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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之邦”和“講文明、懂禮貌”關係不大。
　　 傳統孝道和孝順父母關係不大。
　　 我們背上從來就沒背過什麼“封建傳統的大包袱”。
　　 等等等等……
　　 你覺得這很荒謬嗎？但這卻是真的。
　　把歷史的脈絡梳理清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會發現，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其實都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不妨順藤摸瓜找找源頭，讀歷史很有些做偵探的樂趣。
　　
　　目錄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禮儀之邦”其實是別的意思
　　河南人惹誰了？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中國人也篡改過教科書
　　封建社會是個好社會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紅旗反紅旗
　　聖水、清水和髒水
　　人民是可以自由遷徙的
　　別把政府失職說成自然災害
　　兩千年前的中國人妖
　　孟大俠天下無敵
　　孟子要搞和平演變
　　姓陳的沒一個好東西
　　自由主義在齊國
　　詠春拳訣
　　孟子的生活作風問題·說實話騙人才是真功夫
　　胸有成竹說錯話
　　人人成佛，人人成聖
　　草民們的瞎激動
　　書生好談兵
　　賣國、亡國全有理
　　親娘、後娘、別人的娘，有奶就是娘
　　有奶就是娘，有槍也是娘，有奶有槍更是娘
　　
　　“禮儀之邦”其實是別的意思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書，從這一節開宗明義，先把“利”字一棒打殺，再捧出“仁義”二字，真有當頭棒喝的味道。
　　 “孟子見梁惠王”，單單“梁惠王”這三個字就已經有些嚼頭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這三個字後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些聖人們痛心疾首的所謂“禮崩樂壞”大概是怎麼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國的諸侯王，因為魏國的國都叫做大梁，所以這裡以“梁”指“魏”，這就好比我們現在會說“華盛頓的意見是……”用法是一樣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時代，是沒有魏國這個諸侯國的。當年統治魏國這片地盤的是強大的中原諸侯晉國，它主要的領地就是現在的山西，所以，現在的山西省還被我們簡稱為晉。在春秋末年，晉國發生了一件世界級的大事：成功應付過一次次外敵威脅的晉國居然被自己人從內部給搞垮了，韓、趙、魏三家權貴瓜分了自己的祖國晉國，從此，這個曾經威名赫赫的中原強國便不復存在，而在兼併戰爭中諸侯國越來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卻多出了韓、趙、魏三個新的諸侯國。這段歷史，稱作“三家分晉”，後來的司馬光就是以這件大事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的，更加重要的是，還以這件事情來作為歷史斷代上的標誌——“三家分晉”以趨春秋時期，以後算作戰國時期。
　　 晉國本是超級大國，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強的當屬魏國。而後，就如同人一發財通常都會牛一鼻子，暴發戶魏國很快有人開始要稱王稱霸了。
　　 說到這裡，先得澄清一個概念：春秋戰國時候的“稱王稱霸”和我們現代漢語裡的“稱王稱霸”意思不大一樣。現在我們用這個詞通常都是虛指，可在兩千多年前的那個時候，這個“王”和“霸”卻都是實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頭子，普天之下屬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這個“王”，比如知名度比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諸侯都得聽周天子的號令；而“霸”這個概念本來卻是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打個比方來說，周天子和各個諸侯國的關係是擺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個諸侯國的關係卻很像是“黑道”，所謂霸主就有點相當於若幹個諸侯聯盟推舉出來的大哥大，或者說是武林盟主，我們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這一號傢伙。如果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要想混得好點，就得黑白兩道都能吃得開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這點，非得得罪一頭的話，忠告就是：寧得罪白道，千萬別開罪黑道。
　　 話說回來，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話，那麼各個諸侯國的頭子們都怎麼稱呼呢？答案有五個：公、侯、伯、子、男，這就是從高到低的五種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齊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在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諸侯中最高的等級，而南方的楚國爵位就比較低，是子爵，所以我們如果看到當時的史書裡有說到“楚子”這個詞的時候，千萬別認為那是在說“楚國的小子”。
　　 好，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孟子》一開篇就說孟子去見梁惠王，可是，這位梁惠王不過只是魏國的國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麼的，怎麼卻叫做“梁惠王”呢？這個“王”字是從何論起的呢？
　　 如果你有機會當面去問孟子這個問題，孟子說不定會被感動得老淚縱橫，當即免費收你作研究生，還有大把獎學金給你。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問題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純良的懂禮的好苗子，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裡可真是鳳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後文里會說到人生的三大樂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無疑，能問出這個問題的你應該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說到這裡，舊問題還沒解決，新問題又來了：一個心地純良的懂禮的人？講文明、懂禮貌，五講四美三熱愛，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嗎，有什麼了不起嗎？
　　 這就又要澄清一個概念了，一個在現代社會被很多人誤解很深的概念——禮儀之邦。常聽到媒體上尤其在對外國友人表態的時候會說什麼“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便是禮儀之邦”之類的，或者有人在抨擊一些沒有公德的社會現象的時候也常會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們這個“禮儀之邦”如今怎麼也會發生這種那種不講文明禮貌的事情出來，然後“唉”的一聲。其實呢，大家都錯了，“禮儀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樣的禮制社會，“禮”不是禮貌而是政治，是孔孟這些儒家聖人們無限緬懷又無限憧憬的一種政治制度，和我們現在所謂的講文明、懂禮貌沒什麼關係的。
　　 禮制的內容很多，“五經”當中專門有部《禮經》，又有所謂“周禮三千”的說法，要找個簡明的表述呢，我覺得宋代的理學大師周敦頤在《通書》裡的一句話很值得拿來看看：“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所以，這個“禮”主要是一種森嚴的等級制度，如果用比較近的情況來理解的話，可以說，禮制大約相當於我們現代所謂的“官本位”，一個社會裡的人被劃分成了很多階層，而針對每個階層都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包括了衣食住行、公私事務等等，每個人都被要求安於自己所在的階層，不能亂。比如，局級幹部被規定出門可以乘坐桑塔納，車前面有四輛摩托開道，住房面積不能超過一百平米，等等；部級幹部出門用車是奧迪，車前面有八輛摩托開道，住房面積不能超過二百平米，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個局級幹部，住的是一百平米的房子，出門坐的是桑塔納，前面有四輛摩托開道，那你就是一個“守禮”的人，可你要是住房面積達到一百五十平米了，或者你居然出門坐的車是豪華奔馳，還有五十輛摩托開道，那我們就可以批評你“不守禮”或者“不懂禮”了。
　　 繼續順着周敦頤的“禮”和“理”來看，其中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本是孔子的話，意思是說名份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份上、等級上該做的事。後代的儒家大師們對這些東西簡直講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說梁惠王的這個“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順眼。朱熹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意見大了，說你司馬光記載戰國諸侯的時候怎麼能不按照他們實際的爵位來稱呼呢，噢，人家僭越稱王，你記錄的時候就也說某某王，也不給讀者解釋清楚了，這還講不講名份了，還講不講“禮”（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結果，朱熹身體力行，把《資治通鑑》按照自己的高標準嚴要求重新編排了一回。《資治通鑑》裡好像沒有提過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話，按照魏國被周天子分封的實際爵位，應該是寫作侯爵的。我們現在看朱熹的《四書集注》，他就在注釋里提醒讀者：大家注意了啊，這個梁惠王是僭越稱王的！
　　 當然，這只是擇其大略來說，禮的內容是在繁瑣極了，還有什麼葬禮用什麼規模，衣服上繡什麼圖案，室內裝修的標準，聽什麼音樂，看什麼舞蹈，等等等等，但就是和講文明、懂禮貌關係不大。
　　 儒家聖人們認為，要想讓國家安定團結，先王們賴以治國的禮制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森嚴的等級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這社會中的一位高等貴族，我一定會舉雙手支持這樣一個禮儀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時代裡，社會早就亂掉了，這情況有些像官本位的社會受到了市場經濟衝擊時的樣子，原本在等級體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機會暴發一筆橫財，然後牛氣沖沖地買下一棟一萬平米帶花園和游泳池的別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廚師按國宴標準做的，出門開一輛阿斯頓·馬丁，名片上印着CEO之類的頭銜，頭銜後面還帶個括號，註明：相當於副總理級。這樣的情況才正是古人所謂的“禮崩樂壞”，而不是公共汽車上沒人給孕婦讓座之類的什麼。
　　 面對着這樣一個禮崩樂壞的社會，作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想要重振雄風發號施令吧，可在那些那些大國諸侯看來，你把自己當棵蔥，可沒人拿你熗鍋呀。什麼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國諸侯們早不希罕了，現在，他們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腳了——我們的圈子終於兜回來了，梁惠王稱王了，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寫着：魏王，括號里是“相當於總理級”。梁惠王得意洋洋：哈哈，老子現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實，最早稱王的倒還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春秋五霸”里不是有個楚莊王嗎，就是“王”。楚國人早對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忿忿不平了，再加上當時的楚國地處南方，相對於中原諸侯來講文明程度比較低，不太招中原諸侯的待見，這一氣上加氣，反正天高天子遠（這時候還沒有皇帝呢），就乾脆稱王了。但是，當時的楚國在中原諸侯的印象中畢竟算是荒蠻之地，隔閡是比較大的，而且嚴格來說，楚國算是外國（這點以後再講），所以，真正在各國之間有影響力的稱王行動還得要算是梁惠王這次。那麼，“梁惠王”這三個字說明了什麼？說明這個時候，社會已經亂了，用文言的說法，就是“禮崩樂壞”了。
　　 從稱王一事看得出來，梁惠王雖然從壞了說是驕傲自大，可從好了說也算是雄心勃勃，他為了國家的發展，把首都從原先的安邑遷到了更具發展潛力的大梁，所以《孟子》這部書裡才稱他作梁惠王，他要是不遷都的話，說不定就該被叫成安惠王了。順便一提，這個大梁就是現在很著名的古都開封。河南人可以自豪地說：“《孟子》一開篇，說的就是我們河南的事！”
　　
　　
　　 河南人惹誰了？
　　
　　 梁惠王雖然雄心勃勃，卻可能有點兒志大才疏，或者運氣太壞，在他和孟子這次見面之前，他所統治的魏國已經在別的幾個諸侯國的軍事爭端里栽過好幾個大跟頭了，國力被削弱了不少，一代強國眼看着在一步步走下坡路。梁惠王的心裡火燒火燎的：靠！我們河南人惹誰了？你們憑什麼把我們欺負成這樣啊！
　　 我們還得稍微扯遠一點，把河南人梁惠王這些年被外地人欺負的不幸遭遇交代一下。
　　 這就要從人才流動說起。在大一統的時代裡，人才往往顯得不是那麼重要，至少看上去沒有奴才重要，但在分裂時代可就大不一樣了，所以很難想像百家爭鳴的現象會出現在某個大一統的時代。現在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人才們在各個諸侯國之間四處流竄，風雲際會了則成就一番輝煌事業，不對勁了呢，也無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拍屁股走人，找下一家老闆投簡歷去。所以，要是有了好地方，天下各地的人才和蠢材都會蜂擁着往裡擠，這情形就如同改革開放初期的闖深圳。魏國本是個強國，自然也是個吸引人才的地方，然而，正如俗話說的“失去的才是最寶貴的”，魏國吸引進來的人才里雖然有些好貨色，可失去的兩個人才卻都是全天下最拔尖的，梁惠王壞就壞在這兩位身上了。
　　 第一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兵法大師孫臏。這其中的來龍去脈就不細說了，孫龐鬥智的故事早就婦孺皆知，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圍魏救趙”的成語，“圍魏救趙”裡面被圍的這個“魏”，就是魏國的首都大梁，當然，戰鬥不是在大梁而是在通往大梁的途中發生的，這一回，魏國可傷得不輕。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魏國被人家齊國“圍魏救趙”的同時，楚國也從南邊打過來了，趁亂奪了一些地盤。我們先不要在這個時候就急着對梁惠王表示同情，因為他的狗屎運才剛剛開始。若干年後，又發生了著名的馬陵道之戰，龐涓再一次着了孫臏的道兒，魏軍中伏慘敗，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
　　 世上可能再沒有哪一句名言能像“禍不單行”這般放之四海而皆準了，馬陵道慘敗的第二年，魏國再被秦國打得元氣大傷，而秦國的主將，正是曾經投奔魏國卻沒受過魏國待見的戰國時代第一號軍政人才——商鞅。
　　 這樣看來，作為領導，真是需要過硬的心理素質，我們來體會一下梁惠王每次想到孫臏和商鞅時的心情，就如同一家出版商，曾經有個無名小輩帶了本書稿過來，出版商沒看上，過了些時候，書稿被別人出版了，書名叫《指環王》；又過些天，又有個無名小輩來投稿，這出版商又沒看上，過了些時候，書稿被別人出版了，書名叫《哈利·波特》。“唉，”梁惠王哀嘆着，“曾經有兩位頂尖的人才擺在我的面前，我沒有去珍惜他們，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與此。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對那兩位人才說‘我需要你們’，如果非要在這份需要上加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說到底，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好了，把腸子悔青了也無濟於事，還是放眼未來吧。《史記》裡說：“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看來梁惠王是痛定思痛了，“卑禮厚幣”意味着：天下的人才都來我們魏國吧，我會給你們落實首都戶口，分配住房，開高薪，讓你們享受國寶級待遇！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憂愁的梁惠王終於又迎來一位人才，一位大名鼎鼎的山東好漢。
　　 中華大地幅員遼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正所謂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山東最能出好漢。秦瓊秦二哥，鐧打山東六府，馬踏黃河兩岸，人送外號“賽專諸”、“小孟嘗”，在《隋唐演義》的英雄榜里標名掛號位列十三，呵呵，他是山東人；景陽崗打虎，陽穀縣怒殺西門慶，快活林醉打蔣門神的武松，呵呵，他也是山東人；鄆城縣宋押司，人送外號“及時雨”、“黑三郎”，坐水泊梁山第一把金交椅，惹得天下英雄豪傑爭相投效，呵呵，他也是山東人。可是，上面這幾位山東人加在一起，也沒有梁惠王這次接待的這位山東好漢名號響亮。
　　 話說這位好漢，山東鄒地人氏，乃魯國名門孟孫氏之後，姓孟，單名一個軻字，人送外號“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當然這都是以後的事了，他活着的時候是沒趕上。大家別以為儒者都是文文弱弱、弱不禁風的書生樣兒，那都是後來的事，早先並不是這樣，比如，和孟子同為山東好漢的儒家祖師爺孔子就是位高大威猛很有陽剛之氣的粗壯大漢——大家別受歷朝歷代孔子像的騙，孔子的體格是史書裡有切實記載的。嘿，瞧瞧人家，論學問是一代宗師、高山仰止，論身板是要個頭兒有個頭兒，要肌肉有肌肉，而且還多才多藝，當真是風靡萬千少女，舍孔子其誰？大家想像一下，把錢鍾書的腦袋安在施瓦辛格身上，那差不多就是孔子了。
　　 話扯遠了，回過頭來再說孟軻，大家讀完《孟子》就會知道了，這位老夫子還是很有些任俠之氣的，不愧山東好漢的稱號。但是，再拽的牛人也抵不住歲月，如今，面見梁惠王的孟子已經老了，梁惠王都管他叫“叟”了。
　　 錯失兩位國寶級人才，又交了一輩子狗屎運的梁惠王會不會吸取以往的教訓，重視孟子這位大儒呢？
　　 我們看到憂心國運的梁惠王才一見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老孟啊，你大老遠地來我們魏國，有什麼有利於我國的高招兒沒有？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開篇的時候難免要對背景多交代一些，這句“不遠千里而來”還是值得解釋一下的。前面說過，分裂時代，或者說多個政權林立的時代，也自有其好處，最明顯之處便是，言論自由還是很有保障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參照一下愛德華·吉本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當中的一段：
　　 古羅馬的暴君也自有他們的優勢。我們先來想一想現代的暴君：他在國內也許聽不到反對的聲音，但面對國際的輿論，他卻不得不有所收斂；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國境之後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處，他甚至還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積聚一筆財富，獲得發泄不滿的自由，或許還能找到機會進行報復。但羅馬帝國卻稱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對派還能逃到哪裡呢？“不論你到了哪裡，”西塞羅曾對一個被流放的朋友說，“記住，你一樣是處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呵呵，點到為止。我們試想一下，雖然後世把儒家推向了政治思想的最高處，把孟子尊為亞聖，但是，如果孟子真的生活在一個大一統的專制王國里，可能早就被迫害死了——我說這話可是有根有據的，後文再來交代。
　　 孟子的人生很像他的祖師爺孔子，一樣地廣教弟子，一樣地周遊列國，向各個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就連屢屢碰壁、積了一鼻子的灰都和孔子像得一模一樣的。但好在當時社會裡的所謂“碰壁”並不就意味着斷頭台和監獄，通常，孟子都會受到很好的招待，好吃好住，還有錢給他花，他對國君提的意見哪怕再尖刻也不會給自己招來任何人身安全方面的風險，至多人家國君“顧左右而言他”也就是了。如果意見始終不被採納，那就拍屁股走人，再到另外一個諸侯國去碰碰運氣，雖然各個諸侯國之間征戰連綿，互相敵對，但只有在極特別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諸侯國國君派人限制知識分子行動自由的情況——比如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的那個非常著名的事例。這真是個知識分子和投機家的黃金時代呀！
　　 孟子帶着一班弟子，懷着滿腔的熱忱，在車輪滾滾之中流竄於國際社會，以超人的耐心向一位位國君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力圖改變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但孟子交上的狗屎運一點兒也不比梁惠王遜色，他雖然總能受到禮遇，受到尊重，可理想和主張卻總是無法實現。堅忍不拔的孟子屢戰屢敗，然後又屢敗屢戰，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裡，挨個諸侯國地上門去推銷他那套理想的政治主張，其中難度可比現代社會裡挨家挨戶上門推銷劣質化妝品要大得太多了。和後輩同鄉秦叔寶比起來，孟子在這些年的推銷生涯里雖然沒能夠“鐧打山東六府”，卻當真做到了“馬踏黃河兩岸”。最後，孟子這位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終於放棄了，退而和若乾弟子一起整理文獻、著書立說，這才有了這部《孟子》。書中記錄了孟子多年來漫長的旅程，走過了多少了名勝古蹟啊——孟子時代太早，那時候的名勝古蹟並不太多，不過他走過的很多地方後來卻都成為別人眼中的名勝古蹟了，比如這裡提到的古都開封——有弟子對孟子說：“老師呀，您這位當代大儒都走了這麼多名勝古蹟了，這真是一次全面的文化之旅啊！您的理想無法實現，旅途當中便充滿了苦澀之感，使旅程變得更有味道，所以呢，學生建議，您這部書乾脆就叫做《文化苦旅》好了。”
　　 孟子搖了搖頭，說道：“做人要厚道。這麼酷的書名，雖然很貼切，可還是留給後人來用吧，我這書呢，咱就起個俗書名算了，就叫《孟子》吧，雖然不太吸引讀者，不過，反正又不指望它賣錢。”
　　 另一位弟子點頭讚許：“對呀，老師說得對，咱們這個時代的書不是拿到市場去賣錢的，這我方才倒忘記了，方才我還想着從您的籍貫考慮來給書名想點子，叫《山東寶貝》呢。”
　　 就這樣，這本險些叫做《文化苦旅》或者《山東寶貝》的書記錄了孟子一輩子艱苦卓絕的推銷生涯。你有沒有過拒絕別人推銷的經歷呢？我想，大多數人都會有過吧。唉，孟老夫子呀，被人家拒絕了一輩子，直到屍骨全爛了，生前那點存貨才賣出去，並且賣了個大價錢——這是不是很像梵·高？
　　 話說回來，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正是說明了他那點存貨在別處沒賣出去，又大老遠地跑到河南碰運氣找冤大頭來了。孟子那樣光輝的思想為什麼生前總是碰壁呢？為什麼他老人家就不能像孫臏和商鞅那樣發跡一回呢？慢慢往下看。
　　
　　 梁惠王迫不及待地問：“老孟啊，你大老遠地來我們魏國，有什麼有利於我國的高招兒沒有？”
　　 孟老夫子講了一輩子仁義，反對了一輩子利，此刻和梁惠王才一見面，就聽見生平最討厭的這個“利”字，真是氣不打一處來，當即來了段長篇大論：“大王啊，拜託，您別講這個‘利’字好不好！講點仁義不是比什麼都強嘛！您惦記着您的魏國的利，您底下的那些大夫們也惦記着他們家裡的利，士人和庶人也惦記自己那點兒切身之利，一個國家要是上上下下都這樣追逐私利，那這個國家可大大的危險了啊！在萬乘之國里弒君作亂的都是那些千乘級的豪門貴族，在千乘之國里弒君作亂的都是那些百乘級的豪門貴族，您想想，這些豪門貴族的家業足有全國的十分之一那麼多，實在是很不少了呀，可他們還是不滿足，還是要犯上作亂，您想想這是為什麼呀，還不是因為他們都把‘利’字放在‘義’字的前頭，典型的見利忘義啊。您再想想，您聽說過有哪位仁者會不顧自己的父母嗎？您聽說過有哪位義人會怠慢自己的君主嗎？嘿嘿，沒有吧！所以啊，您只要多念叨點兒仁義就什麼都有了，談利做什麼呢？”
　　 大家要注意，這一段是《孟子》全書的開篇第一節，意義重大，講的是義利之辨，具有開宗明義之功。孟老夫子山東好漢式的個人風格在這裡也表露無遺，梁惠王的第一句話就被孟子拿一套長篇大論給撅回去了，真不知道梁惠王當時是什麼表情。
　　 但是，請大家再仔細一點兒，看看孟子這段義正詞嚴的開場白有什麼問題沒有？提示：老孟在使壞，在耍花槍。
　　
　　 誰要是看第一遍就能發現問題，智商肯定在五百以上。
　　 有誰發現了沒有，孟子其實是在偷換概念，梁惠王問的“利”和孟子回答的“利”雖然都是同一個“利”字，實質卻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們體會梁惠王的語境，他關心的“利”是如何富國強兵之類的事情，如何擺脫狗屎運，如何使魏國走出低谷，如何走向繁榮富強，如何讓GDP的增長達到一個理想點，這才是梁惠王所關心的“利”，而不是孟子答非所問的那種私利或者小利。所以呢，梁惠王的問題其實一點兒沒有什麼可恥的地方。我們設想一下，比較切實一點兒的回答大概諸如：我們要搞改革開放才行啦，我們封建社會也並不排斥市場經濟啦，我們要走一條具有魏國特色的封建主義道路啦，我們要對魏國貴族們開展保持先進性教育啦，然後再提出一二三四具體措施，比如在魏國的一些國有企業搞搞股份制改革試點什麼的，再制訂幾個五年計劃出來，等等等等。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強人輩出，有說五行的，有玩邏輯的，有講修身的，有論無為的，但歸根到底，真正幫助一個國家走向強國之路的全是那些有切實考慮、有具體方案、有量化指標的改革家。前面講到的商鞅就是這類人才當中最傑出的一個。
　　 孟子有沒有改革的具體方案和量化指標，看到後面才知道，但是就這一刻來說，孟子可的的確確是在詭辯啊。這就是典型的詭辯，乍一聽上去慷慨激昂、合情合理、頭頭是道，聽者的心裡雖然隱隱約約覺得不大對頭吧，可對這話還真不容易挑出毛病來。不過，梁惠王作為當事人，即便一時想不通這層，早晚也會明白，一旦明白了就肯定會對孟子不滿：好你個老孟啊，盡跟我玩虛的！都說我們河南人如何如何，看來這山東人也不都是實誠人啊！
　　 老孟在玩虛的，這可不是我發現的，中國曆朝歷代這麼多聰明人攻讀《孟子》，早有人發現了。就拿一個最權威的人物說話吧。大家知道，朱熹的《四書集注》在中國歷史上地位非凡，是多少代讀書人的標準教科書。以朱熹的水平，早看出孟子耍花槍了。但人家朱熹也是位了不起的聖人，厚道得很，不像我在這裡說孟子是玩偷換概念的鬼把戲，一副刻薄相，他只是注釋說：“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真是點到為止啊，既指出了問題，又給孟老夫子留足了面子。
　　
　　
　　 中國人也篡改過教科書
　　
　　 梁惠王這一段，還真得多費一些口舌。前面說了，朱熹給孟子留了面子，可有沒有人不給孟子留面子呢？有，提起這個人來更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建國以後，非常重視儒學教育，而且以身作則。朱元璋自己本來沒受過什麼教育，大字識不了幾個，可有點兒權力之後，便經常請名儒給自己講書。實話說，他學得還真是不錯的，能寫寫韻文，更能從別人的文字裡讀出不少含沙射影的東西來，比如，我剛才誇他“以身作則”，這話要是真被他看到了，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因為他會認為“則”字是影射他做過“賊”。我一點兒不誇張，當年確實有人因為這個“則”字被他給弄死了。於是，隨着朱元璋的學問越來越大，他也就越來越能在書裡發現問題了。
　　 這個時候，《孟子》早已是科舉考試的教科書了，有天朱元璋翻出了《孟子》，想看看，沒想到越看越氣，終於破口大罵道：“這老小子要是活在今天，我輕饒不了他！”
　　 這倒奇怪了，自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之道後來又加上了孟子之道不一直都是官方正統學說麼？做官考試考的就是這些，而且，內容不都是綱紀倫常、仁義禮智什麼的麼，會有什麼能讓朱元璋覺得不對勁的？
　　 朱元璋就是覺得不對勁，他玩了一手狠的——他要篡改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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