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黑洞

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１９９１年末的解體，在歐亞大陸正中心造成了一個“黑洞”。這就如同地緣政治學家所描述的“心臟地帶”突然從世界地圖上被挖走了一樣。

這一複雜的地緣政治新形勢給美國帶來嚴峻的挑戰。可以理解，美國的緊迫任務當然是減小這個正在分崩離析卻仍擁有強大核武庫的國家陷入政治混亂或重新成為敵對的專制政權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長期任務則依然是：如何促進俄國的民主改革和經濟復興；同時避免重新出現一個歐亞帝國，阻礙美國實現建立一個能把俄國穩定安全地聯在一起的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這一地緣戰略目標。

俄國的新地緣政治環境

蘇聯的垮台是龐大的中蘇共產主義集團逐步分裂過程的最後階段。這個集團曾在短時間內與成吉思汗帝國的地域相當，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了後者。但這個存在年代較近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集團，壽命卻很短。鐵托的南斯拉夫反水和毛的中國不聽號令，早就顯示出共產主義陣營在比意識形態的約束更有力的民族主義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蘇集團持續了大約１０年，蘇聯持續了大約７０年。

但更具地緣政治意義的是長達幾個世紀的莫斯科統治下的大俄羅斯帝國的滅亡。這個帝國的解體緣於蘇聯體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總失敗，雖然由於其一貫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許多弊端幾乎到最後垮台時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蘇聯看起來十分迅速的自我滅亡驚呆了。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短短的兩個星期內，蘇聯先是由俄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腦們公然宣布解散，然後正式被一個除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以外包括原蘇聯的所有共和國在內的稱作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的含糊不清的實體所取代。蘇聯總統無可奈何地辭職引退，蘇聯國旗最後一次從克里姆林宮降落。最後，一個主要由俄羅斯人組成的有１．５億人口的俄羅斯聯邦成為前蘇聯事實上的繼承者，而共有另外的１．５億人口的其他共和國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獨立的主權。

前蘇聯的解體在地緣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僅僅在半個月的時間內，俄國人民突然發現他們不再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的主人，總體說來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比外界更無思想準備。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邊界退回到了１９世紀；在中亞則是退回到了１９世紀中葉。更有戲劇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邊界退回到了１６００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統治之後不久。高加索的丟失重新喚起了對土耳其影響捲土重來在戰略上的擔心。失去了中亞，使人感到丟掉了這一地區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也對伊斯蘭的潛在挑戰憂心仲仲。烏克蘭的獨立則動搖了俄國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這一說法的根本。

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由沙皇帝國占據、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則由俄羅斯主導的蘇聯占據的地盤上，現在出現了１２個國家。除俄國外，大多數國家對真正的主權毫無準備。這些國家從有５２９０萬人口的烏克蘭到僅有３５０萬人口的亞美尼亞，大小不等。它們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確定，莫斯科是否願意永遠接受這一新的現實同樣不可預測。２０００萬左右說俄語的人現在成了外國居民，更加重了俄國人受到的歷史震撼。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義越來越強的精英們統治。在經受了幾十年來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性的“俄羅斯化”後，他們決心要表現出它們各自的特性。

俄羅斯帝國的垮台使歐亞大陸的中心出現了一個力量真空。不僅新獨立國家虛弱不堪，十分混亂，俄國本身也因為動盪，特別是因為在政治動盪的同時企圖拋棄舊的蘇聯社會經濟模式，發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機。俄國因擔心穆斯林在新獨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進行了軍事介入，使民族問題更趨嚴重。對車臣政治經濟上付出高昂代價的可悲的殘酷干預，更使問題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國的國際地位大幅下降。雖然仍擁有龐大但越來越陳舊的核武庫，曾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俄國現在卻被許多人視為只不過是第三世界的一個地區性大國而已。

俄國嚴重的社會危機擴大了地緣政治真空。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傷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幹勁最足的人被殺害或死於古拉格勞動營，人數達數百萬。另外，在本世紀內，俄國還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躁齲、一場長期內戰中的死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和破壞。俄國政權推行壓制性的教條主義的正統思想，斷絕了俄國與世界的聯繫。俄國經濟政策對生態問題完全漠然視之，環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據俄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至９０年代中，僅約４０％的新生兒是健康的；約五分之一的俄國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問題。男子平均壽命下降至５７．３歲。俄國的死亡率高於出生率。俄國的社會狀況實際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國家水平。

對本世紀俄國人民遭受的恐懼和苦難，無論描述得如何嚴重也不為過。由於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會影響，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機會過正常的文明生活：

１９０５年的俄日戰爭，以俄國戰敗蒙辱而告終；
１９０５年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引發大規模城市暴力活動；
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死傷幾百萬人，經濟陷入極度混亂；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內戰，再次造成幾百萬人喪生，國家遭到嚴重破壞；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俄波戰爭，以俄戰敗而終；
２０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勞動營，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殺戮和大規模逃離俄國；
３０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造成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大規模饑荒和幾百萬人死亡；
３０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幾百萬人被關進勞改營，１００多萬人被槍決，幾百萬人死於虐待；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平民和軍人傷亡人數達數百萬，經濟破壞慘重；
４０年代晚期再次實施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從而再次發生大規模的逮捕和頻繁的處決；
從４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長達４０年的與美國的軍備競賽，造成社會貧困；
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期間為把蘇聯的力量擴展到加勒比、中東和非洲地區而耗盡財力；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勞民傷財的阿富汗戰爭；
蘇聯的突然解體，社會動盪，痛苦的經濟危機，血腥而又恥辱的車臣戰爭。

俄國的內部危機和國際地位的喪失令人苦惱和不安，對俄國的政治精英來說尤其如此。俄國地緣政治形勢也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在西部，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國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緣政治影響的範圍大大縮小。自１８世紀以來，俄一直控制着波羅的海諸國。現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國進出波羅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凍港之苦。雖然俄國總算對在形式上新獲獨立但高度俄羅斯化的白俄羅斯保住了政治主導地位，但也難保蔓延的民族主義最終不會在那兒占上風。在原蘇聯疆域之外，華抄條約組織的崩潰意味着以波蘭為代表的前中歐衛星國正迅速倒向北約和歐盟。

最麻煩的是丟掉了烏克蘭。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出現不僅迫使所有俄國人重新思考他們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質，而且也是俄國在地緣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烏克蘭從３００多年的俄羅斯帝國歷史脫離出去，意味着俄國失去了一大塊潛在富裕的工農業經濟和在種族與宗教上同俄國人極為接近的５２００萬人口。而這些本足以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龐大而自信的帝國。烏克蘭的獨立也使俄國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導地位，因為黑海的奧德薩是俄國與地中海地區以及與距離更遠的國家貿易的重要通道。

從地緣政治上看，丟掉烏克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使俄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受到極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一個依然控制着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充當一個自信的歐亞帝國的領袖，主宰前蘇聯境內南部和東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丟掉了烏克蘭及其５２００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國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衝突中。與車臣的戰爭也許僅是第一個例子而已。另外，由於俄國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亞人口急劇增加，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着時間的推移，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更加日趨亞洲化。

丟掉了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不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烏克蘭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宣布獨立以及在貝拉維扎的關鍵性談判中堅持由一個鬆散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取代蘇聯，尤其是烏克蘭採取政變式的突然行動，強行奪取駐烏的蘇軍部隊的指揮權，才使獨聯體沒有成為僅是一個更加邦聯化的蘇聯的新名稱。烏克蘭的政治自決使莫斯科目瞪口呆，並成為一個榜樣，原蘇聯的其他共和國雖然開始時仍較膽怯，然後均紛紛仿效。

俄國失掉其在波羅的海的主導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僅由於烏克蘭獨立，也是因為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這些新獨立的高加索國家，為土耳其恢復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區的影響增加了機會。１９９１年以前，黑海是俄國海軍力量進入地中海的出發點；到９０年代中，俄國在黑海僅剩一小條狹長的沿岸地帶。為蘇聯黑海艦隊的殘餘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亞的基地，俄國同烏克蘭仍爭執不休。俄國眼睜睜地惱怒地看着北約－烏克蘭聯合進行海軍和登陸演習，土耳其在黑海地區影響不斷擴大。俄國還懷疑土耳其向車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遠的東南部，地緣政治的動盪同樣極大改變了裏海盆地乃至中亞地區的總的地位。蘇聯解體之前，裏海實際上是一個俄國的湖，僅南部一小部分屬於伊朗。一個獨立和民族主義十分強烈的阿塞拜疆出現了，蜂擁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資者又加強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樣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也出現了。這一切使俄國現在僅是裏海盆地財富的五個爭奪者之一。俄國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認為它能夠自行處理這些財富。

中亞國家的獨立意味着俄國東南部邊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１０００多英里。這些新獨立國家擁有豐富的礦產和能源儲藏，必然會引起外國的興趣。幾乎可以肯定，不僅那些國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後它們的老百姓，民族主義情緒也將越來越強烈，可能會在對世界的看法上更趨伊斯蘭化。哈薩克斯坦土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但在其近２０００萬人口中，哈薩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數基本相當，語言和民族糾紛極易激化。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約２５００萬，民族要單一得多，領導人喜歡強調歷史上的輝煌歲月。烏茲別克斯坦現在日益自信地強調本地區在後殖民地時代的新地位。土庫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薩克斯坦而與俄國沒有直接聯繫。為減少以前為進入世界市場在通訊方面對俄國的依賴，土庫曼斯坦正積極開拓與伊朗的新聯繫。

由於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來支持，中亞各國並不像許多俄羅斯人繼續希望的那樣，願意用它們的新政治主權來換取能帶來實惠的與俄國的經濟一體化。至少它們與俄國之間的某種緊張和敵對是不可避免的，而車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說明，不能完全排除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對俄國人來說，與在其整個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總共有３億多人口）的各伊斯蘭國家發生衝突的潛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嚴重的不安。

最後，俄羅斯帝國解體之時，雖然遠東地區並未發生領土和政治變化，俄國在該地區也面臨不祥的地緣政治新形勢。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至少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一直比俄國弱，也比俄國落後。每個關注俄國國家前途和對十年來急劇變化感到困惑的俄國人，都無法忽視中國正逐步變得比俄國更先進，更具活力，更成功這個事實。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其１２億人民活躍的精力結合在一起，正從根本上逆轉着兩國之間的歷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亞的空曠空間幾乎在召喚着中國去殖民。

這個令人驚詫的新現實定將影響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安全感和在中亞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緣政治意義甚至可能會超過喪失烏克蘭對俄國的影響。俄國後共產主義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後來又擔任俄國杜馬外事委員會主席的弗拉季米爾·盧金充分闡述了其中的戰略意義：

過去俄國雖然落後於歐洲，但卻自認為比亞洲先進。但從那以來，亞洲發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於“現代化的歐洲”和“落後的亞洲”之間，而是處於“兩個歐洲”之間的一個奇怪的中間地帶［１］。

總之，俄國直到最近仍是一個領土遼闊的大帝國的締造者，並領導着一個從歐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國海的一批衛星國組成的意識形態集團，現在卻成了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着與鄰國爆發會削弱自己的衝突的潛在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

地緣戰略的種種幻景

後帝國的俄國出現一段歷史和戰略上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驚的蘇聯垮台，特別是大俄羅斯帝國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體，在俄國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們就俄國在當前歷史中應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展開了範圍廣泛的討論。人們公開和私下激烈地爭論多數大國從未想到過的一些問題：什麼是俄國？俄國在哪裡？做一個俄國人是什麼意思？

這些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對問題的任何答覆均蘊含着重要的地緣政治含義。俄國是一個純粹由俄羅斯種族組成的民族國家，還是俄國從定義上講範圍要更廣（就如同不列顛比英格蘭要廣一樣），因此註定要成為一個帝國？從歷史、戰略、種族的角度看，俄國恰當的邊界在哪兒？如果從這樣的歷史、戰略和種族角度看，烏克蘭的獨立是否僅是暫時出了偏差（許多俄國人都願這樣想）？俄國人是否必須在種族上是俄羅斯人（ｒｕｓｓｋｙｉ），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國人，但在種族上不是俄羅斯人（也就是說是“ｒｕｓｓｙａｎｉｎ”，相當於“英國人”卻不是“英格蘭人”）？例如，葉利欽和一些俄國人認為，車臣人確實也可以和應該被認為是俄國人（這種說法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

蘇聯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國末日來臨的為數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國民族主義者曾絕望地斷言：

倘若這個對俄國人民來說不可想象的可怕災難真的來臨，國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歷史中深受貧困和欺騙的人民突然最後變得孤獨無援，他們不久前的“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駛離正在傾覆的航船，——那麼，我們是無處可去的……

體現着政治、經濟、精神的“俄羅斯思想”的俄羅斯國家將要重建。它將匯集已一下子突然化為烏有的１０００年王國史和７０年蘇聯史的全部精華［２］。

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找到一個能為俄國人民接受又切合現實的答案很難。俄國國家自身的歷史性危機更使其難上加難。幾乎貫穿俄國整個歷史的是，國家既是領土擴張又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這個國家也從未刻意地按西歐傳統把自己看作純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實施者，用宗教、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等術語賦予“俄羅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釋。現在這個使命突然遭到摒棄，因為國家的疆域已縮小到主要限於一個民族的範疇。

此外，俄羅斯國家（可以說是其“本質”意義上的國家）的後蘇聯危機的加重，不僅由於俄羅斯面對其帝國傳教士使命突然被剝奪的挑戰，而且由於：為了縮小俄國社會發展的落後狀態與歐亞大陸較發達地區的巨大差距，俄國國內的現代化派（及其西方顧問們）正逼迫國家不再扮演社會財富的指導者、所有者和安排者這一傳統的經濟角色。這要求對俄羅斯國家的國際和國內作用進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這嚴重破壞了俄國國內生活已牢固地確立起來的模式，給俄國政治精英帶來了因在地緣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覺。

在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們可以預料到的，“俄國何去何從和什麼是俄國”的問題立即引出各種各樣的回答。俄國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早就預先決定了其精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後帝國和後共產主義俄國首任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試圖確定新俄國在國際舞台應如何為人處世時，有一次就重新確認了這種思維模式。在蘇聯解體還不到一個月時他就說：“在放棄烏托邦思想後，我們開始推行實用主義，……我們很快就認識到，地緣政治正取代意識形態”。［３］

總的說來，蘇聯解體後，可以說有三大派地緣戰略設想在俄國應運面生。三種設想相互有部分重複，但最終每種都與俄國最關心的相對於美國的俄國地位問題有關，每種也都包含着一些內部的變異。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派別可以歸納如下：

１． 優先考慮與美國的“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對贊成這一主張的一些人來說，這實際上是共同統治全球的代名詞。
２． 強調“近鄰外國”是俄國的中心問題，其中一些人主張建立某種莫斯科主導的經濟聯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終恢復某種程度的帝國控制，並以此建立一個能與美歐抗衡的大國。
３． 反聯盟，即建立某種反美的歐亞聯盟來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

雖然第一種設想開始時在葉利欽的新執政班子中處於主導地位，但第二種設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風，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葉利欽的地緣政治的政策重點。第三種設想出現得稍晚一些，大約在９０年代中期才引起人們的注意，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蘇聯以後的俄國地緣戰略模糊不清和屢屢失敗之後作出的反應。從歷史角度看，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從對俄國當前國力、國際潛力和國外利益看法的種種幻景中派生出來的。

前蘇聯剛解體時，葉利欽起初的立場是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觀念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主張俄國本來就屬於西方，應該成為西方的一部分，並應儘可能地在國內政治中與西方親近。葉利欽本人及其外長均持這一觀點。葉利欽十分明確地譴責俄帝國的歷史。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葉利欽在基輔以烏克蘭人和車臣人可隨後用來反對他的言辭雄辯地宣稱：

俄國並不想成為某種新帝國的中心。……由於俄國曾長時間充當這種角色，俄國比其他國家更懂得這種角色的可惡。俄國從中得到了什麼？結果是俄國更自由了嗎？更富有了嗎？更幸福了嗎？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統治別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俄國新領導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鼓勵着俄國外交政策部門中的後蘇聯的“西化派”。這既加強了俄國新領導的親美傾向，也誘使俄國新領導要求直接成為西方的一員。俄國因為新領導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最高決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興。他們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當美國人提出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建立“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時，在俄國人看來，似乎這就認可了由一種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統治來取代原來的美蘇爭奪。

這種共同統治的範圍將是全球性的。俄國因此將不僅是前蘇聯的合法繼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全球和解的事實上的夥伴。正如俄國新領導人不厭其煩地宣稱的，這不僅意味着全世界應承認俄國是美國的平等夥伴，而且沒有俄國的參與或同意，任何全球性問題都不能得到處理和解決。雖然沒有公開說出來，這種幻想明顯地包含着這樣的想法：中歐將仍然是甚至將自願地成為在政治上對俄國有特殊親近感的地區。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的解散將不會導致其前成員國倒向北約，甚至也不會僅僅倒向歐盟。

與此同時，西方援助將使俄國政府有能力進行國內改革，讓國家退出經濟生活並使民主機構得以鞏固。然後，俄國的經濟復興、作為美國平等夥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國巨大的吸引力，會鼓勵最近才獨立的新獨聯體國家，與俄國實現更加緊密的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因而也會擴大俄國的範圍，增強俄國的實力。獨聯體國家因為俄國不再對它們構成威脅而謝天謝地，並會逐步意識到，與俄國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會收到實惠。

問題是這種主張既不符合國際現實，也不符合國內實際。“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觀念雖然好聽但卻靠不住。美國既不願意也不能夠與俄國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願意也做不到。新俄國的國力虛弱不堪，社會極其落後，已不能充當美國真正的全球性夥伴。在華盛頓看來，德國、日本和中國至少也與俄國同等重要和有影響。而且，在歐洲、中東、遠東等有關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地緣戰略問題上，美俄兩國的目標大相徑庭。一旦不可避免地發生分歧，政治實力、財政力量、技術創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將使“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成為一句空話，越來越多的俄國人感到這個說法只是故意造出來欺騙俄國的。

如果美國在早些時候，在美俄蜜月時期就開始着手北約的擴大，並同時向俄國提出一項“難以拒絕的交易”，即在俄國與北約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合作關係，俄國的失望感或許可以消除。如果美國明確和堅決地奉行北約擴大的設想，並保證俄國將被包括在這一進程之中，也許俄國後來對“成熟的夥伴關係”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宮內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會逐步削弱了。

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在葉利欽８月間公開贊同波蘭加入跨大西洋聯盟的意向並稱這與“俄國的利益”相一致之後，正是美國那樣做的太好時機。但克林頓政府當時仍奉行“俄國第一”的政策，於是又折騰了兩年多。在此期間克里姆林宮的調子變了，對於在美國已經出現但飄忽不定的有意擴大北約的跡象越來越敵視。到１９９６年，美國決定把擴大北約作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政策中心目標時，俄國人對此已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了。因此，可以說１９９３年是失掉歷史機遇的一年。

必須承認，並非所有俄國關於北約擴大的擔憂都毫無道理，或出於惡意。的確有些反對派，特別是俄國軍方人士帶着冷戰思維，認為北約的擴大並非歐洲自身成長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是美國領導的一個仍然敵視俄國的聯盟對俄國的進逼。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實際上是前蘇聯官員，堅持他們長期形成的地緣戰略觀點，認為美國無權插足歐亞大陸，而北約擴大主要的動因就是美國企圖擴大其勢力範圍。還有一些反對者懷有這樣的期望，即一個游離於任何集團之外的中歐，在俄國一旦恢復元氣之後，將再一次回歸俄國地緣政治的勢力範圍。

但俄國許多民主派也擔心北約擴大將意味着俄國被排斥在歐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認為沒有資格參與歐洲文明的機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擔憂，使俄國感到北約擴大似乎是西方蓄謀已久的孤立俄國政策的頂峰，使俄國在世界上孤立無援，十分易受其多種敵人的攻擊。此外，俄國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歐人對莫斯科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們對加入一個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的期望有多高。

總的說來，俄國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難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新的俄國精英內部分歧嚴重，而總統和外長又都不能在地緣戰略方面提供始終一貫的領導，他們沒有能力清楚地說明新俄國在歐洲究竟要得到什麼，也不能現實地評估俄國的虛弱所帶來的實際局限。莫斯科政治上準備戰鬥的民主派無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個民主的俄國不反對這個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擴大，而且俄國願意與之結交。與美國共享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難放棄在前蘇聯地區，甚至在前中歐衛星國家中，建立俄國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的思想。

這些情況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正中下懷。到１９９４年，他們已在重新開始發表意見。軍國主義分子也利用這些情況，此時他們已成為葉利欽在國內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們對中歐國家的抱負作出越來越強烈和不時帶有威脅性的反應，只是增強了那些前蘇聯衛星國尋求北約安全保護的決心，因為他們珍惜剛剛從俄國統治下爭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宮不願否定所有斯大林進行過的對外征服，進一步加深了美俄兩國的分歧。西方輿論，特別是北歐和美國的輿論，對俄國關于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模稜兩可的態度感到不安。俄國雖然承認它們的獨立，也不強迫它們加入獨聯體，但為了使在斯大林時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羅的海各國的大批俄羅斯人群體得到優惠待遇，甚至俄國民主派領導人也不時使用威脅手段。克里姆林宮明顯地不願意譴責１９３９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導致波羅的海各共和國被強行併入蘇聯的秘密協定，更使氣氛籠罩上了陰影。甚至在前蘇聯垮台五年以後，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在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０日的正式聲明中還堅持說波羅的海各國是在１９４０年自願“加入”蘇聯的。

後蘇聯的俄國精英顯然也曾期望西方會幫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國在後蘇聯空間重新發揮主要作用。因此，他們對西方願意幫助新獨立的後蘇聯各國鞏固其獨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憤懣。俄國一些資深的美國外交政策分析家儘管警告說“與美國對抗……是應該避免的一種選擇”，但他們也不無道理地指出，美國正力圖“在整個歐亞大陸重組國家間的關係，……從而使這個大陸上不會出現一個主要的大國，而是有許多中等、較穩定、相當強大的國家，……但這些國家無論是單個的還是整體的實力均不能超過美國。”［４］

在這方面，烏克蘭至關重要。特別是到了１９９４年，美國越來越重視美烏關係並幫助烏克蘭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傾向，使許多俄國人甚至俄國的“西化派”都感到，這是一項針對俄國把烏克蘭最終重新納入自己的範圍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烏克蘭最終將以某種形式與俄國“重新一體化”是許多俄國政治精英的一個堅定信念［５］。結果，俄國從地緣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對烏克蘭的分離地位的疑問，正好與美國關於一個帝國型的俄國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俄國的觀點迎頭相撞。

此外，純粹的國內原因也證明兩個“民主國家”間“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是不現實的。俄國太落後，被集權統治破壞得太嚴重，不可能成為美國切實的民主夥伴。這個重要現實是關於夥伴關係的動聽言辭掩蓋不了的。而且後蘇聯俄國只是部分地清算了過去的歷史。幾乎所有的“民主派”領袖人物，即使對蘇聯的過去已真正幻滅者也不僅僅是蘇聯體制的產物，而且是原先統治集團精英中的高級成員。他們不像波蘭、捷克的領導人那樣是原來的持不同政見者。前蘇聯的重要權力機構，雖然已被削弱，士氣低落，腐敗不堪，卻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國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國經濟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使俄羅斯國家不再干預經濟。俄國因此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援助寄予厚望。這些援助，特別是德國和美國的援助數量確實逐漸增大，不過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能使俄國經濟很快恢復。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滿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評家的鼓譟之聲越來越大。他們聲稱，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是假的，有利於美國，而損害了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