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巍：近年來我國稻作起源研究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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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發表於 2006-6-28 11:18:28

近年來我國稻作起源研究述論

嚴巍

稻作起源一直以來是史前考古學研究中涉及到文明起源的熱門話題之一。近年來，隨着華南等地各類遺址的調查發掘以及考古學工作的深入展開，稻作起源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筆者對近年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的我國稻作起源研究狀況作了大致了解，現綜述、評論如下：

一、對稻作起源概念界定的探討

曹柯平將其解釋為稻作耕作技術體系的演化。[1]而白安強等人則認為稻作起源的界定要從農業歷史學研究入手，將中國栽培稻馴化之始作為稻作起源的標誌。 [2]以上兩種觀點探討問題的角度與結論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同時對稻作起源這一概念的界定進行了較為科學的闡釋，使得後來研究者對這一課題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有了一個更為明確的把握。從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馴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着稻作耕作技術的改進與再改進的進程。因此，曹氏將稻作起源解釋為一種 “技術”的“演化”過程很有道理，只不過“體系”一詞略顯超越了起源之初的高度。後一觀點現在已被多數學界同仁認同。的確“從農業歷史學研究入手”本身就是力圖從跨學科的角度更客觀全面地審視這一課題，而且“馴化之始”和“標誌”的措辭也運用得頗為精到。

二、稻作起源理論研究上的進展

稻作起源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稻作起源地基礎條件及標誌的探討上。衛斯最先提出確定稻作起源地的三個基本條件：（一）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在全新世中期，必須適合稻穀栽培，且這一地區有野生稻的廣泛分布；（二）這一地區的考古發現，無論從年代序列上看，還是從文化譜系發展上看都具有一定連續性，尤其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和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在這一地區都有較為普遍的發現；（三）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稻作遺存，在年代上必須屬國內迄今最早的發現。而且僅次於這一年代的同類發現，在這一地區也必須仍然存在，其後的表現也必須更加普遍。[3]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的說法一經提出就在學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王海明十分贊同這一提法，同時又補充“必須注意到作為稻作起源行為主體的人群（文化）適應自然、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即考古學文化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達到能將野生稻馴育為栽培稻的歷史階段，或自然環境和人口等因素迫使在這一地區的人群必須通過栽培稻類植物的手段和途徑以獲得必要的食物來源兩個方面。”[4]孫聲如認為“三條標準”的提出是中國國內學者對稻作起源研究進入第三階段的一大進步。[5]向安強也在肯定了這一提法後，進行了補充a、該地區發現的史前稻作遺存不僅年代之早列全國之最，發現地點之多要居全國之冠且密集分布；b、該地區必須處於史前文化南北交匯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我國史前文化交流與傳承過程中的樞紐；c、該地區在史前（特別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應非“粟稻混作區”。[6]

後來衛斯又依據學術界對這“三條標準”的反映，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補充，提出稻作起源地的明顯標誌，即（四）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古城不僅年代最早，規模最大，而且數量最多，是以代表史前階段我國稻作地區社會的最高經濟發展水平。[7]

衛斯最早提出的三個基礎條件針對的是假想的稻作起源地的生態環境狀況，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遺址的分布狀況以及其史前稻作遺存的狀況，分析解釋得相當明晰，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概括性。提出後學界也給予了普遍認同。但它並沒有提及作為稻作起源的行為主體人群的作用，不免遺憾。王海明考慮到了這一點，但他繁複的過於具體化的表述削弱了他所補充觀點的理論力度。向安強先生補充的a點可以歸入“三條標準”的（四）中。b點提法似乎過於強調文化交流傳承在稻作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試想，在交通各方面客觀條件限制下，“紐帶”與“核心”能在稻作起源中起到多大作用？誠然，文化交流傳承涉及到水稻耕作技術及稻種的傳播問題，但作為起源地的標準來看卻不是很得當。c點提法又似乎超越了史學的研究範圍，帶有很強的跨學科性，且實質上也是強調生態地理環境的制約性。而後來衛斯在對“三條標準”補充時，引入了“史前古城”這一概念，並將其大規模的出現作為稻作起源的明顯標誌。他通過研究，對充足糧食的積累在建築古城中所起到的基礎性作用，以及稻作農業興起與繁榮的必然性聯繫，進行了論證。下面，我指出幾點他論證過程中的疏漏。

首先，充足的糧食積累在建築古城中的基礎作用不容忽視，但兩者間並無必然聯繫。換言之，史前城址的出現確實代表了史前高度文明，但史前高度文明的的表現形式可以不是史前古城的修築。表現形式不止一種，比如也可表現為精美物器的製作或其他奢侈品的享用等。

其次，稻作農業的興起與繁榮有聯繫，但無必然聯繫。即：稻作經濟繁榮於此並不等同於稻作農業起源於此。從稻作農業起源到稻作農業繁榮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完全可能出現稻種和耕作技術的傳播和交流現象。很有可能是該地居民在掌握運用了傳來的耕作技術和稻種後，由於當地自然地理等條件特別優越，而使原始農業發展蓬勃起來。從另一方面來說，假想的稻作起源地也未必能經受得起漫長的時間考驗而發展成為稻作經濟的繁榮地。

再次，古城的建築與稻作起源存在着明顯的時間差。所以用史前古城的大規模出現作為稻作起源的明顯標誌並不適合。

再次，衛斯在論證時將原始農業文化積澱與稻作文化的起源等同，使論證引向自己的結論。

綜上，我個人以為將史前古城的大規模建築作為稻作起源的明顯標誌並不合適，至少在作為稻作起源理論研究“三條標準”的補充這一點上顯得牽強。

總之，稻作起源理論研究本身是一個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過程。要符合實際情況，又要使實際情況的高度概括總結。從2000年以來的資料看來，稻作起源理論並未取得重大突破，而只是局限在原有的“三條標準”的小修小改之上。相信隨着考古學的進展，稻作起源的理論研究會不斷的發展完善。

三、對稻作起源動機的推斷

關於農業起源的動機，考古學家和植物學家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觀點，如“綠洲說”，“人口壓力論”和“農業起源於食物富足地區”等。近年來觀點逐漸集中到後兩者上。

一說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稻穀的馴化與栽培，是某一地區人口壓力過大，或自然環境發生變化，人們以往的狩獵採集已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不得已而選擇的一種手段——種植。[8]而另一說則認為農業起源於食物富足的地方。人類最初的作物栽培試驗是人們認識到某些野生植物的生長習性後做出的一種嘗試，並非抱有一種收穫的目的，他們不會想到發明一種新的經濟生活方式以代替延續幾百萬年的狩獵和採集活動。[9]

乍看上述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是壓力產生動力的論調，後者頗有“功到自然成”的味道。然而，思量之後便覺得後者論述更為入理。

首先，作物栽培試驗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人類活動的耐心、有規律的投入，也需要適於作物生長的良好自然生態環境。所以處於生存壓力下的飢餓狀態的人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經歷如此從容漫長的一個過程的。自然環境氣候的適宜才使得整個實驗過程能夠順利的進展下去。原始人群的生產力和改造力相形於自然力是很有限的。任何危及其生存的壓力恐怕對於他們而言都過大，因而難以轉化為動力。其次，改良植物以更好的服務於人類，應是生活處於需求水平之上的人類的活動。最基本的生存與需求滿足了，才會有更高層次的需求的產生。

四、稻作農業起源時間和地點的再探討

長期以來，學者們根據考古及其他相關資料對稻作農業起源的時間和地點等問題作了廣泛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綜合來說，有雲南起源說、華南起源說、長江下游起源說、長江中游起源說、長江中游-淮河上游起源說、黃河下游起源說、江西鄱江起源說、多中心起源說、中南半島起源說。目前隨着考古材料的發現和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以上觀點就有了商榷的必要。

僅就近年來考古出土資料與研究成果而言，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是毋庸置疑的。其中華南考古新發現人來抑制的文化內涵及生態學考察便是一個力證。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以及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的文化堆積較厚，是人類長期活動的結果；出土地與農業有關的工具和陶器都比較豐富，不是零星的、個別的現象，且在遺址的孢粉中都發現了水稻的硅酸體細胞化石。[10]這三個遺址的發現表明水稻栽培在當時還屬於初級階段，先民們仍靠採集和狩獵為生，生產經濟尚未占主導地位。在距今一萬年的道縣玉蟾岩遺址文化膠結堆積層面中發現了水稻穀殼，經鑑定包括普通野生稻和古栽培稻類型。這一發現為中國水稻起源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這一地區目前被認定為稻作農業的起源地。[11]華南中部屬亞熱帶氣候，動植物和水資源都相當豐富。地質學資料顯示，自全新世以來這一區域的氣候沒有出現過較大的波動。這為古人提供了理想的居住生活環境。

近年來的考古新材料的發現使原有的觀點得到了充實、修正。然而，考古學材料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極大的偶然性。考古學研究領域裡也從來是沒有定論和權威的存在的。就目前的考古學研究狀況來看，稻作農業起源於長江中游地區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隨着今後考古學工作的展開與深入，栽培稻的起源史還將繼續被改寫。

目前，在華南地區發現一百多處稻作遺存的史前遺址。南北相去甚遠，在當時交通各方面的客觀條件限制下，還很難想象稻作的傳播，至今也尚未找到證據能夠顯示這種傳播的存在。因此在華南地區很有可能有多個地方同時或先後獨立出現稻作。[12]稻作起源只有一個中心只是目前的觀點，多元起源或是分散起源在今後是完全有可能被證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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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柯平：《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存再研究及中國稻作農業起源新認識》，《東南文化》，1998年第三期。

②向安強：《彭頭山稻作農業非賈湖傳播論——對曹柯平〈中國稻作農業起源新認識〉的認識》，《農業考古》，2000年第三期。

③衛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三條標準”》，《中國農業》，1996年第六期。

④王海明：《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研究與考古發掘》，《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⑤孫聲如:《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斷想》，《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⑥向安強：《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發祥地》，《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⑦衛斯：《關於確定中國農業稻作起源地“三條標準”的補充——續說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農業考古》，2000年一期。

⑧同 7 。

⑨易西兵：《從華南新發現的考古材料試論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2000年三月

10 、 12 同 9

11 袁家榮：《玉蟾岩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中國文物報》，1996年三月三日。

文章來源：《史林學步》編輯部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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