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歐亞大國和歐亞民族主導世界事務達五百年之久，其間它們為了爭奪地區主導權而相互爭鬥併力爭成為全球性大國。現在，美國這個非歐亞大國在這裡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這種地位，直接影響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永恆的，但這能維持多久和將導致何種局面不僅對美國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世界和平都至關重要。第一個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國的突然出現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如果它以同樣快的速度喪失至高無上的地位，不管是因為美國自動退出世界事務，還是因為一個成功的對手的突然掘起，都會嚴重破壞世界穩定。實際上這會迅速導致全球性的混亂。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塞紹爾·亨廷頓所作的大膽斷言是正確的：

比起一個美國在決定全球事務方面繼續擁有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大的影響的世界來，一個美國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將是一個更加充滿暴力、更為混亂、更少民主和經濟增長更困難的世界。維持美國在國際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國人的繁榮和安全的關鍵，也是保障自由、民主、開放經濟和國際秩序在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下去的關鍵。［1］

因此，美國如何“管理”歐亞大陸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歐亞大陸是全球面積最大的大陸和地緣政治中軸。主宰歐亞大陸的國家將能控制世界最先進和經濟最發達的三個地區中的兩個。看一下地圖就會知道，控制了歐亞大陸就幾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並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緣政治上成為這個世界中心大陸的周邊地帶。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人口的約75％。它的企業和地下礦藏在全世界物質財富中占有大部份額。歐亞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額的約60％。世界已知能源資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數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國家。排在美國後面的六個世界經濟大國都在歐亞大陸。公開的核大國只有一個不是歐亞國家，不公開的核國家也只有一個不是歐亞國家。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並有意謀求地區霸權和／或全球影響的國家也都是歐亞國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經濟上對美國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戰的國家也都是歐亞國家。歐亞國家的力量加在一起遠遠超過美國。對美國來說，幸運的是歐亞大陸太大，無法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整體。

因此，歐亞是個棋盤，對世界領導權的爭奪在此從未停止過。雖然地緣戰略——對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這個略呈橢圓形的棋盤上一爭高下的不是兩個，而是數個實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這個棋盤的西部、東部、中部和南部。棋盤的最西端和最東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區，其相當擁擠的空間分屬幾個強國。美國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歐亞大陸狹窄的西部邊緣。在遠東大陸有一個越來越強大、獨立，並擁有眾多人口的大國。這個大國的精力充沛的對手局限在幾個臨近的島嶼上。這些島嶼和一個遠東小半島的一半給美國的力量提供了立腳點。

在東、西兩端之間有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裡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穩定，組織上四分五裂。過去在這一地帶的是一個曾對美國的主導地位提出挑戰的強大對手，把美國逐出歐亞大陸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標。在廣闊的歐亞中部高原以南有一個政治上混亂但能源豐富的地區，它對於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國家，以及最南部地區那個人口眾多、有意謀求地區霸權的國家來說，都有潛在的重大意義。

這個巨大的、形狀不規則的歐亞棋盤從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為“棋賽”提供了舞台。美國可能成為贏家，條件是：棋盤的中間地帶能逐步併入擴大中的由美國主導的西方勢力範圍；南部地區不被某一個國家單獨主宰；東部國家不聯合起來將美國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間地帶拒絕向西方靠攏，而成為非常自信的單一的實體，並控制了南部，或同東部的主要棋手結盟，那麼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就將嚴重受損。如果東部兩個主要棋手實現某種聯合，美國地位也同樣會受損。最後，如果美國的西部夥伴把美國從其西部周邊地帶立足點逐出，美國自然而然將被迫終止其在歐亞大陸棋局的角逐，儘管這可能也意昧着歐亞大陸西端最終會被重新倔起的、占據中間地帶的那個棋手所控制。

美國的世界霸權被公認為有很大的廣度，但是受國內外條件制約，其深度有限。美國的霸權意味着發揮決定性的影響。然而，與過去的帝國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進行直接的控制。由於歐亞大陸範圍大、情況複雜，又有一些實力強大的國家，美國影響的深度及其控制歐亞形勢發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歐亞超大陸面積太廣、人口太多、文化差異太大，歷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國家也太多，即使美國這樣一個經濟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響的全球性大國也難以駕馭它。這種情況使美國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緣戰略手段，並需要在歐亞大棋局中更審慎地、更有選擇性地和更深思熟慮地部署美國的力量。

另一個事實是，美國的國內製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國外實行獨裁。這也限制了美國力量的使用，特別是進行軍事恫嚇的能力。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奉行平民主義的民主國家取得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除非公眾感到國內福利突然受到威脅或挑戰，他們是不會支持努力擴大實力的目標的。這種努力所要求的經濟上的自律（國防開支）和人的犧牲（甚至是職業軍人的傷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於進行帝國動員的。

另外，大多數美國人一般不把美國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看作一件特別可喜的事。同美國贏得冷戰有關的政治“成功論”受到普遍的冷遇，還被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評論家當作譏諷的目標。如果有的話，那麼有兩種看法還算得上有較大政治影響，它們頗不相同，但都有關贏得同前蘇聯鬥爭的歷史性勝利對美國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一種看法是：冷戰的結束使美國有理由大幅度減少國際參與，不管這會給美國的國際地位帶來什麼後果。另一種看法是：現在是實行真正的國際多邊主義的時候了，美國甚至應為此交出部分主權。這兩派意見都有自己的忠實信徒。

美國領導目前面臨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勢特點本身的變化：同過去相比，直接使用實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戰爭作為政策工具或威脅手段的效用。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長使為政治目的使用經濟訛詐不再那麼有效。因此，要在歐亞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緣戰略力量，現在主要的做法是隨機應變、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關係、有選擇地吸收新成員加入聯盟，並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資本。

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

美國在發揮全球主導作用時應認識到政治地理仍是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因素。據說拿破崙曾指出了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懂得了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但我們必須根據實力的新現實調整我們對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

在國際關係史上，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衝突的焦點。自從民族主義掘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爭不是起源於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於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產生的民族的被剝奪感。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採取侵略行動的主要衝動。精心策劃奪取和占據重要地理資產，如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國的途徑。這種地理資產在帝國控制的體系中起着關鍵的樞紐作用。

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是民族主義與領土占有之間的聯繫的兩個最極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國”的目標遠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統一所有講德語的各國人民，它還包括控制烏克蘭“大糧倉”和其他斯拉夫國家，讓那裡的人民為帝國提供廉價的奴隸勞動力。日本人也同樣堅信只有直接占領滿洲領土，而後占領重要的石油產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才能實現日本增強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標。同樣，俄國幾個世紀來一直把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同領土的占有等同起來。甚至到了二十世紀末，俄國仍堅持認為必須繼續控制車臣人。後者不是俄羅斯人，但有一條重要的石油管道從他們居住的地區通過。俄國的理由是：控制車臣是保住俄羅斯大國地位的必要條件。

民族國家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單位。儘管大國民族主義的減退和意識形態的淡化已減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於領土考慮的競爭仍在世界事務中占主導地位，只是現在的方式往往比過去文明了一些。在這種競爭中，地理位置仍是規定民族國家對外政策優先目標的出發點。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標準。

但對於多數民族國家來說，領土占有問題的重要性近來已有所下降。雖然領土爭端仍是決定一些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這種爭端更多地表現為據說被剝奪了加入“祖國”的權利的民族兄弟對不能實行自決的不滿，或少數民族由於他們所稱的受到鄰居的粗暴對待而產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種通過領土擴張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

處於統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來越認識到，一些與領土無關的因素更能決定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高低或國際影響的大小。經濟才能及其向技術發明的轉換也可以是一種判斷實力大小的重要標準，在這方面日本是個極好的例子。儘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近期優先目標。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越強，它在重要地緣政治利益、影響和參與方面超越其近鄰的覆蓋面也就越大。

直到最近為止，有影響的地緣政治分析家們還在爭論陸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歐亞大陸的哪個具體地區對控制整個大陸最為關鍵。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羅德·麥克金德是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的先驅。他在本世紀初就提出一些相連的歐亞“支軸地區”（據說包括全部西伯利亞和大部分中亞地區）概念，稍後又提出中東歐“中心地帶”概念。這些地區被認為是取得歐亞大陸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帶概念通過以下著名格言得到廣泛傳播：

誰統治了東歐誰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帶；
誰統治了中心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
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

一些著名的德國政治地理學家也用地緣政治學為他們國家的“dragnach osten”——向東進軍政策辯護，特別是卡爾·豪斯霍費爾根據德國的戰略需要調整了麥克金德的概念。阿道夫·希特勒在強調德國人民對“生存空間”的需要時，也使用了這個概念的一種粗俗化說法。在本世紀的前半時，另一些歐洲思想家曾預料地緣政治重心將向東轉移，而太平洋地區，具體地說是美國和日本，將取代日益衰落的歐洲成為世界的主宰者。為了防止重心東移的發生，法國政治地理學家保羅·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國地緣政治學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提倡歐洲國家更緊密地聯合起來。

今天，地緣政治問題已不再是歐亞的哪個地理部分是控制整個大陸的出發點，或陸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隨着控制整個歐亞大陸成為取得全球主導地位的主要基礎，地緣政治已從地區問題擴大到全球範圍。目前來自歐亞大陸之外的美國擁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國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歐亞大陸的三個周邊地區，並從那裡對處於歐亞大陸內陸地區的國家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但正是在歐亞大陸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競賽場上，美國的一個潛在對手可能在某一天倔起。因此，在為長期掌管美國在歐亞的地緣政治利益制定美國的地緣戰略時，出發點必須是特別注意最重要的賽手並恰當地評估這一地區的情勢。

為此需要採取兩個基本步驟：

首先，認明在地緣戰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國際力量分配發生潛在重要變化的歐亞國家，並弄清它們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對外政策目標，以及謀求這些目標可能造成的後果；確定具有地緣政治重要性的歐亞國家是哪些，這類國家的地理位置和／或存在的本身，對更活躍的地緣戰略國家或對地區的狀況起着催化劑的作用。

第二，制訂美國的具體政策，抗衡上述國家的影響，有選擇地吸收它們加入聯盟，和／或控制它們，以便維護和促進美國的重要利益，同時形成更全面的地緣戰略概念，在全球範圍把較為具體的美國政策互相聯結起來。

總之，對於美國來說，歐亞地緣戰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緣戰略方面有活力的國家，並審慎地對待能引起地緣政治變化的國家，以維護美國的兩種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國獨特的全球力量，將來逐步把這種力量轉化為機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國統治下更蠻橫的時代流行的話來說，帝國地緣戰略的三大任務是：防止附庸國家相互勾結並保持它們在安全方面對帝國的依賴性；保持稱臣的國家的順從並維持向它們提供的保護；防止野蠻民族聯合起來。

地緣戰略棋手和地緣政治支軸國家

活躍的地緣戰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力量或影響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狀況以至影響美國的利益的國家。它們在地緣政治方面有多變的潛力和／或傾向。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不管是為了民族的榮耀、意識形態的成就、宗教上對救世主的信念，或經濟擴張，有些國家確實在謀求地區主導地位或全球地位。它們的動機有很深的根基，並且十分複雜。羅伯特·布郎寧對此作了最好的解釋：“……一個人應該去抓取他抓不着的東西，否則天堂的意義何在？”於是這些國家仔細地估量美國的力量，確定它們的利益同美國一致或矛盾的程度，並制訂它們自己較為有限的歐亞大陸目標。這些目標有時同美國的政策相符，有時同美國的政策衝突。美國對有這種動機的歐亞國家必須特別注意。

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力量和動機，而是來自它們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們潛在的脆弱狀態對地緣戰略棋手行為造成的影響。最常用來界定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是它們的地理位置。由於這種位置，它們有時在決定某個重要棋手是否能進入重要地區，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種資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有時能成為一個重要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防衛屏障。有時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對一個更活躍和相鄰的地緣戰略棋手產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因此，認明冷戰後歐亞大陸關鍵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並為它們提供保護，也是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一開始還應注意到，儘管所有的地緣戰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強大的國家，但並非所有重要和強大的國家都自然而然地是地緣戰略棋手。因此，雖然認明地緣戰略棋手比較容易，但將一些顯然重要的國家置於棋手名單之外可能要求更多的理由來解釋。

在目前的全球情況下，在歐亞大陸新政治地圖上至少可認明五個關鍵的地緣戰略棋手和五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後者中有兩個在某種程度上也有資格被視為地緣戰略棋手）。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是主要和積極的地緣戰略棋手，而英國、日本和印度尼西亞雖然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國家，卻不具備當棋手的資格。烏克蘭、阿塞拜疆、韓國、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種程度上——在它們較有限的能力範圍之內——在地緣戰略方面也相當活躍。以後的章節將更詳細地討論每個國家的情況。

在目前階段，說歐亞大陸西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緣戰略棋手是法國和德國就足夠了。儘管它們對於在歐洲一體化之後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保持同美國的聯繫看法不同，但這兩個國家都致力於歐洲一體化。它們都有一些要改變歐洲現狀的有新意的大膽構想。法國更是有自己的歐洲地緣戰略觀念，這種觀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美國的觀念不同。儘管法國依靠法—德聯盟來彌補自身相對的弱點，但它的戰略概念傾向於通過策略運作使俄羅斯與美國以及英國與德國相互對立起來。

另外，法國和德國都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區範圍發揮影響。法國不僅謀求在統一歐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還把自己視為有着共同關心的問題的地中海—北非國家群體的核心。德國越來越意識到它作為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地區的經濟火車頭和新的歐洲聯盟（歐盟）領導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認為自己對於新解放的中歐有特別的責任，這種想法同過去那種由德國領導的中歐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處。另外，德國和法國都認為它們有權代表歐洲的利益同俄羅斯打交道。德國甚至認為，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羅斯發展某種特殊的雙邊協調的重要選擇，起碼在理論上是如此。

相反，英國不是一個地緣戰略棋手。它沒有那麼多重要選擇，對歐洲前途也沒有雄心勃勃的構想。它的相對衰落還降低了它在歐洲起傳統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於英國在歐洲統一問題上立場含糊，並同美國保持着一種日益淡化的特殊關係，在有關歐洲前途的重要選擇方面英國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局外人。倫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歐洲棋局。

曾任英國駐歐洲委員會高級官員的羅伊·登曼爵士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早在1995(？)年舉行的討論建立歐洲聯盟的墨西拿會議上，英國的官方發言人就直言不諱地告訴與會的未來歐洲設計師們：

你們正在討論的未來條約不可能得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實施。即使得到實施，英國也將認為它完全不可接受……祝你們成功！再見吧。［2］

現在四十多年過去了，上述聲明仍然是英國對於建立一個真正聯合的歐洲的基本態度。英國對參加訂於1999年1月啟動的（經濟貨幣聯盟）猶豫不決，這反映英國不願把自己的前途同歐洲的命運連在一起。英國的這種立場在九十年代初就概括得很明確：

英國不接受政治一體化的目標。
英國贊成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實現某種模式的經濟一體化。
英國主張在歐共體（歐洲共同體）框架之外進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務方面的協調。
英國極少謀求在歐共體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3］

當然英國對美國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過英聯邦發揮某種全球性的影響。但英國既不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主要大國，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構想的驅使。它是美國的重要支持者、一個十分忠實的盟國、一個不可或缺的軍事基地和極重要情報活動中的一個親密夥伴。美國仍需培植同英國的友誼，但不需時刻注視英國的政策。英國是已退休的地緣戰略棋手，滿足於已取得的輝煌成就，基本不再參與由法國和德國為主角的大歐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