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女兒李南央回憶鄧力群二三事：媽媽和他上了床

（李銳，原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後被打成右派，平反後任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
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旦分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 "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 "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
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
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確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麼人。但是對鄧力群確實是信服的。文革後，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誌。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83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與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89年馬列學院50周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聲。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覺得共產黨多管閒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霉的復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於幹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壞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適幸福，別人管得着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麼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黨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復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復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
當年，為了他們的問題，一個月內組織開了五次批判會。田家英在會上說："你們算什麼愛情，是打游擊嘛！"我媽曾說主席的秘書中只有喬木是正人君子。這恐怕和當年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三人對她的態度和評價有直接的關係。她對田家英最恨。廬山出事後，田家英給爸爸打電話，我媽媽立即告訴了組織，家裡的電話因此被撤去。我媽受批判後，名聲很壞，沒有人理她。是她主動表示願意和我爸復婚的。復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
這份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我媽媽那時因我爸的問題受牽連，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論"，受到組織審查。鄧力群是代表黨組織審查我媽媽，幫助我媽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兒女。卻將被審查人招至自己的窯洞，談話至深夜，及至同居，實在是太虛偽，太惡劣了。
楊尚昆的結論里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 第一，思想上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結果已是公然與黨對抗。這個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一個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有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動。沒有經過群眾的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是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風過程中領導人家整風，自己的反省很不夠。反而以為能夠幫助人家整風，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為自己不錯。因為思想里有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來，可以不管一切輿論，背着錯誤走。象這樣下去，一定會向黨鬧獨立性*吇菇慘喚材芰Φ奈侍狻*他究竟有沒有能力？什麼性質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於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談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這些話，時隔半個世紀，聽起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
說的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不過這個人發展的已經不止是教條的問題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麼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我媽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人是一貫以革命的名義，行一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就連我媽最好的朋友都說，你媽要是跟鄧力群結了婚，兩個人對黨的損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後，我媽其實是高興的。她曾悄悄地對我小舅說："聽說李銳要放出來了。"小舅說他感到我媽的興奮和萌生出的復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確曾認真地考慮過跟媽媽復婚的事，問我的意見，我說："你要是想多活幾年，想有個幸福的晚年，就堅決不能復婚。媽媽是永不會改變的，那種惡夢似的生活不能再過了。"
這話後來證明確確實實是不錯的。看到我爸不但沒有復婚，連看都沒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後實際一直被掛起來，沒有正式工作。可老頭子已到退休年齡，又在陳雲的提名下進了中組部，並升格至中央委員，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媽更是切齒痛恨，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她到處揚言不把李銳弄下來誓不罷休。她的突破口選了大鬧生活費。
當年離婚判決時，我爸爸為了安心，每月給我們每個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費（當時的社會標準，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費是15 元。我媽的工資是197元，我爸只發120元的生活費，給孩子的錢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我媽受到機關很大的壓力，就讓我們孩子寫信，告訴水電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費了。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發給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後，一貧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錯案，按政策不補工資。水電部為了幫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當時停發給孩子的生活費的數額補給我爸一筆7千元左右的安家費。我媽就以此為藉口，大鬧不休，到處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費。
後來水電部又按同樣數額補給她一筆錢，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錢，而是要讓人知道李銳其人的“品性惡劣”。足見把我爸發配北大荒，大別山，及至秦城8 年都沒能解她心頭之恨。一定要讓他分文不獲，不能過一天好日子方才為快。這種狠，這種毒，讓人膽戰心驚。可見人們說我媽要是江青，會比江青還江青是沒有冤枉她。
我媽的鬧是有效果的。那時的水電部長，經年的不倒翁，就因為我爸在三峽和水利方針上一貫與她意見相左，我媽的告狀信，自然是個打擊我爸的有力武器。她還寫信給鄧潁超，宋任窮，于若木。鄧力群也正對我爸仇恨之極，向陳雲告我爸爸的狀。這次我媽和鄧力群不知是不謀而合還是事前達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據說陳雲在我媽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反對，看來李銳不適於再呆在組織部。"不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我爸這人並不是一個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夠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無興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經提出年齡過線，要求退下來。老頭子下來後，勤奮著書，成為在國內和世界上極具權威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對三峽的論著也成為權威性的參考數據。他的《廬山會議實錄》等著作，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社會影響極廣。在年輕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李銳女兒李南央回憶鄧力群二三事：媽媽和他上了床》共9件評論
1. 匿名遊客的評論
August 1st, 2006 at 8:41 am
這年頭卑鄙的謠言太多了，竟然冒充子女寫文章造謠，太下流了！！！把讀者都當成弱智。
2. 匿名遊客的評論
August 1st, 2006 at 11:40 pm
這真是李南央寫的，還出了書
3. 李南央的評論
August 1st, 2006 at 11:41 pm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
作者：李南央答讀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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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得是什麼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確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親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所有寫母親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親”，無不是歌頌性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親的多。儘管父親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性。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里，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親是否能這麼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穫，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親來美國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國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聽說父親即將訪美，約了採訪他。父親到美後，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製片水準，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國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國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媽媽，但是沒敢吱聲，因為不知父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范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范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聽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事後找人了解，才知道範元甄早就是黨員了。”
母親和父親同時出現在一部歷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幾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范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後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於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媽媽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兒。她到延安後，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聽說小范（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媽小范）也在這裡，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親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醜女，只有李銳和范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兒。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媽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媽的老幹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於憲政的演講比賽，我媽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產黨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後，大家笑傳了很久。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着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紡線。可見，媽媽當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親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親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一九三九年，母親十八歲與父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結婚。那天，父親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媽媽後來告訴我，史良曾為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後，母親曾反覆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後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婚後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後還責問為什麼把小范調走。
好在知道我媽媽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麼。能進馬列學院，是媽媽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為“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歷確實讓她認為具有與眾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媽媽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懷孕的孩子出生後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後，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黨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麼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機部的第四局。機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着積水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兒跟媽媽學會了游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開始興建大型國營企業，共產黨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五六年還是五七年，媽媽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後，媽媽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廠－對外稱青雲儀器廠，對內代號二三二廠，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為媽媽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廠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七九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工廠里有從二三二廠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媽，說我媽極有風度，特別能幹。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後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
退休後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媽媽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並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作了甲狀腺切除手術，沒有經驗，切了十分之九。這時一下變成機能低下，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沒有恢復。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她短暫地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
但是很快文革就開始了，群眾專政，幹校勞動，回京沒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離休處理了。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裡有歡樂的氣氛。記得有一年從陝西的工廠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裡的規矩，一邊幹活，一邊哼起了歌兒。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麼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長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隨父母到了北京。我從記事起，就不喜歡家裡的氣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我兩歲進整托幼兒園，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麼時候回家，只要趕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麼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媽媽一個人吵，沒聽爸爸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兒，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媽媽的罵詞是永遠的一句話：“說呀！你說呀！”最厲害的一次，只聽屋子裡嘩嘩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聲音，我終於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出來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團。可我不是因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臉上貼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樓上樓下的鄰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媽媽老吵架，這回爸爸單位的人也都該知道了。媽媽摔壞的那面很好看的橢圓形的鏡子，象爸爸的臉一樣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種造型尺寸的鏡子是很少見的。我常常小人兒一個，對着破鏡子發呆，嘆惜這麼好看的一面鏡子貼了橡皮膏有多醜。爸爸，媽媽沒有能夠象這面鏡子破鏡重圓。我那時總鬧不明白媽媽到底讓爸爸說什麼，而爸爸為什麼就是永遠地不開口。等我長大後才知道，很多時候是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媽媽在奶奶問題上的矛盾由來以久。父親是獨子，十七歲離家進武漢大學讀書。父親自己坦誠當年並未好好學習，鬧了革命。奶奶聽人傳話，知道兒子在鬧革命，很是危險。從長沙趕到珞珈山監護獨子。沒想到父親為了找黨，一九三七年五月競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沒回過家，奶奶當時幾乎急得發瘋。以後抗戰，內戰，音信全無，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兒（我的二姑）的兒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長沙解放當夜，父親突然出現在奶奶家。這位清末女子師範畢業生，三十二歲守寡，不願屈從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債，變賣舊衣物維持生計，供養子女讀書的倔強老人，沒有象一般母親見到生死不明的遊子突然歸家，與兒子報頭痛哭，而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我爸當着警衛員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請求奶奶原諒這個不孝的兒子。我媽媽兩個月後到長沙，聽說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認為我爸身為共產黨的幹部，卻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
其實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我爺爺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學，在那裡成了孫中山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後又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從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於鬧紅軍，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從瀋陽我的二姑姑家經北京轉返長沙大姑姑處，想到兒子家住幾天，以便回到長沙跟親友們談起來，有個面子，終於在兒子家裡也住過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媽絕不會讓奶奶進門的。偷偷讓秘書將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罵兒子不孝，不許老娘進家門。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後來劉瀾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長沙。我媽由此恨透了劉瀾波，文革中沒少揭發他。奶奶一輩子就想跟兒子住一陣。老人封建，有兒子而要住在女兒家，是天底下最沒臉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兒子，兩個姑姑商議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陣。還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嘆奶奶一生住一住兒子家的願望終未能實現。
一九七七年我去長沙看姑姑，並與姑姑商議給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見到奶奶。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媽媽灌輸的故事，奶奶是個惡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見面，才知道是一個極瘦極弱的老人，且很糊塗了。拉着我的手，總是問，你認識李厚生嗎？這是我爸原來的名字。老人總說這麼多年不見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邊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關起來了，不是不看你，是來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時，爸爸正在陪美國陸軍工程兵訪華團去南方參觀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車站遙望長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產黨內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幹部。而媽媽正好相反。大義滅親， “親不親階級分”，怎麼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線，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電建設中，爸爸重用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老技術人員，對他們很尊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反右時，水電系統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很少。我自己就親眼見過爸爸對有些黨的幹部很是隨便，但是對技術人員總是未見有半點怠慢。
當年跟我爸共過事的老技術人員都記得我媽的那張冷臉。媽媽文革中常說，你爸一貫右傾，建國初期，就專用國民黨人員，他的秘書，司機，都是那種最沒覺悟和最糊塗的舊社會留用人員。也幸虧爸爸用了這樣的人，他們在爸爸倒台後沒有揭發過一個字。否則老婆，秘書，司機三管齊下，他大概早就沒命了。
儘管媽媽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時候媽媽從來沒有碰過我一下，也不記得跟我紅過臉。最厲害的一次是因為我胡鬧的太大發了，媽媽抄起一個小凳子向我砸來，不過沒有打着。我小時，哮喘很厲害。犯了病，嗓子眼兒就象拉風箱，呼呼地叫。一次，外邊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媽媽騎着自行車，打着傘去六鋪炕商場給我買藥。
去商場的路是煤渣鋪的，坑窪不平，媽媽一手打傘，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沒看見前面的一個凹坑，一下從車上摔了下來。看着一身泥水，滿臉是血的媽媽拿着藥進了家門，我和阿姨都嚇壞了。阿姨狠狠地對我說：“你要是長大了不孝順你媽，就叫狗吃了！”這話我是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國，媽媽來過一封“信”，只有這麼一句話：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電，直角平面，遙控。價錢你看着辦。”
我二話不說，就要寄錢。先生和女兒都反對，說她不能算媽。可我記着媽媽那一臉的血。她這輩子沒有什麼高興的事兒，如果買個彩電能讓她高興，就給她買。
在我九歲的時候，家裡沒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勞改農場。媽媽失去了發泄的對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罵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罵，不許睡覺。每次開罵總是車骨碌話：“你從小心眼就狠毒，三歲就說打死媽媽。你和李銳一個樣。” 可我真是不記得自己三歲時在什麼場合，因為什麼說要“打死她”。心裡說，“當媽的記三歲小孩兒的仇，真是沒意思。”阿姨說，我見了我媽就象耗子見了貓。放了學，只要聽到媽媽在家，就輕手輕腳溜進和阿姨合住的房間，再不出來。我媽說我從不叫她媽。
我心裡其實是對她沒有愛。媽媽對我永恆的咒罵就是：“你這個小李銳！你跟你爸一模一樣！”每次有客人來家，我都提心弔膽地防着那句話： “這姑娘越長越象李銳。”可總有些不識象的大人愛這麼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銳是這個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媽特愛講大道理，很注重對我們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總要買，大多是所謂有教育意義的。可我卻偏偏不可救藥，總想着那些媽媽不讓看的書。在小學，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書櫃裡的所有文學作品。《安娜 •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天才》、《傲慢與偏見》、《子夜》、《海底兩萬里》還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錢買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陽花》、《這一代人》，《乘風破浪》厖都看爛了。書都是鑽在被窩裡，打着手電看的。或者午睡時看。中午我媽自己要睡覺，是絕不會來查的，阿姨也不打小報告。最使我媽生氣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兒要錢買書。那次是大發雷霆，一晚上沒讓睡覺。我坐在床上，聽着她在裡面打呼嚕，心裡那份兒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媽中午睡午覺，要是在這時弄出了聲響，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幾個小時的罵吧。我那時學會了完全不出聲地走路，開門。可是樓上鄰居弄出聲響是免不了的。我媽老讓我上樓去告訴人家中午不要走動。媽媽是最革命的，我心裡想，“革命者不是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嗎，怎麼連樓上走路的聲音都不許有呢？再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麼能好意思讓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卻是從不敢違抗母命的。紅着臉敲開鄰居的門，聽人家的冷言冷語，看人家的臉色，那種滋味兒，那種難堪，真是無地自容。我就寫日記，把對媽的疑問，不滿都敘述在日記里。我那時發了瘋地想當兵。報紙上，電影上把解放軍說得太好了。我在日記里說：“我沒有母愛，也不需要有母愛。我將來當了兵，在連隊裡有指導員、連長關心，愛護我。”為了不讓媽媽發現我的日記，我到處藏。有一次，媽媽發脾氣，譏諷我：“你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遠藏不過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記里寫對媽媽的看法了。可是這點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剝奪了以後，我對媽媽是真真兒地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東西，太不要臉！”
我小時喜歡軍事體育。初一的暑假，趁媽媽在南方療養，參加了西城區少年之家測向隊，還和另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合作，拿了當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組團體第一名。可是媽媽一回來，發現我着了魔似地跑測向隊，說我滿腦子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發了瘋，跟李銳一樣。非讓我停止活動不可。後來北京隊想要我當專業運動員，教練到家裡來作工作，讓我媽大罵一頓。教練從我家出來，臉上連血色都沒了，氣得渾身哆嗦，“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老幹部！”測向隊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參加了少年宮的射擊隊，很快從三隊升到一隊，夏天要到昆明參加全國比賽，選拔國家隊。
每次活動，都要想出各種辦法編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動的謊話是最難編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認是從小愛說謊，但我從不認為我是媽媽說的那種從小愛編瞎話，品質惡劣的壞孩子。
我至今認為凡是小孩子說瞎話，那必是大人的錯。一定是大人沒給孩子說真話的空間。我現在最不能聽的就是大人說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愛撒謊。”但凡聽到這樣的話，我一定要立即為孩子辯護：“最好先自己檢查一下作家長的錯，自己是否給了孩子說真話的條件。捫心自問，為什麼自己養的孩子不跟自己講真話。”
後來，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學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精神極沉悶。媽媽大概看出有什麼不對，問我怎麼了，態度極和藹。我有些受寵若驚，在那種冷酷的環境裡，感到了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的流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校里挨了同學的批鬥。還沒等我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極為幸災樂禍、可有機會報復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麼！跟我說什麼？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係，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後，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挨斗，又向誰去哭？”我那時還不到16歲，看着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里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地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麻煩、痛苦，從不再向她訴說一句，自己默默地頂住一浪接一浪的厄運。
後來我家被趕到一個大雜樓，我們住在一樓把角的兩間屋。周圍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個女孩子守在這裡，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戶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紙條一條條地貼好。鄰居強迫我一個人交全樓道的電費，只因我家有電視和收音機。我當衝壓工，在工廠出事故受傷，這些我從沒告訴過媽媽，也不向任何人訴說。直到有一天，小姨從武漢來北京看病，來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環境的險惡，給我媽媽寫了一封信。告訴她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跟機關說，要搬家。這樣我媽從幹校跟軍管會交涉，我們從大雜樓搬到一個與另一家合住的單元里的一間七平米的小屋。五六個一同進廠的女學員幫我把東西搬到三樓。我自己象耗子一樣，一件件地把東西拖進屋擺好。
但是這就成了我後來十幾年挨罵生活的第一罪狀。
我在這裡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陝西的三線工廠。媽媽從幹校回來，擠在這麼一間小屋，又根本不會和鄰居相處，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惡劣。後來去陝西後，我每次回京探親，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臉，接着就是沒完沒了地因為房子罵我。就因為我自私，只顧自己，丟了原來的兩間屋，一家人擠在這麼個七平米的地方。然後就是你從小就壞，跟李銳一樣。媽媽從來沒問過我那些年是怎麼過的。媽媽下放湖北幹校，我一個人在北京要給她寄那沒完沒了的包裹，她的每件東西要在那家商店買，什麼顏色，什麼牌子，在來信中都是嚴格規定的，我永遠做不到一次就買對。郵局的規定也多，這麼包不行，那麼包也不行，常常一整個工休日都用在跑郵局上了。那時還要給在東北插隊的哥哥寄東西。還要惦記着住在留守處，只有八歲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給她作點好吃的，帶她出去玩兒。
儘量讓她感覺到世界上還有一個親人在關心她。所有這些，媽媽從來沒有提問過，她也從不問我在工廠作大型衝壓工，只有17歲的女孩子是怎麼對付那一分鐘要掄17次的好幾公斤的大鋼板的。吃得怎樣，安全怎樣。
不過，我並不是這個家裡唯一遭到媽媽虐待的。她的四個弟弟妹妹對她不說“人人有本血淚帳”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媽媽的大弟），用我爸的話，是個很有才華，非常能幹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評語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作會計師，一生貧困，鬱郁不得志，五十歲的壯年就得肺氣腫去世了。他是四個弟妹中受我媽害最大的。快解放時，大舅和一個一起唱戲的戲友姑娘結婚了。
姑娘的父親在武漢臨解放前帶着小老婆跑到台灣，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兒、女婿。我媽比爸爸晚兩個月南下，一進武漢，就領着我的兩個年輕、崇拜共產黨，一心嚮往革命的姨鬥爭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裡替他藏了那些財產。這真是子烏虛有的事，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幹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被全家下放農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煙墩去看他們。那裡的水，一塊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時就變的黑黑的了。據說因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們要到很遠的地方挑來稍乾淨的水飲用。既是這種水，也要先用明礬漂過才能用。那幾天我嘗到了真正的親情。舅舅，舅媽和幾個小表弟，舅媽的媽媽（那個國民黨軍官的大老婆）都是那麼好的人。舅舅跟我講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兒。說我爸爸如何有才氣。對媽媽，他沒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說她太左了些。
多麼善良的人！臨去世前，大姨到醫院去看他，告訴他我爸爸放出來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興極了，又問：“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況好了，會象很多高乾子弟一樣丟了工人出身的患難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時，小小年紀受了驚嚇，得了心臟病。也是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最後一次犯病，她寫信告訴我媽，想借些錢再看看病，爭取新的希望。媽媽當即寄了二百元錢。可是事過沒幾天，就又一封長信追過去，把小姨大罵一通。說她沒有良心，范家的都沒有良心，從來沒有人關心過她，只跟她要錢。殊不知她的身體也極糟，就因為給小姨寄錢，這個月沒錢買補藥、買海參。小姨讀了信，當下差點沒氣死，立即讓兒子把錢寄了回去。幾天后就咽氣了。
媽媽的信在那本來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後致命的一腳。小姨臨死前，對大姨說：“你們要有良心，我死後，絕對不許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準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我媽既是小舅的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就徵求她的意見。結果我媽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我舅舅思想比較落後，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適於出國學習。斷送了舅舅出國深造的機會。
我大姨（我媽的大妹妹）是我媽南下時介紹參加工作的。八十年代為了安撫大批退下來的幹部，中央定了一個槓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號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都按離休幹部對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它一些補貼。我媽卻對我大姨說，她記得她是十一月後參加的工作。幸好當年我姨參加工作填的表還保留在商業部的人事部門。管事兒的幹部說， “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來我媽害人的名聲是夠可以了。
在我們家遭罪最大的還要數老阿姨。阿姨原來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後被枰 獎本 爸爸去北大荒勞改後，媽媽有時發了瘋地打幾十頁的電報去吵架離婚。她知道郵局是不會發這麼長的電報的，自己不去，逼着家裡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頂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陽，邁着一雙小腳，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鐘。而且先要挨郵局人的訓斥，後要遭我媽的謾罵，常常坐在屋裡掉淚。我心裡替阿姨憤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媽講理。我媽從幹校回京後，阿姨已五十多歲。
每晚只能在廚房用三張小方凳上搭塊板子當床，擠在灶台間睡覺。後來家裡在前邊的樓里的五層又分到別人家單元里的一間屋子，媽媽就讓阿姨頓頓做好飯，端到那裡給她吃。飯菜稍涼了些，就要罵人。我很慶幸後來能夠幫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陝西後，一年回家探親，阿姨囑我把她在我媽這裡的情況如實告訴在河南的侄女婿，讓他們編個瞎話說家裡出了事，無論如何要讓阿姨回趟老家，阿姨這才得以脫身。後來我和先生正準備把阿姨接到陝西溝兒里（我所在的三線廠在山溝里，我們都這麼叫）度晚年時，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興地來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結婚的也是老幹部的玉珍媽媽，對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還多。
八八年阿姨覺得自己干不動了，執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玉珍媽媽還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長一段時間。阿姨說她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會這麼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媽，一提就要失聲痛哭。她受我媽的氣和折磨實在是太多了。我媽這個最“革命” 的人，對待阿姨卻是絕對的資產階級，而且是那種最壞的資產階級大小姐。
我和媽媽徹底鬧翻是在周總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時是我剛交的男朋友一起從陝西回京探親，約好一起去動物園玩兒。沒想到一早就聽到了總理去世的消息。我們去商店買了黑布，裁成黑箍帶在手臂上後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已降了半旗，可還沒有什麼人帶黑紗，人們用詫異的眼神注意我們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帶黑紗的人才漸漸多了起來。當晚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
媽媽和妹妹住在前邊的五層樓的那間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來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處。老阿姨一直沒有睡，在等着我。我一進門，就急急地對我說：“你媽發了大脾氣，你快點過去看看吧！”我提心弔膽地上了樓，一進門我媽就問我野到哪兒去了，還沒容我開口，罵聲就劈頭蓋腦地砸過來。說我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和男朋友去玩兒，太不要臉。然後說悌忠的爺爺是偽保長，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東西。讓我一定斷掉這個關係，否則就和我斷絕母女關係。說我在外面亂搞，和人家弄出孩子來，她也不管。這時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覺得她怎麼可以這麼污辱自己女兒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說八道！”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發，連聲讓我滾。妹妹躲在被子裡“嗚嗚”地哭出聲。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處。傷心地問阿姨：“阿姨你告訴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媽生的？”這麼些年，我真是越來越不信我媽是我的親生母親。覺得後媽也不會這麼壞。當晚思前想後，下決心走自己的路，
該是從媽媽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時候了，否則一輩子都不會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簡單的行李，離開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數的幾次，但是再也沒有在家裡住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