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讀書
文章來源：新浪讀書

　　董仲舒很惡。西漢儒家很惡。
　　很清楚，董仲舒一班西漢儒家不但要絕百家之道，而且不能使其“並進”。也就是說，官方不能接納百家之學，社會也不能給其他學派留並進之路；只有在這樣的儒家大一統霸權條件下，法家與法制才是可以作為手段使用的，此所謂“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同為政治學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敵，儒家可以不顧忌別家，但是不能不顧忌法家。更重要的是，

秦帝國之後，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會，三代王道禮治不可能無保留的復辟。唯其如此，西漢儒家對法家提出了這樣的安置方略——我為統馭，你為工具。其餘學派，不足道矣！
　　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權姿態登上歷史舞台，便有了上述種種變化。
　　儒家學派的性格缺失：迂闊 偏執 誅心 記仇
　　儒家學派有若干以一貫之的精神，我稱之為儒家的學派性格。
　　迂闊之氣，大約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許可愛之處的東西。迂闊者，迂遠而不切實際也。儒家蔑視任何民生技能，蔑視任何形式的勞動，在所有學派中獨獲“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殊榮。見諸政治實踐，入仕多居“清要”之職，對需要專業技能的領域涉足極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經濟等等等等。喜歡做官，卻不喜歡做事，尤其不喜歡做那種既辛苦又專業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論道不計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執著處，只在專一的掃天下而不掃庭院，只在專一的坐而論道，最熱衷於擔當道德評判角色。此風流播後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為名士作派，終日玄談，在職酗酒，觀賞性事，競賽頹廢，其作為直比當時腐敗的社會更腐敗，實在令人齒冷。儒家迂闊處，還在於言論多大而無當。此風在原生態時期以孟子為甚，雄辯滔滔雲山霧罩，似乎有着某種精神指向，卻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筆下空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之評，可謂傳神。凡此種種迂闊處，若僅僅是個人作派，自是無可無不可。然則，儒家將這種迂闊帶進了廟堂官署，帶進了學堂書房，不敬業，不成事，不務實學，不通民生，釀成官場流風，釀成治學惡習，且沾沾自喜不以為非，實在教人不敢恭維。
　　儒家偏執，基本點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鬆，絕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納任何學派的任何主張，絕不相信自家經典之外還有真理。山外有山麼，人上有人麼，扯淡，老子絕對天下第一！三，對其他學派惡意攻訐人身傷害，其用語之刻毒天下僅見。孔子罵人很少，稍好，大約生平只罵過一件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直罵陶殉，實罵人殉。此等事該罵，不能算作孔子缺點。然孔子此罵瞄準“無後”，卻是定下了儒家罵人之定式——人身攻擊，直搗生殖器。此種秉性以孟子為最，罵論敵刻毒異常，罵墨子是“兼愛無父，禽獸行”，罵楊朱學派是“無君，禽獸行”，罵縱橫家是“妾婦之道”。用語武斷的指斥性評判更是多見，畢竟說話還算乾淨，不算在真罵之列。近見網絡文章，有人將孟子稱為“戰國職業罵客”，說得比較實在。自孟子開始，“衣冠禽獸”成了儒家恆久的罵人經典語彙。儒家動輒口誅筆伐毒罵入骨，實在是一種陰暗心理，惡劣秉性。
　　儒家論人論事，另有一個可怕習慣——誅心。誅心者，不問行為言論之本身正確與否，只專一地糾纏行為動機，以求“原心”之罪也。誅心成為一種殺人方略，有學者考證出於戰國時期的《公羊春秋》，成於董仲舒的種種論證。無論其演變如何，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這種以“道義原則”定罪名的路子，該是事實。所謂“孔子做《春秋》，亂臣賊子懼”，正是儒家誅心殺法的自我表白。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標尺，不是行為法度，而是道義標尺，教義標尺，“原心”標尺。由誅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訐政敵論敵的一個威力無窮的非常規重型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沒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為某句話某件事而被認定為“名教罪人”。原因無他，只是“其心有異”。此風傳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將有形之敵統統打倒，更將無形之敵也置於死地——破“山中賊”，更破 “心中賊”。如此洶洶誅心勘問靈魂，天下孰能不誠惶誠恐？儒家記仇。在所有的先秦學派中，儒家是最記仇的一家。但有歧見，殷殷在心，一有機會便新賬老賬一起算，絕不手軟。這種性格與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應，使人難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個提倡恕道的學派，事實上卻是一個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與幾乎所有的學派都因主張不同產生過齟齬。期間，除了論戰中的觀念批判，沒有任何一個學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卻是耿耿於懷念茲在茲，一遇機會便以“史家”稟性將論敵種種時期的言詞作為清算一通，而後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擊。讀儒家經典，每遇此等攻擊之辭，不用說，便是儒家在發泄仇恨。然若僅僅如此，不能說明儒家記仇。
　　儒家記仇積成秉性，有基本事實為依據。
　　基本事實一，儒家在春秋戰國被無情遺棄，所以對生身時代仇恨極深。凡儒家做史，“自周以降，風氣大壞”之類的詞句比比皆是。司馬遷的《史記》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戰國，以儒家觀念做史家評判的。《漢書》最鮮明，大凡最能表現修史者觀念的領域通論，諸如《刑法志》、《食貨志》、《禮樂志》、《律曆志》《郊祀志》等，無不先狠狠讚頌一通上古三代，緊接着便是一句必然出現的轉折定性——“周室既衰”，如何如何壞，“陵夷至於戰國”，更是如何如何壞地連番指斥整個時代，然後又一轉折說到“漢興”，再變為連篇累牘的頌詞。如此三段論法成為定式，實在是有趣得緊。顯然，在儒家眼裡，所有的時代唯春秋戰國最不是東西！
　　基本事實二，儒家在秦帝國時期大遭“壓制迫害”，從此對秦永遠咬牙切齒，不由分說地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兩漢之後的儒家乾脆只管罵秦，連論證都懶得做了。說儒家患有秦過敏症，似乎不為過分。事實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新政權，都必然要鎮壓復辟勢力。事情起因在於儒家自己不守秦法，夥同六國貴族大肆散布種種流言，從而獲罪被坑殺若干人。縱然冤枉，兩千年之後竟仍然不能釋懷而一概罵倒秦帝國，卻也是絕無僅有。除了“心理變態，記仇成癖”八個字，不知道還能有何種解釋。
　　基本事實三，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善為人敵，幾乎被天下學派孤立。一旦得勢，儒家立即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復仇書，洶洶面目公然昭示天下。一派獨尊，在春秋戰國時代無異於痴人說夢，任何學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相信其他任何學派健在，都不會提出如此狂妄荒謬的主張。儒家卻不但要說，還要做。這便是儒家，為圖復仇，敢與天下作對，敢與三大時代的文明成就作對，破罐子破摔唯復仇為快。其心之野，其圖之大，兩千年之後尤令人咋舌。
　　君子報仇，三百年不晚。世界文明史之一大奇觀也！
　　身為學問家，身為史家，身為顯學大派，百年千年之後，尚不能擺脫一己一家一團體之恩怨而相對客觀地看待歷史，將中國文明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肆意塗抹，將好賴有些貢獻的秦帝國一言斃殺，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個學派的道德水準？該如何評價這個學派的心理特質與稟性特點？執青史之筆，泄一家之怨，將無數志士英烈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唯將自己粉飾得光彩煌煌。如此學派，說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說它是中國文明的根基，說它是萬世師表，說它是中國文明的良知道義，不滑稽麼？人云，“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是真理”，儒家重複了兩千年，自然成了聖人。誰要再說它是謊言，只怕連自己也要心虛了。
　　歷史往往在荒誕中前行。誠哉斯言！
　　儒家文化霸權：中國文明迷失本色
　　終於，儒家黃袍加身，獲得了文化霸權，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個曾經有過些許健康心理的學派，在三百多年壓抑之後竟獲得了文化霸權。這當真是一個奇蹟，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一次驚人的死灰復燃。深層探究其原因，足以構成專門學問。這裡說到的，只能是儒家獲得霸權之後的基本作為與基本影響。儒家復活，其潛在能量驚人地爆發出來，開始了大規模重新“整合” 中國文明的浩大工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權，效《春秋》筆法，對既往歷史做絕對符合自家觀念的整理記述。縱然不能過分掩蓋、扭曲某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也必在文後以評點形式給予鮮明褒貶。無論是《史記》的“太史公曰”、“索隱述贊”，還是《資治通鑑》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種種作者評點，全部目的只有一個：告訴世人歷史就是如此，只應該這樣認識歷史！應該說，儒家掌控修史大權的實質，是“重塑”中國文明的足跡，是掌控全部意識形態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謂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細緻，絕對以真學問面目出現，幾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確定只能以儒家與符合儒家觀念的上古經典為唯一教材。從此，神聖如教義一般的“四書五經”問世，其他所有學派的所有學說一律從教育領域退出。應該說，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從孔子辦學開始，儒家唯一可以驕人的實際成就便是辦教育。但在先秦時代，實在不能說儒家辦學最好。就實而論，先秦學派大都是辦學高手。除了老子莊子學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鬼谷子、荀子等等，辦學本領與實際水平都絲毫不輸於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還強出了三分。惟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辦學的重要，一得霸權，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權兩千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瀕於窒息者，未嘗聞也！
　　第三件事，確立並逐步穩固獨尊地位。儒家獲得霸權之後，對其他學派學說一律封殺，全部逐出官方視野與學堂庭院，使其以民間形式自生自滅。對諸如墨家法家這等聲望過於顯赫的死敵，儒家無法強硬抹殺，便極盡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縮。魏晉南北朝時期，墨家經典已經淹沒於“雜書”之中，幾乎無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學派的學者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舉制度，從而掌控整個知識階層的入仕路徑。實施方略是：與已經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認可的方式與內容考核知識階層，從而確定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資格。這一招厲害之極，連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貧寒階層。你想改變自身命運麼，便得經過儒家學問這一關，奈何？自唐代科舉制度建立之後，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學代有翻新，宋明理學大為興盛，可見其中奧妙。
　　第五件事，將文化人的求學方向單一化，學問內容單一化，以使知識階層僅僅成為職業文官基地。儒家的設定是：知識階層的人生使命只有一個，求學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做官。人從啟蒙開始，修學的內容只能有一種，那便是當官的學問。據儒家說，這是“治世”之學。出於這般設定，儒家對修學內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藝”中的射箭、駕車等生存技能，因於當官無涉，全部刪除；工、水、醫、農等等末支細學，全部不入學堂；修學者只能以四書五經為圭臬，舍此無他。為此，儒家以通俗形式做了社會性說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只要當了官，一切享受與特權應有盡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細學”都是有失身分的，統統不能學。此等社會政策之下，中國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奇特階層，謂之“讀書人”。這種所謂“讀書人”，在社會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表徵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自己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黃卷青燈，皓首窮經；以及手無縛雞之力、不修邊幅、君子遠庖廚等等等等。於是，“讀書人”有了一個社會名號——書呆子。對於書呆子現象，“讀書人”非但絲毫不以為忤，反倒以此類呆痴作派為能事而多有標榜，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儒家滲透了中國古典制度的每個毛孔，一一羅列，難而又難。
　　僅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權已經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極為深遠地負面影響。
　　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
　　其一，中國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中國的原生文明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其質樸實用與玄奧思辨和諧並存的架構，使中國原生文明有着一種極其堅實的本色，堪稱世界文明之唯一。這種本色，要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剛柔相濟，強勢生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在本質上摒棄懦弱，摒棄“文勝於質”的低劣競爭力。
　　在這種健康的相互制約而又共生共榮的文明生態環境下，保守復古的儒家不足為害，甚至成了一道孤絕悽美的獨特文化風景。有強大的天敵制約，它無法泛濫成災，無法危害社會。而它自身的健康一面，又為時代增添着內涵。這便是文明生態的偉大意義所在。破壞了這種文明生態，必然遭受歷史的懲罰。
　　然則，從獲得文化霸權開始，這個中國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島，忽然成了自己從來沒有擔當過的領袖角色，忽然沒有了任何學派的制約。從此，中國文明的健康生態開始失衡。儒家洪水在整個華夏文化圈內猛烈泛濫，中國文明開始了漫長的儒家洪水時代。從此，頭戴王冠坐擁霸權的儒家，鼓盪着漫天污泥濁水，開始肆意淤塞最壯美的中國原生文明生態。儒家越走越遠，文明生態也越來越沙漠化枯萎化。恆久浸蝕，恆久淤塞，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終於漸漸迷失了本色。
　　一百多年前，中國慘遭列強連番凌辱，國人方才開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國究竟怎麼了？為什麼忽然之間成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孱弱者？我們的老祖先害了我們麼？知識界開始艱難地淘洗已經被浸蝕污染得無法辨認的古老文明，力圖淘洗出她本來的顏色。於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來了，新文化運動起來了，難覓蹤跡的墨家被挖出來了，法家被挖出來了，林林總總的被淹沒的學派也被挖出來了，革命也有了，運動也有了。轟轟烈烈百餘年，反反覆覆翻燒餅，那個最根本的老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答案：中國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裡？
　　時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許眉目。人們開始從更廣的歷史視角探索中國原生文明了，社會開始關注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了，民族特質的東西似乎比過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會思潮仍然將儒家看作中國文明的正統。即或如此，許許多多的“讀書人”已經開始惶惶不安了。有人重新考證出“克己復禮”是進步的。有人重新考證出董仲舒是法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提出來的。有人要恢復儒家經典在啟蒙教育中的作用，有人要發起讀經運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顯然，在許許多多的中國“讀書人”看來，儒家仍然是他們的靈魂依託，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種種儒家手段為儒家的合理性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儒家的文明正統地位。更不要說，還有許許多多專吃儒家飯的所謂專家了。顯然，要為中國文明確定一個歷史坐標，從而清楚中國文明的原生態究竟何在？依舊是十分艱難的話題。
　　其二，中國民族的生命狀態嚴重萎縮，知識階層的創造力大大降低。在諸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理念浸泡下，中國民族的整體素質從宋代開始漸漸下降。民眾愚昧之勢蔓延，書生迂腐之氣積重難返，尚武之風大為衰落，事功精神日漸萎頓，實用性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淫巧”，被壓制到下九流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職業官僚階層的精神層面嚴重蛻化，執政理念日益趨於僵化，政務能力日益淪為鑽營發跡的厚黑伎倆，腐敗無能充斥官場，鄉愿之風瀰漫政壇。由儒家觀念引領的中國王朝之公器階層的日益封閉與墮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麻木沉睡。劫難接踵而至，屢次瀕臨亡國之危。一個基本事實是，在十一世紀(北宋)及其之後的抗禦外來侵略中，中國開始出現了全世界蔚為奇觀地大規模漢奸現象——漢奸政府、漢奸軍隊、漢奸團體、漢奸文人，花樣繁多，醜類匯聚。外侮當前，相互攻訐的內鬥之風大起，“寧亡外敵，不資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號也從廟堂喊了出來……凡此等等醜行，鮮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為！我們不能說，儒家都是軟骨頭。但是，軟骨頭總是儒家，卻是十之八九不錯。
　　廟堂淤塞，知識階層必然窒息。整個十一世紀之後，中國“讀書人”幾乎完全喪失了文明創造力。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成為知識階層無可奈何的哀嘆與共鳴。
　　凡此等等，中國文明在後一千年經受的種種頓挫屈辱，已經給了儒家洪水時代最好的結局說明——奉儒家為圭臬，中國文明必然走向衰落。可以預料的是，許多“讀書人”與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詞的將種種危難歸結於腐敗政府，最終再喊一句“儒家並不當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我們要問一句：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為決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執掌文化權力的學派，作為曾經的民族精神領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麼？儒家不值得檢討麼？研究儒家的“讀書人”們不值得探究其原因麼？
　　我們呼喚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
　　我們期待偉大的中國文明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