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美國的天然盟友。它與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大體相同的宗教傳統，實行一樣的民主政治，並且還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祖籍地。歐洲帶頭通過一體化把民族國家組成共同的超國家經濟聯盟，最終組成政治聯盟。在此同時，它也為超越民族主義時代狹隘觀點和破壞性情感而建立的國家消亡之後更大的組織形式指明了道路。歐洲已經是當今世界組織上多邊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政治上統一的成功，將在歐洲創造出一個生活在民主屋頂之下，享有與美國相當的生活水準，且擁有大約４億人口的單一實體。這樣的歐洲必將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

歐洲也是向歐亞大陸腹地逐步擴展民主的跳板。歐洲的東擴將鞏固九十年代民主的勝利。它將在政治與經濟方面與歐洲基本文明的範圍差不多。這個範圍被稱為“耶酥使徒彼得的歐洲”，其版圖是由起源於基督教西派教會的歐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傳統確定的。這樣的歐洲早在民族主義時代之前就一度存在過，在歐洲分裂成為美國和前蘇聯分別控制的兩個部分之前已經存在了很久。這樣一個大歐洲將對那些位於更遠的東部的國家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並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建立起關係網絡，使它們參與越來越具有約束力的合作並使它們轉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則。它將最終成為美國所倡導的大歐亞大陸安全合作架構的關鍵支柱之一。

不過，歐洲首先是美國在歐亞大陸必不可少的地緣政治橋頭堡。美國在歐洲有着巨大的地緣戰略利益。與美日之間的聯繫不一樣，大西洋聯盟在歐亞大陸上直接確立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力量。在美歐關係的目前階段，歐洲盟國仍極大地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歐洲的任何擴大都將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直接影響的範圍的擴大。相反，若沒有跨大西洋的緊密關係，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也就會很快地不復存在。那樣，美國對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響和力量達到歐亞大陸縱深地帶的能力將受到嚴重限制。’

然而問題是，這樣的一個真正的歐洲人的“歐洲”並不存在。這只不過是一種憧憬、觀念和目標，還不是現實。西歐已經是一個共同市場，但還遠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政治上的一個歐洲尚未出現。如果還需要什麼證據的話，那麼波斯尼亞危機已痛苦地證明歐洲仍然並不存在。嚴酷的現實是，西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國的保護地，中歐也越來越是如此。美國的這些盟國使人們想起在古代的僕從國和附庸國。這無論對美國還是對歐洲各國來說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歐洲內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甚至連正在露頭的歐洲人格意識，都顯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歐洲國家，人們可以看到出現了信任危機，創造性的勢頭喪失殆盡，且在世界的一些大問題面前採取孤立主義和逃避主義的內向態度。絕大多數歐洲人是否想讓歐洲成為一個主要大國以及他們是否準備朝着這個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連目前已大為減弱的殘留的歐洲反美主義情緒也有些玩世不恭：歐洲人對美國的“霸權”耿耿於懷，但他們卻又樂於受美國“霸權”的庇護。

對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記憶猶新，對經濟復興的渴望以及前蘇聯威脅所帶來的不安全感，曾經是形成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勢頭的三個主要動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這三個動力已經消失。經濟復興已基本實現。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那麼歐洲面臨的問題越來越是：負擔過於沉重的社會福利制度正耗盡經濟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強烈抵制正使歐洲政治注意力內向。前蘇聯的威脅是消失了，而一些歐洲人希望擺脫美國影響而獨立的願望卻並未轉化成促進歐洲大陸一體化的強大動力。

歐洲一體化的事業越來越依靠由歐洲共同體及其繼承者歐洲聯盟這種龐大機制所產生的官僚機構本身的勢頭來支撐。一體化的思想雖仍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但由於缺乏熱情和使命感，這種支持趨於冷淡。一般說來，今天的西歐給人的印象是問題多，不齊心，儘管生活舒適卻存在一系列社會問題，沒有共同的較遠大眼光。歐洲一體化正越來越成為一個進程而不是一項事業。

儘管如此，法國與德國這歐洲兩大主要國家的政治精英大體上仍然承諾要實現把歐洲變成真正的歐洲的目標。因此，他們是歐洲的主要設計師。若齊心協力，他們能建立起一個無愧於歐洲的歷史和潛力的歐洲。然而這兩個國家對歐洲建設的看法和意圖卻又不盡相同，而且兩者都沒有強大到能單獨實現自己的目的和主張。

這種狀況便為美國的決定性干預提供了特殊機會。這使美國以維護歐洲團結名義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為不這樣做歐洲的一體化就將陷於停頓，甚至逐漸發生逆轉。但美國對歐洲建設的任何有效參與都必須以美國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的明確思想為指導：一是美國希望看到並願意促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歐洲，一個平等的夥伴還是一個小盟友；二是歐盟和北約的最終範圍應該有多大。此外，美國還必須謹慎處理它與歐洲兩個主要設計師的關係。

輝煌與救贖

法國尋求歐洲的轉世再生，德國則希望通過歐洲而獲得救贖。這兩種不同的動機是理解並確定法德對歐洲的不同設計內容的深層原因。

對法國來說，歐洲是恢復其昔日偉大輝煌的途徑。法國嚴肅的國際問題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戰前就對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中心地位不斷下降而憂心忡忡。在冷戰的幾十年中，這種擔憂變成了對“盎格魯撤克遜人”統治西方的憤懣，更不用說對與此相關的西方文化的“美國化”的蔑視了。創造一個查爾斯·戴高樂所說的“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真正歐洲，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糟糕的情況。這樣的歐洲，由於將由法國領導，將為法國重新找回其輝煌。法國人至今感到這種輝煌仍然是法國的特定命運。

在德國看來，投身歐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贖的基礎，而與美國的親密關係則是確保自身安全的關鍵。因此，德國認為一個過分自信且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並非可行的選擇。對德國來說，救贖＋安全＝歐洲＋美國。這個公式決定了德國的態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國成為一名歐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時是美國在歐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國把它對歐洲的熱心承諾看成是對自己歷史的淨化以及對其道德和政治信譽的恢復。德國通過歐洲使自身得到救贖，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風，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歐洲對德國的怨恨與擔心的情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國人尋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將冒被其他歐洲人所孤立的風險。而若德國人致力於促進歐洲的共同利益，則將得到歐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戰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上，法國是一個忠誠、有獻身精神和堅定的盟友。每當關鍵時刻，法國總是與美國並肩戰鬥。無論是對柏林的兩次封鎖，還是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法國從未動搖過。但是法國希望表現出自己單獨的政治人格，並維護法國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動自由，特別是在牽涉到法國的全球性地位或歐洲未來問題時的行動自由，這又減弱了法國對北約的支持。

法國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國還是一個全球性大國的觀念，這實在有點荒謬。１９９５年５月阿蘭·朱佩總理在法國國民議會重申歷屆前任總理的思想並宣布：“法國能夠也必須堅持自己作為世界大國的天命”，議會廳立即響起了自發的鼓掌聲。法國堅持發展自己的核威懾力量，其主要動機是法國認為這樣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動自由，同時又能使自己在美國做出有關西方聯盟整體安全的生死悠關的決定時獲得對美國施加影響的能力。法國謀求提高自身的地位並不是為了對付前蘇聯，因為即使從最好的角度看，法國的核威懾力量也只能對前蘇聯發動戰爭的能力產生十分有限的影響。巴黎倒是覺得自己擁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戰中最高級別和最危險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國認為擁有核武器不僅加強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國的主張，而且還使自己擁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發言權。這也加強了法國作為五個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之一的地位。這五個成員統統是核大國。在法國看來，英國的核威懾力量僅僅是美國核威懾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英國遵守對美英特殊關係的承諾並在建設獨立歐洲的努力中往往棄權。（法國核力量的發展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的暗中支持，但法國人卻認為這對法國的戰略考慮沒有任何影響。）在法國的心目中，法國的核威懾力量還加強了它作為歐洲大陸主要大國所具有的領導地位，而且法國是唯一擁有這種地位的真正的歐洲國家。

法國的全球抱負也表現為，它堅定地致力於在大多數法語非洲國家繼續維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儘管法國在長期作戰後失去了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放棄了法帝國範圍更廣的地盤，儘管現實情況是法國基本上只是後帝國時期的一個中等歐洲國家，這種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國繼續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島嶼（這些島嶼為法國有爭議的核試驗提供了場所）的事實，使法國的精英更加堅定地認為法國確實發揮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這些一直使法國要求繼承歐洲的領導地位。英國已使自己成為次要角色並基本上依附於美國的力量。而德國在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又處於分裂狀態並仍然為它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所困擾。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可以拿歐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揚自己是歐洲概念的代表，把歐洲的概念說成與法國的觀念一致。法國這個最先發明主權民族國家概念並把民族主義變成民眾信仰的國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獨立和聯合的歐洲的化身。法國在這樣看待自己時所抱的熱情，與它當年一度對“國家”概念所抱的熱情一樣地熾烈。法國領導下的歐洲輝煌也就成了法國輝煌。

這種由深刻的歷史責任所產生並由獨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強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義。法國必須保留一塊在自己的影響範圍之內的主要的地緣政治地域，或者說保留一塊至少也要防止一個比法國更強大的國家出來主宰的地域。這塊地域在地圖上可以劃為一個半圓形。它包括伊比利亞半島、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從德國到中東歐的廣大地區。它不僅是法國安全的最底限度輻射範圍，而且也是法國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確保南歐國家以及德國支持的情況下，建設一個由法國領導的統一獨立的歐洲的目標方能實現。但很明顯，在法國所擁有的地緣政治軌道內，一個日益更加強大的德國必將成為法國最難對付的國家。

在法國看來，通過在法國領導下的歐洲統一同時結合美國在歐洲大陸的首要地位逐漸下降，就可以實現獨立統一的歐洲這一重要目標。但若法國要營造歐洲的未來，它就必須既讓德國參與又加以束縛，還得逐步剝奪美國對歐洲事務的政治領導。而這將導致法國陷入雙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斷削減美國在歐洲的存在的同時，保持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法國仍然承認這一承諾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國領導歐洲的同時，使法德夥伴關係成為推動歐洲一體化政治經濟相結合的發動機。

如果法國是貨真價實的全球性大國，那麼擺脫這些困境並實現其主要目標也許並不困難。除德國外，歐洲再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懷有法國那樣的抱負及被同樣的使命感所驅使。就連德國也可能受到誘惑而在統一但是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中接受法國的領導，但這隻有在德國認為法國確實是一個全球性大國且可以像美國那樣為歐洲提供德國無法提供的安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國明白法國實力確實有限。法國在經濟上遠比德國弱，而它的軍事力量也並不夠（正如１９９１年海灣戰爭所表明的那樣）。法國的軍事力量足以平息發生在其非洲衛星國內部的軍事政變，但卻既無力保護歐洲，也無力向遠離歐洲的地方投送大量軍事力量。法國不大不小正好是個中等的歐洲大國。因此，為了建設歐洲，德國還是願意縱容法國的自大。但是為了真正維護歐洲的安全，德國卻不願意盲目地追隨法國的領導。因此，德國一直堅持美國應在歐洲安全方面發揮主要作用。

這個對法國的自尊心來說頗為痛苦的現實，在德國統一後變得更為明顯了。而在這之前，法德和解確實表現為法國依靠德國的經濟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領導地位。這種看法事實上對雙方都是合適的。因為這一方面緩解了歐洲傳統上對德國的擔心，另一方面通過造成歐洲建設由法國領導而得到經濟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這一印象起了加強和滿足法國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對法德和解有些錯覺，法德和解在歐洲形勢發展中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其重要性是怎麼強調也不會過分的。它為艱難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所有進步提供了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基礎。因此，它與美國的利益完全一致，也與美國長期以來對促進歐洲跨國合作的承諾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敗對歐洲將是一個致命的倒退，也將給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帶來災難。

美國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成為可能。而德國的統一又增加了法國把德國束縛在有約束力的歐洲框架之內的動因。因此，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６日承諾將致力於實現歐洲聯邦的目標。十天后，在羅馬舉行的討論歐洲政治聯盟的政府間會議——儘管英國持保留態度——明確責成歐共體十二國外長擬訂一項政治聯盟條約的草案。

然而，德國的統一也急劇地改變了歐洲政治的實際形勢。這無論對俄羅斯還是法國都是地緣政治上的失敗。統一的德國不僅不再是法國的政治小夥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歐無可爭議的首要大國，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尤其因為德國是支持重要國際組織的主要出資國［１］。新的現實使法德都不再對法德關係抱多少幻想。因為德國現在能夠也願意說明並公開地推進它自己對歐洲未來的設想。雖然德國仍然是法國的夥伴，它卻不再是受法國保護的對象。

法國政治影響力的減弱已對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響。法國不得不在北約內重新獲取更大的影響——為抗議美國的控制，法國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北約——並通過更多的外交運作來彌補自己的相對弱點。重返北約也許可使法國對美國施加更多的影響，而不時地拉攏莫斯科或倫敦則可從外部對美國和德國施壓。

結果是法國重返了北約的指揮系統。不過這只是法國的政策策略運用而並非真要重返後去爭些什麼。到１９９４年，法國又重新成為北約的政治軍事決策事實上的積極參與者。而到１９９５年末，法國外交和國防部長也開始定期出席北約的會議。但法國為此提出了要價：一旦完全重返北約，法國重申決心對聯盟結構進行改革，以使美國的領導與歐洲國家的參與之間更為平衡。法國人希望歐洲集體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響。正如法國外長德沙雷特１９９６年４月８日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樣，“對法國來說，（與聯盟和解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在聯盟內維護運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見的歐洲特性。”

與此同時，法國毫不猶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與俄羅斯的傳統聯繫來制約美國的歐洲政策，並在凡是有用的時候就重溫它從前與英國的友好關係以抵消德國在歐洲不斷加強的首要地位。法國外長１９９９６年８月對此說得接近露骨。他宣稱：“如果法國發揮一種國際作用，它一定會得益於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存在，得益於幫助俄國重新成為一個主要大國。”俄國外長隨即對此做了回應：“在世界所有的領導人中，法國人是在同俄羅斯關係中最接近採取建設性態度的。”［２］

法國起初對北約東擴的支持不冷不熱——其實是對北約東擴是否可取幾乎不加掩飾地表示懷疑。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獲取與美國打交道時的影響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於美德是北約東擴的主要倡導者，對法國最適宜的才是採取冷淡態度，有保留地行事，為北約東擴對俄國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從而扮演歐洲與俄羅斯的最合適的對話者的角色。法國人甚至給一些中歐人這樣的印象，即法國人並不反對俄羅斯在東歐有一個勢力範圍。因此，法國打俄羅斯牌不僅牽制了美國並向德國傳達了一個並不十分隱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對美國的壓力，要美國認真考慮法國提出的改革北約的建議。

北約的擴大歸根結蒂需要１６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許在達成一致中將舉足輕重，而且為了避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阻力，法國的實際支持是必須的。因此，法國毫不隱諱其意圖，就是把它對北約擴大的支持作為抵押品，要挾美國最終接受法國改變聯盟內部力量對比及其根本組織結構的決心。

法國原先在支持歐盟擴大方面也同樣採取不冷不熱的態度。這一進程主要由德國帶頭。美國也給予支持，但沒有像介入北約擴大那麼深。儘管法國在北約內往往爭辯說歐盟的擴大將為那些前共產黨國家提供更為合適的保護傘，但當德國開始力爭更迅速地把歐盟向中歐擴大的時候，法國卻立即開始提出技術上的問題，並要求歐盟對歐洲南部不受保護的地中海一翼給予同樣的重視（這些分歧早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法德首腦會晤時已經出現）。法國強調後者還收到了贏得北約南部成員的支持的效果，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國在討價還價過程中的籌碼。但法國這樣做的代價是擴大了法德兩國在歐洲地緣政治觀上的分歧。１９９６年下半年法國最終同意波蘭加入北約與歐盟，才部分地縮小了法德間的這一分歧。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法德之間的這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認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歐洲西半部建設一個歐洲大家庭所必需的。這種和解對德國恢復歷史名譽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國為此付出接受法國的領導這一代價還算公平。與此同時，前蘇聯對脆弱的西德持續的威脅又使忠於美國成為德國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就連法國也承認這一點。但在蘇聯崩潰後，為了建設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再從屬於法國就既無必要也無好處了。統一的德國實際上已是一個更加強大的夥伴，所以平等的法德夥伴關係對法國來說是再公平不過的事情了。因此，法國沒有其他選擇而不得不接受德國更願與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護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聯繫這個事實。

冷戰結束後，這種聯繫對德國來說變得更為重要。從前它既使德國避免了外來直接威脅的侵害，也是德國最終統一必要的先決條件。隨着蘇聯的解體及德國的統一，德國與美國的聯繫現在又為德國提供了保護傘。在這一保護傘之下，德國可以更公開地在中歐起領導作用，同時又不對其鄰國構成威脅。這種同美國的關係提供的不僅僅是德國行為端正的證明書，它還向德國的鄰國保證，若它們同德國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就意昧着與美國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所有這些使德國更容易比較公開地闡明自己地緣政治的優先考慮。

德國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歐洲。美國在歐洲可以看得見的軍事存在又使它變得無害而可靠。因此德國現在可以力促把新近獲得自由的中歐國家融入歐洲框架。這將不再是舊時德帝國主義的中歐，而是一個在德國的投資及貿易帶動下經濟復興井更為友善的大家庭。德國還將扮演贊助者的角色，最終把這個新的中歐正式納入歐盟和北約。由於法德聯盟為德國扮演更具決定性的地區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國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軌道內表現自己時羞羞答答了。

在歐洲地圖上，德國的特殊利益區域可用一個長方形來表示，在西部當然包括法國，在東部則覆蓋中歐新獲得解放的原共產黨國家，還包括各波羅的海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甚至延伸至俄羅斯境內。從許多方面看，這個區域與德國在歷史上曾有過的建設性文化影響範圍相一致。這個範圍是由德國城市和農業殖民者於前民族主義時期在中東歐和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區域內營造出來的。他們在第二次大戰過程中已被掃除乾淨。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國（前面已有論述）和德國特別關注的地區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圖中進行觀察的話，這兩個地區實際上勾畫出了東歐與西歐的界限，而兩個地區的重疊部分則突出了法德關係在地緣政治上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歐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國與波蘭的和解，標誌着德國在中歐扮演更為公開自信的角色的關鍵性突破。儘管開始時有點猶豫，統一的德國(在美國的推動下)正式承認了奧得－尼斯河為它與波蘭的永久邊界。此舉又消除了波蘭與德國建立更為密切關係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礙。在雙方進一步採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諒解的姿態以後，德波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雙邊貿易迅猛發展（１９９５年波蘭超過俄羅斯而成為德國在東方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德國成了波蘭加入歐盟最主要的支持者，還與美國一起成了波蘭加入北約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歐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對西歐的影響相提並論，這一點也不過分。

德國的影響可以通過波蘭向北輻射到波羅的海諸國，向東可以到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而且波德和解的範圍通過波蘭不時地參與法德關於歐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擴大。所謂的魏瑪三角（由於第一次法、德、波三邊高級磋商在德國城市魏瑪舉行而得名，這一磋商後來定期舉行。）在歐洲大陸形成了一個擁有三個國家總共１．８億人口和十分明確的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地緣政治軸心。一方面它進一步加強了德國在中歐的主導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國的作用又因波蘭和法國參加三方對話而有所抵消。

德國對歐洲主要組織東擴十分明確的承諾使中歐更易於接受德國的領導，對那些較小的中歐國家來說更其如此。德國作出這樣的承諾就使自己肩負起了與根深蒂固的西歐觀念很不相同的歷史使命。按照西歐那種觀念，發生在德國和奧地利以東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歐洲所應關注的範圍。早在１８世紀初博林布魯克勳爵［３］就明確聲稱，東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會對西歐人帶來任何影響。這種態度在１９３８年慕尼黑危機時又重新出現。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亞衝突期間，英國與法國也再次採取了令人悲嘆的態度。在目前有關歐洲未來的辯論中，這種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與此相反，在德國真正引起辯論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北約和歐盟哪一個應該先擴大。國防部長支持北約先擴大，而外交部長則主張歐盟先擴大。結果是德國成了建立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的無可爭辯的倡導者。德國總理曾經把２０００年定為歐盟實現第一次東擴的目標，德國國防部長也最先提議把北約成立五十周年作為實現北約東擴的有象徵意義的適當時間。這樣，德國對歐洲未來的看法就與它的歐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別：英國人明白表示他們寧可建立一個更大的歐洲，因為他們把擴大看成是淡化歐洲統一的途徑。法國人則擔心擴大會增大德國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個範圍較小的一體化。而德國對這兩種想法都支持，從而在中歐獲得了它自己的獨特地位。

美國的總目標

對美國而言，主要問題是如何建設一個以法德關係為基礎的歐洲，一個具有生存活力、與美國始終聯繫在一起並能擴展合作與民主的國際體系範圍的歐洲。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運作主要依賴這一體系。因此，這不是一個在法德之間作出取捨的問題。缺了法國或德國，便不會有歐洲。

從前文所述大體上可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１．美國必須介入歐洲統一事業，以補救已在削弱歐洲活力的內部士氣與目標危機，克服歐洲普遍流行的關於美國最終並不贊成歐洲真正統一的疑慮，並為歐洲聯合事業注入必要的民主興奮劑。這就要求美國就最終接受歐洲是美國的全球性夥伴作出明確的承諾。

２．從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對法國的政策並支持德國的領導地位是有道理的；從長遠看，倘若真正的歐洲確實應運而生，則歐洲聯合必須具備更鮮明的歐洲政治和軍事特性。這就需要逐步對法國關於跨大西洋體制內權力分配的觀點作出某種遷就。

３．法國和德國均未強大到可單獨建設歐洲或同俄羅斯解決在確定歐洲地理範圍方面的固有麻煩。這便要求美國有力地、專注地和義無反顧地參與進來，特別是與德國人一道來確定歐洲的範圍，並以此應付諸如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烏克蘭在歐洲體系內的最終地位等這些特別是對俄國來說十分敏感的問題。

在廣褒的歐亞大陸的地圖上掃一眼，即可感受到歐洲橋頭堡對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及其地域上的相對狹小。維護該橋頭堡並使它作為民主的跳板而擴大與美國的安全直接相關。美國對穩定和與之相關的民主傳播所懷有的全球關注與歐洲表面上對這些問題的漠不關心（儘管法國自詡擁有全球性大國的地位）之間存在着鴻溝，需要填平。只有當歐洲越來越更加具備邦聯特性時，這一鴻溝才能變窄。歐洲不會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因為歐洲多種多樣的民族傳統都很頑固。但歐洲可以成為一個實體，通過共同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多地體現共有的民主價值觀，在民族價值觀的普及中明確自身的利益，並對歐亞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鐵般的吸引力。

如果讓歐洲人放任自流，他們就有陷入內部社會問題而不能自拔的危險。歐洲的經濟復甦掩蓋了表面成功背後的長期代價。這些代價會在經濟上，同時也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損害。西歐日益面臨政治合法性和經濟活力方面無法克服的危機，深深植根於受國家庇護的社會結構的普遍膨脹，這助長了家長作風、保護主義以及目光短淺的狹隘性。結果是營造了一種集逃避現實的享樂主義和精神空虛於一體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可能被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或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所利用。

如果這種氛圍大肆泛濫，就可能對民主和歐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損害。就歐洲面臨的新問題面論，民主和歐洲概念事實上是互相關聯的。暫且不提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不致引起政治動亂的改革這一需要，所有的新問題，不管是外來移民或是美國或亞洲的經濟技術競爭力，都越來越多地只能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得到有效應對。一個比其各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歐洲，即一個在促進民主和廣泛地改變人類基本價值觀的信仰方面要發揮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歐洲，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與政治極端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或社會享樂主義劃清界線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