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被殺害經過

大野泰治

　　趙一曼軼詩

　　誓志為人不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兒豈是全都好，
　　女子緣何分外差。
　　一世忠貞新故國，
　　滿腔熱血沃中華。
　　白山黑水除敵寇，
　　笑看旌旗紅似花。
　　趙一曼烈士，四川宜賓人，早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六年入黨。一九三五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第二團政治委員，後與日寇作戰中受傷被捕。在獄中堅貞不屈，被日寇殺害。
　　一九三六年春，我在哈爾濱任偽滿洲國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當時哈爾濱的日本情報機關為了尋找所謂蘇聯通過中國共產黨“攪亂”偽滿洲國的事實，加強了北滿洲國的情報網。
　　同年二月，召開了省公署所屬二十七縣的警務指導官會議，討論有關情報問題。我提議“對捕獲的抗日幹部應進行更加徹底的審訊”。珠河縣的首席警務指導官遠間重太郎當時說：“珠河縣正押着二十多名同共產黨有關係的人，因為警務人員正忙着進行焚燒民房的事務，沒有功夫去審訊。要是警務廳能派人去審訊就好了。”一周后，特務科長命令我去審訊，我就帶着翻譯（朝鮮人）出發了。
　　為了阻止抗日軍的活動，日軍企圖把珠河縣城周圍幾公里的地方變成無人區。當時駐珠河縣的一個日軍中隊加上縣警察隊的八十多人，除每天進攻抗日聯軍第三軍趙尚志部隊外，另一任務就是焚燒和平居民的住宅。遠間同參謀官天野義光隔日輪流指揮警察隊執行這個任務。
　　我到珠河縣一個星期後的一天下午約五時左右，遠間率領警察隊回縣公署，我出門迎接他們時，看見他們押着一輛牛車，車上有兩個婦女。遠間指着躺在車上的那個婦女，向我報告說：“這個女人是在螞蟻河畔戰鬥後從民宅跑出來的，被我們警長開槍打傷了，由於用的是七九步槍子彈，傷口很大，流血過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喪命的可能，我們把她連同俘虜一同解來了。請快些審問吧，免得她死了。”
　　這個婦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臉伏在車台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傷者頭髮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她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來！”她從容地抬起頭來看着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後，決定在馬料房的高梁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她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她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她關於趙尚志部隊的事時，她回答：“關於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麼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麼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軍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着解釋嗎？”接着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象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着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對象了。我就說：“好啦，別扯這些閒話了，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就夠了”，阻止她再往下談。從她的談話內容和態度上看，我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到遠間的宿舍
里去，遠間正在洗戰鬥的塵污。我對他說：“喂，可捉到一個了不起的人了！”遠間說：“是嘛！是怎樣一個人啊？”我說：“還不太清楚，但是從教育程度上看，從講話的態度上看，我認為是個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遠間問：“那麼，她的生命怎樣呢？”我說：“問題就在這裡，對這樣強硬的女人進行審訊可不那麼簡單，若是聽憑她死掉，我們就立不了功啦。總之，最好找一個高明的大夫來。”遠間吩咐僕役喚來一個警察隊員，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趙一曼那裡去審訊。還沒等我張口，趙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個姑娘對我說：“這個姑娘是我臨時藏身的那戶農民的孩子，當時因為嚇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沒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裡來，而且她的家裡肯定在惦念她。請你們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說：“要是把這個姑娘放回去，誰來照顧你呢？你好好地回答問題，回答完了，我打算讓你們一道回去。”但趙一曼仍固執地要求把這個姑娘釋放。我本想把這個姑娘關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慮到在得到情報前，不能讓趙一曼死掉，還需要讓這個姑娘看護她。“這件事要由我們來決定。”說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傷口，“這是幹什麼？”趙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紮着繃帶的手慢慢地伸出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只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着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的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麼中共身分，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麼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乾脆不說話了。
　　大夫來了，這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我把大夫領到外邊去，命令他：“這個女人，不管怎樣也不能在這裡死掉，必須把她解到哈爾濱去，希望你能盡一切力量，保證她還能活十天。”大夫給她注射了兩針樟腦液，檢查傷口後，對我搖搖頭說：“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證她活命恐怕辦不到。如果能度過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說：“不管花多少錢，也要保持她的性命。總之，這是你的責任，有必要的話，到明天早晨，就守在這兒給她治療吧。”對我的強迫命令，他臉上露有難色，但還是服從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趙一曼那裡去進行審訊，警士告訴我，夜裡給她打了三針。
　　在審訊中，我用了多種手法，進行了各種嘗試，甚至不顧她的傷勢，施加殘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沒有改變態度。趙一曼在痛楚中也沒有緘默，她對我說：“與其喊叫，要我別隱瞞自己的行動，倒不如用這裡的事實來說明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比如，不管你們抱着什麼目的，給負傷的人治療，總是正當的，可是對一個重傷的俘虜用刑不能說是正當的吧。日本人這樣殺害我們的同胞，恐怕是難於計數的！”我叫喊道：“別說了，你說在戰爭里殺人是壞事情嗎，你這是胡說。”同時我心裡想，對這個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麼的，不如先從周圍的多數人來調查她的行動。於是決定把當時縣公署拘押的二十多個人陸續地提出來審問。
　　從早到晚，為了審問到趙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譯。我不擇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這些人里沒有一個了解趙一曼的。我對翻譯說：“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徹底呀，怎麼會連一個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個膽小鬼提來，再試一試看。”於是把一個三十多歲的矮漢子提來，進行第二次刑訊。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門板上，給他灌涼水，涼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澆涼水，還用破爛布抽他的嘴，讓他感到難於忍 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趙的一些情況：“她是個工作員，經常從這個堡子到那個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眾講話，把他們組織起來，指導他們團結一致，進行抗擊日軍的鬥爭，比如，怎樣偵查日本軍的行動；怎樣向組織方面報告；怎樣協助抗聯軍等等，她都作過指示。她幾乎是獨來獨往，走起路來飛快，比抗日軍還快。她一來，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來，聽她講話，然後根據她的指導行動。”我又問：“在押犯里還有誰了解她？”經過再用重刑，他指出一個人來。我說：“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嗎？”又給他上刑，他略微尋思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其他的話再也問不出來了。
　　我把他指出來的那個人提出來用重刑，經過幾次拷問，他供出：“趙尚志部隊的幹部在我們的堡子里開過於都會議，我出來進去端開水，照料會場內外，看見趙一曼也出席了。看樣子，她同趙尚志的地位一樣，其他的團長的意見，如果她表示反對，總是聽從她的。”我聽他說完了這句話，又給他上刑，我說：“你以為把她說成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過去了麼？你這個東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給他灌涼水。”他說：“別灌了，我說。我沒有說謊，她是縣委，握有領導的權力。”聽到這兒，我心裡想，“會慢慢地說出來的”，於是又給他用刑，可是他說了上述那幾句話後，又想了一會兒，只說：“我不知道了。”
　　我從這二十個人的刑訊中，還不能肯定他們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趙一曼是縣委還是其他什麼樣的人也不能確定。我的結論是：“趙一曼是一個以珠河為中心，把三萬多農民堅固地組織起來的中心指導者。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無誤的。”
　　俘獲趙一曼的第三天，從哈爾濱來了兩名憲兵。他們來到縣公署，對我說：“聽說你們逮到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倆帶到趙一曼那裡去了。憲兵用笨拙的中國話問她，她什麼也沒有回答，又是用憤怒的眼睛瞪着他們。憲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譯，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到。
　　從這裡我覺得，我那樣的審問方式對她是無效的。我以為既然逮到了，總要想法子讓她對抗日組織起破壞作用，從而給自己取得功績。我懷着這樣的野心，決定把她解到哈爾濱。我對趙一曼說：“今天就到哈爾濱去。”趙一曼回答：“就是到哈爾濱，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尋思了一會兒，說道：“在未走以前，請你們把那個可憐的姑娘開釋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爾濱可不行。”對她的頑強態度我簡直無法應付，只好把那個姑娘釋放了。珠河縣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趙一曼一道坐火車去哈爾濱。到哈爾濱後，我們把她關進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務科長山浦公久、特高股長登樂松、特高股長、警佐大黑照一連同我一共四個人商討怎樣處置趙一曼。我詳細報告了審訊經過以後，提出了如下的意見：“押起來，給她治好傷，當作破壞抗日組織的反間用。”大黑反對，說：“這樣頑固的女人，要想把她當反間用，辦不到，而且傷那樣重，還是殺了為妙。”大黑所以反對我的意見，是因為擔心我負的責任太大。談來談去沒有結果。我又說：“其實，利用她，還是利用別人，都可以。總而言之，我們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殺幾百個抗日軍效果還大呢！”山浦科長耐心地聽罷我的解釋，作了如下的決定，說：“治療所需的必要費用和監視的責任由大野來負，就這樣，把她先看押起來吧。”
　　我把治療趙一曼槍傷的事，委託給當時警務廳衛生科長王亞良。由於傷勢太重，他感到為難。又請白俄外科大夫來看，他說不施行手術是沒有希望的。可是趙一曼頑強地拒絕，她說，與其鋸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殺掉好。我十分為難，又同上述的那幾個人商量，決定把她送到市立醫院的治療室去，由哈爾濱警務廳派幾個警士到那裡監視。
　　我因為擔負着監視的責任，幾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譯黃嘉時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醫院給她照了愛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亂在肉里。我當時曾在片子上數過，還記得，散亂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二十四塊。大夫診斷：“若是把大腿鋸掉，治療的時間會快一些，若是不鋸掉，身體不發燒，順利地渡過去，也許會僵化的，僵化之後，只不過腿略微短一些。”由於趙本人堅決反對鋸腿，就決定這樣治療了。我也想到，她拒絕鋸腿，是不是企圖逃走呢？就極力勸她鋸掉，無奈她斷然反對。
　　我負責執行監視的期間，大約有兩周。當然我一直考慮繼續審問她，把她當反間來利用。
　　有一天，我問她：“傷治好了以後，你打算怎樣呢？”趙一曼說：“反正你們不能放我，如果我的傷治好了，我願意做負傷的警察隊員的‘看護婦’。”我嘲笑她說：“你這是說胡話，若是叫你當看護婦，警察隊會全部叛變的。”並恐嚇她：“你把我當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錯了算盤了。”
　　幾天之後，她在一個紙片上寫了一首詩，交給我，我拿去問省公署的翻譯黃嘉時：“寫的是些什麼？”黃看了看，直搖頭：“我看不懂，保安科長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拿給他看一看吧。”我拿給當時的保安科長吳奎昌，對他說：“你看寫的是什麼？”他略微一看說：“這是誰寫的，寫出這樣詩的人，可是個有學問的人呀！”他接着對詩意作了解釋，大意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立志拋了家，現在落到敵人的手裡，今後怎麼戰鬥下去才好呢。看起來是抒發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鋒利。
　　大約是把趙一曼解到哈爾濱後的兩周，我被調到長春檢察官事務所受訓去了。離哈爾濱的時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記得那時候她還不能坐起來呢。兩個月受訓終了，我轉調到阿城縣，去阿城之前，我看見趙一曼已經能拄着拐杖在院子裡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從報上看到：“趙一曼在監視的警士和看護婦的援助下，從醫院裡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爾濱警察廳逮住。”
　　後來，特務科里的人，又把趙一曼從警察廳引渡到省公署警務廳，關在地下室里。
　　以後我見到大黑，他對我說：“你讓一個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結果呢，她同警士和看護婦結成一夥，逃跑了。”我說：“我到阿城去的時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須改變監視的方式。怎能這樣說我呢？對一個能組織起三萬多群眾的人，就應該考慮到她會把警士和看護婦拉過去，失敗的原因是把同一個警士和看護婦留在她身邊的時間太久，而沒有調換。”大黑說：“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讓她逃回原來的地方，不知道將有多少我們的人被殺掉呢。我們是受了一次騙，凡是叫共產黨的人，我認為殺了是沒有錯的。”從這些話里，也可以看出趙一曼這個人的側影了。
　　此後幾個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從日本返阿城任所時，路過哈爾濱，住在大黑仍家裡。問起趙一曼，大黑的同鄉、當時正在大黑部下當警副的森口作沼對我說：“趙一曼和周百學被引渡給憲兵隊殺掉了。為了讓大野先生知道殺她們的情況，我要股長讓我到現場去。這兩個人是帶着手銬腳鐐，由四五名憲兵押解來的。他們坐載重汽車到槍殺中國人的郊外。從汽車上下來就讓她倆坐下。上級憲兵對她們說：‘還有什麼說的嗎？’周百學說：‘我死後，要到母親那裡去，帶着腳鐐子走起路來不方便，給我把腳鐐取下來。’憲兵苦笑着把腳鐐取了下來。接着又問趙一曼：‘你有什麼話講嗎？’趙一曼說：‘沒有什麼說的了，不過我家鄉還留有一個七歲的女兒，如果能把我的話傳給她，就這樣傳吧：母親為了抗日運動，不能留在你身邊教育你，但是代替這個的，是母親用實際行動給你指明了應該走的道路。仔細地認清母親的行動，不要走錯了路。’這時候憲兵里的指揮者對已經舉槍待放的四名憲兵下令：‘開槍！’槍聲響了，兩個人倒下了，他們態度從容，毫無懼色，令人震驚。”

　　註：本文是日本戰犯大野泰治在押期間所寫的材料，原系日文，發表時譯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