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一九九四年聖誕節，那是我離開大陸四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跟媽媽則不止有四年沒見了。出國前，我沒有去看她，那時正值“六•四”後，我的處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對“六•四”的態度，怕她再來個“向黨匯報”之類的，沒去道別。那應是五年後第一次見面。事先哥哥幫我打了電話，證明願意見我們，於是約好了時間。為防不測，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們一起去，被我媽一口回絕：“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已感到不大妙，可能會挨罵。哥哥說：“罵，你就聽着，別還嘴。” 我帶着女兒去了。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鬱，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難怪大姨總說，去一次，回來要壓抑好幾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陰沉都去不掉。媽媽開了門，我心提到嗓子眼兒，不知這幾年來的第一面會是什麼樣兒。“來了？進來吧。”“忙忙（我女兒的小名）長這麼大了，變得象個女孩子了，小時候完全是個男孩兒樣。”我心裡揣摩着，“行，開頭還不錯。”這四室一廳的單元我只來過可數的兩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認識的，到處積滿了灰塵，沒有什麼象樣的東西。屋裡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那個當桌子腿兒的大金魚缸架子了。還是五十年代，爸爸從琉璃廠買來的。大金魚讓我淘氣鼓搗死了。大魚缸不記得命運如何。這個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發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掃地出門後，媽媽唯一沒想賣的東西。普通家庭那時根本沒有的三件套的沙發，大的才賣了四塊錢，小的暫時寄放到親戚家。電視機本想賣，可寄賣行只給四塊錢，無異於搶，一賭氣，又拉回來了。媽媽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個很精巧的景泰藍缽子，現在是很難得看到那樣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廠賣的。記得得了有二十多塊錢。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貓，人家說什麼不要，說不是古董。我就是鬧不懂，多可愛呀，不比梳子，缽子好？這是爸爸當年從展覽會上買回的樣品，後來滿大街都賣這種小貓，可是絕沒有我家這套這麼逼真，這麼精巧。直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這套小貓，好象是抄家後不見了。
家裡幾大盒爸爸從蘇聯帶回的幻燈片，破四舊都沒捨得處理，那時也不翼而飛了。其它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數還給了公家。我們整兒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金魚缸架子我們在上邊搭了塊板子當了飯桌。現在，它還是老樣子，我就坐在它的旁邊。媽媽說：“自己倒水吧。杯子髒，我也沒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確是蓋着浮塵，我沒洗，到了一杯涼開水。媽媽坐在了那張老藤椅內。我很熟悉它，冬天總是被蓋上各種棉墊。屋裡沒有沙發，剩下的是幾張方木凳兒。與其說是保持了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不如說這屋到處可見的凌亂，滿屋沒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氣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對生活那麼地興趣索然，只是湊合着活着。一種淒涼的感覺在我胸里漲着，眼睛只覺澀澀的。我從提兜里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包西洋參，一套不粘鍋炊具。我說：“知道國內也能買到西洋參，但聽大姨說，常有假貨，給你從美國買了點兒。現在的理論是老人少吃油，給你買了套不粘鍋，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媽媽接過我的話頭，“范元坤，她怎麼會買到假西洋參呢！？陳忠介（我姨父）在商業部醫藥局工作，他們才是享受最好的東西呢！”那種尖酸，刻薄的老調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罵自己，“好好的，幹嘛要把大姨扯上受過。”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沒有姨父那麼老實的人了。他從來沒給自己走後門買過藥，從來是我媽要他買藥，他沒辦法拒絕，才硬着頭皮辦的。
我太熟悉我媽這種德行了，用人走後門給自己辦事，反過來又把別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給了我媽一個很好的開罵的由頭。果不其然，從大姨開始，三下五除二，就徑直地朝我爸去了。“那個右傾機會主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文革完了，以為自己平反了，又當了部長了，當了中央委員，了不得了。在我眼裡，他一錢不值！他還不是從組織部下來了。告訴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車上生的，所以有缺陷。這個兒子得給錢，他得管。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兒子。這一點你一定要告訴李銳！”從開罵，我一直直視着這張臉。過去多少年，我總是低頭聽罵，心裡翻江倒海地難過。這次，我極冷靜地端詳着這張臉，聽着，感嘆着“人怎麼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麼刻骨地恨？”然後又罵到我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媽媽當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強人，是媽媽的熟人，我去年托這個朋友春節時看過我媽。朋友回來後寫信告訴我，我媽很激動，痛哭流涕地向她訴說跟李銳的事。只可惜她什麼也沒有記住，只記住大意是“李銳一貫反黨，與黨不是一條心。”臨走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買的一個大果籃。
哪知道她趕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鋪的是一層爛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個房間拎來了籃子，把籃子舉到我面前，“就是這個籃子。送爛橘子，你知道在舊社會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是罵人呀！說是叫朋友來看我，實際叫她來罵我！”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講理。要罵應該罵這幫奸商太壞，怎麼怪到買東西的人？退一萬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來罵她，怎麼會想到這種舊社會的伎倆？要知道我是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怎麼會知道這種舊社會拐着彎兒罵人的破玩藝兒。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兒！坐在這兒，腰裡的BB機‘嗶！嗶！嗶！’地一會兒一叫，一會兒一叫。什麼樣子！那個俗氣！”
我心裡是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數落這個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麼人，這麼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節到現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這籃子溜溜存了一年，這氣可是存大發兒了，今天這關怕是不大好過”。老太太接着從我三歲就要打死她開始，一一歷數我的罪狀，說我給她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春節寄一百多美元來打發叫化子。不記得什麼時候，話鋒一轉，拿出了一塊懷錶。我聽說過這種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的頭象懷錶。紫銅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遞到女兒面前：
“忙忙，你認識這是誰嗎？”
孩子自進門來，老太太一開罵，眼淚就象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里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壞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這話不錯。我太知道媽媽是怎麼傷了我的，我為什麼不喜歡我媽媽。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媽媽的地方。把我小時候希望得到而永遠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愛都給了孩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繼母玉珍媽媽），姥姥，姥爺（孩子對我的姨和姨父的稱呼）都愛她，呵護她。媽媽，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這些她至親至愛的人，在外婆嘴裡都成了天底下最醜陋，最不要臉的東西。孩子的心整個兒翻了船。簡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幾次側過臉動着嘴，不出聲地大聲說：“媽媽，咱們走吧！”都讓我壓下了。我心裡覺着，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來了，無論如何要儘量多呆些時候。
另外也是希望這個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說不出話來，只是點了點頭。
“他是誰？”
“毛澤東。”牙縫裡擠出了三個字。
“毛澤東是誰？”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簡直不敢跳了。
這孩子如果把我們平日裡在家的胡說八道變成她的想法如實說出，那可就別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兒抽噎着又蹦出了這三個字。事後女兒告訴我，“我知道毛澤東是誰，就不想讓她知道我知道。”我媽一下接了過去：
“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
這句話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淚就落了下來，象是先把自己感動了，“這年頭還有什麼人真能這麼記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
老太太哽咽的說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後期，中央的老人已經沒有什麼人不是敵人了。總理的地位也搖搖欲墜，說不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媽百感交集地對我說：“現在象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我媽把自己比作江青應該是確切的，不為過的，也符合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無論是我媽的好朋友還是壞朋友，親戚還是同事，都有一個共識：“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她說話時，我始終直視着她的臉。
那裡沒有半點的虛偽和作戲。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心裡話。
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與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黨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里。真的，現如今這世道，是個人恨不得就得是個經理，腰上bb機亂叫，一百多塊錢光鮮鮮的果籃，楞敢給你裝爛果子。還有誰會記着老人家呀？外邊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長，下至草民，都脫了共產主義的緊箍咒。
“六•四”則更是破了共產黨的神話，沒有多少人真再信黨了。可是，媽媽文革後就再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朋友。親戚們是斷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陳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實她當年是很有過自己的思想的。她最開始倒霉就倒在給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躍進”時，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媽給他寫信，詢問外地的真實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導提出了質疑。我爸被隔離審查後，秘書清理他辦公室的東西，在爸爸的抽屜深處發現了這封信，把它交給了當時三機部的黨組。這位秘書對我爸一個字也沒揭發過，之所以對我媽這麼幹，實在是對她氣不過。我爸一出事，我媽就開始揭發他。秘書原以為我媽跟我爸觀點完全不一樣，沒想到我媽也有“反黨”思想。既然觀點一致，怎麼可以這麼揭發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媽的遭遇不僅僅象她一向跟我說的，完全受害於我爸。我們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媽媽隨即被抓走，關在機關被群眾專政。他們機關的專案組給我寫信，我當時已進工廠，在青島實習，讓我揭發我媽。說如果我揭發，就可不將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所在單位的組織。他們告訴了我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震驚。不是震驚於她的“反黨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實際上同意我爸的觀點，怎麼可以一直以她是堅決反對我爸的反黨言行，堅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寫了信，但是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我媽媽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寫我所知道的媽媽的問題。” 我寫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媽媽離婚後有一小段時間，爸爸仍住在我們家的南屋。媽媽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後來把他的枕頭，被子從三樓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從水電部要到了房子。不過人也許是矛盾的。爸爸從家裡搬出去後，媽媽到是時時讓我們去看他，到他那裡吃飯。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勞改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幾乎餓死。在北京剛剛開始有高價餅乾賣時，媽媽帶我去百貨大樓，買了整整一箱蘇打餅乾。
我們坐三輪兒回的家。拉三輪兒的師傅還問我媽箱裡裝的是不是收音機。媽媽吱唔過去了。那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夠買幾斤高價點心的，要是讓人知道這裡裝的都是餅乾，不定要遭什麼樣的白眼兒呢。除此外，沒什麼可揭發了。後來，我媽自己也告訴我，反右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她曾經很同情被鬥爭的右派學生馬雲鳳。
認為他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黨，反人民。後來組織上撤了她的職，審查她的問題，自己才猛然醒悟，嚇壞了，“自己怎麼能夠懷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承認錯誤，重新做人。”這輩子，媽媽跟我說的心裡話，大概就是這些了。我覺得這麼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騙。她和我爸離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說，完全受過於我爸。從那以後，照在她身上的老幹部的神聖光環，在我眼裡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還有媽媽的好朋友都反對過我的看法。他們說，我媽媽那時沒有辦法，為了孩子，只有那麼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許離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她是嚇破膽了。那個當年認為 “毛澤東不就是個師範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澤東走的思想，跟着黨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記得華國鋒當政時，我們這代人都頗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論。一天在家看電視，新聞正有華國鋒的鏡頭，我脫口出了一句老華如何，如何*叄 衣*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麼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的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誡自己是太忘形了。家裡階級鬥爭的弦崩得緊着呢！一不小心媽媽告到我的單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輕易忘記過去的教訓。文革時，我回家探親，我媽領着我們三個孩子天天對着毛主席象早請示，晚匯報。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對付媽媽。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讓她認為我思想反動。後來，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四人幫” 當道，天昏地暗。個人、國家前途何在？我媽教訓我，我聽不進。她竟一封信寫到我的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那兒，告發我的反動思想，讓組織上教育我。幸好，車間黨支部書記是個好人，叫我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說我媽當年與我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黨揭發。那麼到了此時，可以說產生了質的飛躍。已經完全拋卻了兒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她已經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發。她就象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我媽給我的信永遠充滿了革命詞彙。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我媽寫信。給組織寫思想匯報，還可寫可不寫。給媽的信卻是萬萬逃不掉的。我媽會時不時地寄剪報來，讓我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我學習王洪文。說同是工人階級，人家那樣先進，你卻是如此落後。
我那時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頭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階級和報紙上無限拔高的形象是兩碼子事兒。
也早就沒有了對黨報的那份兒崇敬感，知道報上天天地編瞎話騙人。我自覺報紙是沒有採訪我所在的工廠，採訪了寫出來一樣好。我告訴我媽王洪文那是機遇，我要是趕上了，也能當副主席。
我媽是覺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銳。後來改革開放，人人向錢看，她提起鄧小平，趙紫陽那是絕對的大不敬。一點也沒把他們當了黨的化身。對江青，我不知她是否還有着敬意。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她現在唯一可驕傲的資本，可以“一覽眾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樣眼睛永遠長在後腦勺上（我姥爺對我媽的評語）。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嘆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現，黨卻從來沒有再認可過她。文革一開始，她就挨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參加工作，到青島實習之前，媽媽大概感到文革這關她可能過不去了，告訴我家裡有多少存款，存款單藏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是革命的，萬一出了事，要讓周總理知道。總理是了解她的，會想辦法救她。她被機關造反派抓走後，我給總理寫了信，為怕信寄不到總理的手裡，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筆法。告訴總理我是誰的女兒，爸爸無音信，媽媽被群眾專政，我自己會跟着黨走，不會走父母的反黨道路。但是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從來沒有過回音。後來我媽自己給王力，陳伯達寫信，以延安馬列學院的老關係，請求給她工作，也是隻字的回音也沒有。後來她在幹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來就有風濕性關節炎，那時犯得很重。再加從來養尊處優，與同宿舍人根本無法相處，沒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膽囊切除手術後立即被要求返回幹校下水田勞動。干不動時，只能雙膝跪在田裡往前爬。那個時日，是媽媽對我最好的時候。常常往陝西的三線廠給我寄衛生紙、枕巾、新打小麥磨的麵粉。似乎幹校小賣部能買到的東西都會買了寄來。可是她回京後，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復了老樣子。
我寫給我媽機關專案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屜里，我媽放出來後，偷偷看了，把它從中撕開，又放回抽屜。我發現後十分生氣，問她為什麼翻我的東西，撕我的東西？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她無言。後來大姨告訴我，我媽跟她說：“困難時期還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亂講壞話。”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專案組曾去秦城監獄找我爸外調我媽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可是爸爸就沒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我媽媽揭發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我爸媽離了婚，本來我爸爸是準備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任用。我媽一份長篇揭發材料報了上去。據劉瀾波說，傳到他手裡時已滿是煙跡。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了，燒掉！”
我始終不甚明了鄧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論太惡劣，還是我媽的揭發行為太惡劣了。反正我媽按她的意願解釋為後者。我媽是文革中知道鄧的話的，頗以為榮，認為自己一直未能恢復原職務就是鄧小平一手壓制的結果。文革後，因她文革中揭發人太多，又是個凡是派，自然沒有人敢用她。她後來給鄧力群寫信，那是後話。
話扯遠了，再接着說一九九四年的見面。
我媽對外孫女說：
“姥姥也許以後再沒機會見到你了，送你這個禮物作個紀念，你要不要？”
女兒這時可能被外婆的真誠感動了，點了點頭。我媽放緩了語氣問：
“你哭什麼呀？”
女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太太提高了聲調：
“你哭什麼呀？為什麼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勢不好，也知女兒根本沒有能力判斷眼前這個外婆到底是怎麼回事，應該怎麼回答，就趕緊接過話題：
“這個孩子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在那裡不管長輩還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問題要平等討論。”
這下徹底壞了事，我媽一下子竄了起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直視着她的眼睛，儘量平靜和緩地說：“你看，你現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氣嘛。”我媽幾十年集聚在心中對李銳無從發泄的怒火就在這一剎那迸發了。她一個箭步衝過來，提起我的衣領：
“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我知道是到“滾”的時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趕緊叫孩子：“忙忙，快去拿書包，大衣，我們走！”可是已經來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發作了。她扯着我往門廳拽，門廳那邊是廚房，我的直覺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說，她對我爸拿過菜刀）。我拼盡全力掙脫着，催促孩子：“忙忙打開門，快跑！”我來以前，總聽哥哥說媽媽身體如何不好，有心臟病。所以以為她是個衰老的病人，對於眼前這突發的千鈞之力，完全沒有準備。老太太瘋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兩隻拳頭向我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我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十幾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媽媽騎在身上，揪住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當時感覺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媽媽用了對我爸的那句話：“說呀！你說呀！”哥哥在一邊急得叫：“你看你把媽媽氣成什麼樣子了，你就說一句話呀！”我這時才體會到爸爸當年吵架時為什麼永遠不開口。因為她是那麼地豈有此理。你實實在在不知道她在罵什麼，不知道自己哪兒錯了，為什麼要挨罵，應該說什麼。我咬緊牙，一聲不吭。滿心的屈辱和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實在是受夠了！
我叫着：“忙忙快幫幫我！”
這時我媽已將我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我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來。她的兩隻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裡射出一種餓狼撲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象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撲抓過來。 女兒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燒，回過頭來用拳頭向女兒頭上敲去。我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摟在懷裡：
“你怎麼可以打孩子呀？！”“媽媽，你怎麼一輩子就不能平等地對待我們呀？”我哭了，因為兩個手護着孩子，沒法保護自己，任憑媽媽在我的臉上亂抓，在頭上亂打。心裡湧起一種深深的悲哀，不是為自己，是為媽媽。為她生活成這個樣子；為她的恨，對女兒的恨，對外孫女的恨，對周圍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種徹底的，絕望的悲傷：人活成這樣，是太慘了！人畢竟老了，突發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漸衰退。我終於抓住了她的兩隻手：“忙忙快拿好東西，快跑。”我在媽媽的拖扯下，艱難地向大門移去。看清女兒已跑出大門，我突然地鬆開了雙手，向門外跳去。我拉着女兒從樓梯向下跑，媽媽追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壞了。只聽樓道里乒乒乓乓地門響，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張望，驚訝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女兒那叫狼狽，倆個人都哭成淚人似的。到了一樓，聽見老太太上了涼台，從那兒傳來了狂叫：“李南央！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畜生！”
女兒在門洞裡一把拉住我：“媽媽，咱們靠邊出去，她會扔東西下來把我們砸死的。”我真沒想到不到十四歲的女兒在這種危急之下，還保持着這麼一份清醒的頭腦，沒想到女兒能把外婆想成會殺人的壞蛋。我們離開了那個宿舍大院，很遠了，還能聽到媽媽歇斯底里的叫聲。遠了，遠了，聽不見了來到大街口，女兒看着我的臉，哭着說：“媽媽，你的臉上都是血，我給你擦擦吧。”我這才覺得疼。臉疼，嘴疼得張不開。頭上腫得不能碰。女兒摟着我：“媽媽，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麼過來的呀？媽媽，外公怎麼娶了這麼個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兒問我：“媽媽，外婆憑什麼讓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應該自己管自己，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大舅生活有困難，咱們幫他吧。”我心裡的苦味兒散了，有這麼個好女兒，有她的懂事，我不後悔來了這一趟。第二天早上洗臉，毛巾不敢碰臉。去辦公事，打開圖紙，圖紙上作的記號是什麼意思，自己要說什麼，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腦子是被打壞了。心裡明白，這輩子是不會再去看媽媽了。這母女情算是再也無法維繫了。我後來問過哥哥，我媽打了我一頓後第二天有沒有後悔的意思。我哥說，第二天只聽我媽抱怨手疼，說作了好幾天的臘療剛好一些，這下又搞糟了。我媽有嚴重的關節炎，那年寫信說要一種可以撐住胳臂的手杖，我趕緊照辦。美國醫藥用品商店的態度是絕對的好，告訴我，那種手杖對老人不好，建議我買一種輕鋁合金帶四個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郵寄手杖的同時，還特意買了一種廣告上介紹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說不粘鍋也在用。這就是典型的我媽，“美國狗”要罵，“美國狗”的東西還是得要。我媽對自己的鐘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是最革命的。
這到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其實說我媽沒愛過人，是冤枉她的。在媽媽那次罵我跟別人亂搞時，我就隱隱地有個想法，莫非媽媽自己有過什麼事？否則怎麼能對自己的女兒想出那種事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認為媽媽會有什麼作風問題。因為離婚後，媽媽從來再沒有想過結婚，家裡也沒有來過什麼獨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說，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但分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 “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 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 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
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