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蘇斯會戰中，波斯軍隊飽受馬其頓重型矛槍的蹂躪。波斯士兵的使用的單手矛槍長度相對於馬其頓重型矛槍過短，對有着良好防護的馬其頓方陣士兵根本構不成任何威脅，而波斯士兵缺乏防具更使得會戰變成了單方面的屠殺。因此，在新的軍隊中，大流士為其配備了更長的矛槍和劍，而且似乎許多士兵也配備了防具——針對馬其頓方陣重型矛槍的配備。這支軍隊從巴比倫向北進軍，渡過底格里斯河，匆匆趕到阿貝拉，爾後，大流士將輜重等統統留在阿貝拉，大軍抵達了阿貝拉西面約60千米的高加米拉，準備迎戰馬其頓遠征軍。根據阿庇安的記載和後人的分析，他選擇這裡為戰場的理由似乎是這裡是一塊比較寬廣的平原，比較容易發揮波斯騎手部隊（相對於馬其頓軍隊數量眾多）的優勢。

　　馬其頓軍隊一直在等待着波斯軍隊的抵達，當他通過俘虜知道波斯大軍已經抵達高加米拉之後，立即率領全軍向高加米拉前進。此時的波斯軍隊則正在忙於平整地面，為戰車部隊的行動創造便利條件。

　　波斯軍隊的數量，根據阿庇安的記載，是4萬騎手、100萬步兵和200輛鐮刀戰車（與中國古代的戰車完全是兩回事），另外還有少數的戰象——這似乎是世界歷史上除印度之外的第一次應用戰象地記載。然而計算波斯的負擔能力和總人口，這個數字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儘管普魯塔克和狄奧多拉斯也認為是這樣的數字。實際數字大概應該僅有50萬左右，這個數字到還是比較可信的。

　　波斯戰車與中國古代戰車不同，上面僅有馭手一人，主要的殺傷威力在於車體兩側安裝的特製鐮刀，由二匹馬牽引，其任務是在開戰時衝擊打亂對手的陣型。戰車本身則沒有任何的戰鬥力，更沒有步兵的配合。而且因為戰車體形太小，重心相對偏高，其對地形要求更加嚴酷，稍微坎坷的地形便可能導致戰車傾覆。這也是波斯軍隊之所以要清理戰場的根本原因。

　　波斯軍隊的配置是比較複雜凌亂的，左翼面對馬其頓夥伴騎手和輕裝騎手的，是波斯騎手部隊，其序列從左到右、從前到後似乎是大夏（Bactrian）族騎手、達罕（Dahans）族騎手；其後列是波斯騎手和波斯步兵的混合部隊，波斯蘇薩(Persians Susians)騎手；阿拉恰提亞（Arachoitians）步兵和蘇薩卡杜希亞（Susians Cadusians）人的步兵部隊則作為殿後部隊。左翼的前鋒是大夏騎手部隊、西徐亞騎手部隊和100輛戰車。

　　右翼從右到左、從前到後的序列似乎是敘利亞低地的騎手部隊、安息（Parthyyaeans）騎手部隊、塔普里亞(Tapurrians)騎手部隊、西爾卡尼亞(Hyrcanians)騎手部隊、阿爾巴尼亞(Albianians)步兵；後列為美索不達米亞步兵、米底步兵、薩珊（Sacisns）騎手、薩塞西尼亞（Sacesinians）騎手。右翼的前鋒是卡帕多尼亞（Cappadocian）騎手、亞美尼亞步兵和50輛戰車。

　　中央部分是波斯軍隊的主力和精華所在。中央的一線部隊是波斯王室騎手（不死軍），其後是金蘋果不死軍的長矛步兵部隊，這支軍隊的兩側是希臘傭兵部隊。大流士希望以這些他最堅強的部隊發揮戰力，抵擋住馬其頓軍隊的攻擊並突破其中央戰線。在他們的後方，是卡里亞人（Carian）和馬爾蒂亞(Mardian)的弓箭手部隊，在後方則是烏科西亞（Uxians）步兵、巴比倫步兵、紅海部落步兵和西塔西尼亞(Sitacenians)步兵構成戰陣的後方。

　　總體而言，波斯人的戰列是將騎手部隊完全擺在第一線，而將步兵放在第二線。

　　亞歷山大的軍隊在約9月30日凌晨抵達戰場並迅速紮營，此前亞歷山大通過親身的考察和前鋒游騎的偵察已經將波斯人的動向、編織基本查清，因此，針對波斯人的戰線，亞歷山大決定了自己的部署：

　　根據阿庇安的記述，馬其頓軍隊的布置是一個典型的右重左輕的布置。在戰線的正面，右翼自右向左是由克里塔斯（Clitus）指揮的夥伴重裝騎手中隊，葛勞希亞斯（Glaucians）、阿里斯托(Aristo)、索波里斯(Soppolis)、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狄米提亞斯（Demetrius）、米利亞格（Meleager）和西格羅庫斯（Hegelochus）等人指揮的騎手部隊。在他們的前方是半數馬其頓弓箭手和半數阿基里亞（Agrianians）輕裝步兵（裝備了大量的標槍），以及由巴拉克魯斯（Balacrus）率領的標槍兵。前鋒的輕裝投射部隊專門用於對抗波斯戰車，以掩護騎手部隊的陣列不被打亂。而亞歷山大本人就在整個戰線的最右翼，親自率領克里塔斯的重裝夥伴騎手部隊。

　　由此向左，依次是兩個輕裝步兵大隊，其中右翼的輕裝步兵完全由馬其頓人組成，其中參雜了許多新型的戰鬥步兵。再向左則是重裝步兵方陣（馬其頓方陣），自右向左依次是寇蒂斯（Coenus）兵團、皮爾狄卡斯（Perdiccas）兵團、米利亞格兵團、玻利希皮爾坎（Polysperchon）兵團、西米亞斯（Simmias）兵團、柯拉特羅斯（Craterus）兵團，這些方陣構成了戰線的基石。為保護方陣左側易受打擊的側面，又布置了艾基里亞斯（Erigyius）率領的希臘騎手部隊和腓力指揮的色薩利輕裝騎手部隊，最左翼則是帕梅爾尼奧指揮的法爾沙利亞（Pharsalian）騎手部隊.

　　以上的戰線是馬其頓軍隊通常所採用的習慣戰陣。但這一次，面對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的波斯軍隊，為避免遭到對方優勢兵力的包圍，亞歷山大在兩翼又布置了兩個斜面戰線以保護兩個側翼不會被包圍。其中左翼的斜面戰線自左後向右前延伸分別由阿加索(Agatho)指揮的阿德利希亞(Odrysian)騎手部隊、柯拉魯斯(Coeranus)指揮的希臘聯軍騎手部隊和西塔克利斯(Sitacles)指揮的色雷斯戰鬥步兵方陣組成，他們的前方是安德羅馬庫斯(Andomachus)指揮的希臘傭兵。右翼仍為主要方向，自右後方向左前延伸，布置了克林德（Cleander）指揮的希臘傭兵，布里索（Briso）指揮的另外半數馬其頓弓箭手和阿塔羅斯指揮的另外半數阿基里亞（Agrianians）輕裝步兵，而他們的前方則是阿里提斯（Aretes）率領的輕裝騎手和阿里奧斯托(Ariosto)率領的比奧尼（Paeonians）輕裝騎手，最前方則是米尼達斯（Menidas）率領的希臘騎手（傭兵部隊）。這兩個側翼斜面戰線在敵軍迂迴戰陣時擔負着迅速構成新的戰線，打擊敵迂迴部隊的銳氣和兵力，保護全軍兩個翼側和後方攻擊的任務。

　　亞歷山大全軍為4萬步兵、7000騎手。

　　10月1日，雙方開始準備會戰。當雙方逐漸接近時，亞歷山大再次發揮了馬其頓部隊訓練精良的優勢，指揮軍隊不進行正面攻擊，而是斜向波斯軍隊的左翼運動。大流士此時的第一個戰術指揮問題出現了，他過於緊張，因此命令部隊追隨馬其頓軍隊的步伐與之平行運動。而當馬其頓軍隊已經逐漸要走出其為戰車衝擊預備的預設戰場時，大流士深恐其戰車無用武之地，隨即命令其左翼的大夏騎手部隊、達漢騎手部隊立即衝擊，包圍馬其頓軍隊的右翼，以迫使馬其頓軍隊停止這種斜線逼近，波斯騎手和西徐亞騎手部隊跟進提供支援。亞歷山大派出了右翼第二線部隊的前鋒——米尼達斯的希臘傭兵騎手部隊前往截擊，但米尼達斯部隊在優勢敵人的打擊下被擊潰。於是，後列的阿里提斯（Aretes）率領的輕裝騎手和阿里奧斯托(Ariosto)率領的比奧尼（Paeonians）輕裝騎手迅速前進支援，但這些騎手部隊是輕裝騎手部隊，而對方跟進突擊部隊中的西徐亞騎手部隊則是有鎧甲保護的重裝騎手部隊，因而馬其頓人儘管以堅強的紀律和良好的訓練暫時將波斯軍第一波攻擊擊退，但自身損失相當慘重。與此同時，大流士軍隊左翼的戰車利用馬其頓騎手部隊的混亂發起了攻擊，但是為右翼第二線部隊殿後序列的標槍手和弓箭手以密集的標槍和弓箭擊潰，許多戰車由於無法及時迴轉調頭，衝過了馬其頓軍隊為其預留的通道，喪失了衝力後被馬其頓陣線後方的步兵所俘獲，沒有能夠發揮其預想的效用。

　　儘管波斯人的第一次進攻被擊退，但顯然波斯人此時仍然占據有相當的優勢。亞歷山大深感局勢不妙，命令阿提里斯率領他殘破的輕裝騎手部隊發動反衝鋒，他自己則親率馬其頓重裝騎手和輕裝步兵發起進攻，與此同時，左翼的馬其頓方陣也開始向前推進。亞歷山大重裝騎手部隊原本計劃衝擊的是波斯左翼前鋒騎手的翼側，但由于波斯軍隊數量相當多，因此尋找波斯騎手衝鋒所遺留的戰線空缺的行動最終演變成為對大流士軍中央本陣的進攻。此時的大流士犯下了第二個也是最可恥的戰術指揮錯誤——面對馬其頓重裝騎手的衝鋒，他竟然立即策馬逃竄。而國王的逃竄當即引發了連鎖反應，周圍的波斯軍隊爭先逃竄，無人抵抗——儘管如果他們敢于堅決抵抗的話，馬其頓軍隊的數量幾乎是不堪一擊的。

　　這一看似氣勢洶洶，其實是無可奈何的衝擊竟然一舉改寫了戰場局勢，也註定了這場戰役的最終結局。波斯左翼和中央的軍隊狼奔豚突，一片混亂。然而，即便在此時，波斯軍隊的右翼依然發動了強大的進攻，前鋒騎手利用馬其頓步兵前進速度緩慢而與騎手部隊之間產生的速度差造成的空缺鑽隙而入。左翼布置的第二線部隊此時起到了關鍵性的拖延作用。他們從側方突擊，讓突進的波斯人遭受到來自側方的奇襲，傷亡嚴重。然而波斯軍隊兵力雄厚，其右翼主力推進，利用其寬廣正面，終於實現了對馬其頓軍左翼的合圍，馬其頓軍左翼當即陷於苦戰，損失估計應當極為嚴重。指揮官帕梅爾尼奧意識到情況危急，立即派出傳令兵報告亞歷山大左翼的危機情況，於是馬其頓重裝騎手和配合作戰的其他部隊立即迴轉支援，雙方經過苦戰，最終以馬其頓人獲勝而告終——波斯軍隊知道主帥已經率先逃命，此時已經是軍無戰心了。

　　獲勝後的馬其頓軍隊沒有休整，而是立即發動全力追擊，以強行軍的方式奪占了阿貝拉城，但大流士的逃竄如此迅速，以至於根本不可能追上。

　　這樣一場大戰就這麼莫名其妙的結束了。根據阿庇安的記載，波斯方面陣亡30萬人，馬其頓人的損失僅僅是100人和1000匹馬，後來的其他說法又有4萬人VS300人、9萬人VS500人等不同說法。但飄花看來。波斯人的損傷固然是不會輕微，但馬其頓方面的損失明顯是被嚴重低估了，在遭遇波斯左翼騎手第一輪攻擊中，馬其頓右翼騎手部隊就遭到嚴重的傷亡，以至於在反攻中缺乏阿里奧斯托部隊和克林德部隊的序列，估計應該是傷亡重大而不得不重整編制。而馬其頓左翼全部部隊一度被包圍，陷入苦戰。四面受敵的部隊必定要遭受相當重大的打擊，且馬其頓方陣戰力雖強，但背面依然是嚴重的薄弱環節，而波斯騎手部隊已經突進到其背面，因此很難想象馬其頓人左翼部隊在這種情形下居然沒有蒙受重大損失。因此另一種可能就是，這裡記載的死亡人數僅僅是馬其頓士兵的死亡人數，而不包括其他的僱傭兵、希臘同盟軍等部隊。而如果加上這些人員，恐怕數字要翻上幾番了。而且阿庇安的數據來自於托勒密的回憶，其可靠性是要嚴重打折的——希臘羅馬西方歷史書籍對於事件、數字考據的精確性和嚴謹性，以及作者本人對於歷史的責任性都是無法和東方（中國）歷史傳記所媲美的，這就給後人研究帶來了相當重大的困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此戰奠定了偉大的亞歷山大馬其頓帝國的基礎。戰後，馬其頓軍所向披靡，先占領了巴比倫，而後是蘇薩、波斯波利斯——在攻占波斯波利斯的時候，希臘方向傳來捷報，留守的馬其頓軍隊在科林斯同盟其他國家的支援下在米加洛波利斯會戰中大敗斯巴達軍隊，伯羅奔尼撒同盟因此正式宣告解散，斯巴達人本身也被迫加入了科林斯同盟，希臘本土正式統一。

　　公元前330年冬，亞歷山大離開波斯波利斯，繼續揮軍哈馬丹，大流士在逃亡中被部下貝蘇斯謀殺，波斯帝國正式宣告滅亡。而馬其頓軍隊的使命遠遠沒有結束，先是遠征裏海，又分別與西徐亞人和大夏人締結了同盟。公元前327年，大軍遠征印度，並在前326年在哈達斯帕斯之戰中擊敗了英勇的波羅斯國王波羅斯，並採取了一系列狡詐的政治手段以鞏固馬其頓的影響。然而正當他雄心勃勃打算一直前進到恆河時，他已經在歷次戰爭中發了大財，渴望論功行賞，得到土地和財富，和平的享受幸福生活的部下們徹底厭倦了永無休止的征戰，因此，亞歷山大的雄心終於為他的部下們所阻止，回師巴比倫了——那裡是他選定為新帝國首都的地方。

　　根據印度通史（恩•克•辛哈、阿•克•班納吉）的記載，印度歷史上偉大的月護（這位建立了印度歷史上偉大的孔雀王朝的帝王此時還只是個落難中的流亡者）曾經在此時訪問過亞歷山大，但似乎雙方並不愉快，但月護逃脫了亞歷山大的威脅（第一卷•第六章，P118）。

　　這次遠征和歸國經過了一些波折，但是顯然是相當成功的。前324年，馬其頓軍隊回到了蘇薩，在慶功宴上，他帶頭迎娶了大流士的兩個女兒，同日，1萬多名馬其頓官兵也娶了波斯女子並得到了他豐厚的賞賜，帝國一時聲勢如上中天。

　　然而正如這個偉大帝國建立的無比迅速一樣，它的毀滅也是異常迅速的。前323年春，這位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因為一場瘧疾喪失了他僅僅33歲的生命，龐大的帝國隨即分崩離析，為他的幾位部將所分割。然而他的影響是如此的深遠，時至今日依然能為眾多的人們所感受到。

高加米拉會戰一直被西方人奉為圭皋，因為它導致了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大帝國的誕生，更帶來了一系列令人震撼的革命。然而拋卻其政治意義不論，單純從軍事意義上講，恐怕並不像許多今人所推崇的那樣值得稱道。飄花認為，對於這場戰役，還是要全面分析評判，或許才能夠管中窺豹吧！

1、馬其頓軍隊的特點：

前文已經說過，馬其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職業軍”，而且具有“民族性”。其編制合理，訓練優良，軍人以戰爭為唯一目的和謀生手段，而完全放棄了耕種土地等事物，專心於戰爭。這種方式儘管此前在希臘並非沒有——斯巴達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但是將其徹底獨立出來，形成“兵農分離”的，在西方歷史上，這是第一次。這就使得士兵訓練程度大大加強，馬其頓在短期內就擁有了一支在素質上甚至不亞於斯巴達的強大武裝力量。
士兵的良好素質僅僅是戰爭勝利的基礎，而另一點就是指揮官。馬其頓先王腓力在底比斯求學，學習了大量的關於戰爭和國家治理的知識，尤其是掌握了底比斯“斜形”陣形的奧妙，並更上一層樓，將“斜形”陣形進一步演變成為馬其頓方陣，並輔之以專門的武器裝備。這一極其富有針對性，恰好符合當時技術能力的要求的戰術成為了馬其頓軍隊賴以征戰四方的勝利根源。而且最為可貴的是，馬其頓的指揮官能夠不囿於這一陣形的束縛，針對戰場上瞬息萬變的不同情況，能夠及時調整，有針對性地做出相應的部署安排。僅以高加米拉會戰為例，根據波斯軍隊數量龐大、騎手部隊相當多、機動靈活的特點，馬其頓軍在一線戰陣的背後專門安排了兩個面向側翼的第二線作為預備兵力，以防止波斯騎手部隊的包圍行動——這一部署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且面對波斯軍寬廣正面，馬其頓軍不是選擇常規的中央接戰，而是故意向波斯軍隊的左翼移動，一方面是爭取己方在戰鬥中儘量只與對手的一翼戰鬥，以避免地方的兩翼合圍，另一方面是發揮馬其頓士兵訓練精良的優勢，以雙方的同向運動破壞波斯軍隊陣形的完整性——似乎是做到了，因而迫使波斯軍隊不得不率先發起攻擊。戰場指揮官的指揮機動靈活，因勢利導確實是馬其頓軍隊常勝的重要根源。

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亞歷山大本人的指揮特點：即亞歷山大似乎已經明了速戰的重要性。事實上，馬其頓絕大多數的勝利不是用士兵手中的長矛所取得，而是用士兵的雙腿所取得的。強行軍對於亞歷山大指揮下的馬其頓軍似乎已經是慣例。進軍色薩利，強襲底比斯等一系列戰例根本的勝利原因都是亞歷山大軍隊依靠快速的行動贏得的時間。亞歷山大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證明，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部隊依靠快速的機動完全能夠擊敗一直數量龐大，但運作不靈的軍隊。

2、戰略目標明確，同一時間段內能夠集中全部資源於同一戰略方向。

從馬其頓的霸權史來看，其戰略總目標與每一個階段的戰略目標處理相當優越。最先是內部鞏固發展，此時的馬其頓內部訓練軍隊，其擴張僅限於西部、北部，征服各“蠻族”，不僅是軍隊取得寶貴的實戰經驗，更開闢了土地和人力、物力資源，足食足兵。當力量儲備到達一定程度後，即出兵色薩利，建立了強大的騎手部隊和進取希臘的跳板。鞏固了色薩利後，即突然南下出兵控制希臘各要點，取得戰略上的優勢，在擊敗希臘聯軍後成功取得全希臘的霸權，在整合了希臘內部的事務後暫時平定希臘周邊事態，防止“蠻族”趁希臘出兵波斯，國內空虛時的侵襲。最後集全希臘之力，遠征波斯。其行動每一步都恰到好處，行動中決不逾越當時的國力上限，不以一時一地之得失而隨意追求不恰當的利益，而是步步為營，每一步驟完成後才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這就使得其每一個短期戰略目標都達成了完美的實現，而長期的戰略總目標也得以完成。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征服波斯的過程中，為了徹底解除波斯海軍對於遠征軍後方補給線的威脅，亞歷山大在會戰大獲全勝獲沒有一時頭腦衝動跟蹤追擊直至內地，而是利用這一會戰帶來的有利影響和時間南下埃及，最終掃清了波斯海軍的基地，俘獲了其艦隊，一舉奪獲了東地中海制海權，確保了自己最危險的後勤路線——赫勒斯滂海峽的安全。

3、對征服地區的卓越政治管理。

我們都知道：“戰爭第四階段”實際上是最困難的階段。因為占領軍和當地民眾之間的關係並不容易維持和諧。不僅僅是因為領土觀念和血緣觀念（古代這些概念尚不深重），更重要的是占領軍通常是經過戰鬥獲得控制權，而戰鬥中必然帶來當地平民的重大傷亡，這是導致當地居民敵視占領軍的重要根源。而亞歷山大的作為應當說是相當狡詐的。
以亞歷山大在埃及為例，他不辭勞苦，按照埃及當地居民的傳統方式拜謁阿蒙神廟，一舉取得了當地本土宗教勢力的支持——我們看到，時至今日，宗教依然是控制民眾思想的重要手段，因此，取得與當地宗教勢力的良好關係是穩定其占領的重要步驟。其次，是優待當地上層領主，沿用其原有的管理體制，則可以迅速的穩定“不安定”因素，取得“既得利益派系”的支持——因為他們需要穩定以維持既得利益的需要同占領軍的穩定需要存在重大的一致性。最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則是血腥鎮壓。在提爾居民悲慘殘酷的命運的對照下，選擇服從必然是絕大部分當地居民的理性選擇，即使有少數人意圖反抗，也會為大多數人的畏懼、擔憂所阻止。

與此同時，馬其頓人狡詐地故意挑動當地各部落之間的矛盾，例如在印度，亞歷山大一方面撫慰為了爭奪西北印度控制權力的部落首領阿姆比，並與其對手波羅斯展開了哈達斯帕斯之戰，另一方面在勝利之後又用“英勇”的理由恢復了波羅斯的王位，以使得兩方面相互敵視，從而都尋求馬其頓人的支持，從而鞏固馬其頓的統治。這樣的結果是，儘管各地地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但馬其頓以仲裁者身份的統治卻安如磐石。

4、“希臘化”文化的傳播，以及財政制度的統一。

或許是因為偉大的亞歷士多德早年教育的結果，終日忙於征戰的亞歷山大對於文化事業有着異常的熱情和寬容。他與犬儒學派之間的故事早已為後人所熟知，而它所建立的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成為了希臘文化的匯聚中心，“大圖書館”容納了約70萬捲圖書——注意其年代是在公元前。他的征服把希臘文化帶到了西亞、中亞，使得地中海、波斯灣的廣大地域都或多或少染上了希臘文化的色彩，數以千計的希臘商人和技術工人跟隨亞歷山大向東挺進，並駐紮在他沿途所建立的大量城鎮中，而隨之而來的希臘移民更是成千上萬。這些人把貿易和文化帶到了整個帝國的疆域，他們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化和技術，還有連通的貿易。而後來希臘羅馬文化能夠在阿拉伯人手中得以保存，恐怕與這次“希臘化”運動不無關聯。這確實不僅是武力的勝利，也是文化體系的勝利。

腓力時代的勝利一個重要的根源就是他占據了色雷斯的金礦，正是這個金礦支持了腓力強兵的財源。亞歷山大自幼即隨同其父親征戰，應當是對此有着深刻的了解的。因此，在他奪取了波斯的大量黃金後，他將這些黃金統一融化製成金幣發行，建立了古代有效的財政運作方式。這一統一貨幣的財政制度的建立，使得他擁有了良好而可靠的財源能夠支持他的軍隊。

5、“大一統”的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觀念，以及“君權神授”的帝國。

這恐怕是亞歷山大本人真正值得敬仰的地方，也是他所遺留下來最重要的財富。亞歷士多德作為他的老師教授給了他大量的知識，更培養了他良好的修養，以及對於哲學、世界觀的認知。而在拜會了阿蒙神廟以後，他更逐漸形成了“普世”的觀念，認為既然太陽普照人類，神明也是所有人類所共有的領主。因此，所有的人類都應當是平等的，而沒有所謂“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分野。用塔恩博士的話說：

亞歷士多德告訴亞歷山大，對待希臘人迎入朋友，對待野蠻人應如禽獸。但是亞歷山大所知道的卻更好，他寧願把人類分為善惡兩種，不考慮種族的區別，而這樣去實現亞歷士多德的真正意圖。亞歷山大相信他負有一個神授的使命，以調和全體的人類，他要做全世界上的調節者，把人類的生活和風俗都混為一體……

不論這些思想從何而來，很明顯的，這是思想史的一次重大革命：所有的人類本來就是自然的兄弟，雖然“惡”人並不能包括在內。從此“Homonoia”的觀念就不再僅僅限於希臘人內部之間的關係，而是要將人類聯合為一體……

這一觀念在亞歷山大時代的最傑出的體現就是蘇薩的集體婚禮。亞歷山大本人帶頭娶了大流士的女兒，他部下的80多名將領娶了波斯顯貴的女兒，更有1萬多官兵同日與波斯女人舉行了婚禮，這是空前的盛況，不僅意味着民族融合，更意味着“民族”概念的淡化。大批的波斯人和西亞各部落人民加入馬其頓軍隊，甚至加入了最精銳的貼身護衛“夥伴騎手”部隊，亞歷山大本人也穿着亞洲民族的服飾，以顯示他是他那個時代西方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帝王。

這一觀念在後來的歷史中屢屢以各種方式改頭換面的復活，不能不說是亞歷山大對後人最為重大的影響之一。

阿蒙神廟還帶給亞歷山大另一個重要的啟示：太陽僅有一個，那麼人間的帝王是否應該像太陽一樣也是只有一個呢？更重要的是，阿蒙神廟的僧侶親口聲稱他是偉大的“拉”的兒子，用希臘的語言翻譯就是他是宙斯的兒子。這就給了他以“君權神授”的理論支持和宗教支持，從而給其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這一行為在西方是第一次發生，而其後被羅馬人和基督教國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運用。

與此同時，征服波斯的歷程也讓亞歷山大超越了同時代希臘人的固有觀念——民主共和。在腓力時代，儘管他是馬其頓的王，但是它所創立的科林斯同盟也僅僅是希臘諸城邦之間的聯合，它不過是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軍事領袖和政治領袖。但決不會是亞歷山大所建立的這樣的帝國。而亞歷山大的這種“帝國”觀念則似乎來源于波斯和古代埃及。古代的“帝國”思想其實是與神化觀念同步誕生的，無論是埃及的法老，還是波斯的國王，都不僅僅是一個專制的君主，而且也是宗教的當然牧首，信仰的歸依和寄託。因此以中國式的語言翻譯過來就是“天子”。法老或者國王的大臣不僅僅是行政的官員，也是宗教的高級僧侶。國家的統治不僅僅依靠強大的武力，也要依靠宗教信仰，將這種信仰作為維系統治的有力工具——這是從原始部落時代就遺留下來的方式。為了統治方便，原始的拜物教逐漸形成為多神教，最後為一神教所代替——因為這樣，才能解釋成為神的意志對於所有的人類都是一樣的權威，神的統治對於所有的人類都是一樣的合法。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推進到征服其他的鄰國也是神的意志的體現，也不違背於神的統治全人類的意旨，從而為征服和帝國提供宗教和信仰上的依據。古埃及的阿吞神和古希臘的奧林匹斯眾神恰好提供了鮮明的對比。而亞歷山大儘管接受了希臘的文化文明觀念，但為了其統治的方便，顯然受到了更多的埃及影響。否則，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這個帝國還能否建立，或者至多不過是一次類似特洛伊的出氣式的勝利遠征罷了！

6、帝國覆滅的根源

亞歷山大奠定了地中海文明的基礎，但是這一基礎並不牢固，僅僅是他的個人威望、個人能力和馬其頓的軍事征服才建立的。儘管亞歷山大非常希望並帶頭鼓勵民族融合，但民族是有着強烈的排他性和獨立性的，在短短數年間就泯滅掉民族的差別顯然是天方夜譚。而且他的生命太過短暫，沒有時間將新征服的多民族帝國用經濟手段連接在一起。這正是他龐大帝國最終解體的原因。
然而這一帝國的根基已經打下，種子已經發芽，到了羅馬帝國的時代，偉大帝國的夢想終於在地中海實現。這，或許是對亞歷山大畢生霸業的最好詮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