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形象”

　　說起日本侵略軍的“形象”，曾遭其蹂躪的中國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齒，眾口一辭：一群披着人皮的禽獸！
　　近代甲午戰爭以來，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髮指、罄竹難書。遠的不說，就在日軍發動武漢會戰的半年前，華中派遣軍的前身華中方面軍，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的指揮下於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隨即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燒、殺、搶、奸活動，製造了世界近現代史上罕見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當時，日本列島上至天皇、下至販夫走卒，一片“膺懲中國”的狂囂，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屬部隊下達了“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的命令。我堂堂中華文化曾促進、甚至說哺育過日本社會的進步，中國人民不知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喪心病狂的對待！
　　就是那個第6師團，是日軍首先進入南京城區的部隊。轉天14日，日軍後續部隊大量擁入城內。他們首先在燕子磯，對正在通過八卦洲渡江的逃離難民10餘萬人，用機槍狂掃濫射，悉數殺死。然後在中華門、夫子廟、朱雀路、中山路、國府路等，將多年來建設的樓堂館舍縱火焚燒為瓦礫。日軍在難民區內挨戶搜查，凡被認為容貌像軍人者，一律捆綁，每天用大卡車數十輛來回載運，運往雨花台斬首者總計不下四五萬人，運往五台山活活燒死者也不下3萬之眾。此外，集體槍斃、當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動輒成百上千。根據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虜”指示，日軍肆意殘殺戰俘。據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記述：其佐佐木旅團“處理”俘虜15000人；守備太平門第三中隊“處理”了竟達13000人。仙鶴門附近集結了七八千名俘虜，因為很難找到能容納這麼多人屍體的壕溝，於是決定把他們“按一二百人分開，誘到適當地方處理”。
　　大屠殺中，日本獸軍採用的殺人方法花樣之多，其狀之慘，世所罕見。如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最令人髮指的是，日本獸軍為取樂而進行的殺人比賽。有兩個日本少尉，一個名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岩，兩人決定進行一次殺人比賽遊戲，看誰在最短的時間內殺中國人最多，多即為勝利者。殺人的辦法是用刀劈，兩人在大街小巷裡見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兩半。當兩人殺到百人時，相約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對東方，向他們的聖上舉行“遙拜禮”，並為“寶刀”祝捷。最後細一統計，其中一人共殺106人，另一人殺了105人。因為相差無幾，決定這次不分勝負，下次再見輸贏。以上事實，決非妄言，是東京《日日新聞》正式披露並予“誇讚”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獸軍的另一個令人髮指的罪惡是姦淫婦女。南京慘案中，日軍姦淫婦女之多打破世界軍事侵略史上的歷次紀錄，因此有人把南京慘案也稱為“南京大強姦事件”。戰後，在遠東國際法庭上，目擊者作證時說：“日本兵對女人之嗜好，簡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全城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姦了。”法庭最後認定的數字是2萬起左右，而實際上受害者遠不止此數。
　　特別是日軍官兵的強姦罪惡，是同殺人連在一起的。多數是好後再殺。如12月13日，民婦陶湯氏在中華門東仁厚里5號被日軍輪姦後剖腹焚屍；懷胎9月之孕婦肖余氏、16歲少女黃桂英、陳二姑娘及63歲之鄉婦，亦同在中華門地區慘遭姦殺；鄉女丁小姑娘，在中華門堆草巷被日兵13人輪姦後，因不勝狂虐，厲聲呼救，當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間，日軍在中華門外，於輪姦少女後，復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奸，僧侶不從，竟被處宮刑致死。在淪陷期間，即使住在“國際安全區”的婦女，也有許多人被抓走，供日軍官兵發泄獸慾之用……
　　夠了，這種沾着中華民族血淚和恥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過多地書寫。但是，僅僅這些事實就足以證明，日本法西斯軍隊是一夥窮凶極惡、蠻悍無與倫比、實為人類蟊賊的文明公敵。它製造的種種暴行，是當代文明的恥辱。
　　這就是日本侵略軍給自己樹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引起了國際公正輿論的一致譴責。日本政府一面對外百般抵賴、死不認帳，一面又在侵華部隊內部，進行了所謂“整飭軍紀”和調整人事的活動。松井石根大將、兩個在大屠殺中最兇殘師團的主官——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被先後調離所在部隊，有的還轉為了預備役。
　　岡村寧次就任第11軍司令官後，其司令部最初便設在南京。在那裡，他看到已被日軍占領半年多時間的這座城市，市容還是那麼蕭條和荒涼，從市民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笑容，而且一見了日軍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據他多年帶兵的經驗，只要一看當地居民的表情是否驚恐，就可以判斷其軍隊的紀律了。他在北滿駐紮和回東京受命期間，也曾聞知了國際輿論對日軍的譴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已由畑俊六擔任，第6師團也由稻葉代替了谷壽夫，但是這個師團還是屬於第11軍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擔心這群來自南九州的官兵給他惹麻煩，對於皇軍征服中國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軍司令官職權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該師團巡視。
　　“7月18日，我訪問了第6師團司令部。該師團長稻葉中將到任不久，據他講，該師團官兵作戰英勇無比，但忽視搶掠、強姦等非法行為。團結心強，排他性也強，對其他配屬部隊等缺乏關心。……於是，我向各團隊長和師團司令部職員作了訓示。”
　　訓示中，他首先誇讚第6師團在皇軍里是有名的精銳師團，在進攻南京的時候，首先攻進城裡，立下了首功，一定會載人皇軍輝煌的史冊。然後話題一轉：“我軍要完成聖戰的使命，一定要發揚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頓軍風紀。我軍對俘虜的政策也要改變。敵人被俘以後，第一線部隊不能藉口給養困難，養成殺俘虜的習慣。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據被俘的敵軍軍官說，被日軍俘虜就要被殺掉，後退就被督戰者殺掉，所以只有頑強抵抗一條路。這對皇軍是不利的。如果繼續殺害俘虜，實際上就是增強敵人的抵抗力。我並不愛敵人，也不喜歡俘虜，但是為了削弱敵人的抵抗力，我軍應該改變對俘虜的態度。同樣的，對於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歡他們，特別是敢於反抗我們的老百姓，我也和你們一樣憎恨他們。可僅僅憎恨他們有什麼用呢？主要的要使他們不幫助敵人，歸順皇軍，進而幫助皇軍，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最後，他要求第6師團官兵能自我約束和節制，為了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在攻入城市時不要再大量殺戮和好淫搶掠當地居民。
　　岡村認為，南九州民情蠻勇鬥狠，但素無秩序，此地徵集來的官兵作風亦然。第11軍戰鬥指揮所設在九江後，“在九江我的宿舍後面，有一片丘陵草地，這是替換進攻部隊的臨時宿營地，與我的住處相隔三四百米，從室內即可大致看到在軍容風紀方面，各部隊有很大差異。由南九州兵構成的第6師團，攜帶的帳篷被當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爛不堪，難以遮風擋雨，因此宿營時以侵占民房為主。與此相反，來自北陸地區的第9師團，自參加上海戰鬥以來，轉戰各地，出征時日亦不短，但來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帳篷露營，營中秩序井然、肅靜，早晨士兵肩負背囊，成四路縱隊威風凜凜地出發，與前者出發時的混亂隊伍形成鮮明對照～但是，來自南九州的這群烏合之眾打起仗來玩命兒，因此還是深得岡村的喜愛，贊他們是日本第一精銳師團，是日軍的代表和象徵。
　　確實，日本武士們最崇尚的豈不就是殺人擄掠嗎？
　　武漢會戰過程中，岡村寧次給日軍提出了一個非常新鮮的口號：“討蔣愛民”。這個別出心裁的口號，此前上至東京大本營，下至任何一個侵華高級指揮官，均沒有提出過。這個口號蘊藏的涵義，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噓：“也只有將軍那樣熟悉中國和中國人，才能有這樣深切的感覺。”
　　“討蔣愛民”的口號居心險惡。首先，它與侵華全面戰爭爆發以來，日本舉國一致“膺懲中國”的狂囂不同，它把中國、乃至中國政府與蔣介石區分開，把蔣與中國內部各反蔣、倒蔣勢力區分開，以達到分化和瓦解中國抗日力量、引誘妥協派的目的。二是這個口號既可令他的侵略軍改善“形象”，又可安撫占領區居民、欺騙外界輿論。慣於舞文弄墨、雕琢辭章的岡村寧次，的確與一般蠻勇武夫有異，政略上也有過人之處。
　　口號提出後，他以之為基調親自撰寫布告，以第11軍司令部的名義大量印發給各部隊，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貼，宣傳日軍的所謂“討蔣愛民”方針。
　　攻占武漢前夕，日本各新聞社派遣大批記者來前線。為了拉籠他們，岡村常邀記者們在九江指揮所的屋前庭院裡聚餐，請他們除了宣傳報道日軍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隊所謂的“愛民”方針和事例。當時，來第11軍採訪的記者總計達260多人，作為繁忙的軍司令官，他一有空就與記者們廣泛接觸，其部下宮崎回憶時吹噓說：“岡村將軍視野寬廣，交友遍及國內外，健談善聽，記憶力非凡。因而與隨軍作家、記者交談的話題似乎無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內，常可看到他翻閱高級綜合雜誌。他對人心動向，洞察人微，或許就出於這種淵博的習性。像我這樣一介武夫，既不善於和文人們交談，且有嫌棄之感，自覺心胸狹窄，因此，我更增強了對將軍性格的崇敬。”
　　別出心裁的口號提出了，宣傳也在大肆進行，總要有點兒實際行動吧？
　　岡村寧次認為，“性道德下降（其實是壓根兒就不講此道德——作者注）是對華作戰部隊的第一大問題”。他看到的一份憲兵報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婦女說，中國兵擄掠而不姦淫，日本兵卻姦淫而不擄掠。此婦人之見雖片面，卻道出了遠在國外征戰的日本獸兵作惡的側重點。
　　當時，一位《讀賣新聞》的戰地記者在對日軍部隊進行了大量調查之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造成上述紀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認為主要有兩個，一是軍事當局對士兵的身心健康關心甚少；二是下級軍官有意縱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觸的許多軍官都這樣認為：作戰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領地的婦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證明該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們說，這樣的士兵都是最優秀的戰鬥骨幹……”記者顯然不敢把此歸結到侵略戰爭的最高決策者，以及高級軍官的頭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淵源，因而具有許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氣質。例如他們既愛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禮儀周全又野蠻殘忍，既信仰科學又崇拜皇權，既民主又專制，既守舊又縱慾，等等。總之，這是一個奇特和充滿矛盾的民族，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無一不是以最高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連岡村在其回憶錄里也不得不承認，“這可能是幾千年來閉居島國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這樣一種民族“天性”，放在一個經濟和軍事實力均落後、羸弱的國家，或許還沒有什麼，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個強大起來的東方國家，再加上明治以來定下的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愈加蔑視它周圍的國家和民族，將其極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腦兒地宣泄在被侵略國家的人民頭上。
　　在文明歷史悠久的中國，強暴婦女比搶掠財產更令人痛恨，自詡“中國通”的岡村寧次深知這一點。如何節制官兵們的獸慾呢？岡村採取了三招，首先是滿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婦；其次，對已經發生的強姦行為，通過對受害人付“慰問金”的辦法進行所謂“調解解決”；最後來了點兒硬的，建議陸軍省制定所謂“戰地強姦罪法”。
　　慰安婦，即隨軍妓女。18世紀以來的世界軍事史上，大規模徵集和使用隨軍妓女的做法，日軍獨此一家。德、意法西斯軍隊也沒有這樣幹過。誰發明的呢？有的戰史書裡認為慰安婦起源於《麻生意見書》。1937年，一個叫麻生徹男的少尉軍醫在對日本陸軍進行了兩年多調查之後，寫出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即《麻生意見書》。麻生軍醫首次在報告中提出建立“隨軍慰安所”的設想，以消除官兵性慾旺盛帶來的種種不安穩因素。他將這種“隨軍慰安所”的職能明確規定為“軍隊衛生性公共廁所”。意見書呈遞到軍部後被採納，所以日軍從此有了這種專以滿足官兵性慾的機構。
　　這種說法並不屬實，也未經過詳實的考證。一個小少尉的報告能否呈遞到軍部並引起重視值得懷疑。在《岡村寧次回憶錄》中，岡村恬不知恥地明確承認：“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此事，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劃的創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二三起強姦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曾仿效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召募‘慰安婦團’，其後強姦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縮小了日軍獸行的數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軍才這樣做的。其實，隨船妓女在帝國主義國家海軍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規模徵集的，也並未專門組成一個“團”，成為一種專職組織。所以，儘管解釋和遮掩一番，他總歸承認了自己是日軍這項計劃的創始人。
　　日本軍人認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會交好運，不會受傷。性生活對日本軍人來說是絕對的需要，越是第一線部隊越需要。日本軍事當局正式將隨軍慰安所作為軍隊編制配屬部隊是在1939年，但是在岡村的建議和爭取下，第11軍在武漢會戰中便提前列編了，“現在我麾下的幾乎各個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慰安婦們在第互互軍里享受允許着軍裝的“待遇”，隨各單位後勤機關行動，每到一地立即設營以肉體“慰勞”作戰部隊官兵。
　　效果怎樣呢？一些部隊有所收斂。岡村承認：“但像第6師團那樣的部隊，雖有‘慰安婦’同行，姦淫仍未絕跡。”
　　武漢作戰初期，日軍慰安婦粥少僧多，還滿足不了官兵們的需要，強暴中國婦女的事件屢屢發生。由於岡村斷言“在戰場上，姦污婦女似乎是難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經他的默許，“有不少事例用調解的形式加以處理，而且調解金各地統一為15日元”。在他看來，其部下的禽獸們施暴於中國良家婦女，似乎是花錢逛妓院。不過，比起日軍在南京作惡時先奸後殺的通常做法，還算是對受害者“開恩”了。
　　舊中國經濟落後，人民赤貧。日軍一般官兵在中國老百姓家裡掠不走什麼值錢的物件，即使搶到點細軟，從戰地寄送回國內家中也頗費周折，所以唯有對人下手，肆意殺人強姦。武漢會戰後期，岡村愈來愈意識到日軍的暴行已直接影響了軍事行動，便想用點兒硬的手段來約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潯線戰事未了，岡村接到廬山南側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報告，該地村長聯名提出請願書，稱如果禁止殺戮、強姦、放火、掠奪宰吃耕牛四件事，則對日軍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辦理。根據這一情況急派憲兵調查時，僅強姦暴行即已發生20件，而未檢舉犯人。偶爾抓到現行強姦犯，也被其所屬隊長以該犯屢立戰功為名強行要走。當時到處盛行這種藉口。岡村接的另一份報告稱“我軍為攻占武漢緊急修築的陸軍飛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長江對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長承包。因士兵輪姦了該村長的妻子、女兒，致使施工停頓，煞費苦心徵集的當地民工一鬨而散，一人未剩”。
　　他對部屬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為這類事件直接給作戰帶來重大損害”。
　　由於小池口機場跑道能否儘快修築，與攻入武漢關係甚大，岡村便派軍司令部人員“直接過江視察現場，對居民進行安撫慰問”，並親自參與對事件的處理：
　　“當時，五十嵐憲兵隊長前來報告，他以平淡口吻講了以下意見：調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輪姦事件時，得知少女既未極力反抗，也未親自告發，不能構成強姦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訴。在座的軍法務部長也陳述了相同意見。”
　　岡村寧次似乎倒比兩個“執法者”明白些：“對他們的意見，我嚴厲斥責說：我也知道強姦罪要親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國內為前提制定的法律，對此不能不深加考慮。我們出兵不是稱聖戰嗎？！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應當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槍面前誰敢來親自控告？憲兵須讓被害者都來親自控告，而後嚴懲所有罪犯。”
　　那幾個獸兵在作戰的節骨眼兒上妨礙了大局，惹惱了軍司令官，自然沒得好果子吃。這件事過後，岡村稱“我痛感必須設立戰區強姦罪法。當時陸軍刑法規定，強姦案訴訟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樣，必須受害人親自告發方予受理，我認為這是根本性錯誤，應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國內時，向阿南陸軍次官提出我的意見，正義的阿南次官當即同意修改。其後歷時兩年，終於在1942年制定了戰地強姦罪法”。
　　一紙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約束了日本侵略軍官兵的禽獸行為呢？中國人民和其他遭受過日軍蹂躪的國家人民心裡最清楚。
　　不過，岡村率領下的部隊進入武漢城，倒的確沒有再現一次南京慘案那樣的暴行。由於這次還是那個第6師團打先鋒，入城前他找師團長稻葉研究方案，決定讓該師團軍風紀“最好的”都城聯隊進入市區，其餘全部不許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隊長會議，訓示道：“……部隊宿營地區，避免設於市內，應選在郊外大建築內，以便於維持軍紀、風紀；在武昌的糧道街、漢口的大五廟至下碼頭、漢陽的朝宗門，設置難民區；須保護漢陽、漢口、武昌的建築物、廟宇、大學、圖書館等；武漢有各國租界及使館，本軍一舉一動，世界矚目，因此是以實際行動宣揚皇威，使其理解皇軍真姿的絕好時機，所以每人對此務須慎戒，且鑑於過去之教訓，防止因日久而鬆懈。再，武漢為本軍今後常駐和作戰之基地，一切建築、設施，嚴禁破壞”云云。
　　為了減輕中國民眾的激憤情緒，岡村又向各部隊提出了“不要大事慶祝武漢入城式”的意見。
　　相比較而言，日軍這次打入武漢比攻占南京花費的時間長得多、傷亡也大得多，因為在南京及其周圍雙方並未進行過多大的戰鬥。而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中是真下了本錢的，4個多月令日軍死傷數萬人，它要大規模報復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時更有“理由”。岡村稱，“當時中國人和外國人根據我軍攻占南京時的行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漢後可能發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軍紀律嚴明，因此，民心大體安定”。岡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跡使世人將日本皇軍與“禽獸”二字連在了一起，如果日軍一再製造大案，南京的後遺症恐怕永無消除之日。另外，從軍事上說，對武漢也不能破壞太甚。外圍戰的極大消耗和國內調兵的捉襟見肘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他，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兵力調用已達極限。武漢也許將是日軍今後卡住西南出口，與中國軍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毀了這塊基地。
　　但是，侵略軍官兵為非作歹已形成習慣，武漢城內外日軍製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斷發生。還以日軍“第一大軍紀問題”姦淫來說，據《日本在中國淪陷區》一書載：“日軍到了武漢，便將‘隨營娼妓’集合起來，指定區域居住，名為‘陸軍公娼區’、‘海軍公娼區’，如老聯保里、新聯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區和已燒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現在都是公娼區。日軍在武漢搶掠的我國女同胞，姦淫以後便送到公娼區，在這些淫窩中慘遭蹂躪……”
　　岡村在其日記里也承認，“愛民方針實現起來頗感困難”。但他不認為這是日本軍隊的那種禽獸般的氛圍造成的，他說現在大部分部隊因隨時傷亡、隨時補充，都換了幾茬人，多數官兵並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徵後立刻上陣。他們來軍隊的時間很短暫，而在社會上生活了幾十年，是社會沒有教育好的結果，“因此，與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社會之罪、國民之罪”。岡村還居然感嘆近年來“滿洲事變特別是中國事變後，隨着國家財政的龐大化，資本主義弊端到處泛濫，黑市盛行，社會上好人受難。在這樣的社會裡要想得到優秀的士兵，無異於緣木求魚，因為好兵只能由良民來培育”。他把日本軍方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言外之意他也與一般官兵的行為無關。
　　岡村還為自己開脫罪責稱，由於進城20天后“再次頒布了軍的宣撫規定，又重新下達訓令嚴禁非法行為，因此，各兵團、各部隊未至發生大的事件。……停戰後，從重慶到南京來的中國老朋友都異口同聲說，中國方面絕對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時的暴行、徐州會戰時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長沙作戰時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我雖然專門在中國戰線活動，但與此三大事件均無牽連，特別是進入漢口未發生事故，使人欣慰”。他還吹噓稱：“漢口的大商人關門閉戶逃到郊外避難，漢口陷落二三周后陸續歸來。11月25日，武漢三鎮成立了治安維持會，市內恢復了繁榮。”
　　他自以為武漢的秩序恢復了，屁股坐穩了，憑藉這個重鎮為後方，又可以發動新的作戰攻勢了。“大本營及我第11軍，對攻占武漢以後的下次作戰，都基本定為攻占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