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在蘇聯剛剛解體後的幾年內，建立一種有效的全球性夥伴關係的主觀和客觀先決條件均不具備。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價實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們想與美國建立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或者叫共同統治，在獨聯體內比較隨心所欲地行事，並在中歐建立一個地緣政治上的“無人區”。但他們對前蘇聯的歷史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他們對充當全球性大國的想法不切合實際，俄國國內經濟危機深重，他們又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這一切使他們不可能捧出一個作為平等夥伴關係概念中應有之義的穩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國。俄國必須先經歷漫長的政治改革過程、同樣漫長的民主穩定過程和更加漫長的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然後，不僅在中歐，而且特別在前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進行一場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後，與美國的真正夥伴關係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成為對親西方政策選擇的主要批評和初步成為外交政策的另一選擇就不足為怪了。該主張認為“夥伴關係”這一概念忽略了對俄國最重要的東西，即俄國與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近鄰外國”成為重點強調需要在前蘇聯曾占據的地緣政治地區內重新建立一個以莫斯科為決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張的略稱。在此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重點傾向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策成果太少，代價太大。那種政策只會使西方更易於利用蘇聯解體造成的機會。

但是，“近鄰外國”學派之下又包含了幾種不同的地緣政治觀念。它不僅包括認為獨聯體會轉變為由莫斯科領導的歐盟式組織的那些經濟機能主義者和經濟決定論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經濟一體化看成僅是恢復帝國的工具之一的人。這樣的經濟一體化既可在獨聯體框架下進行，也可通過俄羅斯－白俄羅斯或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之間（在１９９６年作出的）特殊安排進行。它還包括主張成立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組成的斯拉夫聯盟的斯拉夫浪漫主義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歐亞主義這種有點玄妙的概念定為俄國的長期歷史使命的人。

“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最狹義的表達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個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場，那就是俄國必須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與新獨立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因為在蘇聯有意加強它們相互間經濟依存關係的政策下，事實上它們仍與俄國聯繫在一起。這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都是有意義的。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忽視俄國新一代領導人經常提到的“共同經濟空間”這一現實。合作，甚至某種一體化是經濟發展所必要的。因此，為扭轉前蘇聯政治上的解體帶來的經濟混亂和四分五裂狀態，加強獨聯體的聯合機構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對一些俄國人來說，推動經濟一體化是對已發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負責的反應。人們經常把後蘇聯俄國的形勢與歐盟作類比是有道理的。主張經濟一體化的溫和派明確反對恢復俄羅斯帝國。例如，早在１９９２年８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員組成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發表的一份題為《俄國戰略》的有影響的報告中，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後帝國開明的一體化”作為建立後蘇聯“共同經濟空間”的恰當計劃。

但是強調“近鄰外國”並不僅僅是主張地區經濟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學說。其地緣政治內容帶有帝國味道。甚至較為溫和的１９９２年報告也談到恢復了元氣的俄國將最終與西方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並宣稱在這一關係中俄國應起“調控東歐、中亞和遠東形勢”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鄰外國”優先的人則更直言不諱。他們明確談到俄國在後蘇聯空間的“獨特作用”，指責西方向烏克蘭及其他新獨立的國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議會外事委員會１９９３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論調雖並不極端卻很典型。阿是“夥伴關係”優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開宣稱前蘇聯空間是俄國獨家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１９９４年１月，阿的論調得到了此前積極主張親西方政策的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的響應。科稱俄國“必須在幾個世紀來一直是俄國利益範圍的地區內保持軍事存在。”事實上，１９９４年４月８日《消息報》稱，俄國成功地在新獨立的各共和國領土上保留了至少２８個軍事基地。如果在地圖上把俄國在加里寧格勒、摩爾多瓦、克里米亞、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和千島群島的軍事存在用線聯起來，實際上大體與前蘇聯的外部邊界相當。

１９９５年９月，葉利欽總統發表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國的目標概括為：

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在國際社會上占有適當位置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聯盟，以鞏固俄國在後蘇聯空間建立的國家間政治經濟關係新體系中的領導力量的地位。

人們應注意到該文件側重於政治領域的努力，強調地提到一個單一實體及“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並強調俄國在這個新實體中的主導作用。在強調這些時，莫斯科還堅持俄國必須加強與新成立的獨聯體之間的政治、軍事聯繫；必須建立一個共同的軍事指揮體系；獨聯體各國的武裝部隊必須通過一項正式的條約聯結在一起；獨聯體的“外部”邊界必須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國軍隊必須在獨聯體內的任何維和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在獨聯體內製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機構必須設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１９９１年商定的明斯克），並由俄國總統主持獨聯體首腦會議。

而且還遠不止這些。１９９５年９月的文件也宣稱：

應保證俄國電視台和電台在近鄰外國的廣播，俄國新聞在這一地區的傳播應得到支持，俄應為獨聯體各國培訓民族幹部。

考慮到有必要以與俄國友好關係的精神來教育獨聯體各國的年輕一代，應特別注意恢復俄國作為蘇聯以後的地盤內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這樣的氣氛下，１９９６年初，俄國杜馬竟宣布蘇聯的解散是無效的。同年春天，俄國與獨聯體中較隨和的成員國簽署了兩個協議，密切相互間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關係。其中一個大張旗鼓地簽署的協議實際上是規定要在新的“主權國家共同體”（俄語縮寫為ｓｓｒ，是對前蘇聯縮寫ｕｓｓｒ的十足懷舊）範圍內建立俄國與白俄羅斯的聯盟。另一個由俄國、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簽署的協議要求在遠期創建“一體化國家共同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ｇａｔｄ　ｓｔａｔｓ）”。兩個協定均表明俄國對獨聯體內部一體化進展的緩慢已不耐煩，並決心堅持推動這一進程。

“近鄰外國”政策強調加強獨聯體的中央機制，因此把客觀的經濟決定論思想中的一些成份與很強的建立帝國的主觀決心結合了起來，但卻並沒有從更高的哲學高度或地緣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煩惱的問題：“什麼是俄國？”“俄國真正的使命和恰當的範圍是什麼？”

同樣強調“近鄰外國”且越來越有吸引力的歐亞主義思想，要填補的正是這個空白。這個以頗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術語闡明的主義，所指方向的出發點有這樣一個前提：從地緣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國既不完全是歐洲的，也不完全是亞洲的，因此，俄國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歐亞特性。這種特性是俄國對從中亞到太平洋海岸遼闊土地的獨特控制所遺留下來的，是莫斯科四個多世紀向東擴張所建立的帝國的遺產。俄國通過擴張，把一大批非俄羅斯人和非歐洲人納入俄羅斯，從而也形成了獨特的歐亞政治文化特點。

作為一種學說，歐亞主義並非在後蘇聯時期才出現。它始於１９世紀。但作為前蘇聯共產主義明確的替代物和對所謂西方墮落的反應，興盛於２０世紀。俄國流亡者積極宣傳這一學說以取代蘇維埃主義，因為他們認識到前蘇聯內部非俄羅斯人的民族覺醒需要一種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學說。他們擔心共產主義的最終失敗也會導致古老的大俄羅斯帝國的瓦解。

早在本世紀２０年代中期，一個重要的歐亞主義的倡導者恩·思·特魯別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闡述了這一點。他寫道：

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歐洲主義，旨在破壞俄羅斯生活的精神基礎和民族獨特性，宣揚實際統治歐美的唯物主義觀點……

我們的任務是當俄國不再是歐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時，當俄國再次回歸自我成為俄羅斯－歐亞，自覺地繼承和維護成吉思汗的偉大遺產時，創造一種嶄新的文化，不同於歐洲文明的我們自己的文化［６］。

在後蘇聯的混亂情況下，這種觀點大有市場。一方面，共產主義被指責為背叛了俄國正統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羅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義也受到了批判，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被認為是腐敗的。文化上反俄羅斯的，意在剝奪俄國在歷史和地理上對歐亞大陸獨有的、淵源很深的控制權。

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人種史學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廣泛引用的文章給歐亞主義作了學術上解釋。他的《中世紀的俄羅斯和大草原》、《歐亞節奏》以及《歷史上的人種地理》等書，有力地闡述了歐亞大陸是俄羅斯人民的獨特“人種”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羅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羅斯居民之間的歷史上共生的結果，從此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歐亞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誡說，適應西方，對俄國人民來說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種和靈魂”。

這些觀點得到俄國各種民族主義政治家更為直覺的響應。例如，葉利欽的前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曾宣稱，“從我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看，很顯然，俄國代表着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唯一橋梁。誰成了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就將成為世界的主人”［７］。１９９６年大選中葉利欽的共產黨競爭者根納季·久加諾夫儘管是搞馬列主義的，但也推崇歐亞主義對俄國人民在歐亞大陸廣褒土地上特殊的傳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強調。久加諾夫爭辯說，俄國有獨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優勢來充當全球的領導。

哈薩克斯坦領導人努蘇爾丹·納扎爾巴耶夫也提出一種更穩重實用的歐亞主義思想。納在國內面臨着人數幾乎相等的土生土長的哈薩克人和俄羅斯移民之間的種族矛盾，同時也為了尋找減輕莫斯科要求政治一體化壓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歐亞聯盟”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獨聯體。雖然他的想法沒有更為傳統的歐亞主義的玄妙內容，當然也並不賦予俄國人充當歐亞領導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於這樣一種觀念：地理範圍與前蘇聯相當的歐亞大陸是一個有機整體，也必須有政治的含義。

在某種程度上，俄國地緣政治思想把“近鄰外國”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從安全和經濟角度看，在後帝國的俄國和新獨立的國家間實現某種秩序和妥協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討論具有一種超現實色彩的是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觀念：從某些方面來看，不管前帝國的政治“一體化”是（因為經濟原因而）自動實現，還是作為俄國最終恢復所喪失的力量的結果而實現（且不用說是作為俄國特殊的歐亞或斯拉夫使命而實現），這種“一體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這一方面，人們經常與歐盟作比較，但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不同點：歐盟，即使考慮到德國的特殊影響，也不是由一個在國民生產總值、人口和領土面積方面都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國家主導的；歐盟也不是一個民族帝國的繼承者，其獲得解放的成員也不深深懷疑“一體化”就是重新被統治的代名詞。即使如此，若德國像前面提到的俄國於１９９５年９月那樣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強和擴大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人們也不難想象歐洲國家會作出什麼反應。

與歐盟作比較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開放的和較發達的西歐國家已為民主的一體化作好了準備，而且大多數西歐人看到了這種一體化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西歐的那些相對貧窮的國家也能從中得到大量的補貼。相反，新獨立的國家則把俄國看作政治上不穩定卻仍然盛氣凌人、野心勃勃，並且在經濟上是它們參與世界經濟、獲得急需的外資的障礙。

烏克蘭特別強烈地反對莫斯科的“一體化”思想。烏克蘭領導人很快就認識到這樣的“一體化”，特別是在俄國對烏克蘭獨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態度的情況下，最終將會導致烏的民族主權的喪失。而且俄國對新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採取的高壓政策——不願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對烏克蘭在克里米亞的權利提出疑問並堅持俄國對塞瓦斯托波爾港獨享治外法權的控制，使烏克蘭已經覺醒的民族主義有了明確的反俄傾向。在一個新國家歷史成形的關鍵階段，烏克蘭民族國家的自我定位因此從傳統的反波蘭或反羅馬尼亞的方向，轉為集中反對俄國提出的任何建立一個更為“一體化”的獨聯體或斯拉夫共同體（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或歐亞聯盟等建議，把這些建議都看成是俄羅斯為重建帝國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勵了烏克蘭維護其獨立的決心。雖然開始時西方特別是美國遲遲不承認分立的烏克蘭國家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國和德國均已成為基輔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１９９６年７月，美國防部長宣稱，“我無論怎麼說都不會誇大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對整個歐洲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９月，德國總理雖然堅定地支持葉利欽總統，卻也進一步宣稱“烏克蘭在歐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戰，誰也不能再對烏克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提出爭議”。美國的決策者們也把美烏關係稱為“戰略夥伴關係”，故意用與描述美俄關係同樣的詞語來描述美烏關係。

正如前面所述，沒有烏克蘭，以獨聯體或以歐亞主義為基礎重建帝國都是不可行的。一個沒有烏克蘭的帝國最終只能是更“亞洲化”的離歐洲更遙遠的俄國。而且，歐亞主義對新獨立的中亞各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亞人熱心於與莫斯科結成新的聯盟。烏茲別克斯坦特別堅決地支持烏克蘭反對俄國把獨聯體提升為超國家實體，反對俄國意在加強獨聯體的倡議。

其他獨聯體國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圖，傾向於團結在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周圍反對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緊密的政治和軍事一體化的壓力。同時，幾乎所有新獨立國家的民族意識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識地譴責過去對莫斯科的順從是殖民主義，努力消除其各種影響。因此，甚至在民族問題十分脆弱的哈薩克斯坦，也與其他中亞國家一道廢除了西里爾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時候改造過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實際上，到９０年代中，為阻止俄國用獨聯體作為政治一體化的工具，由烏克蘭悄悄挑頭，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時也包括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組成的集團。

烏克蘭堅持有限的、以經濟為主的一體化，進一步使“斯拉夫聯盟”這一概念失去了實際意義。這個由一些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培育起來的，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時的主張，一旦被烏克蘭拒絕就自動失去了其地緣政治含義。“斯拉夫聯盟”僅剩白俄羅斯一國與俄國在一起。由於哈薩克斯坦北部的俄羅斯人聚居區也可能成為該聯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聯盟”還有可能使哈薩克斯坦分裂。這種可能性當然不會使哈薩克斯坦的新統治者感到放心，而只會激化反俄的民族主義傾向。在白俄羅斯，一個沒有烏克蘭的斯拉夫聯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羅斯被俄國兼併。這也將激起更強烈的民族不滿情緒。

“近鄰外國”政策的這些外部障礙，因俄國人民的情緒這個重要的內部制約而大大增強。儘管政治精英之間就俄羅斯在前帝國範圍內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譟不止，可能是由於厭倦了，也可能僅僅出於常識，俄國人對恢復帝國的任何宏偉計劃幾乎都沒有什麼熱情。他們贊成開放邊界，開放貿易，人員自由流動以及俄語的特殊地位，但對政治一體化，特別是這個一體化牽涉到經濟代價和流血犧牲時並不熱心。“聯盟”的解體令人遺憾，恢復令人高興。但公眾對車臣戰爭的反應表明，任何超出運用經濟影響或政治壓力的政策均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

總之，“近鄰外國”優先的政策在地緣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國在政治上還不夠強大，還無力把其意志強加於人；在經濟上也無足夠的吸引力來吸引新的國家。俄國的壓力只會使它們更多地尋求與外部的聯繫，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與西方的聯繫，但有時也會尋求發展與中國和南部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的關係。當俄國針對北約的擴大揚言要組建自己的軍事集團時，它迴避了“與誰’’的問題，而且它還迴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與白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獨立的國家，因為擔心潛在的政治後果，對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與俄國實行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也越來越不信任。與此同時，關於俄國所稱的歐亞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傳的性質的思想，也只是進一步使俄國遠離歐洲和整個西方而孤立起來，加深後蘇聯時期的危機，並延緩俄國社會按照基馬爾·阿塔托克在奧斯曼帝國滅亡後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樣實現急待進行的現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鄰外國”政策沒有給俄國提供地緣政治的解決方法，相反只帶來了一種地緣政治的幻想。

如果與美國共同統治行不通，“近鄰外國”政策又不靈，那麼俄國還有什麼地緣戰略可選擇呢？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未能實現建立一個在全球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國”的理想，這使民主派大為沮喪。“民主俄國”只成了一個口號，而與現實無緣。在不得不承認老帝國的“重新一體化”最多也僅是個遙遠可能性的情況下，又使一些俄國的地緣政治家玩弄起某種針對美國在歐亞大陸霸主地位的反聯盟主張。

１９９６年初，葉利欽總統解除了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的職務，以更有經驗但正統的前共產黨國際問題專家，長期來一直對伊朗和中國感興趣的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代之。一些俄國評論家猜測，普里馬科夫的傾向可能會促成一個以三個在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首要地位問題上有最大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為核心的新的“反霸”聯盟。普里馬科夫上台伊始的幾次出訪及講話加深了這一印象。而且現有的中國與伊朗的武器貿易關係，以及俄國願與伊朗合作加快其獲得核能源的傾向，與更緊密的政治對話和最終的結盟是完全符合的。這一結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國、世界上最好戰的伊斯蘭大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強的亞洲大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

要搞這種反聯盟，首先必須恢復中俄雙邊關係，並利用兩國政治精英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滿。１９９６年初，葉利欽去了北京，簽署了一項宣言，明確批評了全球性“霸權主義”傾向。這也就暗示兩國將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同年１２月，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兩國不僅重申反對“由一個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同意加強現有的關係。俄國評論家們歡迎這一發展，並把這視為全球大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積極變化和對美國推動的北約擴大的恰當反應。有些人甚至高興地說中俄聯盟將對美國實施它應得的懲罰。

但是，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採取敵視政策時，把俄國與中國及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搞得起來。這樣的結局當然不能排除。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美國的所作所為看來幾乎就在貫徹要同時與德黑蘭和北京敵對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國卻都不準備把戰略賭注下在既不穩定又虛弱的俄國身上。兩國都意識到這種聯盟一旦超出了某種偶爾為之的策略協調範圍，就會危及它們各自與較為先進的世界的關係，而只有這個先進世界才有能力向它們投資和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俄國卻沒有什麼可向它們提供，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反霸聯盟的夥伴。

實際上，並無共同的意識形態而僅是在“反霸”情緒下結成的任何聯盟基本上將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對第一世界的最先進部分的聯盟。它的各個成員都不會有多少收穫，中國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資流入的危險。正如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指出的，對俄國來說也是如此，“俄中聯盟的幽靈……將大大增加俄國再次被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拒之於門外的可能性”。［８］不管它是由三國還是兩國組成，這種聯盟最終會使所有的參加者長期地孤立，共同落後。

另外，中國將在任何俄國認真努力拼湊的這類“反霸”聯盟中成為老大。中國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於開拓，生氣勃勃，對俄國還有某些潛在的領土要求，將必然使俄國淪為一個小夥計。而同時中國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願）去幫助俄國克服其落後狀態。俄國因此將成為不斷擴大的歐洲和擴張主義的中國之間的緩衝區。

最後，俄國一些外交問題專家仍然企盼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包括西方內部對北約未來前景發生分歧，認為這至少也許最終會給俄國創造一些策略性機會與德國或法國拉拉關係，來破壞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這種觀點其實毫無新意。整個冷戰時期，莫斯科都在過一段時間就試圖打德國牌或法國牌。不過某些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學家也不無理由地認定，歐洲事務的停滯會提供可資利用的策略機會，而對美國造成不利。

但是能夠得到的也就是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純屬策略上的機會而已。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不可能放棄與美國的關係。雖然不能排除特別是俄國有時在一些小問題上會拉攏法國，但只有歐洲事務中出現大的動亂，歐洲統一事業和跨大西洋聯繫的垮台，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才會逆轉。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歐洲國家也不會謀求與迷失了方向的俄國發展真正全面的地緣政治聯盟。

因此，說到底，沒有一種反聯盟政策是可行的選擇。擺脫俄國新的地緣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於反聯盟，也不在於與美國建立平等的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幻想，更不在於在前蘇聯範圍內建立某種政治經濟上的“一體化”體系。所有的政策都迴避了對俄國來說實際上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

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並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正如本書第三章已闡述的那樣，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但如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如果美國不培育出一種環境使俄國人相信與跨大西洋的歐洲越來越結成有機的聯繫是俄國的最好選擇，俄國就更可能成為一個問題。雖然俄中、俄伊（朗）長期戰略聯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顯重要的是，美國的政策應避免使俄國偏離其所需的地緣政治抉擇。因此，美國在制定與中國和伊朗關係的政策時，應儘可能把它們對俄國地緣政治分析的影響考慮在內。堅持龐大的地緣戰略選擇的幻想，只會延誤俄國為結束其深刻危機所必須作出的歷史挾擇。

只一個願意從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接受歐洲新現實的俄國，才能從橫跨大陸的商業、通訊、投資、教育等廣大領域的歐洲合作中獲益。因此，俄國加入歐洲委員會是方向十分正確的步驟。這是新俄國與正在擴大的歐洲間進一步建立機制性聯繫的嘗試。這也意味着俄國若要走這條路，除了最後仿效奧斯曼帝國以後的土耳其，決定放棄其帝國野心，決意走現代化、歐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歐洲能給俄國帶來的實惠，是任何其他選擇都無法比擬的。如果俄國是一個不搞擴張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歐洲和美國就不對俄國構成威脅；它們與俄國之間也不存在不穩定的具有潛在衝突危險的邊界，而俄國與其以南的穆斯林國家卻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領土上都界線不清，因而肯定有潛在衝突的危險。相反，對歐美來說，一個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國正是它們地緣政治上所期望的實體，是動盪複雜的歐亞大陸穩定的一個源泉。

俄國因此面臨着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為了得到實惠，作傾向歐、美的抉擇，那麼首先就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第二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和安全關係不表示異議。第一個要求意昧着俄國應接受在前蘇聯範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接受這一點，並不是排斥以過去的歐洲自由貿易區模式進行的經濟合作，但不能對新獨立國家的政治主權進行限制。原因很簡單：它們不願意受這種限制。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國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存在，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和獨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個要求可能更難接受。不能把與跨大西洋共同體的真正合作關係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即僅僅因為俄國不願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體之外。這個共同體的擴大無需匆忙，當然也不應以反俄為主題來促其擴大。但這一擴大不能，也不應被一紙只能反映一種過時的歐洲安全關係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擋不前。一個擴大的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的限制。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這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可能在開頭並在一段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需要用政治意志採取一個大動作，可能還需要一個傑出的領袖有能力作出抉擇，並表現出建立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現代的、歐洲的俄國的遠見。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會發生。克服共產主義和後帝國的困難不僅需要比後共產主義中歐的轉變更長的時間，而且也需要一個有遠見的、穩定的政治領導。目前俄國的基馬爾·阿塔托克尚未出現。但俄國人最終將認識到俄國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９］。他們必須承認葉利欽１９９０年在基輔關於俄國將來不應成為一個帝國的講話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個真正非帝國的俄國仍將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迄今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強大國家。

不管怎麼說，對“什麼是俄國和俄國在哪裡”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也許只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美國和歐洲必須提供幫助。他們不僅應讓俄國與北約簽訂一個特殊的條約或憲章，而且也應着手與俄國一起探索建立一個遠遠超過鬆散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ｏｓｃｅ）的最終橫跨大陸的安全和合作體系。如果俄國國內民主體製得到鞏固，並且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不應排除俄國與北約和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應實行使俄國這一抉擇的兩難困境一直持續下去的政策。後蘇聯的新國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是使俄國有必要進行歷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後蘇聯的新國家，在前蘇聯地區內實現地緣政治的多元化，必須是吸引俄國毫不含糊地作出歐洲抉擇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國家中，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尤其重要。

獨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為西方進入能源豐富的裏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亞將可能與外部世界隔絕，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於俄國要求重新實現一體化的壓力。從民族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亞國家，也是俄國重新控制該地區的主要障礙。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對中亞其他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烏茲別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於俄國的壓力。

但最重要的是烏克蘭。隨着歐盟和北約擴大，烏克蘭最終將有資格選擇它是否願意加入這兩個組織。烏克蘭為加強其獨立地位，一旦這兩個組織與其邊界接壤而其內部變革又使它開始達到加入的標準，烏克蘭很可能會願意加入這兩個組織。雖然這還要一段時間，但西方在進一步加強與基輔的經濟和安全聯繫的同時，現在就開始把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定為烏克蘭逐步加入兩組織的合理的時間表，以減少它擔心歐洲擴大會在波烏邊界上止步的擔憂，為時已並不太早了。

俄國儘管抗議北約擴大，但可能到１９９９年會默認北約吸收幾個中歐國家，因為俄國與中歐的文化和社會差距在共產主義垮台以來已擴大了許多。倒是俄國要默認烏克蘭加入北約會困難得多，因為這樣做，就意味着承認烏克蘭的命運不再與俄國的命運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但烏克蘭要以獨立的國家生存，就必須成為中歐而不是歐亞的一部分；如果烏克蘭要成為中歐的一部分，那麼它就必須充分參與中歐與北約和歐盟的聯繫。俄國接受了這些聯繫將說明俄國自身也決定真正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俄國拒絕這樣做，就等於拒絕歐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歐亞”身份和存在。

必須記住的關鍵問題是：若烏克蘭不屬於歐洲，俄國就不能屬於歐洲，但若俄國不屬於歐洲，烏克蘭卻仍可屬於歐洲。假如俄國決定把賭注押在歐洲，那麼烏克蘭被納入擴大的歐洲體系最終將符合俄國自身的利益。的確，烏克蘭與歐洲的關係可以成為俄國自身發展的轉折點。但這也意味着確定俄國與歐洲的關係還需要一段時間，因為烏克蘭決定倒向歐洲將使俄國在對它下一階段歷史作出決策時陷入危機——或者也成為歐洲的一部分，或者成為歐亞的一個棄兒，既不真正屬於歐洲，又不真正屬於亞洲，在同它的“近鄰外國”的衝突中一籌莫展。

人們希望，擴大的歐洲和俄國之間的合作關係會從正式的雙邊關係發展到更有機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經濟、政治、安全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在下個世紀頭二十年中，俄國會逐步成為包括烏克蘭並延伸到烏拉爾山脈甚至更遠地區的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國與歐洲和跨大西洋體系發生聯繫，甚或形成某種形式的成員關係，又將為迫切希望發展與歐洲關係的三個高加索國家——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敞開大。

無法預料這個進程會有多快，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動俄國走向這一方向的地緣政治環境已經形成，同時排除了其他誘惑，那麼這個進程會發展得更快。俄國同歐洲靠攏的速度越快，歐亞大陸的黑洞就會越早由一個越來越現代化和民主的社會填補。實際上，對俄國來說，這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緣政治抉擇的問題，而是面對自己繼續生存的必要條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