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怪傑辜鴻銘zt

張家康

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各種新思想如潮湧動，各色新派人物也紛紛登場，整個校園充滿活力，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可是，也會常常出現這樣一副不和諧的圖景：一位老者頭戴瓜皮小帽，身穿棗紅長袍與天青褂，斑斑油膩浸染其上，腦後拖着一根又細又長的辮子，此人便是民國聞人、一代怪傑辜鴻銘。他精通西學而又極端保守，其異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歸 宗

辜鴻銘，名湯生，字鴻銘。1856年7月19日，出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其原籍福建省同安縣，先祖約於清康熙初年移居台灣鹿港，後又於乾隆初年以勞工移民馬來西亞。其曾祖父辜禮歡深得英殖民者的喜愛，並被推舉為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較為有名的有辜國棟、辜安平、辜龍池等。辜龍池即是辜鴻銘的祖父，其子辜紫雲即辜鴻銘的父親，供職於牛汝莪橡膠園，勤勞刻苦，忠厚誠實，深得英國牧師布朗的信任，被委任為橡膠園的負責人。辜鴻銘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二等公民”的“貴族”之家。其母親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親的印記，長得深眼隆鼻，臉部輪廓分明。他自小便聰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婦歡心，並收其為養子。

約在1867年，布朗夫婦離開馬來西亞，將牛汝莪橡膠園委託給辜紫雲代管，並徵得辜紫雲的同意，把辜鴻銘帶到蘇格蘭讀書。那年，辜鴻銘也只有十多歲。在中國留學史上，其出洋留學時間之早，年紀之小，能與之比肩者，恐怕寥寥無幾。這段經歷給辜鴻銘平添了幾份誇耀的資本，他自稱是“中國受過歐洲教育的人中資格最老的一個”。辜鴻銘最早在蘇格蘭公學接受啟蒙教育，之後，又進入愛丁堡文法學校。這所學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臘文以及英國古典文學而知名。他精通多國語言，其最初的基礎概源於此。辜鴻銘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著名的高等學府留學，獲得文、哲、理、工、神等多個學位。

還是在巴黎大學時，一位老教授前來看望辜鴻銘。談話中，這位教授對中國文明尤為讚賞，他說：“你們中國的《易經》是最有價值的經典，可惜我不通中文，這是我終身的遺憾。我所讀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譯片斷，雖然不全面，未能將《易經》的真價值全盤托出，但是《易經》哲學已經光芒萬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學不成，歸國後要深入研究《易經》。”這位老教授的話給他以極大的啟發，自此，辜鴻銘像着了魔似的，到處尋找西方人關於中國的各種著述，從而確立起了解和認同中華文化道德基礎的信心。他還在宿舍擺了個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英國房東老太看辜鴻銘那副虔誠的樣子，有意揶揄道：“你們祖先什麼時候會來享用你的這些大魚大肉哇？”他很不高興地回敬道：“應該就在你們的主聽到你們的禱告之聲。你們的先人聞到你們所孝敬的花香的那個時候吧！”

1878年，辜鴻銘結束留學生活，又返回檳榔嶼。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峽殖民政府工作。他雖然能領到不菲的薪水，過着優哉游哉的舒適的生活，可是心繫中國，飽飫中國文化的雨露陽光，服務桑梓父老鄉親，才是他唯一的心願。恰在此時，天假之緣，辜鴻銘與由印度回航途經新加坡的馬建忠巧遇。兩人一見如故，長談三日，使辜鴻銘茅塞頓開，大有相見恨晚之感。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蘇丹徒人。青年時代即受西方影響，拋棄科舉道路，致力於西學研究。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任過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通曉西洋的政治和學術，可以說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們談了很多很廣，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國文化。這次會晤，可以說影響了辜鴻銘的一生，以至到了晚年，辜鴻銘在回憶此事時，還是那麼的意猶未盡：

在新加坡與馬建忠的會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正是馬建忠，使我改變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雖然我從歐洲回來已經三年多了，但我並未進入中國思想文化深處，還仍遺留着“假洋人”習氣。……我同馬建忠晤談三天后，即向殖民當局提出辭呈，沒有等到答覆，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檳榔嶼老家。在那裡，我告訴我的堂兄，即我們家那位家長，說我願意蓄辮和改穿中國衣服。

這之後，他便在廣州、雲南、廈門、上海和香港遊歷。1884年7月，在一艘開往香港的輪船上，知府楊汝澍與辜鴻銘邂逅。此時，他正與一位德國人用德語交談邏輯學，其間時而插入英語、拉丁語，而且，他的中文也講得十分流利。楊汝澍十分驚奇，回去後立即通過廣東巡撫趙鳳昌，極力向兩廣總督張之洞舉薦辜鴻銘。而張之洞也正網羅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請辜鴻銘。自此，他便進入張之洞幕府，擔任張之洞的外交顧問秘書。這一干就是二十餘年。張之洞對他多有讚譽，嘗語人曰：“鴻銘精神滿腹，的是傑出之才。”他也謹記張之洞的知遇之恩，時常感懷：“余為張文襄（即張之洞，作者注）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

奇 才

張之洞之所以禮聘辜鴻銘，所看重的正是其“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者也”。辜鴻銘的語言天賦，在近代中國可謂無出其右者。孫中山說：“中國有三個半精通英文者，一個辜鴻銘，一個伍朝樞，一個陳友仁。”可見，孫中山對其英文造詣的佩服之深。林語堂的讚譽更高，稱“其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出其右者”。辜鴻銘還精通其他語種，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臘兩門古語。他正是憑藉着非凡的語言奇才，向西方社會譯介中國傳統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寫成，且完稿後，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覺，對西方讀者更有吸引力。所以，現代西方著名漢學者所寫的關於中國的書，凡提到辜鴻銘時，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1891年，俄羅斯皇太子與希臘王子結伴同遊中國，他們一行來到武漢。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為盡地主之誼，帶着幾個僚屬前來迎接。辜鴻銘隨同擔任翻譯。相見之後，俄皇太子用法語與張之洞交談，而辜鴻銘則流利準確地予以翻譯。隨後，張之洞在晴川閣宴請俄皇太子、希臘王子一行。席間，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語，與希臘王子竊竊私語，對菜餚的衛生表示質疑。他們剛剛說完，只見辜鴻銘轉過身來，笑着用俄語對他們說：“這些菜餚既新鮮又衛生，還望你們放心地盡興儘量。”

聽罷，他們的臉上立刻現出驚訝之色。宴罷，張之洞掏出鼻煙壺嗅吸，希臘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臘語問俄皇太子，沒想到，辜鴻銘立即翻譯給張之洞聽，並把鼻煙壺取來，遞給希臘王子，又用希臘語告訴他使用的方法。兩位異邦“九千歲”當場片刻之間，聽着一個東方人同時流利地操幾國語言，頓時驚異得瞠目結舌，不知所云。

後來，當他們得知辜鴻銘的強項還不是這些語種時，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俄皇太子在離開武漢時，鄭重其事地向辜鴻銘發出邀請，盼望他有機會遊歷俄羅斯。俄皇太子還將一塊刻有皇冠的金表贈與辜鴻銘。武漢之行給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說：“在武漢見張總督，那位翻譯辜先生所通語言之多，是我遍歷各國所難以找到的奇才。”

還是在德國留學時，他的德文水平便在當地傳為佳話。一次，辜鴻銘乘坐火車由維也納往柏林，與他同車廂對面而坐的三個德國青年，看他一身東方人的裝束，且拖着一條小辮，便對他擠眉弄眼，竊竊評論。辜鴻銘佯裝不懂，順手抄起一份德文報紙，倒着看了起來。這下好了，那幾個洋青年立即起鬨：“瞧，這個土裡土氣的中國佬，竟然把報紙都拿倒了，還裝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陣陣的嘲笑聲中，只見他慢騰騰地挪起身，悠閒而又莊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圓、正宗地道的德語：“德國的文字太簡單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嗎？不要說如此簡單的東西，就是你們的聖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還真的背誦起歌德的語錄來，以教訓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幾個洋青年已被羞得無地自容，火車一到站，便趕緊溜之大吉了。

他通曉多國語言，卻從來不以為然，而最看重的還是漢語。他說，世界上最為偉大的語言有三種，一是漢語，一是希伯來語，一是古希臘語。當有洋人苦於漢語難學，出現畏難情緒時，他便好言相勸：“凡是美好的東西，都是不易學到的。”而當有洋人批評漢字繁難落後，為野蠻符號時，他便勃然變色，予以駁斥：“漢語乃心靈的語言，不像西方的語言那樣，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兒童最易學會就是證明。你非難漢語，正是因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視心靈開發的後遺症。說了你不要不高興，以你這樣愚頑不化的腦殼，要想學好漢語，那才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哩！”

說到辜鴻銘漢語的大有長進，必得要感謝一個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為張之洞幕僚時，辜鴻銘的漢語水平很低。憑着自己的語言天賦，辜鴻銘刻苦自修，好歹能讀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來張府賀壽，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討教。高談闊論許久，沈曾植卻一言不發。辜鴻銘好奇地問：“先生為何沉默不語。”沈曾植回答說：“你說的話我都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由此，辜鴻銘暗暗發下恆心，以二十年時光讀中國書，“窮四書、五經之奧，兼涉群籍”。二十年時光彈指一揮間，功夫不負有心人，辜鴻銘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終於精益求精、融會貫通了。

還有人說，辜鴻銘凡所居住過的地方，都能說一口地道的當地方言，如廈門話、廣東話、上海話、北京話，張口即是，與當地人毫無二致。這種語言天分，實在令人欽羨。

醇 儒

醇儒這一雅稱，還是著名的金石學家羅振玉所贈，辜鴻銘當之無愧。辜鴻銘服膺儒學，甘願做儒家文明的信徒，對傳承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情有獨鍾，如痴如醉。戊戌政變發生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來到武昌，慕名前來會晤辜鴻銘。在談到儒學時，伊藤帶有情緒化地問道：“聞君素精西學，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日之二十世紀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經不適於當今時代。這種說法，辜鴻銘豈能接受？他立即侃侃而談：“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為如八也。”在他看來，儒學乃萬世不易的法則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還有一次，辜鴻銘的洋朋友宴客，賓客中只有他是中國人。大家都互相謙遜讓座，最後還是推辜鴻銘居首座。酒暢淋漓之際，自然談到中西文明的問題。辜鴻銘尊崇儒學已是聞名京城，於是，有人便有意挑起話題，以活躍宴席的氣氛：“老辜，我們知道你是尊孔的，請你告訴我們，孔子之教到底有什麼好處呀？”

辜鴻銘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說：“孔子之教不就在我們身邊嗎？剛才大家你推我讓，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謙讓，像西人那樣搞所謂競爭之法，你看看，那會又是怎樣呢？那麼，我們一定要等到優勝劣敗決定後，方可入席舉箸。那樣的話，我們的這頓美餐，恐怕是很難吃到嘴！”這番形象而生動的孔教說法，直讓洋朋友們聽得啞然失笑，頷首稱是。

他之推崇中華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罵，常有驚人之論，伶牙俐齒，可達借古論世的目的。當時，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論，作為中國維新圖強的依據，倡立西方的議會制度。對此，辜鴻銘極力反對，認為“中國士子不知西洋亂政所由來”，並以自己在西方的經歷，用中文寫成《西洋禮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議院考略》等數篇論文，探究西方禮教官制，指出中國比西方開化得早，且禮教官制早已形成體系，並指出西方議院的種種弊端。他說，自孔子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國沒有議院，不也是好好的嗎？他甚至認為，西方的所謂國會不是什麼新鮮玩意，早在三國時，我華夏便已有國會，君若不信，請看諸葛亮的《前出師表》，那就是一篇《國會請願書》：

武侯謂後主曰：“誠宜開張聖聽”云云，即是請開國會。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偽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請立憲。蓋西洋各國當日之所以開國會立憲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開張聖聽，則治自明。如此，雖無國會，亦有國會；不如此，雖有國會，不如無國會矣。朝廷能視官民上下貴賤大小俱為一體，陟罰臧否無有異同，則治自平。如此，雖不立憲，亦立憲也；不如此，雖立憲，亦非立憲。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師表》是一篇真國會請願書。

辜鴻銘說，美國人博大、質樸，但缺乏深奧；英國人深奧、質樸，但又不夠博大；德國人深奧、博大，但缺乏質樸；而只有中國人具有深奧、博大和質樸的秉性。所以，一個外國人哪怕他是個很有學養的漢學家，也不能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國人”。他堅持認為，中國社會是以儒家的仁義道德所建構起來的， “中國所以不需憲法，一則因為中國人民有廉恥觀念——有極高的道德標準；二則因為中國政府系創立於道德的基礎，而非創立於商業的基礎之上”。中國人可以用毛筆精確地書寫，便可說明中國人的理智，毛筆自然沒有鋼筆尖利清楚，也很難運用。但是，一當學會毛筆，便會輕重如意，濃淡適宜，比鋼筆所寫出來的字更加美觀動人。

辜鴻銘弘揚儒學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歐洲很有聲望。辜鴻銘的著作多見於英美各國的圖書館，一個在祖國遭受譏諷和冷落的學者，卻在歐美等物質發達的國家備受歡迎和推崇，確實是件令人很費思量的事情。德國人對他尤為青睞，認為象徵東方文化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印度的泰戈爾，一個便是中國的辜鴻銘。在德國一些大學的哲學課上，辜鴻銘的著作被作為大學生的必修課，學生有不懂辜鴻銘的，則不能參加哲學討論。有的學校還成立了“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辜鴻銘在國外已化為一符號，所象徵的正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孤 忠

庚子年間，義和團運動已成洶湧之勢，而西方列強又對華夏大地虎視眈眈。慈禧以其慣用的兩面派伎倆，本想投機於西方列強與義和團之間，然而，就像一個外國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義和團的浪潮所淹沒，她就必須浮在這個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於消滅皇朝，就必須把它轉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義和團的力量對付西方列強，同時也借外國人的力量消滅義和團；另一方面又派心腹榮祿暗中保護駐京外國使館，並用諂媚的面孔向外國聲明：這次中外開戰，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實聲明，要嚴密保護外交使館，對於義和團亂民，要“相機設法自行懲辦”。慈禧還肉麻地向列強討好：“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慈禧滿以為機關算盡，可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沒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氣攻擊京城，慈禧也如喪家之犬，帶着光緒等走上淒悽惶惶的逃亡之路。

這種視國事如兒戲的做法，當時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評。康有為便屢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禍端的元兇。辜鴻銘歷來惱怒康有為，見其攻擊慈禧，自然予以辯駁，竭力為慈禧開脫罪責。他在上海《字林西報》上發表文章，巧為辭令，以致黑白顛倒，是非混淆，把中國內亂外患的罪責，說成是“皆由康黨散布謠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訓政，發動戊戌政變，說成“中國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請訓政，乃名正言順之舉”。

辜鴻銘把中國內亂外患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康有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為變法維新，抨擊慈禧仇視向西方學習，並進而袒護義和團的排外活動，西方列強不可能會對慈禧“猜忌不滿”，自然也就不會有如此慘痛的結局。如此牽強附會的推理，也只有辜鴻銘做得出來。

辜鴻銘甚至肉麻地吹捧這個專權女人的“盛德崇功”，歷數太平天國起事以來，全國十多個省局勢糜爛，不可收拾，並認為，時又值咸豐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婦輔立幼主，勘亂平禍，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為證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還將慈禧有失君德的權術，給抖露了出來。當時朝中權貴大臣分為兩個陣營：一為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一為徐桐、李秉衡、剛毅等，兩派爭爭吵吵，互不相讓，而慈禧卻駕馭有術，使他們都能各得其所，人盡其材。他由此讚嘆：“多麼智慧的駕馭，多麼寬廣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麼精明和老到，多麼不同尋常！”

辜鴻銘告訴外國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執舊法”。為化解西方人對慈禧的誤解，他搜索枯腸地舉出三條證據：一、1861年與英國議和以來，中外相安處事；二、近來，慈禧兩次召見公使夫人，待以優禮，“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讓朝廷知曉外國情形，諭光緒學習英文等等。這些都是慈禧“不仇視西人之證”，而慈禧的垂簾聽政也是“出於萬不得已耳”，因為“中國所以系賴者，唯皇太后耳”。他辯解說，義和團之所以專與外國人為難作對，是因為“西人慾干預內政，有請皇太后歸政之說”。義和團的行動正是我們這個民族傳統的“忠君”、“尊王”精神的體現。在滿朝都斥義和團為“匪”的語境之中，唯有他義正辭嚴為義和團辯說，甚至還為之謳歌，這也正是辜鴻銘的特殊之處。

民國建立後的第六年，辮帥張勳抬出宣統復辟帝制，辜鴻銘欣然參與其事。當時，辜鴻銘負“調停江浙之責”。當他剛行至天津，便被興兵討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張勳勃然大怒，破口便罵：“你有負委託，何面目來見我耶！”從不看人眼色的辜鴻銘連連頓首道：“鴻銘該死，乞大帥寬恕。”帝制復辟終是一場春夢，然而，辜鴻銘的尊王忠君的意識卻是深入骨髓。迨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銘心的隆恩，那就是廢帝宣統在養心殿單獨召見他，並與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遜的狂夫，卻感動得戰戰兢兢，語不達意。這一切，令在場的宣統的洋教師莊士敦都大為詫異。而辜鴻銘對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釋：

我的許多朋友嘲笑我，認為我對滿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誠，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之目標的忠誠。

狷 介

辜鴻銘的青春歲月是在西方世界度過的。曾飽經白人世界的冷遇，這種精神壓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為讚美中華傳統文化，仇視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還是在張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鴻銘在一份致外國人的商務公文中，看到把中國貨寫成native goods（土貨）時，頓時沉下臉來，將native改成Chinese。他說，native有蔑視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華夏文明古國所產貨物怎能以native相稱呢？應當堂堂正正地標之為Chinese goods（中國貨）。同事中有人提醒說，native goods習用日久，乍一改寫成Chinese goods，洋人難以接受。辜鴻銘不聽則已，聽了後更是惱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積非成是，奴隸思想！就算撫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樣要翻譯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英國古典文學。在課堂上，他常常借題宣講和發揮中國的傳統文化。當年的北大學生閻震瀛回憶說，他常常教我們翻譯四書，又教我們念英文《千字文》：

音調很整齊，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現在想起來也很覺可笑。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得我們樂而忘倦，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說：《人之初》一書，裡面有許多科學，開宗明義便說：“性本善”，有關人生哲學問題，與法儒盧梭的論調相同。什麼“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是數學；“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學。什麼“三綱五常”，又是倫理學；什麼“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論、天文學等。

辜鴻銘把英國詩分為國風、大小雅，凡所授的英國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個對應的中國作家作品，以比較中西文化。比如，他把密爾頓的長詩Lycidas比作洋《離騷》，把杜甫說成是“中國的華茲華斯”。他要向學生樹立這樣的信念，那就是華夏文明優於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這種盲目自尊的心理，在辜鴻銘的身上已發揮到極致，以致變為蔑視和捉弄洋人之嫌。

1921年，英國著名作家毛姆來華遊歷，因慕辜鴻銘大名，便派人送了張請柬，約其相會。可是，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一直過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來辜鴻銘在擺譜。於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說盡客氣的話，要求前來拜訪。這才滿足了辜鴻銘的虛榮心，他才答應接見毛姆。毛姆來到辜家剛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說：“在你們看來，中國人只需招招手，我們就得來。”毛姆知道他在為“請柬”而生氣，接下來的談話更是不中聽，什麼“英國人不適宜研究哲學”，歐美實用主義哲學是實用主義者“最後的逃避所”，以及歐美欺壓中國、歧視中國人、破壞中國傳統文明等等。辜鴻銘說起來滔滔不絕，毫不顧及禮貌，好像他所面對的不是外國友人，而是蹂躪華夏文明的罪魁禍首。而更絕的是，毛姆離開時，他竟主動起身潤筆揮毫，以詩相贈，其中的一節是：

令人羨慕的年華轉瞬不在，
你已然失去了
明亮的雙眸，桃色的肌膚，
和你青春全部誘人的神采。
唉，我不愛你，
即便你愛上我，我也無心再愛。

回到英國，這首詩翻譯過來後，毛姆才恍然大悟，辜鴻銘哪裡是在贈友人詩，分明是在戲謔自己，因為那是一首狎妓詩。看着這首莫名其妙的詩，毛姆聳了聳肩，攤開雙手，無奈地說：“無疑的，這是毫無理由的，當我讀到這些詩句的時候，我吃了一驚。”

如果說辜鴻銘的排外心理曾鼓譟他戲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麼，他對那些自己所認為的輸入異端邪說的中國人，就不僅僅是戲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辜鴻銘在宴會上與素昧平生的嚴復、林紓等相會，觥籌交錯之間，便又發奇論：“如果我有權在手，必定殺嚴復、林紓二人。”嚴復眯縫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紓便相問：“這兩人有何開罪足下之處，願足下念同鄉之誼，刀下留人吧。”辜鴻銘疾言厲色道：“嚴復譯《天演論》，主張物競天擇，於是，國人只知有物競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林紓譯《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戀愛，不知禮教為何物。不殺此二人，天下將不會太平。”

面對西風東漸的強勁勢頭，這樣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鬥士，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單影隻的淒涼，擔憂華夏文明能否傳承下去，儒學文化會在年輕一輩中後繼無人。他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現在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有着貶低中國文明而言過其實地誇大西方文明的傾向，……實際上，他們都是通過望遠鏡來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比實體偉大、卓越。而他們在觀察自身時，卻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怪 譎

1930年，辜鴻銘的法國朋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在紀念文章《中國聖人辜鴻銘》中稱其為“中國怪人”、“瘋老頭”，並對其“滯留在陳舊過時的年代”“喜作謬論的獨特個性”，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中國長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辮子的此刻，他卻留着那條象徵性的髮辮。我們的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辜氏口若懸河，我幾乎插不上話。其實這只是一場長長的獨白，令我畢生難忘，因為我從未見過如此執着地堅持己見、堅持確實信念的人。

那條“象徵性的髮辮”使辜鴻銘尤為得意，他曾經大言不慚地對毛姆說：“你看我留着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的一個代表。”辜鴻銘拖着這條辮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議。可是，他倒如秋風過耳，若無其事。他罵所有剪辮子的人是“沒有辮子的畜生，野獸！”民國初年，很多人剪掉辮子後喜歡戴上頂帽子，他就罵人家：“沐猴而冠！”有個外國人直截了當地問他：“你為什麼不把腦後的辮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詰：“你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鬍鬚呢？”一句話噎得洋人無言以答。

其實，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辮子的人。還是在蘇格蘭讀書時，他的女友喜愛他的又黑又亮的辮子，不時拿在手中把玩。為討好漂亮而又喜愛的姑娘，他竟將父親的叮囑置之腦後，“咔嚓”一聲剪下自己的髮辮贈與女友。他的荒唐而又可笑的舉動，除卻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實則就是胡適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異以為高”，顯得處處與眾不同。所以，有人作過這樣的推測：“倘若人人都留辮子，我想剪辮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鴻銘。”

弗蘭西斯·波里還親歷了一件令自己難以忘懷事情。一天，幾個美國夫人請辜鴻銘去茶室相會。她們都知道辜鴻銘公然為納妾辯護，有意要和他理論理論。夫人們義正詞嚴，爭先恐後，批評納妾的落後和不人道，勇敢地為中國婦女爭辯。辜鴻銘卻蹺起二郎腿，一聲不響地聽着，當碧眼黃髮的夫人們口燥唇乾時，辜鴻銘緩緩地站了起來，將五隻茶杯依次擺在茶壺的四周，只見他習慣性地眯着眼睛，乾咳了一聲：“夫人們，你們看見了吧，一把茶壺可以配四隻茶杯，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男人好比茶壺，女人好比茶杯……”剛才還口若懸河的夫人們，頓時也啞口無言了。

辜鴻銘此論一出，也就麻煩事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華女子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紛紛向他下戰書。好在辜鴻銘倒能沉穩應戰，且謬論更是怪譎離奇和荒誕不經。據說，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會上，一個膽大的德國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並且以更潑辣、更富有挑戰性的語氣說，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辜鴻銘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腦袋：“於情不合，論理有虧，對事有悖，於法不容。”說着還笑盈盈地詢問：“夫人，敢問你們平時代步是洋車還是汽車？”那位德國女人也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只得據實答道：“是汽車呀。”他又不緊不慢地問：“汽車有四隻輪胎，請問，府上備有幾隻打氣筒。”“那當然只有一隻啦……”那位德國女子的話還沒說完，所有在場者都已笑得前仰後合，而辜鴻銘卻揚長而去。

辜鴻銘還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於女人的三寸金蓮。此癖由來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就是因為擁有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蓮，所以，儘管他移情日本小妾吉田貞子時，依然能頤指氣使，一言九鼎，就是憑着身有丈夫須臾不可離之寶物也。他對此還有一番高論：

女人之美，美在小腳，小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這種風味才勉強可與小腳比擬。前代纏足，乃一大藝術發明，實非虛政，更非虐政。

傳說辜鴻銘每每寫作遇有阻礙時，便會大喊：“淑姑，快來書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會應聲而至，坐在他身旁，任憑他將一對小腳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邊嗅嗅聞聞。只消片刻，他便來了精神，伸個懶腰，深深地吸口氣，立即神思泉涌，下筆千言，妙文佳作，倚馬可待。

有人回憶說，一天，辜鴻銘到高姓學生家做客。席間，一位年輕的丫頭給他倒茶續水，那個丫頭長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對金蓮實在可人，而它所散發的濃濃烈烈的 “異香”，更令辜鴻銘陶然心醉。在學生家的幾天，他對這個丫頭讚不絕口。那位高姓學生心領神會，以為先生欲討去做姨太太。於是，過了幾天，高姓學生讓這個丫頭梳洗打扮，乾乾淨淨地將其送到辜家。老辜一見到這個丫頭，就像癮君子見到鴉片那樣，立刻把丫頭領入臥室，把她的一雙小腳抬至自己的鼻子下，使勁地嗅吸，可就是嗅不到那股“異香”。霎時間，他興味索然，變色道：“把她帶回去吧！”高姓學生和那個丫頭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究竟什麼地方開罪於老先生呢？後來回到家中，前前後後地仔細思量，才弄明白，千錯萬錯，全錯在洗腳也。

他的這種怪癖，世人多所詬病，只有他的福建老鄉林語堂似以回護，大意是說：“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沒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變為索然無味的不知趣的一個人了。”所不同的是，他與辜鴻銘恰恰相反，喜愛大腳“天足”。他讚美赤腳的快活靈便，輕鬆自如，“至於無聲無臭，更不必說”。毫無疑問，林語堂比辜鴻銘更愛清潔，其“癖嗜”也更文明得多了。

窮 途

五四運動爆發後，辜鴻銘公開跳出來激烈反對，甚至在日本人辦的《北華報》上發表文章，詛咒學生運動。他違背了自己所一貫鼓吹的春秋大義，將中國的事情拿到 “夷人”報紙上說三道四。有學生把這些報紙拿到課堂，當面向他質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後很欣賞，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到底是何道理？”這下，學生們可擊中他的要害，只見他鐵青着臉，將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講台，哆哆嗦嗦，閃爍其詞：“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新文化運動如狂飆興起，秋風掃殘雲般地卷席傳統文化。面對風起雲湧的新思潮，他終究是孤獨無助而又渺小可憐的。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924年10月，辜鴻銘應日本漢學家的邀請，正式到東京講學。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既愛國而又對日本情有獨鍾者，算來唯有辜鴻銘。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時代永遠遺棄，恢復東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國已經破滅，而日本則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說：

自知國人目余為痴漢，不容於中國，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國漢唐文明，卓立於當世，惜後為夷狄所蹂躪，僅在江浙邊域，猶殘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襲以全國之日本，卻完全繼承唐之文化，迄今猶燦爛地保存着，是以極期日本能肩負發揚東方文明之大任。

他對日本的特殊情感，不僅僅表現為是對日本文化理念的認同，其中還有另一奧秘，那便是對其日本愛妾吉田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貞子仍然令他魂牽夢縈：“吉田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沒有像日本女人那樣的賢婦。”這種思念之情，使他對日本民族和文化產生了親和感。在日本軍國主義肆虐東亞的背景下，辜鴻銘還天真地幻想，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能和平共處，共同復興東方文明，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強之路。他在日本期間，席不暇暖，馬不停蹄地巡迴演講，在東京、京都、大阪、神戶、濱松等地舉辦多場講座，所講內容為：《何為文化教養》、《中國文明史的進化》、《日本的將來》、《東西文明異同論》和《關於政治與經濟的真諦》等。

辜鴻銘在日本很受禮遇，很多地方請他去作講座，大東文化學院還聘請他為臨時教授，講授文化比較和語言學等課程。大東文化協會還聘請他為比較研究部部員，研究的課題有：《政治和社會的道德基礎》、《什麼是民主？》、《綱常名教定國論》和《中國古典文化的精髓》等。辜鴻銘認為日本之成為東亞強國的主要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學習了西方的技術，而更重要的是堅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鴻銘尤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括的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韌等封建道德，被他稱之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後，離開了中土。但中國文化的道德卻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這一點。”

辜鴻銘對日本所彰顯的軍國主義傾向雖然也有所警惕和批判，然而卻是蒼白無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勸日本當致力於中國文化，講求道德，研究王道，萬萬不可走歐洲軍國主義之路，以致擾亂東亞秩序。至於日本何以發展成為軍國主義，他強詞奪理地說，那正是日本近年來“西化”的結果，西方社會好戰尚力的弊病傳染給了日本。“人們常說日本是軍國主義，把日本軍國主義化的不正是歐美嗎？”他還糊塗地把日本入侵中國，比作是兄弟鬩於牆，是自家內部的矛盾。這也就難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國主義把辜鴻銘的言論編成《辜鴻銘論集》，大肆宣傳，使其成為他們“大東亞文化建設”的理論根據之一。一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善良動機，竟會遭到如此殘酷無情的戲弄，這難道不是辜鴻銘的悲哀嗎？

辜鴻銘把日本當作復興東方文化的一塊綠洲，誰要是哪怕絲毫的浸染，他都會毫不留情地予以回擊。一次，辜鴻銘在東京上野公園散步，看到一對青年男女手牽手與自己擦身而過時，猛地用日語叫道：“日本危險！”他討厭所有西方的時尚，把當時剪短髮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賊”，並且說：“現在的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報紙也有譯modenr，作‘毛斷’，我認為這譯名，可以望文生義，譯得異常恰當。因為現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髮，剪髮就是毛斷，毛斷便成摩登。太平天國的兵民，人家都稱他做長毛賊，現在的摩登女郎為什麼不可以稱她為短毛賊呢？”

1927年，中日關係日漸惡化。況且，辜鴻銘的聽眾也日漸稀少，這塊“綠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為多餘。晚秋的一天，辜鴻銘帶着惆悵和遺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國。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辜鴻銘的床上還放着儒家典籍的講稿，可見他對東方文化的愛之深、憂之切。當時的國聞社和《大公報》發了這樣一條簡短的報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歷時已月余，遍經中西醫診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為學好推崇儒家，於西方哲學多所非難。又主忠君之說。性孤僻，髮辮至死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