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牽掛18年的黃金大劫案
河北省

這是毛主席心中留了18年的一根刺，也是黨史上極受重視的一樁懸案。
這樁案件發生的時間，是第二個臨時中央開展工作不久後的1931年初冬。
臨時中央在上海建立，上海那時候處於白色恐怖之中。
十里洋場，處處都需要經費，臨時中央無論再怎麼節省，都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
沒有錢，臨時中央就無法開展正常工作，中央機關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障。
這起案子，就從這筆珍貴的“經費”開始說起。
120兩黃金
臨時中央不可能公開向外面募捐，也不可能出面籌款，只有兩個辦法能夠最快籌到錢：
1、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
2、由蘇區紅色蘇維埃政權撥款。
國民政府的阻撓讓申請共產國際的援助困難重重，蘇聯的撥款不可能通過銀行和郵
局，要安排專門人員送到中國。路途遙遠，可能遇到的風險不可預測。最重要的是，
需要的時間少則兩三個月，多則半年。
所以上海臨時中央政府只能以密電的形式向正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取得聯繫。
當時蘇區也是捉襟見肘，但對於臨時中央的請求，蘇區毫不猶豫地撥給了黃金一百二
十兩。
當時主持蘇區財政工作的正是林伯渠，在他的指示之下，黃金拼拼湊湊送了過來。
這些黃金都是零零碎碎的金首飾（打土豪搶來的），為了能夠方便運輸，便請了一位
瑞金的金匠將這些金首飾全部都熔了，鑄成了十兩一根的金條。
這些金條都被裝入一口按照金條尺寸專門打造的白銅小盒子裡面，盒子口用錫焊封。
完成了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怎麼運送到上海。
當時商議的路線是這樣的，從瑞金出發，途經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
江，最後到達上海。
路線很長，很容易出事，要挑選精幹的、對當地十分熟悉的交通員來轉送，這就需要
經過多個交通員的手。
為了任務能夠萬無一失地完成，他們制定了一套嚴謹的對接方式。
對接的地下交通員每人會領到三樣東西：一把鑰匙、一把鎖和一塊驗收憑證。
驗收憑證是林伯渠親自寫的一個“快”字，刻在一枚棋子上面，棋子只有銀元那麼大。
執行任務的是7位地下交通員，每個人會分到一塊，正好一人分到一個筆畫。
鑰匙和鎖也許是可以複製的，但是這個驗收憑證是怎麼都仿製不出來的。
更何況，整個對接的過程也是嚴苛的步驟：首先，交通員的下線和上線交接之時，要
用暗語來相互確認身份；然後下線的交通員要用鑰匙打開上線交通員的鎖，再一次確
認身份；最後下線交通員交出手中的那片憑證。
三重身份確認，箱子才能交到下線的手上，上線會把手中的鎖交給下線，然後將收上
來的憑證上交。
那麼，任務完成之後，7塊憑證應該全部收回來，拼成完整的字。
安排好一切之後，一號交通員就在1931年11月6日從瑞金出發，交到臨時中央，大約需
要一個月的時間。
11月底，實在拿不出錢的臨時中央發電向蘇區詢問，蘇區也很着急，但到了12月22
日，臨時中央已經發了5封電報，黃金還是沒有送到。
1932年元旦下午，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拿着快字的前6個筆畫已經收到了，但是最
後一筆一直沒有收到。
這6塊送到了林伯渠面前，林伯渠確定都是原件，也就是說，黃金就是在第七個人手上
出現了意外。
就是松江到上海的這一段，辛辛苦苦走了一個月，沒想到了最後一段功敗垂成。
蘇區政治保衛局立刻啟動偵查，但也只能委託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員秘密收集情
報，蘇區是無法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前往上海詳細調查的。
上海特科人員馬上開始尋找第七位交通員，可是無論情報人員如何尋找，就是無法找到。
而着急等着經費的臨時中央，因為黃金的丟失，很多計劃陷入僵局，無法進展，造成
了很多嚴重後果：
1、因為缺乏資金，九名被捕的同志無法得到營救，最終遭到了殺害。
2、原本組織已經布置好了一場大罷工，配合“一·二八淞抗戰”而舉行的日資產業大
罷工無奈只得取消。
3、3名傷病員急需醫藥費，卻因缺醫少藥病亡。
4、4名烈士家屬因為沒有及時得到組織的經濟救助，最終只得流落街頭，後來和組織
徹底失去了聯繫。
因為沒有這些錢，眼睜睜看着同志死去，這對臨時中央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這宗案子也牢牢記在毛主席的心中。
18年後的1949年，新中國已經成立，毛主席下令在新中國成立前我黨歷史上各個階段
沒有偵破的懸案，都要進行調查。
毛主席專門找來羅瑞卿，要求他來負責調查黃金失蹤案。
羅瑞卿深知這個案子已經讓毛主席牽掛了18年，一定要拼盡全力調查。
當年上海地下黨同志們就已經調查過第七名交通員，結果沒有任何線索。
那麼這位交通員到底是攜款潛逃了還是被劫匪所殺呢？
可疑的7號
當年挑選的7名交通員都是政治可靠，能力極強的精英，經歷了非常嚴格的考察。
他們並不知道箱子裡面裝的是什麼，背叛的可能性是微乎極微的。
上海公安局挑選了精幹，成立了懸案偵查辦公室，分為6個偵查組，就是為了偵破這些
歷史懸案。
黃金失蹤案是由第三小組負責的，組長是蔣文增，組員為徐立鼎、胥德深和鄔泓。
組長蔣文增拿到檔案卷宗一共就兩張紙，案件只是簡單介紹了一下，幾乎沒有什麼有
價值的線索。
蔣文增看到這兩張紙，心就涼了半截。
這張紙的最下方蓋着中央各個部門的印章，可見中央對這個案子是非常重視的。
小組成員看了卷宗之後，覺得先要找到接觸過這起案子的同志。
他們先去拜訪了林伯渠，林伯渠對這樁懸案記憶猶新，雖然公務繁忙，還是抽空詳細
向他們述說了案件的經過。
從林伯渠這裡，第三小組得到了兩個很有價值的線索。
1、七個交通員的具體安排是機密，只有當時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知道。
2、第一位交通員是從瑞金前往南平的，好像是姓秦，曾經給高自立當過警衛員。
可惜，鄧發同志在1946年的空難之中犧牲了，和他一起犧牲的還有葉挺、李秀文、王
若飛和秦邦憲。
蔣文增寄希望於能夠找到秦姓交通員。
高自立是江西萍鄉人。曾經擔任紅三軍政委兼軍委書記，紅五軍團十五軍政委兼軍長
等職。
解放後，高自立擔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居委員，蔣文增等人來拜訪的時候，高自立
已經病重。
他沒有辦法面見蔣文增，但得知他們此行的目的之後，也給了他們一個很有用的線
索：秦姓警衛員是高自立的同鄉，解放後在解放軍第十三任兵團職。
蔣文增趕緊從瀋陽再度奔向南寧。
蔣文增找到現在已經是十三兵團某部師長的小秦。
小秦還記得那個任務，但一直到見到蔣文增才知道箱子裡面原來是120兩的黃金。
小秦當年的上線是“盛福飯店”的老闆，他的對外身份是飯店的員工。
盛福飯店是地下黨組織的交通站，傳遞消息，也為組織賺取一些經費。
小秦的領導接到任務之後，就定下了由小秦完成任務。
為了能夠製造小秦前往外地的理由，還為小秦人為製造了一起工傷，對外說小秦回老
家養傷去了。
小秦帶着這沉沉的箱子騎馬騎了6天才到達了南平。
和小秦對接的下一位交通員，小秦完全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只知道他的對外身份是南
門關帝廟的廟祝。
小秦和第二位交通員對接完了之後，對方就將一小塊憑據交給了小秦。
小秦說這個廟祝和他年齡相仿，當時不過30多歲。
小秦的線索也就這麼多。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收到了一個好消息，當時中央保存下了前六名交通員的資料，只
不過沒有第七名交通員的信息。
既然前面幾名交通員都是嚴格按照原本的計劃交接的，那麼可以直接尋找第六名交通員。
中央給予的資料之中詳細記錄着這六名交通員的真實姓名、地址和身份。
第六名交通員名為劉志純。
線索中斷
劉志純現在只是一個普通的篾匠。
他很清楚地記得那一次任務，這是他最後一次以地下交通員的身份為組織效力。
因為他的上線在這次任務之後就犧牲了，他失去了和組織聯繫的方式。
劉志純告訴蔣文增，黃金在他傳遞過程之時一切正常的。
七號交通員和他約見的地點是在“漢源棧房”，他還清晰地記得當時七號交通員穿的
是黑色的鞋子和衣服。
那天劉志純剛剛下樓就注意到了他，他正在和人打聽是否有從杭州來的人。
劉志純懷疑這人就是他的下線，於是找機會和他搭上話，
確定之後將他帶到一個房間。兩人對接的過程一切正常，流程結束之後，劉志純就將
箱子交給了他。
那人將驗證的憑證交給了劉志純。
按照紀律，兩人不能多話，在嚴格執行完任務之後，劉志純就立刻返回了杭州。
劉志純記得當時看到七號交通員包裡面有一張居住憑條。
回到杭州之後的第五天，有一位地下黨員取走了他手中的第六枚棋子。
劉志純以為這個任務已經順利完成了。沒想到18年來，組織再也沒有和他聯繫過。
杭州解放之後，他趕緊找到杭州的軍管會，說了當年的事情。
軍管會將他所說的記錄在案，所以蔣文增來杭州尋找劉志純的時候非常順利。
劉志純知道這箱子裡的120兩黃金離奇失蹤了，也感到十分詫異。
他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說了出來，蔣文增根據劉志純的描述，開始尋找他所說的漢
源棧房。
松江當年開客棧的並不多，籠統不過5家，蔣文增找到了漢源棧房的老闆，根據老闆的
回憶，當年客棧裡面的賬房先生或者小二，沒有一個是符合劉志純的描述的。
無奈之下，蔣文增只得用最為簡單的方式，發動當地群眾，回想1931年12月2日到12月
3日，有沒有人帶着一個奇怪的箱子，或者有親戚突然來到家裡。
當地部門配合蔣文增排查了數萬人，但還是沒有七號交通員的任何信息，就是疑似的
人都沒有找到。
事情畢竟已經過了十八年了，又是戰亂年代，顛沛流離，從茫茫人海之中尋找一個人
實在太困難。
這個案子無奈還是陷入了僵局之中。
蔣文增幾個人很是失望，這條線索就這樣斷了。
組員胥德深提出想要去見一位老戰友，他曾是松江軍分區的參謀，也是胥德深的老鄉。
既然千里迢迢來到山東，大家想着不如就和胥德深走一趟。
胥德深的老鄉名為杜復明。
蔣文增也沒想到，只是順路拜訪一位老戰友，竟然讓調查柳暗花明。
杜復明備下了好酒好菜招待同志們，幾個人聊得很投緣，蔣文增說到今天這桌子菜做
得很可口。
杜復明就把廚子喊來和大家一起聊天，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杜復明詢問蔣文增幾個人來松江出差的緣由，蔣文增就將案子大概說了一下，並且說
出了他們這次來松江遇到的難題。
一起吃飯的廚子是松江本地人，聽他們這麼一說突然想起了什麼：“松江當年還有個
專門住宿的地方，叫富春樓。”
蔣文增一聽馬上來了興趣，讓廚子繼續說下去。
“這個富春樓其實是國民黨軍官們花天酒地的地方，我也曾經去那裡給他們做過菜。
那裡有一個專門接待軍官親朋好友的招待所，有50個床位，要比一般的客棧多。
你們之所以沒有打聽到，因為這家客棧條件嚴苛，松江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住客必
須要得到一名營級官員的擔保，才能入住。”
蔣文增聽到這個線索，激動得飯都沒有吃完，就趕緊起身去了招待所。
逼近真相
幸好這家招待所一直保存着從前的記錄，而且來往人員簡單，大部分都是軍人，蔣文
增只要尋找不是軍人的住客就行。
1931年12月1日到12月5日，有三個人住進了招待所。
其中兩個人是一對夫妻，他們不太可能是交通員，所以剩下的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了。
此人名叫梁壁純，是上海“祥德源”藥鋪的藥工師傅。他的介紹人是一位營長，也是
“祥德源”藥鋪老闆的侄子。
當天“祥德源”的老闆讓員工梁壁純去松江辦事，讓侄子做擔保，梁壁純就住進了這
家招待所。
梁壁純是12月1日入住，12月4日離開。對上六號交通員的時間，剛好吻合！
不過，這也只僅限於猜測，還是要找到梁壁純本人。
蔣文增火速前往上海“祥德源”藥鋪，想找老闆郭北昌。
可惜郭北昌在1941年就去世了。
蔣文增在藥店找一些年長的老人打聽梁壁純，果然得到了一些信息。
梁壁純是嘉定人，因為為人正直，抓藥又准又快，老闆很器重他。
一般藥鋪的藥物採購都是交給梁壁純來做的，但是在18年前的冬天，梁壁純突然離開
了藥鋪。
從此以後，梁壁純再也沒有來過這裡，沒有人再見過他。
蔣文增還找到了當年在祥德源工作的其他藥工，有個藥工還保存着他和梁壁純的合影。
他說自己是梁壁純帶出來的，所以一直保存着這張照片留作紀念。
他們拿到照片之後趕緊返回杭州，向六號交通員劉志純確認，劉志純一見照片就認了
出來：“就是這個人，就是他跟我對接的。”
這宗懸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也就是說，梁壁純當年取走了黃金之後不久就離開了藥
鋪，他很可能根本沒有死，而是私吞了這些黃金。
蔣文增馬上來到了梁壁純的老家，江蘇嘉定。
梁壁純抓藥的手藝很好，一定從前在某家藥鋪當過學徒。
蔣文增就從嘉定的藥鋪開始調查，果然找到了梁壁純的師父，“積福堂”的老闆陸積福。
梁壁純果然還活着，他早已成家，還有三個子女。
梁壁純原本住在嘉定南定門，後來搬走了，陸積福說，梁壁純妻子的娘家還在黃渡千
秋橋堍。
蔣文增找到了當地的派出所，將梁壁純妻子的檔案調了出來。其他人也很快打聽到：
梁壁純從嘉定搬到了上海普通洋涇鎮。
蔣文增重新回到了上海，沒想到兜兜轉轉了一大圈，要找的人離他們並不遠。
梁壁純現在已經改名了，叫作申繼谷，他早就已經不在藥鋪做生意，而是做了一名鍾
表匠。
一切都好像是在故意隱瞞自己的過去。
當調查員站在他面前的時候，56歲的梁壁純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當年的七號交通員。
梁壁純被帶到了上海市公安局，他沒有反抗，也沒有解釋、狡辯，好像早就知道會有
這一天的到來一樣。
審訊之前，梁壁純讓警方先去一個地方取一件東西。
在他家中的灶膛裡面，警察挖出了一個陶瓷罐子，裡面是一份證明文件。
被劫的黃金
梁壁純說出了當年的真相。
他是中央直接領導的秘密交通員，那次收到任務之後，梁壁純並不知道箱子裡面是什
麼，但他收到的命令是安全、快速完成任務。
領導叮囑他的時候十分嚴肅：“人在物在！物丟，要掉腦袋。”
梁壁純從前接受任務從來沒有過這樣重要的任務，也正是因為領導的這句話，讓他做
出了一生之中最為後悔的決定。
1931年12月4日，梁壁純帶着黃金離開松江，嚴格按照組織提前的計劃，繞道青浦走水
路前往上海。
吳淞江在戰亂年代是強盜出沒的地方，這些強盜白天該種田種田，該做小生意的做小
生意，但是到了晚上就在吳淞江做搶匪。
梁壁純去上海要經過青浦縣的白鶴鎮，這裡最為危險。但梁壁純路過那裡的時候一切
都很順利。
吳淞江的強盜也有自己的“行規”，不搶官船、客輪、郵船；不搶郎中、郵差教書先
生、乞丐和老弱病殘；也不得對婦女兒童下手。
一旦觸犯了“行規”，他們會受到內部的處分。當時梁壁純選擇乘坐的“小火輪”就
不屬於強盜搶劫的範圍。
好不容易走過這一段，梁壁純鬆了一口氣，叫了一輛黃包車直接去法租界住處之時，
卻遭到了搶劫。
車夫看起來是個老實人，又是大冬天，看到梁壁純的時候可憐兮兮說：“先生，天太
冷了，到法租界又遠，您可憐我們窮苦人，賞個六七角吧。”
梁壁純急於完成任務，也覺得底層人民生活不易，爽快答應了。
那時候是早上六點鐘，天色沒有亮，路燈也很昏暗。
梁壁純近視，沒有看清楚車夫的臉，在上車後沒有兩分鐘，就被那個車夫用紗布巾捂
住了臉，梁壁純頓時就失去了知覺。
梁壁純醒來之後已經是18個小時之後了，那個搶劫了他的人把他送到了附近的旅館裡面。
他醒來之時腦子還迷迷糊糊，第一件事就是掙扎着起來翻看自己的行李。
所有的東西都在，只有那個箱子不見了。
梁壁純在接到這個箱子的時候，就已經猜到了是黃金，畢竟那麼小的體積，又如此之重。
這樣重的黃金，是多少錢啊？
領導都說了“人在貨在”，人不在就等着掉腦袋。
梁壁純不敢直接找組織說實話，他心中有着強烈的罪惡感，對不起組織的重託。
他還怕自己回去根本解釋不清楚，如果被認定是內奸，被認定是他自己把黃金私吞
了，那必定是死路一條。
梁壁純退縮了，他明知道如果及早報告上級還是有可能找到箱子，挽回損失。但他不
願去冒險的，當時就決定逃跑。
他問旅館的茶役：“你們這是哪家旅館？”
茶役說：“曹家渡大旅社。”
梁壁純嚴肅地讓茶役趕緊將老闆叫過來，茶役說老闆不在店裡，梁壁純怒道：“發生
事情之大，別說是你們經理，就是你們老闆也負不起這個責任。一不留神，上海灘就
不會有曹家渡大旅社了。”
茶役被嚇到了，馬上去找經理樂書秋。
樂書秋急急忙忙趕過來，梁壁純開門見山告訴他，他丟失了一箱黃金，有一百兩以上。
樂經理一聽也嚇壞了。梁壁純要求旅社給他出具一個書面證明，為他證明是劫匪把他
送到了旅社，他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之下丟失了黃金。
樂經理不敢不出這份證明，他開門做生意，如果傳出自己店裡丟了一百多兩黃金，他
的店自然是逃不過的。
如果梁壁純一口咬定旅社和劫匪有勾結，他們想要自證清白，也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
和財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樂經理就給梁壁純寫下了這份證明：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時零七分，兩個穿深色棉衣的年輕男子領着一輛黃包車來
到敝號，車上坐着一個渾身散發着燒酒氣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男子。
茶役王老三把來人迎進門，在門外幫着把黃包車上的兩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
為小皮箱，後者有點兒沉。穿風衣的男子向賬房先生章依發登記單人房間兩間，時間
為一晝夜，預付了房錢。另一男子和車夫將醉酒男子抬進一樓三號房間，該男子留下
入住對面的四號單人房間。風衣男子即攜小皮箱坐黃包車離開。
醉酒男子醒後稱其名叫梁壁純，丟失褐色小皮箱一個，內有百兩以上黃金；又出示船
票稱昨晨其剛乘坐青浦至滬的小火輪抵達曹家渡碼頭，雇乘黃包車欲往法租界寓所，
黃包車經曹家渡木橋時突遭襲擊，昏迷中被匪徒掠入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在這份證明上面每一頁都蓋了章，賬房和經理都親自簽名。
梁壁純走的時候還叮囑樂經理，這件事誰都不能說。如果將來有人來主動詢問，也要
說出“念漆”（因案件在陰曆十月廿七，“廿七”與“念漆”同音）的暗號，才能說
出真相。只要旅社這麼做，可以保證旅社的安寧；如果不這麼做，就會被當作劫匪同
黨一同處置。
樂經理知道其中利害關係，連連答應，他也確實遵守諾言，確實一直都沒有說。
梁壁純這麼做是為自己鋪後路，之後他就匆匆忙忙離開。
他想起當年在浦東洋涇鎮有一座破廟，廟裡唯一的一個老和尚和梁壁純談得來。
有一次，梁壁純執行秘密任務的時候曾經去廟裡躲雨，當時就想過如果在執行任務之
時出現了意外，這裡可以暫時作為棲身之地。
梁壁純為了躲風頭去廟裡面做了兩年的居士，老和尚去世的時候還給梁壁純一筆錢。
梁壁純一直逃避過去，從寺廟裡出來之後也不去抓藥了，而是憑藉着從前學的修鐘錶
的手藝給人修理鐘錶。
9年之後，他才敢把全家人接來這裡定居。
梁壁純拿出那張證明，說明了當年的實情之後，蔣文增將情況告訴了上級領導。
組織很快下達了處置意見：先留置，生活上可以給予優待。
那麼黃金到底在哪裡？18年前梁壁純連劫匪人長什麼樣都沒看見，18年後還可能找到嗎？
離奇的夢
梁壁純的線索也並不多，只知道是在曹家渡橋頭被搶劫。
搶劫的人是早早就盯上了梁壁純，還是正巧搶劫到了梁壁純？
3月6日，小組成員聚在一起重新梳理案情。
和這宗案子有關的梁壁純對劫匪一無所知，和劫匪接觸過的旅店經理和茶役，18年前
的記憶也已經很模糊了。
第三小組只能找到民國時期當地的老刑警，老刑警建議他們去找找那些在建國前有過
搶劫、盜竊案底的在押犯詢問線索，這些罪犯被關在提籃橋監獄，在建國後已經判刑。
蔣文增帶着人去了監獄，提籃橋監獄收到協查通知之後，對在押犯進行了宣講，只要
是知道1931年黃金搶劫案線索的都可以舉報，算作立大功的表現，可以減刑甚至提前
釋放。
但過了三個星期，這些罪犯提供的線索都沒有什麼用處，偵查員一條條查了很久，還
是無功而返。
正在大家想着換個方式重新尋找線索之時，竟然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情。
曹家渡大旅社的樂經理突然來到公安局找蔣文增。
自從偵查組找到曹家渡大旅社之後，樂經理一天晚上和職工裘青聊天說起了當年的案
子，裘青說晚上做夢都是當年的場景，甚至還能看到那個強盜作案之時黃包車的牌
照，號碼是300169。
樂經理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兒子，兒子曾經在海外學醫，突然想到裘青夢裡的場景可能
是對當年案件的還原。黃包車的牌照很有可能留在了裘青的潛意識裡面，最近發生的
事情激發起他的回憶，夢到的也許就是事實。
樂經理聽兒子這麼說，覺得他說的靠譜，就馬上找到偵查小組。
偵查小組已經失去了有用的線索，聽了樂經理的一番話之後也很感興趣。
但他們畢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也沒有接受過國外的那套心理學教育，就向市局技術
處的老專家請教。
老專家說國外確實有這方面的研究，也曾經運用在實際的案件偵破之中，並且也有成
功的案例。
偵查組想要嘗試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300169牌照的黃包車。
在當時的上海，牌照上的數字有着特殊的含義，30也就是1930年的意思，0169就是
1930年發的第169塊牌照。
抗戰勝利之後，法租界的檔案交給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之後，資料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手中。
市公安局調出這些資料，查了兩天，終於找到了300169的車主，名為曹勝林，是北京
租界“雲間舞蹈學校”的老闆。
曹勝林說這黃包車的確是自己的，他從沒有給別人使用過，是自己的私人用車。
那麼，能和這輛黃包車有關的就是曹勝林的車夫老凌。
解放之後，老凌現在是人力車行業工會的脫產委員了。
經過調查，他沒有作案的動機和時間，所以這個線索也斷了。
難道裘青真的是記錯了嗎？
劫匪伏法
偵查員決定繼續調查全市二十多家看守所的人犯。
之前專案組找舊上海的老刑警開座談會，有一個50多歲的老刑警曾豐沒有來。
因為唯獨漏了他一個人，公安局的便衣警察就將他帶走了，他解釋說自己正在因病休
養，但公安局覺得他身上還是有疑點，就暫且將他送到看守所裡面關着。
曾豐進了看守所之後，那些小偷小摸們聽說他曾經是個警察，都來找他嘮嗑打發時
間，聽他吹噓當年的稀罕事。
1950年5月10日，這些犯人們提到了曹家渡的黃金搶劫案。
曾豐是老刑警了，他說：“這個案子離奇的很，當年丟了這麼多黃金，足以轟動整個
上海，竟然沒有報案，而是過了18年由共產黨在調查，拖到了解放之後，一定非同小可。”
沒想到這個時候，同監獄一個強姦犯偷偷把他拉到一邊，小聲詢問：“都說坦白從
寬，可以將功折罪，立大功受獎，如果我有黃金搶劫案的線索，算立功表現嗎？”
曾豐一聽眼睛都亮了起來，連忙說：“這是自然，你提供線索是立功啊，肯定有好處的。”
這名罪犯名為馮安寶，他覺得那個可疑的人正是自己的表哥吉家貴。
1931年，馮安寶才15歲，他是家裡的獨生子，家裡是開機修廠的，生活條件很好。
馮安寶從小就是個紈絝子弟，沾花惹草，在外面受了欺負就找表哥吉家貴幫忙。
吉家貴會武術，家境遠不如表弟，時不時會來表弟家裡蹭飯，有時候一住就是十天半
個月，常常慫恿表弟給他錢。
不過馮安寶和表哥關係要好，也不把這些錢當回事。
馮安寶的爸爸有一輛私人黃包車，在1930年，換了一輛嶄新的進口新車。
於是這輛私人黃包車就成了馮安寶和表哥拿來拉着玩的玩具，吉家貴還找了兩個兄弟
小克和阿古，一起來拉車。
耍了兩個月，阿古就十分熟練了，拉起來完全像一個職業車夫。
12月的某天，吉家貴將這輛車擦得乾乾淨淨送回來，從此以後對拉車再也沒有了興趣。
吉家貴原本在舞廳看門，1931年舞廳倒閉了，吉家貴就暫時住在馮安寶家裡。
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但12月就突然走了，再也沒有來馮家住過。
馮家寶聽聞表哥後來開了一家吉家歡南貨店，生意很好，還在城隍廟旁邊開了一家分號。
馮安寶卻不成器，成天吃喝玩樂，結果前一陣子被人告強姦關了起來，判刑至少10年。
曾豐辦案經驗也是相當豐富，聽馮安寶這麼一說，馬上就和案子的幾個主要節點聯繫上。
他帶着馮安寶直接找到看守所所長舉報，專案組迅速審問了他們。
偵查員聽了馮安寶的描述之後，詢問他：“你家那輛黃包車到底是什麼牌照？”
馮安寶說：“公共租界工部局發的大牌照，號碼是300196。”
偵查員又驚又喜，沒想到就這麼對上了。
裘青的數字並沒有記錯，但是18年過去了，最後兩位數字從“96”記成了“69”。
如此，幾乎可以直接斷定，吉家貴就是黃金搶劫案的主犯。
上海市公安局連夜將“吉家歡南貨店”的老闆吉家貴逮捕。
多年過去了，吉家貴還留着當年的白銅盒，警察輕而易舉從他家中搜出來。
梁壁純和劉志純都辨認過，這就是曾經經過他們手的那隻盒子。
吉家貴見事已至此，交代了當年搶劫的過程，他是主犯，劉阿古和莊克是同犯。
當年他們想要做幾票弄點錢開店，沒想到第一次搶劫就搶到了一百二十兩黃金。
他們也怕東窗事發，所以每人分贓四十兩之後再也沒有聯繫。
吉家貴在抗戰勝利之後偶遇阿古，得知小克已經死了，阿古正在北京路經營一家五金
商行。
1950年5月12日，阿古被逮捕，家中還有黃金首飾十四件，全部沒收。
莊克生前拜上海青幫杜月笙為師，後來在戴笠手下謀事，死於抗戰，被國民政府追認
為烈士。
莊克離家之前曾經給父母留下20兩的金條，父母主動交出。
1950年11月，吉家貴和劉阿古被判處死刑，立刻槍斃。
而梁壁純因為玩忽職守等罪名，被判處十年。
這場錯綜複雜的大案，終於在18年後以這樣離奇的方式順利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