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大事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這個慣例俗套岡村寧次也未擺脫。
　　日軍通過“1號作戰”，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它的兵力有限，不能鞏固這次戰役的成果。相反，為保護這條交通線，訂多部隊被牽制住了。這時的日軍，已經喪失了在中國戰場上的優勢和主動地位。而且，它在豫湘桂正面戰場逞凶一時，並不能挽救在其他戰場——太平洋戰場、緬甸戰場以及中國敵後戰場正在遭受的失敗，不能挽回它在對外侵略全局中的頹勢。
　　但是，岡村還是決計進行一次新的大規模軍事冒險：直搗中國抗戰的大後方——四川。他覺得，通過8個多月以來的河南作戰、湖南作戰、廣西作戰等一系列進攻，日軍都在天氣不良、交通不便、喪失制空權和供應不充足的情況下，完成了預定任務，並且擊潰了對方參戰部隊的相當部分。經過六七年的戰爭，中國軍隊雖然因美國援助而在武器裝備上有了改善，但戰鬥力反倒比戰爭初期下降了，如乘此良機，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國軍隊還會繼續撤退。
　　他這個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還在日軍拿下桂林、柳州後不久，他就開始試探着向拱衛四川的貴州省進攻。儘管由於戰線拉長、物資匱乏，時至冬季，日軍官兵仍着夏服，軍靴也都破爛不堪，還要躲避美軍飛機的轟炸，法西斯武士們仍攻到了距貴陽城百餘華里的地方才止步。中國軍隊和大量機關、難民一路驚慌逃命，蔣介石連呼：“戰況危急，不僅西南各省人心動搖，而英美且有要求撤僑之事，益造成社會之惶惑不安。多年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接替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恐日軍自貴州繼續西進，甚至向蔣介石建議“應有再遷都的準備”。法西斯將領總是唯意志論者，岡村堅信自己的官兵能夠克服重重艱難險阻，創造出直搗中國大後方的奇蹟來。
　　同時，岡村寧次還想以此來呼應陷入絕境的南方軍：“蒞任南京聽取各部、課長所作情況簡報後，我首先想到，以前雖亦考慮過全軍的情況，但就任總司令官後，考慮問題更須着眼於戰爭全局。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南方軍屢經苦戰，前途堪慮。國內情況雖不甚詳，但財政困難當屬無疑。當前，南方軍總兵力約75萬，而我中國派遣軍則擁有105萬大軍。戰爭重點雖在南方軍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卻在我這方面。以如此重兵僅能維持現狀，心甚不安。如何報效祖國，如何支援陷入苦戰的南方軍，此乃就任總司令官後首先考慮的問題。”他要孤注一擲全力撲向重慶，企圖徹底解決中國問題，之後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挽救日本失敗的命運。
　　為了趕上1945年1月3日大本營召開的軍事會議，岡村令參謀人員在元月1日前擬好進攻四川的作戰計劃。
　　在派遣軍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中將的率領下，參謀們加班加點忙了半個多月，終於在1945年元旦上午，把“中國派遣軍關於今後作戰指導之意見”送到岡村案頭。
　　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自3月份開始，衡陽第20軍的第40、第47、第116師團由寶厭攻向芷江，在方月中旬，用一個半月時間，由左江沿川鄂交界地帶攻占涪陵，爾後渡長江攻占重慶。自3月下旬開始，桂林第11軍的第3、第13、第58師團由宜山攻向貴陽，此階段約需一個月，在貴陽地區，20軍第40師團一部歸11軍指揮，第13師團在安順作戰役警戒，第3、第58、第40師團於5月中旬由貴陽攻向滬州，爾後渡長江，北上攻占成都。第20、第11軍完成該作戰任務後，即向四川東、西地區掃蕩，以鞏固占領區。駐武漢第34軍，在適當的時候，由宜昌之第39師團攻向萬縣，以策應第20軍攻占重慶。
　　胃口是夠大的。岡村還問：“時間上能不能再作壓縮，由4個月縮短為3個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這已經是勉為其難了。”
　　岡村說：“好吧，松井君，你明天就啟程回東京，向大本營介紹我們進攻四川的計劃，相信一定會得到支持。”
　　10天后，松井太久郎從東京回來了，帶來的卻是該計劃沒被大本營批準的消息。東京給岡村的指令是：全力準備應付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以確保本土國防資源。
　　這盆冷水澆得他透心涼。他感到日本帝國的前途沒什麼指望了，大本營里找不出幾個精明的軍事家。他認為鑑於軍事的、政治的諸多原因，“美軍對踏上中國土地有所顧慮，大規模來華登陸的可能性極小。而大本營判斷大量美軍在中國東海岸進行登陸作戰可能性很大，並命令準備迎戰”。退一步說，即使美軍真的再重演一次諾曼底登陸，“依我看來，此乃意外之幸事。以我擅長苦戰之派遣軍，若將大部美軍引至中國大陸，以減輕皇國本土之負擔，正所歡迎。我所慮者唯有帝國全局之未來”。
　　後來的事實應驗了岡村的判斷，直到戰爭結束，美軍也沒有在中國東海岸進行大規模登陸作戰的意圖和行動。因為它的戰略重點，首先是在歐洲，其次在太平洋戰場。
　　使用六七個師團的兵力遠途進攻四川，確係冒險之舉，但在全局被動的情勢下，舍此還能有何良策？岡村根據他多年與中國軍隊作戰的經驗，認為此舉能夠取得成功。“數月前，我軍占領桂林、柳州迫近貴州省境時，重慶陣營內不就曾出現遷都西康省的議論嗎？”曾於1944年10月到重慶出任駐華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上將，戰後在其名著《魏德邁報告書》中，也從另一方面認為岡村的主動進攻計劃若實現，將是最兇險的一招。書中寫道：“當時在印度受美式裝備訓練的蔣介石嫡系軍隊有5個師，限於運輸能力，至多只有2個師可調往重慶，故日方若進攻重慶，或能成功，對中國方面來說，可能為一重大打擊。然而遠比重慶更重要的要地是昆明。該地為物資集中、補給唯一樞紐，倘陷入敵手，即使再頑強的中國軍隊也將舉手投降。”當然，這是魏德邁的一家之言，不過從中可看出，岡村此人確比遠在東京的大本營那幫人勝算一籌。
　　1月下旬，岡村召集各軍司令官以上高級將領會議，想鼓動他們支持自己的作戰計劃，然後以與會者集體名義再次呈請大本營批准。但是，會議連開幾天均很沉悶。繼岡村之後擔任第6方面軍司令官的岡部直三郎大將，一個月前按照岡村建議的飛行路線赴廣州視察第23軍時，途中恰恰遭遇到美軍飛機的攔截，雖未喪命，可被彈片擊傷的肋骨至今還隱隱作痛，他後悔不該聽岡村的話，走那條倒霉的航線。他對岡村的冒險計劃不以為然，不贊成再發起大規模進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下村定，因在國內高級指揮機關呆了多年，養成了遇事顧慮重重的思維習慣，沒有多少銳氣。同時他認為，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美與日的敵對自不用說，日蘇的中立條約僅僅是一紙空文，蘇聯隨時都會對日宣戰，如果刺激了蘇聯，蘇軍除了打關東軍，其次就是打他屬下的駐蒙軍，因此，他也不主張發動大的進攻。
　　這樣，岡村就是在中國派遣軍內部也有點孤家寡人的尷尬了。會議結束時，他覺得應給這些高級將領打打氣，發言道：“太平洋上的險惡狂瀾，已逐漸向帝國本土及中國大陸襲來。處此戰局危急、皇國興廢之關鍵時刻，擁有百萬大軍的中國派遣軍，全憑在座的12位軍以上司令官竭盡全力，奮起邁進，以打開危局……”
　　會議草草收場，岡村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卻又不好向這些方面軍大員發作。於是，岡村惱羞成怒之際，藉故將派遣軍參謀長松井太久郎從身邊調走，換上了小林淺三郎中將。他認為松井在協助自己制定計劃時態度就不堅決，到大本營匯報和遊說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搗重慶大後方的計劃告吹了，根據大本營要他準備迎擊美軍登陸的指令，他只好擬定了以長江下游的三角地帶（滬、杭地區）為主戰場，以廣東和山東半島為分戰場的作戰方案。為此，他把遠在廣西桂、柳一帶的第11軍作為對付美軍的決戰兵力，邊與中國軍隊交火邊後撤，向滬杭地區集中；同時他仍向大本營積極反映自己的主張，等待批准。這件事，就暫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軍總司令以後，他另一件費盡心機的事情是所謂“和平”工作。他之所以強烈主張進攻四川，其實也是企圖以軍事壓力作配合，在有利於日本的條件下實現停戰。“自我就任總司令官直至停戰的8個月期間，最重要事項有二，即進攻四川計劃及開展對重慶工作。”東條英機內閣在1944年7月下台後，小磯國昭隨即組閣，轉年初他通過杉山元陸相向岡村發出指示，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全權負責對重慶的和平工作。
　　岡村在侵華日軍將領中，素有所謂“不擴大派”之稱，又因自青年時代起長期在華工作，在中國軍政界有許多熟人，所以，東京認為由他主持這項工作，不致引起重慶方面的反感。當初，預感到日本戰局敗勢已定的大本營，讓岡村當這個末任總司令官，也是有這種考慮的。
　　說來話長，早先“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岡村就不持積極態度。他當時任日軍第2師團師團長，駐紮在哈爾濱。他認為，經他手簽訂的《塘沽協定》，已使中國事實上默認了日本對東北地區的占領，協定中停戰線之劃定，也是日本控制了華北部分地區，這是帝國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極限，“事件繼續發展雖屬勢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國力無法承受”。在這一點上，他與日軍中另一個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爾態度一致。岡村政治上極端反共，他當年簽訂完《塘沽協定》後，在與中國軍界要人何應欽的交談中說：“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何的預言：‘實際上我國現在最難辦的是共產黨勢力的抬頭，故而不願引起對外問題。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對我國的壓迫，其結果中日兩國都將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因此，當時我對何的說法，立即表示同感。經過幾年之後，我在南京陷入向何應欽投降的窘境，何的預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2年半以後，日本開始嘗到了苦頭。岡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記中寫道：“那次蘆溝橋事變，一開始就是錯誤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認識，對當今中國要求統一的覺悟判斷錯誤。（2）輕視對作戰成果的消化，政務不統一，煞費苦心於建立新政權。（3）對蔣介石的人格、實力的錯誤估計，日本內閣過於頻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陸軍意見不統一。（4）由於陸軍當局的強硬態度，不注意蔣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決的機會。”
　　他認為，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沒有穩定的戰略，朝今夕改，放棄不擴大方針是個失策；而占領南京、武漢後，近衛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更是錯誤的。他不同意拋開蔣介石，另立汪精衛政權，“扶植沒有武裝力量的汪政權組織政府，逼迫重慶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國的人才會作出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實力的政權是維持不久的，孫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剛剛率第11軍攻占武漢不久，他在日記中還寫道：“（占領武漢後）日本面臨着的是，應如何與重慶商談改善關係的問題，然而卻熱衷於搞汪精衛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顛倒了。日本政府和陸軍當局看錯了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性格和他的實力。”在他看來，日軍占領武漢後就此罷手，還來得及與蔣介石談判停戰的條件，對日本是有利的，而讓汪精衛成立新的“中國政府”，實際上等於否定了蔣介石的存在。他認為蔣的性格不同於江，跟他談判停戰條件時哪怕只在形式上“對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價高一些，或許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樣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權上台，只能增強蔣抗戰到底的決心。
　　當然，作為日軍高級將領，個人私下在日記里流露的看法，絲毫不影響他指揮部隊在戰場上拼殺。對此，他曾自我表白道：“個人有不同意見，但一旦成為決議，那麼忠實執行是有教養的人應採取的態度。尤其是軍人，必須服從上層領導所決定的事，為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而盡職，這是軍人的本分，我也經常教導部下這樣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這一年日美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人秋後達到決定性階段。岡村在11月30日的日記中寫着：“日美交涉毫無進展，帝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重大時刻，我平時雖為樂觀主義者，但思及戰爭前景，未免有所憂慮。但是，作為部隊的司令官，由於關繫到部下的士氣，對此只有閉口不談。”他的結論是：在沒有解決日中之間的戰爭時，又發動日美間的戰爭實屬下策。
　　據那位著名卜師小玉吞象追憶：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當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結果斷出凶兆，兩天之後，他瞞着這個結果拜訪岡村，請岡村談出自己對太平洋戰爭前途的看法。岡村當時回答說：“打卜新加坡，就必須停止這場戰爭，這是唯一的時機。不過，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現在究竟是否有這樣的人物呢？目前日本連一個小村壽太郎（指日俄戰爭講和時的全權大使）都沒有，怎麼辦？”
　　當許多日本人還陶醉於從南洋頻頻傳來的勝利捷報時，岡村卻在12月28日的日記中，對天皇為什麼同意發動這次戰爭感到不可思議，並流露了微詞。具體戰役他力求一鼓作氣。兇猛進攻，而在宏觀戰略上主張謹慎行事，對於一個高級將領來說倒也並不矛盾。
　　這次接到小磯內閣把對重慶工作全權委之於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指令後，他首先開闢了對重慶的無線電聯絡線。“至此，除我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開闢的北京（殷同，後為汪時璟）一重慶（王大禎）聯絡線之外，又開闢了一條無線電聯絡線，聯絡相當頻繁，但是，雙方意見完全對立，無所收穫。所以如此，蓋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開羅會議上已確定戰後對日處理方針，我方的情報機關對此毫無所知，以致始終採取相當強硬態度。”當時，日本曾下最大決心，通過岡村的無線電聯絡線告訴重慶：“中國派遣軍亦可撤至山海關（需時一年），而對方認為撤至山海關仍不滿足，要求我撤出滿洲和朝鮮才行。如此條件在當時不屑一顧。但以後想來，作為投降條件來講，當然是這樣。”
　　1945年2月2日，岡村早年在上海領事館工作時的朋友船津辰一郎來南京告訴他，重慶方面的代表袁良要與他見面。岡村隨即在船津的陪同下，專程赴上海一處秘密地點與袁會面。袁良離開重慶前見到了蔣介石，蔣要他帶口信給岡村：

　　　　1．中國與美國不可分離，但我認為中日合作對大東亞至關重要。
　　　　2．因此擬於適當時機為日本講話。拯救日本非我莫屬。然日本人誤
　　解我的本意，實為憾事。
　　　　3．望互相盡力克制行動。

　　蔣介石並不希望日本元氣喪失殆盡後停戰，因為他一貫認為只有中日兩國合作，才能抵制蘇聯和亞洲共產主義勢力。但礙於開羅會議上他對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允諾，又不能再深說什麼。岡村聽了這一口信，認為蔣的意見有相當的準確性，“但因我對開羅會議的決定一無所知。加之從1941年7月以來一直未回國，長期身居戰地，對正在衰落的國內情況亦不甚清楚，因而以蔣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蔣介石當時所講確是真心話，實際上他已想到了日本被打敗之後的事，想得很周到，是想儘量使日本在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結束戰爭。”
　　隨着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失利，日本已嘗到了兩線作戰的苦果，也意識到真正會置它於死地的對手是美國，而自恃實力強大的美國是不會於戰爭中途且勝利在望之際，坐下來與它談判什麼停戰問題的。它只能幻想通過“1號作戰”的軍事打擊，再作些讓步，或許能拆散中美聯盟，先結束中國戰爭，然後再集中力量去對付它的主要敵人。但明鑑利害的蔣介石已明確告訴日本，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與美國不可分離”，日本卻未怎麼在意，“作了許多無謂的事”。岡村戰後追憶，“凡是在開羅會議以後對重慶做的工作，都沒有什麼成效。事後想，我方真是不識時務，太不了解情況了”。
　　同年3月4日，何應欽派遣使者余萬青至南京，岡村沒有出面，只是派一個叫延原的參謀與之晤談，並將一封信轉交給何應欽。事後岡村說，這封信寫了些什麼忘記了，可能是些無關緊要的一般問候性言語。
　　小磯內閣雖將重慶工作全權委之於岡村寧次，“但急於談判的閣員緒方竹虎等人卻在東京直接進行所謂纓斌工作，其實纓斌與重慶有密切聯繫之說，純屬謊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他見東京方面在究竟由誰來主持這項工作上變來變去，沒有一定之規，重慶方面在原則問題上也沒有妥協的意思，便索性將此事不了了之。
　　就在日本對重慶工作一籌莫展之際，岡村接到了大本營的新指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應準備擊退在中國沿海登陸的美軍主力，打亂他們的作戰企圖，確保大陸的主要地域，並要相機削弱重慶的軍力。”
　　這個指令雖仍認為岡村的注意力還應主要放在東部沿海，但“相機削弱重慶的軍力”一語，實際上是最小限度地承認了進攻四川方案的實施。為此，岡村襪馬厲兵又要準備新的軍事進攻了，他的主攻目標是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