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文化視野中的盜墓史

盜墓現象的歷史掃描

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出於敵意而破壞墓葬的情形。山東泗水尹家城龍山文化墓地就發現了典型的實例，《呂氏春秋》說，一時陵墓隨葬豐厚，“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於是“無不扌日之墓也”，“大墓無不扌日也”。扌日，就是發掘。

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參照《史記》關於秦國歷代國君葬地的記載，在陝西鳳翔靈山（陵山）一帶尋找秦公陵園，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後來根據一位農民偶然提供的情況，來到鳳翔南指揮村南側一片歷年生長情況不好的麥田勘察。這是因為古墓葬一般夯土堅實，不利於作物生長的緣故。通過鑽探，果然在這裡發現了一座規模空前的秦墓，定名為秦公1號大墓。這座迄今所發現的先秦時期規模最大的墓葬，從墓葬形制、隨葬品規格數量以及殉葬人數等現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為如此，曾歷經多次嚴重盜掘。發掘工作開始時，一揭開墓上耕土層，即發現盜洞247個。發掘到槨室時，仍然有十多個盜洞。盜洞的年代，自漢代一直延續至唐、宋時代。秦公1號大墓，是迄今所知發現盜洞最多的墓葬。

《史記》中曾經記述，中山地方民間風行“掘冢”習俗。遊俠“鑄錢掘冢”的事跡，也受到司馬遷的注意。唐人顏胄曾經以這樣的詩句寫述民間盜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骷髏，村童掃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韓愈對於東漢陵墓多被破壞的事實，也有“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的感嘆。 掘冢，也曾經是不法貴族官僚的一種遊戲。如西漢廣川王劉去，就有公開盜掘墳墓的嗜好。《西京雜記》說劉去發掘古墓“不可勝數”，“國內冢藏，一皆發掘”，其奇異者就多至上百。

王莽覆亡之際農民軍對西漢陵墓的破壞，是見於史書記錄年代較早的大規模的盜墓運動。《後漢書》也說：“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由於當時屍殮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發掘所見往往容貌如生，盜掘者有污辱女屍的行為。 古代戰爭中，取勝的一方往往放縱搶掠。盜墓，竟然也是如勝軍洗城一類剽奪形式之一。《舊唐書》記載，唐憲宗在發動對強藩巨鎮的軍事鬥爭時，敕令諸軍“不得妄行傷殺，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可見軍隊在新控制的地區難免有燒殺劫掠行為，“開發墳墓”，是其中影響比較嚴重的形式。

盜墓動機的心理分析

盜墓最主要的動機，是劫取墓主的隨葬財物。司馬遷在《史記》中論述社會行為往往為利益驅動時曾經說到，“劫人作奸，掘冢鑄幣”等敢於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實都是出於財富的追求。他在列舉所謂工商貨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諸種致富方式時，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說田叔這樣的巨富竟然是因盜墓而發家的。 對隨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說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銅禮器，於是地方官發掘冢墓求其器以獻上的故事。宋人筆記《鐵圍山叢談》說，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

盜墓有時又有令人驚異的動機。《異苑》記載，漢代人京房的墳墓在東晉時被盜掘，遺體依然完好，“殭屍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之。”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代有“木乃伊”可治癒“損折肢體”的傳說，與“殭屍人肉堪為藥”的迷信接近。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引用此說，也值得注意。近世吳有如《點石齋畫報》有題為“群賊盜骨”的故事，其中寫道：“有匪徒將棺木撬開七八具，盜竊枯骨，有謂以之為悶香，有謂以之合藥餌。事雖出於擬議，然非專盜衣飾可比矣。”這種取枯骨“以之為悶香”或“以之合藥餌”的盜墓動機，實在令人驚異。 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屍”故事，則是發掘墓葬行為極端的復仇形式。歷史上發冢斬屍（如拓跋王圭發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頒掘陳霸先陵）一類事例還有很多。不過，這種情形往往與盜取墓中隨葬財物的情形相互糾結，不易明確分辨。例如策劃組織武裝盜掘清東陵的軍閥孫殿英，竟然自我辯解道，“滿清殺了我孫家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盜發東陵被標榜為“革滿清的命”，“革死人的命”。然而其真實動機，其實與一般的盜墓賊並沒有什麼區別。 發掘冢墓在戰爭中又被作為心理征服的一種手段。明軍發掘李自成家族墓地，清軍發掘鄭成功家族墓地，都是典型的史例。

與西漢廣川王劉去同樣有盜墓之嗜癖的官僚貴族，據《陳書》記載，陳叔陵“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志古器，並骸骨肘脛，持為玩弄，藏之庫中”。他“歷發丘墓”，“石斤棺露骸”的行為，與他“幼而很戾，長肆貪虐”的心理特質有關。所謂自幼性情兇狠怪戾，似乎有某種神經系統功能上的障礙，或許可以理解為反社會人格跡象在童年早期的明顯表現。所謂“好開發冢墓”，似乎也可以看作病態人格的一種反映。心理學者對於盜竊癖這種“衝動障礙”的分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增益對盜墓嗜癖的理解。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G·邁耶、保羅·薩門在《變態心理學》一書中指出，盜竊癖中，“許多人都為了獲得刺激”，“許多人都是盜竊狂，因為他們並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來的物品。他們寂寞的行為就是對一種‘無法抵抗的衝動’的反應，因為這樣接着就可以獲得一种放鬆感。”

曹操疑冢七十二

盜墓行為的猖獗，使得反盜墓技術也逐漸完善。

最普通的反盜墓方式，是隱蔽墓址，使盜墓者不知其處。據說先古陵墓不封不樹，不在地面設置突出的標識，其主要出發點之一，就是防止盜掘。《太平御覽》卷五五七引《交廣記》說到呂岱發掘南越王趙佗陵墓未能成功的故事，指出趙佗“鑑於牧豎所殘也”，“乃令後不知其處。”

漢末三國時期盜墓現象的嚴重，致使種種反盜墓的形式中，曾經出現了所謂“疑冢”“虛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盜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據說曾經“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略取金寶”，“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的曹操所設置的“疑冢”最為著名。民間傳說曹操有“疑冢”多至72處。南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說：“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雲曹操冢也。”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也寫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清人褚人獲《堅瓠集》續集有“漳河曹操墓”條，說有捕魚者，見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數十步得一石門，“初啟門，見其中盡美女，或坐或臥或倚，分列兩行。有頃，俱化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臥一人，冠服儼如王者。中立一碑。漁人中有識字者，就之，則曹操也。”

以“疑冢”防避盜掘的做法，後世仍有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歡等都曾採用這種史稱“虛墓”、“偽墓”的形式。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中人骨無存，骨骸朽毀和被盜墓者毀壞的可能都被排除，因而有學者推斷，這是“經過科學清理的第一個‘潛埋虛葬’的實例”。（曹永年：《說“潛埋虛葬”》，《文史》31輯）

傳統的反盜墓手段，又包括石槨鐵壁以求堅固，儲水積沙以防盜鑿，以及以機弩飛箭、伏火毒煙來殺傷盜墓者的方式。

盜墓行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懲罰

在中國傳統宗法社會，墳墓，曾經是能夠維護祖先精神權威，體現宗族凝聚力的象徵。保護冢墓，久已成為一種道德行為的準則。唐人杜荀鶴詩所謂“耕地誡侵連冢土”，表明這種道德規範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也形成了約束。

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應當已經出現。如《呂氏春秋》中寫道，當時對於“奸人”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的懲罰措施。《淮南子》說到刑法有“竊盜者刑”，“發墓者誅”的內容。《魏書》記載，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毀廢”，詔曰：“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這也是“穿毀”冢墓已經被法令嚴厲禁止的證明。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唐律疏議》有關於對“發冢”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例如：“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通過刑法的內容，可知王族貴戚的墳墓，受到特殊的保護。而看守者在盜墓現象發生後也要受到嚴厲處罰，也是值得注意的。從《明史》的記載看，當時法律有嚴治“盜墓之罪”的原則。而《大清律例》有關於“發冢”的內容，對36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計22條，內容備極詳密。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因為“發墓毀棺”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民眾的“不悅”，民眾的“失望”，都表現了一種對於“發墓毀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傾向。

《南史》記載，傳說張騫墓有人慾盜發時，就聽到作戰時的鼓角聲，盜墓者不得不驚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編》說：“史載溫韜概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史書又頻繁可見盜墓時遇大蛇圍繞、崩雷晦雨等異象的記載。如果有人不畏懼這種保護墓葬的靈異警示，常常會遭致嚴酷的懲罰。《異苑》寫道，士燮墓常濛霧氣，屢經離亂，沒有人敢盜掘。晉時地方官溫放之前往發掘，在回程中即墜馬而死。袁枚《子不語》有“掘冢奇報”條，說“以發冢起家”的朱某發富人墳，石槨堅不可開，於是糾同僧人誦咒開槨，“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王爭王爭有聲。”朱某後來也“以訟事破家，自縊於獄”。類似表現盜墓惡報的故事還有許多。這一現象，也是民間否定盜墓的社會輿論傾向的一種反映。

《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