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降納叛

　　岡村寧次在華北職任上的主要勸降對象閻錫山，可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
　　閻比岡村年長一歲，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閻家是個小地主，其父閻書堂後來在五台縣城開了家錢鋪，以放印子錢為生。錫山字伯川，別號龍池，乳名萬喜子。他6歲時生母曲月清去世，因繼母不養前家子，便由外祖母領去撫養。9歲入私塾念書。幼年時期的閻錫山有家歸不得，雖然外祖母疼愛，但寄人籬下，被人白眼看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此人小時的性格就與一般孩童不同，他有時沉默寡言，有時頑皮難管，有時馴順，有時狂暴。12歲時與同窗曲滿堂玩耍失和，竟掏出小刀把對方刺傷。因此，孩子們都說：“萬喜子不是好惹的，還是離他遠些好。”
　　閻錫山16歲從外祖母家回來，成完親便到錢鋪學商。在父親的教導下，照料鋪面，印錢帖子，記帳算利息，協助父親做投機生意。僅兩年多的時間，便把放貸小債主那套精打細算、唯利是圖、投機鑽營的手段掌握得八九不離十。1900年底，閻書堂在做銀兩與制錢換兌的投機生意中跌了跟頭，欠了別人的債，只好轉讓出錢鋪帶着兒子跑到了太原。閻錫山經五台同鄉介紹，到繁華的柳巷裕盛客棧里當夥計，混口飯吃。
　　時值義和團運動失敗，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開辦各種新式學堂就是其中一項。在山西，1902年（清光緒28年）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學堂和農林、法政、武備等學堂。因而，投考新式學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為宦的階梯。閻錫山對於在客店裡當小夥計是不甘心的，因此，當山西武備學堂的招生簡章公布後，他便鼓起勇氣報名應考。初試時，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態度謙恭，應答靈便，深得考官們的賞識，遂被錄取。1904年7月，閻錫山被選送到日本學習軍事，先人振武學校，並在那裡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07年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正巧那時岡村寧次從日步兵第49聯隊調到該校擔任清國留學生隊區隊長，所以他倆也算有一段師生關係。1909年，閻畢業回國歷任軍事學堂教官、監督和新軍標統（相同於團長）等職，辛亥革命爆發後，發動太原起義，一躍成為山西大都督，此時年僅28歲。從1911年起，直到1949年他66歲時逃離大陸止，他執掌山西大權長達38年之久。
　　抗戰全面爆發後，閻錫山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第2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晉綏所有部隊。下轄第6、第7兩個集團軍，蔣系湯恩伯的第13集團軍一度歸他領導，朱德為總司令的第18集團軍名義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他參加抗戰，但態度始終不堅決。他的戰區內，日軍、蔣嫡系部隊和八路軍並存，他要部下“學會在三個雞蛋上跳舞，哪個也不能踩破”。所謂“存在哲學”是他的思想基礎。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後，他先逃到臨汾，轉年2月日軍進攻臨汾，將他趕到黃河邊晉陝交界的吉縣。從此他在那裡安營紮寨，選擇一偏僻山溝開鑿了大量窯洞，取名“克難坡”，把山西省的黨政軍各大機關悉數安置在這裡。
　　因為閻青年時期在日本呆過五六年，對日本人有好感，所以幾任華北日軍首腦均認為他是親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對付蔣系勢力，特別是在華北的中共勢力。1940年春，多田駿秘密曾派人往吉縣克難坡見閻，提出日、閻雙方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攜剿除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日軍則完全交還閻本人及各軍政要員在太原的財產。閻提出要日方先給他裝備30個團，所有兵員、武器、糧食、經費均由日方負責。因為山西全境富庶之地悉被日軍占領，分散部署的晉綏軍部隊給養困難，單單集中在克難坡的數萬機關、學校及直屬部隊的吃飯問題，閻都無着籌措。但是，多田駿不見兔子不撒鷹，雙方的密談沒有具體結果。
　　1941年7月，岡村來華北方面軍上任，他認為只要閻錫山能真心投降，要甚給甚，不必斤斤計較條件。他派特使田邊盛武赴汾陽，與閻的特別代表趙承綬會談，雙方於8月11日達成協議，內容主要是：（1）閻、日取消敵對行為，共同防共；（2）日方先給閻裝備50個團，撥發步槍5萬支，機槍5000挺，重機槍500挺；（3）閻第一步進駐隰縣或孝義，將小船窩渡口（吉縣屬）讓給日方，閻通電脫離重慶政府。日方將晉中10縣交給閻方接管；（4）第二步閻進駐太谷，日方將山西政權全部交閻，再給閻裝備50個團；（5）第三步閻進駐北平，日方將華北政權交閻，組織“華北國”。
　　這個賭注下得不小，對閻頗有吸引力。但閻與日方達成協議的根本目的是“存在”下去、擴大實力，所以他遲遲不肯公開表態降日，而希望從具體條件入手。同年11月，閻又派趙承綬由孝義經汾陽到太原，與岡村特使規定了履行汾陽協定的細則：（1）雙方部隊為避免衝突，分別在太原、汾陽、臨汾成立辦事處，以資聯絡；（2）交換物資：閻以桐油、水銀、生漆、桃仁等物資向日方換取布匹、西藥、紙張、機械器材等物；（3）交換情報：閻、日雙方駐當地部隊，經辦事處互相交換八路軍活動的情報；（4）晉綏軍兵員徵募可由日方組織的傀儡政權協助；（5）日方撥給閻華北聯幣1200萬元，華南儲幣500萬元；撥給糧食5萬石。等等。
　　閻錫山與日本的秘密協議，被中共在山西的負責人薄一波等獲悉，感到事態嚴重。因為閻如果降日，不但是對全國抗戰的一次重大心理打擊，而且閻、日聯起手來對付八路軍，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決定通過輿論捅出閻、日秘密協議，同時，發動各界民眾開展反投降運動，使閻一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題。
　　1941年11月30日，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代錶王世英在克難坡求見閻錫山，原來由閻的交際處約定談話15分鐘，但在這次關鍵性的談話過程中，王世英抓住閻投降的危機問題，對時局作了較詳細的分析，談話一直延長了3個多小時。這次談話在3個問題上使閻有所畏懼。第一，日本只有南進才能解決它的戰略物資困難問題，不會北進。因為閻一直認為日美不會開戰，這樣美國就不會公開援助中國。第二，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壓力之下，不會降日（閻當時得到的情報是蔣要投降，蔣汪合流，組織親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竊據華北）。因為蔣一投降，他的政治資本就完了，人民會起來打倒他。第三，閻又問假如蔣介石投降，你們怎麼辦呢？王世英回答：我們的態度很明確，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誰投降我們就打誰。
　　閻、王兩人長時間的談話，使在外面等候接見的人焦急不安，而侍衛人員則在窗外偷聽。他們對這次談話十分重視，主要是想了解八路軍的態度，閻也想乘機摸摸中共的底。談話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閻雖有與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顧忌。
　　岡村和閻各自的代表，後來又進行了兩個來月的商談，日方堅持要閻先離開克難坡進駐孝義，發表脫離重慶政府的通電，然後才能履行上述細則。閻則以黃河以西的工廠機器尚未運回河東為理由，堅持日方要先履行細則，再行進駐孝義，發表通電。這時，趙承綬由太原發電給閻報告：從商談過程中來看，日方確是誘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準備太平洋戰爭，國內物資緊張，岡村不能如數撥出閻所要求的武器、物資、款項。同時，蔣介石獲得閻和日方勾結的情報，派遣徐永昌和賈景德，由重慶來到克難坡，允撥閻軍的欠餉並增加軍政費用。在這種情況下，閻遂將趙承綬召回克難坡，靜觀時局變化，履行汾陽協定問題，也就暫時擱置下來。
　　見閻不降，1942年2月岡村決定以武力威逼，揚言要向克難坡和閻所控制的晉西進攻。這確實威脅到閻的生存問題了。閻錫山乃於4月初發動“晉西保衛戰”，動員所有力量開赴前線，獎勵晉綏軍官兵每打死1個日本人賞洋100元，並許諾給士兵娶妻，以鼓勵士氣，改變過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軍駐晉部隊卻根據過去的經驗，對晉綏軍非常輕視，公開說：“閻錫山的軍隊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槍頭上掛一頂日本軍帽就嚇跑了。”由於日軍輕敵，閻又做了種種準備，所以日軍在孝義縣蘇宋莊和汾城縣華靈廟的戰鬥中受挫。至此，岡村寧次後悔不應逼閻過急，於是又派特使與閻談判。
　　閻錫山稱：“我們與日軍來往是策略，並非真投降。”對這個錢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無論是東京的東條英機，還是身在北平的岡村寧次，誰都摸不透他真實的想法。岡村對他的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說：“閻錫山曾把中國人騙遍了，他派誰當代表，都當不了他的家，必須與閻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在岡村寧次的堅持下，雙方於1942年5月6日在離克難坡不遠的吉縣安平村舉行會談，閻錫山被迫親自出席。因為岡村通過這兩年的幾次大規模“肅正作戰”，已嚴重地削弱了中共方面在華北的力量，隨時可以騰出手來打擊他。日方出席者的級別也不低，計有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第1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該軍參謀長花谷正少將、偽山西省長蘇體仁等。會議內容：在閻錫山方面為：（一）申述亞洲同盟與中日兩國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條件內進行合作；（三）請日方表明此項合作，是否日本的國策，抑或地方的意見及對待中國的方針等等。在日軍方面為：（一）強調東亞共榮圈的勝利，促間早日投降；（二）向閻提出“覺書”，促其通電脫離蔣介石方面，如當時發表通電，立即交付聯幣300萬元，步槍1000枝；（三）關於汾陽協定應允之武器、物資、款項等，因數目太大，須陸續交付。
　　閻錫山對日方提出的問題，以一切準備尚未完成為藉口，表示通電脫離重慶方面和向日投降，須再加考慮。因而會議沒有達成協議，日方也將所帶的聯幣、槍支，原物帶走。
　　這次安平會談未獲結果，岡村大失所望。閻錫山畢竟不同於汪精衛，民族氣節多少猶存；他手下的那幫晉綏軍將領，也不同於麇集在汪周圍的漢奸政客，不會答應向日本人投降。為了離間間與重慶方面的關係，搞心理戰，岡村下令把閻跟日軍首腦接觸時拍攝的照片，用飛機大量散發到重慶、西安等地。同時，以武力積極壓迫閻部，在稷王山一帶擊潰閻的第34軍，在孝義淨化村殲滅了趙瑞、楊誠兩個師，並聲言要大舉進攻閻管區，以逼閻早日投降。閻也不示弱，高喊保衛晉西，雙方關係已成僵局。但閻駐太原、汾陽、臨汾的辦事處仍然存在，雙方的人員來往直到日本投降從未間斷。
　　岡村對閻的勸降雖沒有成功，但達到了使閻錫山在軍事上消極避戰，日軍得以在山西專事對付八路軍的目的。
　　對晉系以外的其他雜牌軍，岡村的勸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職後，了解到管轄區內很少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有不少以上將、中將為司令的國民黨地方軍。這些地方軍大都是各派系的舊軍閥，目前雖接受中央政府的軍餉，對蔣介石卻未必忠誠。只要避免和他們作戰，即可減少犧牲，節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軍司令官、師團長等對國民黨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奏效。從1942年春開始，這些將領陸續投誠，到1943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我軍。其中最大的一股，是龐炳勛的軍隊”。
　　龐炳勛原是馮玉祥的部下，1931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在蔣介石的暗中收買下倒戈反馮。蔣介石升他為第40軍軍長，以後又兼任國民黨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城抗戰之役，他升任第10軍團總指揮，接着晉升為陸軍中將，改任第3軍團軍團長，在台兒莊戰役中立過功勞。武漢會戰後，國民政府對軍隊體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軍團名號，龐炳勛遂改任集團軍上將司令，駐紮在豫南一帶。西北軍從上到下歷來有倒戈的傳統，而這次龐炳勛降日，竟然是在一個小小的日軍少尉的說服下實現的，令人瞠目。
　　這個日軍少尉名叫田中徹雄，畢業於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既擅長漢語，又通曉中國情況，來華服役後被安排在日第12軍的策及機構工作。此人深知中國人一貫墨守“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信條，常常不經請示單槍匹馬地跑到中國軍隊中勸降。這次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判斷龐有降意，便又隻身跑到龐的駐地，一番威脅利誘後，居然使這位統領7萬大軍的集團軍上將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績”並未得到上司的獎賞，反而指責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經命令隨意潛入敵陣，破壞了軍紀。”令他十分苦惱。
　　消息傳到岡村那裡，他認為下級指揮官指責田中少尉觸犯軍紀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慮到今後為了殲滅龐炳勛的7萬軍隊，不得不犧牲眾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獲得成功，則可避免這種犧牲”，遂決定表彰田中徹雄。1943年5月23日，岡村親自趕到開封，聽取了這位“降服7萬人的好漢”的事跡介紹，不僅頒發了軍功獎狀，還贈給他特地從國內寄來的一柄軍刀。
　　在岡村任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期間，國民黨各路雜牌軍總共有30萬人左右降日，其中有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李守信、吳化文等部。據日方統計，整個中日戰爭期間，非蔣介石嫡系的降日雜牌軍共約40萬人，而華北地區即占3／4。可見，岡村等人勸降工作的“成績”之大。
　　開展對重慶方面的“和平”工作，是東條英機曾秘密囑託岡村寧次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岡村來華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識殷同建立了與重慶的電訊聯繫。殷同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軍需學校，他與其同窗汪時璟、王大禎等回國後都離開了軍界，分別在政界、財界活動，相當有名。岡村很早就與殷同認識，30年代初岡村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殷同常奔走於北平和長春之間，傳遞消息。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後，為了協商與該協定有關的東北與華北之間的交通及其他問題，殷同作為何應欽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連等地跟岡村頻頻接觸，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與在重慶的王大禎接上了聯繫，9月，蔣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潛來北平與岡村“交換意見”。雙方雖未達成什麼原則性協議，但一致同意通過殷同一王大禎之間建立的聯絡線磋商“和平條件”。為此，岡村指示“方面軍參謀部編制了密碼，將我軍通訊兵秘密派駐殷同私邸，並由我簽署一份防哨線通行證交給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岡村又請“賦閒”在北平的汪時璟代替殷同，繼續和王大禎聯繫。從此，“北平與重慶每周交換電報一二次，但內容多為議論，對方態度強硬，幾乎沒有什麼實際效果”。特別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開開羅會議以後，丘吉爾、羅斯福和蔣介石相互確定，在徹底戰敗日本以前誰也不得與之單獨媾和。加之在這一年，歐洲戰場上蘇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勝利，開始轉入反攻；在北非戰場的德、意軍隊被全部肅清後，英美軍隊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登陸，墨索里尼政權垮台；在太平洋戰場，美軍於8月攻占阿留申群島，10月克所羅門群島的新喬治亞島，11月克布根維爾島，同時攻占吉爾伯特群島，日軍節節敗退。在這種有利態勢下，蔣介石自然更不會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條件與之情和。
　　用“拉”的辦法不能瓦解重慶方面的抗戰意志，同時，在太平洋戰場形勢日趨惡化的情況下，日陸軍主力卻始終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上抽不出身來。東京大本營遂決定孤注一擲，重新發動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軍事進攻，以武力摧垮重慶政權，或許能進而改變整個戰爭態勢。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日雙方軍隊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會戰——豫湘桂大會戰。
　　這次大會戰從1944年4月開始至年底結束，歷時8個多月。是抗戰爆發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會戰。岡村寧次指揮華北日軍首先在河南開仗，揭開了大會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