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報武官

　　話說“長崎丸”於工月3日晚抵達上海，岡村一家先被領事館安排在辦公樓內暫住，一周后，搬到施高塔路千愛里41號新居。千愛里，是日本東亞興業公司出資在上海興建並經營租賃的日本人居民小區，建築結構和內部設備都很新穎。而且，這裡與日本人和上層中國人經常光顧的、位於四川北路著名的內山書店距離很近，步行僅需10來分鐘。對這一切，岡村表示“很滿意”。

　　時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的矢田七太郎，是個脾氣隨和的外務省官員。岡村名義上歸他領導，但矢田知道由軍方派來從事秘密工作的岡村寧次，直接受控於參謀本部，所以當岡村禮節性拜訪他時，他倒也知趣，寒暄客套一番便不再具體過問什麼。

　　在岡村抵上海之前，領事館與國內的通訊聯繫，一直租用1871年由丹麥公司鋪設的上海至長崎的海底電纜，無線電通訊還未安裝。一般新聞稿主要靠每周往返一次的“長崎丸”和“上海丸”捎遞。岡村來了以後不久，便在館內“無憂國”的一間大廳里設了座大型無線電收發報機，安裝了室內天線，以便接收國內指示和截獲西方國家的新聞。他的諜報業務是高效率的，獲得的重要消息，除立即發往參謀本部外，還往往在總領事、陸海軍武官、三井商社和橫濱正金銀行分支機構負責人上班之前，就分送到他們的辦公室里，深得他們的感激與佩服。

　　上任伊始的岡村寧次，還對其前任小林諜報武官留下的爛攤子進行了“清理整頓”。到達上海的當天，他就從土肥原那裡聽說了在這裡工作的人的詳情，很是氣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同僚中，包括駐北京的河本、駐上海的小林等等，工作未如人意，而對金錢太不節制。動用公款等事，聽後很不愉快。”過了幾天，他又查出前任駐上海武官，向中國人借錢花等不體面的事，很生氣。不過，因小林和他是同級，現又調離走了，岡村不好施威，便只好把一年前由第6課中國班來這裡工作的老部下酒井隆大尉叫來訓斥了一番。

　　岡村的日記中記載：“來上海工作不久，針對這裡的混亂狀態，我把酒井大尉叫來問個究竟。對他缺乏信念、以情代義、胡亂花錢的事，我很不滿意。但是，一想到他也是我的同僚，開導他、教育他是我的責任。而且，假如把這事捅出去，對酒井的前途不利，也會成為中國班整體的恥辱，所以我希望他能知錯就改。”酒井後來在日本軍隊中，曾官至陸軍中將，要不是頗有領導“風度”的岡村這次網開一面，恐怕肩佩大尉軍銜時就已被打發回家再謀營生了。

　　對小林任上的工作開展情況，岡村不便說三道四，唯有在財務上，作為繼任者他倒可以“堅持原則”。訓斥完酒井，岡村“以沉痛的心情給我的前任小林寫信，要求他一定要以自己存款的一部分去彌補公款的虧損，信的語氣很強硬”，並以報告參謀本部相威脅。結果，小林只好乖乖地償還了本屬秘密經費項下的欠款，為顧及日本軍人的“體面”，還忍痛掏腰包還了從一些中國紳商那裡借來的錢。

　　經過岡村寧次的一番“治理整頓”，領事館武官處的工作步入了正軌。接着，他開始物色、選擇自己的情報員。這一時期，岡村建立了自己的情報員隊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號為“K”的雙重間諜。該人經常出現於他的日記里。

　　“K”本名叫吉原源太郎，是日共黨員，也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情報人員。數年前，吉原向日本軍方和警視廳坦白了自己的身分，並表示願為他們效勞，而共產國際對他的變節一無所知，仍然信任他。其實，吉原在加入日共之前，就是日本民間侵略勢力團體“黑龍會”的成員。他雖然不贊成政府的對內政策，思想左傾。但贊成日本對外的侵略擴張方針，岡村正是利用這一點，求同存異將他拉進自己的諜報隊伍。

　　當時，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員和機構，除收集中國情報外，另一個主要工作是針對朝鮮的獨立運動。1910年，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後，大批不甘做亡國奴的朝鮮愛國志士紛紛來到中國，其中獨立運動的主要領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區。他們在中國有關當局的同情和暗助下，並利用西方國家與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區建立了領導獨立運動的總部機關，後來甚至還成立了流亡的韓國臨時政府，李承晚等人在此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至今韓國的政界要人訪華去上海時，總要到他們的流亡臨時政府遺址處憑弔一番，追思其先烈業績，感謝中國人民對朝鮮獨立運動的同情和幫助。

　　由於共產理想猶存，吉原對向日本軍方提供有關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內部情報，尚不算積極。岡村倒也不強其所難，通過他主要是對付在滬的朝鮮獨立運動總部。在岡村的謀劃指揮和資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該總部，將其內部情報源源不斷地報告給岡村。並且，通過施離間計，使在滬的朝鮮獨立運動領導人產生了分襲，或趨附英美，或靠攏共產國際，這實際上削弱了他們團結統一爭取獨立的力量。這兩部分人在二戰結束後，一部以李承晚為領袖，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韓民國；一部早已轉道東北堅持武裝鬥爭，並跟隨金日成將軍回國，在北方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時隔半個世紀，朝鮮民族至今沒有統一，分裂的種子其實在它爭取獨立解放的過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鮮半島之分裂雖然有種種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但歷史的偶然性中總有人為的因素，毫無疑問，在日本殖民侵略總方針指導下，岡村等人於20年代中期在滬“卓有成效”的卑鄙間諜活動，也是他們對朝鮮分裂現狀形成的一份歷史“貢獻”。

　　當時在華的朝鮮獨立運動，有號稱“義烈團”的武裝激進組織，專以破壞日資企業、暗殺駐華或訪華的日本軍政要人為職志。在吉原的內應下，岡村還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幾起義烈團針對來滬訪問的日本皇族、軍政首腦和議員的暗殺行動，保證了他們的安全，使這些人包藏禍心的“訪問”，得以順利實現。

　　在岡村寧次到上海赴任前，日軍參謀本部還交給他進行長江流域作戰實地研究的任務。其中課題的重點，是考察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與日本陸、海軍協同登陸作戰問題。上任的第3個月，由他做東道主並負責籌備，日軍參謀本部在上海召開了長江下游作戰計劃會議，專程由日本趕來的本部負責作戰的高級官員，聽取了岡村的實地考察報告。這些大小戰爭販子們一致認為，由於上海扼守長江口，又是遠東著名的國際商港，日本在時機成熟時必須出兵上海，以此來試探中國方面的抗戰決心和歐美列強的態度。後來日軍果然就是按這種謀略製造了“一二八”上海事變，這是後話。

　　就在岡村來華上任的這年5月，日本國內的憲政會、政友會和革新俱樂部結成“護憲三派”，並在選舉中獲勝。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為首相的三黨聯合內閣成立。加藤的連襟、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的女婿幣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從此，“幣原外交”開始。

　　幣原深感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反日運動迭起。要改變這種尷尬的處境，必須改變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屆議會上提出了所謂新的對華方針“四原財”：第1，不干涉中國內政；第2，維護日本“合理”的權益；第3，對中國的現狀抱同情和寬容的態度；第4，兩國共存共榮，實行經濟合作。這樣，幣原給日本對華政策塗抹上一層濃濃的“睦鄰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對中國實行睦鄰政策嗎？實際上，加藤內閣並沒有放棄對華侵略政策，“幣原外交”的對華“四原則”僅僅是策略手段上的變更，它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盛頓體系”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推行大陸政策服務的。日本統治集團對華政策的目標依然是：繼續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鼓勵日本壟斷資本向長江流域實行經濟擴張。對於中國南方因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實行國共合作而出現的革命形勢，則持“靜觀”態度。

　　幣原揭示的新的對華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招牌，推行以經濟侵略為主，武力威懾為輔的方針。

　　日本軍方對“幣原外交”並不滿意，他們主張積極地涉足中國內政，而不顧及什麼遮掩和招牌。以陸相宇垣一成和參謀總長上原勇為代表的軍部，主張顛覆曹錕、吳佩孚直系勢力，在北京建立一個親日的中央政府，從而排斥英美在華勢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陸政策。在軍部與政府在對華問題上的微妙矛盾中，岡村起初態度騎牆，後來則堅決站在軍部一邊，主張以強硬手段積極干涉中國內政。

　　他在上海領事館工作期間，當地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卅運動。在日本勾結中國親日派軍閥破壞和鎮壓這場運動的過程中，岡村寧次充當了重要角色。
　　加藤內閣上台後，外相幣原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情況下，日本要保持和發展在華權益，主要應依靠經濟手段。他繪製的藍圖是，工業化的日本要確保中國和遠東其他國家成為自己的輸出市場。日本與中國鄰近，日本貨物工資成本低，運輸費用省，在同歐美商業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國享受現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對中國擴大貿易和投資，將能在與列強爭奪遠東中再獲優勢。同時，由於1920年以來慢性經濟蕭條帶來的產業萎縮、連年入超、黃金儲備趨於枯竭以及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巨大損失，日本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加藤內閣將“振興對外貿易，增加海外投資，改善國際信貸關係”列為“眼下最大的緊急任務”。幣原認為大力向中國進行經濟擴張是實現這一任務的捷徑。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經濟侵略除以東北為重點外，在長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紡織工業為重點。由於日本紡織業資本的不斷擴張，到1925年，也就是岡村寧次來滬一年後五卅運動爆發的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紗廠擁有紗錠99．8萬枚，占該市紗錠總數的52％。日本資本家把明治以來國內採取的低工資、高工時的剝削手段搬到了中國。他們殘酷地壓榨中國工人，以牟取超額利潤。在上海的日本紡織廠，工人每日勞動很少低於工2個小時，僅得工資4．5角左右，不到日本國內紡織工人工資的1／3。此外，他們仰仗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對工人實行搜身，動輒毆打、無故開除，其壓迫和凌辱為世所罕見。

　　當時以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壓迫、打倒軍閥為鬥爭綱領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後中國大革命蓬勃興起的新形勢下，大力開展工人運動。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紗廠的4萬工人在中共領導下奮起罷工。這給日本資本家以沉重的打擊。據日方披露的資料，僅上海內外棉紗廠所屬11個廠損失就達150萬日元以上。日本資本家被迫答應了中國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認為，駐上海總領事和武官等所屬人員，負有保護日本僑民“合法權益”的職責，訓令他們參加對上海工人運動的破壞。其實，在國內訓令未到之前，岡村就已率日特開始行動了。這位諜報高手在“二月罷工”期間多方窺探消息，向國內報告：上海罷工系“受外界煽動而起”，煽動者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這次罷工“帶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視為單純的勞資糾紛”。根據岡村等人對工潮性質的這一現地判斷，2月20日，幣原在日貴族院宣布：上海罷工“已逐漸變為暴動”，侵害了日本的“正當權利”。加藤內閣決定採取強硬方針：日本各廠不單獨妥協；“勸告”中國政府制定取締罷工的法令；不承認工會；對煽動罷工的“不良分子”應予肅清；如果工潮擴大到其他外國工廠，日本與各有關國家共同對付。立即訓令駐華使領遵照執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紡織同業公會決定不承認工會，並要求租界和中國當局不承認工會。15日，又公然製造了殺害工人顧正紅的事件，這一天，上海日本內外棉12廠聲稱“無紗”，拒絕工人進廠。工會活動分子顧正紅帶領工人湧入廠內，日本大班川村對顧連許數槍，顧正紅傷重身死，同時受傷者達13人。

　　事件發生後，岡村寧次預感到事態將要擴大，遂建議總領事矢田與英國領事會商，籌劃共同防範和鎮壓“騷亂”的策略。狡猾的岡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國投資中數英國人最多，建議利用英同人最懼怕該地工人鬧事的心理，讓英國人出面打頭陣，這樣就會使群眾的反日情緒轉移到反英方面來。英國佬果然中計，他們賣力地鎮壓本來由反日引起的這次工潮。5月30日，英國巡捕槍擊中國示威民眾，南京路上血跡斑斑，示威者死傷數十名，造成了舉世震驚的“五卅慘案”。6月23日，英國人又愚蠢地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使中國民眾的反帝矛頭一下子集中於英國。而在這時候，日本卻沒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俠氣，沒替英國倫分憂解圍，由岡村領導的特務機構甚至還秘密撥款，資助“沙基慘案”後成立的一些罷工組織。

　　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是由日本紗廠引發而擴大的，日本如率先採取強硬手段結果將不妙，所以，矢田總領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岡村等人搞到的“共產黨煽動活動”的情報，一面用“單獨解決上海罷工”的策略，謀求日本儘先脫身。

　　7月16日，矢田總領事在岡村寧次等領館官員的協助下，開始與中方交涉解決日廠工潮案。經過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的居間調解，8月12日達成協議：日廠將承認遵照北京政府頒布的工會條例而組織的工會；不發在罷工期間的工資，對“善良職工”由廠方“酌予補助”；日本人平時在工廠內不攜帶武器；不無故開除工人。據此協議，日本紗廠“補助”工人罷工損失10萬元，對死傷者賠償1萬元，撤換日員2人。25日，日本紗廠宣告復工。日本以經濟上的些許讓步換得了政治上先行脫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慘案”後，華南等地則掀起大規模抵制英國的運動，禁止英貨進口，於是，剛擺脫困境的日本便乘虛而入，着力奪取英國的傳統市場。1925年下半年日貨大量運銷華南地區。結果，1925年度日本對華出口總額，非但沒有受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而跌落，反而較上一年增長了12％。

　　岡村在瓦解和破壞五卅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出色”的情報、謀略及交涉協調能力，給參謀本部和外務省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深得他們的賞識。所以，後來遇到像談判塘沽協定。上海事變停戰協定之類的軍事外交問題，月本軍部總是指定他來主持。這位談判高手，為了日本的侵華權益，極盡狡詐詭計、威逼利誘之手段，確實從未做過賠本的買賣。

　　除北京使館外，上海領事館是當時日本駐中國各大城市諸多領事館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個。作為領事館內專門負責諜報工作的武官，岡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搜集中國南方的地理資料，以備日軍將來侵華作戰時使用。對軍部的這項任務，他時刻銘記在心，伺機下手。
　　當時中國的分區軍用地圖，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學軍事的學生，在陸地測量部學成歸國後測繪的，繪圖方式與日本完全相同。不過中國各地軍閥都極珍視各自區域內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外人極難獲得。岡村寧次在上海領事館任職期間，曾接受其學生孫傳芳的聘請，兼任過孫的軍事顧問。孫傳芳對他的這位日本“老師”也是抱着內外有別的態度，岡村曾抱怨：“儘管我在孫傳芳陣營內受到敬重、信賴，向我諮詢作戰事宜，可軍用地圖卻從來未給過我。”

　　但是，岡村寧次心裡明白，下手的機會總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岡村派日特永見少佐去蘇州出差，水見從當地軍閥那裡，以欺騙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帶二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然後請在滬開設照相館的町田老闆拍照下來。

　　另一次是北伐軍進攻南昌時，岡村寧次順手牽羊親自扒竊走的。對此，他倒也賊不避諱：“我從少壯時代經常駐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搜集軍事要地的資料，但得到地圖卻很不容易。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上，孫傳芳在九江、南昌地區布防迎擊。作為孫的顧問，有一天我去最前線的南昌，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中部地區五萬分之一比例地圖全部借給我，委託我制定作戰指導方針、計劃。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節敗退，最後設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競遭集中火力射擊。孫傳芳束手無策，決定啟錨順流而逃。這時有位頭腦冷靜的人說，岡村老師趕緊雇條小船躲到日本軍艦上去。於是，我雇了條小船。讓它靠在為保護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艦隊的旗艦‘安宅’號旁。哨兵見我穿的是中國服裝，心中起疑，拒絕讓我上艦。好歹讓他找來近藤參謀，這才由近藤參謀放下軟梯將我收留。倉促間，我丟棄了所有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所幸未被察覺。”

　　岡村寧次後來回國後，把搞到的這些地圖交給參謀本部，“曾獲得數額頗大的秘密賞金”。中日戰爭爆發後，“武漢作戰時所用的華中中部地區五萬分之一比例地圖，大部分是我岡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參謀長宮崎周一甚至奉承說：“武漢作戰和中國大陸各次重要作戰，多虧有這份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

　　大概是由於清末留學日本的那幫測繪生手藝還不大精。或許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岡村他們做賊搞來的這些地圖錯誤較多，以至侵華作戰時，岡村“在前線到處都可聽到對地圖的批評，每當此時，我心裡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圖得來不易！”在岡村領導下，當時負責具體作戰部署的宮崎更是深受其苛，也不得不指出上司年輕時搞來的這些破爛地圖，“由於局部（特別是距主要道路較遠地區）不夠精確，也曾為作戰帶來一些差錯。在襄東作戰的北部地區，曾發現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細微測量所致”。

　　其實，這些含誤的軍用地圖，給日軍後來帶來的不止是宮崎輕描淡寫的“一些差錯”，而是武漢會戰中幾乎整整1個師團的覆滅。不過，30年代的日本大小特務，還趕不上岡村他們那一代的扒竊本領，也沒有這個機會，新版的國民黨軍隊更詳細的軍用地圖弄不來，也只能拿這些中國舊軍閥混戰時期的軍用地圖湊合着用。這是後話。

　　岡村在諜報武官的任上，幹得風風火火頗有“實績”，為大日本帝國的侵華事業效了大馬之力。可是，也許是上蒼的報應。這期間他的家庭卻屢遭不幸。

　　武正是他的次子，生得聰明可愛一隨岡村夫婦來上海時剛滿10歲。他來上海後，岡村把他送到千愛里日本人辦的小學裡讀書，由於小腦瓜聰明，加之勤奮用功一其學習成績在班裡總是數一數二，被岡村夫婦引為驕傲。

　　1925年2月初的一天，已在上海住了一年多的小武正與班裡的小夥伴們一起去黃浦江外灘玩耍，晚上回到家就嚷着頭疼，理枝忙把他送往醫院，診斷的結果是得了猩紅熱。因為是烈性傳染病，醫院不收住院，理枝只好將兒子帶回家來。

　　2月15日，武正在家發燒到40度，理枝想請大大來，但人家一聽是猩紅熱都不肯來。禍不單行，偏偏這時候14歲的老大忠正又病倒了。理枝看着這兩個病兒，多麼希望丈夫在家幫她一把，可岡村幹什麼去了呢？

　　這時候，上海日本紗廠的“二月罷工”已經開始，並有蔓延之勢，作為領事館的情報官員，岡村要協助總領事去全力對付。等到17號晨岡村匆匆由領事館趕回千愛里，武正已氣息奄奄，勉強睜開雙眼望了一下爹媽。便死去了。

　　理枝慟哭不止。面對11歲兒子的死去，岡村寧次與其說是悲傷，倒不如說因內疚痛悔而發呆。他自愧因忙於“公務”，沒有照顧好孩子，後悔當初不該帶他們到中國來。妻兒跟着他為了天皇的“宏業”。已經搭進了一條小性命，下一個該是准呢？

　　理枝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失子的悲痛使她很快病倒了。岡村想，自己在上海有一大堆事情要處理，不能受病妻的拖累，因而決定送她回東京治療。

　　8月9日，理枝攜老大忠正啟程回國。上海匯山碼頭上，岡村和理枝依依惜別、互道珍重。理枝隨丈夫來上海才一年多，就失去一個兒子，現在又留下丈夫，帶着病弱的身體回國，心裡頗不是滋味。對她來說，大上海，這個她丈夫着魔於“事業”的地方，是個多麼可怕的城市，她再也不想來這兒了。

　　還是那艘班輪“長崎丸”，載着返回日本的旅客緩緩離岸。理枝回眸望了一眼陸岸，這是她對中國大上海的最後一瞥。

　　送走了理枝和忠正，岡村回到千愛里收拾行李。他覺得千愛里41號太不吉利了，是個“凶宅”，他決定退租搬家。經過矢田總領事的幫忙，他在東和會館找到了一套上好的居室，便請石田幫他把家安頓在那裡。

　　石田是誰呢？為什麼經常出現在岡村這一時期的日記中呢？
　　石田是位頗有幾分姿色的日本女子，她是岡村來上海後出入於日本俱樂部時認識的交際花。岡村此人雖外表道貌岸然，實則七情六慾一項不少，他自結識石田後，公務之餘常背着妻子與之幽會偷情。這次送走了理枝，兩人索性搬到東和會館同居，做一對露水夫妻貪歡求愛。石田確愛岡村，不久當岡村返回日本後，她又追回國內，並等待了10多年，結果卻是有情人終未成眷，其中緣故，後面自有交待。

　　將病妻送走，身邊又有石田陪伴，岡村的諜報工作干的更起勁了。這期間，他不但頻頻給國內發回大量情報，而且還結識了一批各派頭面人物，了解和掌握了他們的政治傾向，並開始與國民黨方面打交道。因為根據國內的指示和他本人的判斷，舊軍閥在中國的統治行將過去，北伐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將要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日本必須未雨綢緞做好準備。可惜時乖命蹇，家庭的又一次不幸降臨在他的頭上，再次中斷了他在中國干的正歡的“事業”。

　　1926年元旦剛過，岡村收到東京發來的“妻子病情惡化”的電報。新年伊始便接到這一消息，他感到很掃興。岡村喜新但不厭舊。對髮妻理枝還是很有感情的。他知道喪子的悲痛對多病的理枝來說，猶如雪上加霜。理枝回國醫病，他沒有去陪伴，妻子沒有怨言，反而從東京轉到條件不太好的長崎住院，為的是萬一岡村騰出空去看她時，上海離長崎最近日有直航班輪的便利。一想到妻子的賢惠和處處為丈夫着想，岡村就深感內疚，祈盼理枝的病體早日康復。

　　但人壽天知道，黃泉路上無老少。1月7日，岡襯託付在長崎照顧理枝的朋友三菱，打來加急電：“理枝病危，盼你速歸。”來電等於告訴了理枝的死期，岡村在這天日記里不禁絕望：“我死心了，知道理枝沒有指望了。”5天后，他仍是搭乘那艘“長崎丸”班輪離滬去長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