，匈奴在此建
立過自己的政權。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之時，這裡卻是另外一種景象，風調雨順連
年豐收，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記》寫道：“當今天下
劫火燎空，洪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洪武十
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
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於是朱元璋決定從狹
鄉(山西)徙民於闊鄉(中原)，洪武九年，“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洪武二十
一年，“徙澤、潞民無產業者墾河南、北田。”另永樂二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永樂三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永樂十四年，“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
安州。”

“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數百年來
這首民謠在華北地區廣為傳唱，婦乳皆知。在　　遷移途中，移民們備受折磨，山西的
老百姓世世代代生長在黃土地上，汾河兩岸，誰願意拋妻舍子，遷往他鄉呢?於是地方官
不僅是強制，而且施用伎倆把他們騙到大槐樹下邊來。“故老相傳談軼事，問君足指果
如何”。這是近代洪洞人王篤誠詩中的一句。說的是人們不管到天南海北，要證明你是
不是大槐樹下的鄉親，只要脫下鞋襪看看小拇腳趾就行了。大槐樹移民後裔雙腳的小指
甲都是復形，傳說就是砍了一刀的緣故，南匈奴也有類似的傳說。我們無意去探討這是
不是遺傳的緣故，山西曆來是北方蠻族內遷的處所和南下的必經之途和糧草後方，多民
族融合很廣泛，很多人的祖先應該在蒙古高原和中亞一帶。今天洪洞移民分布晉、冀、
魯、豫、陝、甘、皖、蘇、鄂、蒙等地，可以說北方人的一半以上的血緣來之大槐樹。
後來顧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當地居民來源於澤、潞的情況，他聽魏縣長老講，該
縣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濬、滑、內黃等地遷居者也占3/10，以此想見明初晉南移
民之多。

　　大槐樹移民的意義是巨大的，它恢復了中原地區的人口和經濟，也確定了以後中國
人口的基本格局，北方地區人民從此血緣，語言和文化高度一致，認同感也異常統一。
當然也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中原地區向來是華夏文明的根基，鳩占雀巢，坐地成龍，
會養成盲目自大和不思進取的習慣，這次移民之後，北方再無逆轉南方之態勢，更無領
風氣之先之可能。永嘉南渡使蠻夷之地變鐘鳴鼎食之鄉，開皇回遷造就隋唐盛世，靖康
南渡遷黃河文明於長江流域。遍歷今日之中原大地，絲毫不見燕趙慷慨悲歌之士，齊國
寬緩多智、大國之風，魯人外行禮教，內體仁義的古風古雅。改變這一切的既不是上古
明君堯舜禹湯，也不是聖賢先哲孔孟程朱，而是一次移民。今天南方文明可以認為原先
黃河文明的正統延續，而北方文化更多侵入了塞外蠻族的游牧文化，如果說北朝時期注
入些許精悍之氣，而南宋之後更多加入消極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