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龔澎和喬冠華
張穎

　　　　　　　　　　　　　　　　　　一

　　龔澎和喬冠華都是我數十年的戰友、至交，他們離開人世分別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時常想念。他們曾共同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過許多貢獻。尤其是龔澎，她是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聞司司長（當年稱情報司），業績斐然。為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凡是曾經和龔澎一起共事的人，無不對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倍加稱讚，留下深深懷念之情，大家都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喬冠華在他人生的最後年月，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還有一些人在他的頭上戴過無數耀眼的光環，但歷史難以改寫，人亦無完人，我也為他晚年一些作為感到悲哀和痛惜。

　　１９４９年後，因工作各異，我與龔澎夫婦接觸少些，但我們還很有緣分。１９５４年章文晉調來北京工作，我們一家和龔澎一家始終住在同一宿舍大院。從無量大人胡同（現為紅星胡同）到以後，我們都是近鄰。平常往來雖不太多，但當心裡裝着無處訴說的話時，很自然就會去找對方傾訴。

　　１９６５年我調到外交部不久，即隨外交部四清工作隊到江蘇南通搞四清。１９６６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風已吹了起來，６月我們回到北京時已是狂風驟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門，那時章文晉早已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政務參贊，立即要去赴任。當時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又是先從文化部門開始，而我在文化藝術部門工作了十年，一定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雖說我已經調到外交部，但應回到原單位作個檢查，有個交代，不應該就這樣走了。我已經向外交部領導提出要留下來，領導卻勸我還是應該走。一天晚上我正與文晉商量這事，文晉讓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飛機票都已經拿到了。這時龔澎來了，也勸我走，而我還是那股倔勁。他們都沒辦法，龔澎只好勸文晉一個人先去赴任，並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國內形勢的發展。同時安慰他，因為我那時身體不好，她說她會照顧我，要他放心。豈料文晉走後不到１０天，北京就亂了起來，一夜之間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來。學生很快衝進各文化機關，砸四舊，鬥牛鬼蛇神，並且把我們都關進地下室。因為文晉不在，我還有一個小兒子無人照管，造反派允許我晚上１０點以後回家給孩子做飯。外交部那時還比較平穩，在那幢宿舍樓中，我是第一個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還有人敢進我的家門？只有龔澎知道我的情況，晚上上我家來。我們兩人都帶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都想。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還能有錯麼？她勸慰我說：你從小參加革命，對黨忠心耿耿，但誰都有犯錯誤的時候，認識了就好，對黨對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樣狂風惡浪的時候，能聽到這樣的話，多麼暖人肺腑啊！

　　時間沒過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燒到了外交部，開始是反資反路線，接着打倒陳、姬、喬的大字報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級領導都被揪鬥了，姬、喬被揪到王府井大街賣小報，龔澎也被揪，行動不那麼自由了。相反，先亂起來的單位，造反派內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關押起來，對我這樣的人倒放鬆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認罪書，就相對自由了，還可以出外看大字報”“受教育”。我一有機會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轉轉，又到王府井看看：姬、喬真的被押到大街上賣小報，我看到了老喬一副沮喪狼狽的樣子，但還沒有挨打。隔兩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進龔澎的家，告訴她我看到的情況，讓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裡就聽人說：龔澎的家被抄了，她還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進她家，看到她雙目眼失神，呆呆地獨自坐在沙發上。我握着她冰涼的手，問她是否挨打了，什麼被抄走了？她告訴我，造反派要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筆記本，她拒絕交出，有人發火抓她的頭髮想往牆上撞。他們最終還是到家裡來把所有的筆記本抄走了。她最憤怒的是那些筆記本內有屬於機密的內容。

　　１９６７年初，颳起全面奪權打倒一切之風，外交部也越來越亂了。那時我常到龔澎家給他們夫婦二人傳遞部內外的消息，我們常常關着門議論“文革”躥上來的“紅人”，對江青的言行我們都不以為然，喬冠華最恨姚文元，因為喬與吳晗的交情不錯。龔澎在政治上很敏銳，她想得更深更細，她常常和我談起，外交部受到那麼大衝擊，矛頭是對着周總理和陳老總的。她認為首惡之人就是江青，搖扇子的是張春橋。我們之間共同語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過，可以說無話不談。說實話，在政治上喬冠華遠遠不及龔澎。在那樣的大風大浪中，龔澎在掌着舵。１９６８年春，外交部許多大使、司長們貼出大字報；要求恢復陳毅外長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學報”事件。龔澎、喬冠華夫婦都在幕後支持，但不久又被批為右傾翻案的典型，他們夫婦又—次受到衝擊。許多同志竭力保護他們，但龔澎從來都表現得光明磊落，堅定不移。她也在保護大家。

　　１９６９年我下放到湖南　“五七”幹校勞動去了，龔澎因為過度勞累，加上精神上不斷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腦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漸嚴重。

　　恩來同志對她極為關懷。龔澎住醫院期間第二次發病後，一直沒能醒過來，醫院曾建設開顱把血塊取掉，有可能好轉。當時老喬十分猶豫，怕有風險。恩來同志召集多方面的專家研究，認為既有一線希望還是應該爭取。於是和老喬商量，決定開刀，爭取能有好轉。但最終因拖延時間較長，沒能扭轉病情。

　　１９７０年我從湖南幹校回到北京，即去醫院探望。那時的龔澎已完全靠各種器械維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醫院探望，老喬常常坐在床旁，有時淚流滿面，有時默默哀傷。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見恩來同志正站在病床旁邊，默默看着龔澎，在他臉上顯出傷感和無奈。出門時看見了我，輕輕搖搖頭走了。熟悉的人都知道，恩來同志對龔澎的才幹和品德修養都很讚賞。對他們一家也十分關切，看到龔澎一病不起是十分難過的。

　　１９７１年龔澎離開人世。喬冠華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戰鬥近３０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喬悲痛欲絕，人都垮了，終日借酒澆愁。他家的向南陽台，以往堆放一些雜物，這時卻堆茅台酒的瓶子。他兩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滿了陽台。那時住在報房胡同的幾位和老喬過從較密的朋友，如符浩、陳楚、普生和我，幾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說說閒話，並勸慰他振作起來，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經過一年多，老喬才慢慢平復過來。

　　　　　　　　　　　　　　　　　　二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中國外交上經歷了很多重大事情。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老喬正生病住在醫院裡，所以沒有參加計劃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晉到醫院看望他，他很生氣，責怪文晉不來向他匯報。文晉是寡言少語的人，沒有說什麼。倒是我向他解釋了那次是秘密訪華，是總理直接領導的，有保密規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點變了，火氣很大還有點斤斤計較。隨後基辛格第二次來訪、尼克松訪華，喬都參加了並做了許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難忘。在起草《上海公報》的過程中（當然這樣重要的文件起草絕不是某人或少數人所能擔當的，而是經過無數次的討論，才有初稿，又經過無數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經周恩來總理審定，交給文晉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喬等幾人參與。當時老喬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內容，文晉等人都不同意。但喬很固執，一定要改。因為他是領導，別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來總理處，他當即發現改得不對。在第二天接待組的會議上，總理髮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晉嚴厲批評：膽子太大又不動腦筋，為什麼要改？文晉沒有作聲，默默承受。會後他才告訴我實情，並說老喬變得狂妄了。我當時很不高興，心想老喬為什麼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呢？

　　喬冠華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參加了聯合國恢復中國席位後的第一次大會，他的講話（大家都知道，這篇講話稿並非他個人的傑作，而是外交部有關方面集體的創作，代表國家的）受到極大歡迎。加上他個人的風度舉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聲譽大增，也身價百倍了。龔澎去世已兩年多，老喬又戀愛了，他再尋伴侶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們也為此高興。他的戀人就是章含之。我們與她還有過一點交情，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東四八條朱啟鈐老先生家。全國勝利後，章士釗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裡。朱啟鈐先生是文晉的外祖父，我們有時去探望，自然就認識章含之了。她那時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我們很少交談。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後，她調到外交部工作，慢慢彼此才比較熟悉了，但來往也不多。１９７２年後有一段時間，章含之突然與我家關係密切起來。一次她來到我家，談了一會兒她忽然對我親切地說：聽說你還在部里業餘學校上英文課？我告訴她我的英文口語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適應，所以每周有幾次去聽課補習。她立即說，不要去上那種課了，我來給你當老師，保證你學得快。當時我以為聽錯了，只好回答她：我怎麼當得起你這位老師的學生呢？別開玩笑了。她倒是挺認真的，那段時間她曾來過我家好幾次，還給我帶來《英語９００句》的書和錄音帶，有些還是她親自錄音當教學用的。那些書當時是很難得到的，我心裡很感謝她那樣熱情指教。但她來我家時真正教書很少，倒是常常閒談。她到外交部不久，情況不熟，常常問到一些情況，特別有興趣問喬冠華。後來有人點撥我說，她的本意是想讓我給喬冠華牽線哩。也許是吧，但我不願去揣度別人。

　　喬冠華和章含之的戀愛中出現了插曲。老喬的子女對他的戀愛對象不大滿意，我也曾勸說他們，父親的事你們不必過問。老喬的兒子告訴我並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訪一下鄧穎超大姐，要我聯繫一下是否能抽時間見一面。我當即答應了，不久老喬的兒子去見了鄧大姐。我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隨後我接到喬冠華的電話，在電話中他大為震怒，質問我為什麼要給他兒子聯繫去見鄧大姐，斥責我多管閒事。當時我驚愕片刻，即給他頂了回去：你兒子去見鄧大姐有什麼不對嗎？你別忘了他同時還是龔澎的兒子！他把電話摔了。過了不多久，鄧大姐給我來電話，聽聲音她有點不高興地問我：老喬到底怎麼啦？他居然打電話來質問我，為什麼要見他兒子，都和他談了什麼？難道我不能見見，我會談無原則的話麼？……我勸鄧大姐千萬別為此生氣。老喬已經在電話里把我責罵了一頓，我也不解為什麼會這樣。

　　　　　　　　　　　　　　　　　　三

　　１９７２年夏，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學者洛克珊·維特克到中國訪問，想了解中國婦女革命史。她與鄧穎超、康克清等幾位老同志座談兩天以後又提出要採訪江青。幾經周折，周恩來總理批示：可以禮節性接見。我們都了解，禮節性接見即無須多長時間，也無須談許多內容。當時喬冠華副部長指定我作為外交部工作人員去陪見。一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江青和姚文元一起會見了維特克。外交部也派出了禮賓司官員、翻譯、速記員等去工作，還有對外友協的負責人和陪同等，將近１０人。本以為禮節性會見不過是寒暄幾句、互相認識；談談一般性問題。豈料江青有備而來，對維特克大感興趣，在人大會堂談了幾小時，設宴招待，還陪維特克去人民劇院觀看樣板戲《紅燈記》。江青的這種做法使我們陪見人員大為吃驚。最後江青還特別約定在廣州繼續會見維特克，談她自己的歷史，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這一情況與周思來總理批示的禮節性會見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時，我即向喬冠華匯報並請示他以後該怎麼辦？老喬皺了一下眉頭說：江青的事情誰管得了？我沒辦法，隨她去吧。當然，江青的事誰也管不了。７月間，她本人去了廣州，隨後把維特克也接到廣州，我們陪見的全班人馬也到廣州。江青在廣州會見維特克近１０次，講了６０小時。內容無所不有，自我吹噓、編造歷史、詆毀別的領導，還有泄密內容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我曾數次打長途電話向老喬等領導匯報情況，他們都只回答沒辦法，隨她去吧。直至把維特克送走，我們回到北京，我又特別向他們匯報，江青還要整理記錄翻譯成英文寄到美國。老喬只聳聳肩，攤開兩手，說，這事我真管不了，以後也別向我匯報了，你直接找周總理匯報吧。

　　此後將近半年時間，我和外交部翻譯室徐爾維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釣魚臺江青住處，陪她整理、記錄，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冊，編號登記，作為絕密文件，送給周總理以及王、張、姚，還有外交部姬、喬、王等審閱修改。這期間我曾多次向周總理匯報情況。總理也曾審閱過一部分記錄。最後總理認為這份記錄實在不應寄到美國去，他曾和江青談話，告訴她將文字的東西寄往美國會個分被動，勸她自動取消這件事。但江青不僅不聽總理勸告，還糾纏總理幫她修改，批准寄出。總理無法處理，只好請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這份記錄絕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譯。總理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傳達毛主席這一指示，並囑咐我和徐爾維二人負責把這次談話的所有記錄，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譯稿全部收齊，分類整理裝進一個保密鐵櫃，貼上絕密封條，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後誰也不許動這箱絕密材料。

　　後來，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從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調回北京，成立專案組，讓我和當年陪同江青見維特克的人員，把有關情況詳盡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領導參考。要把談話內容詳盡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當時的記錄稿。我們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鐵櫃記錄稿。經領導同意，我們到保密室去尋找，豈料保密室的同志說，材料在兩年前被江膏連鐵櫃一起都搬走了。我們大為吃驚；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總理指定封存不許動用的，江青經過誰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經過了解，據江青當年的秘書和保衛人員回憶：１９７４年（或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曾批評江青和“四人幫”，江青很緊張，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經當時外交部長喬冠華批准，把鐵櫃搬到釣魚臺江青處，隨即在釣魚臺全部燒毀。我心中十分納悶，這批材料須經周總理同意才可動用，怎麼會這樣呢？

　　　　　　　　　　　　　　　　　　四

　　１９７３年８月份，文晉被任命為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同時任命我為政務參贊。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主席批評外交部“１５３新情況”時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從此開始，江青就抓住把柄，開始批判周恩來總理。到了１９７３年歲末，訛傳周總理與基辛格會談時有錯誤，於是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外交部喬冠華等人參加，批判周恩來與葉劍英同志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喬冠華參加批判，他在會上如何表現，現已很難查考。１９８３年他自己曾對採訪他的人說，為此他曾向周恩來同志道歉，並取得諒解。

　　１９７４年三四月間，外交部內很不平靜。曾經參加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政治局會議的外交部人員，要在外交部傳達政治局會議的內容、精神，同時要對外交部執行的右傾投降主義、修正主義外交路線進行深入徹底批判。那年我們在加拿大工作。以後，據當時在部內的不少同志告訴我，當時氣氛很緊張，以姬、喬為首的部黨委既有有計劃、有步驟的，也不乏有秘密、有公開的活動和布置。當時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實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義、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代表人物，難道是姬鵬飛嗎？這幫從政治局回來的人也毫不隱晦地說：姬鵬飛算不了什麼，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權力大得多的。……大家心裡都很明白：這就是批周恩來，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當年亞非司某負責同志曾帶着義憤的口氣對我說起當時外交部的情況：在一次亞非司和非洲司的聯席會議上，喬身披灰色大衣，很瀟灑地步入會場。在座的同志都很緊張，喬讓大家發言，沒有人應聲。喬即說１９７０年以後外交部工作中缺點和錯誤是相當大的，概括地說就是右傾，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嚴重右傾與修正主義沒有多大區別。

　　在喬冠華為首的部領導掌握下，部內展開了嚴厲批判外交部執行的右傾投降主義外交路線。要求到會的同志人人表態發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認為周恩來總理領導外交部執行的是正確外交路線；有的同志一直沒有發言，後來也被批判了。

　　１９７４年在外交部許多同志的記憶中是難忘的。

　　我們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後，使館裡的一位最年輕的館員，有一天找我匯報思想（當時我是總支部書記），說一年多來，他都受外交部領導之命經常寫信專門匯報大使夫婦的活動情況，使館發生了什麼特別情況也要匯報。他感覺到使館內什麼都不錯都挺好的，沒有什麼要特別匯報的。他問我以後是否可以不寫了。我有點吃驚，真沒想到會如此不光明磊落啊！面對這位那麼純真的年輕人，我不在意地說，隨便吧，寫不寫都可以。既然是領導指示你的，寫與不寫你都應該告訴他們啊。

　　１９７４年冬，我們回京述職並休假，我並不具體了解一年多來國內發生的事，這時周恩來總理的病情日漸沉重。

　　就在那年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晉約見喬冠華部長，向他匯報加拿大的情況並請示工作。老喬要我們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們按時去了。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周恩來總理因為知道章士釗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啟鈐老先生家，所以特別命國務院撥史家胡同這所房子給章士釗先生長住。這時章士釗已不在，喬冠華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來過這裡，但如今室內陳設已完全變了。最顯眼的是正面那張長條桌，除了不多的陳設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幾張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喬冠華握手，章含之在一旁；還有一些較小的與領導握手的各種照片，後旁有周恩來的陪襯。由於太醒目我才仔細看了一遍。在房子正中有一張特為喬預備的安樂椅。他見我們進門即站起來與我們握手，並把我拉到他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則把文晉帶到離得較遠處的沙發上就坐，這樣安排各自對話就不會互相干擾了。我們本來是要向喬匯報請示工作的，但文晉沒說幾句話，喬擺擺手制止了。倒是與我個別談起來，那邊章含之也和文晉單獨對話了。

　　我記得喬對我態度很親切，開始也問及加拿大大使館一些工作情況，但很快就轉了話題，談起國內“文革”的狀況，重點是談江青。說她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稱讚重用。我覺得奇怪，“文革”初期喬對江青很看不慣，說她打着毛主席的旗號把全國都擾亂了，這會兒怎麼變了調。喬說：江青認為我很能幹。她知道我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我去“文化組”負責什麼工作。喬本來知道，在接待維特克的時候，江青對我很不滿意，所以又特意解釋，江青沒和他提起這件事。我聽着喬這些話，兩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喬感覺到了，於是接着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麼看重你哩，於是又習慣地哈哈大笑。當時我感覺渾身發顫，難以控制。沒想到，原來喬的人生哲學和為官之道就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啊。

　　我們離開喬家，走過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氣襲人。我忍不住問文晉，你們談了什麼。他冷冷地說：我根本就不認識江青，她卻一個勁說江青對我有好感很欣賞，真是莫名其妙。我脫口而出，這是為江青收羅人才，真是拉幫結夥哩。以後我還聽一位與喬過去關係較好的同志說過，他們兩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況。我感到精神上喬真有點墮落了。這是我與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

　　周恩來總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加高壓十分憤怒，於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前後自發前往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４月４日當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長辦公室打來兩次電話，詢問我是否離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長親自打電話，當即引起我的憤怒，回答說：我什麼地方都沒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卻感到悲哀，人怎能變成這樣！

　　　　　　　　　　　　　　　　　　五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打倒，億萬人民歡欣鼓舞，感到又獲新生。這時喬冠華開完聯合國大會回到北京。當時中央責令外交部對喬冠華與江青的關係進行審查，並請喬說清楚真情。組織審查合乎情理，並非個人恩怨或製造什麼冤案。倘若胸懷坦蕩、光明磊落，那麼說清楚並非難事。當時喬住在家裡，章含之住在辦公室，組織上要求他們各自說清真情。在這期間，外交部曾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在北小街祿米倉北京陸軍總院禮堂，可容納５００人左右。兩次會議我都參加了。我記得當時的情形：部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喬冠華也坐旁邊，大會請喬說清與江青等的關係，並作自我檢查。但喬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自我反省。這時部內有兩三人在原位上發言，批評喬在“文革”後期的一些作為。部內一次大的批判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千人左右，還有章含之和其他幾個人。主持會議的部長還是希望喬作自我檢查，但喬仍不發言。於是有幾個同志對他們進行了批評，言辭雖然激烈，但仍是說理的。後來有人造謠說，在“文革”以後喬挨批判還被用“噴氣式”、被打等等，這是對外交部廣大幹部的污衊，不少同志感到憤怒。在“四人幫”擬定的奪權後的組閣名單中，喬冠華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四人幫”垮台了，喬還能當部長嗎？這是怎樣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無處分，就是不能繼續擔任外交部長罷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１９８４年喬冠華在北京病故。當時我們正在國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組織的同志來看望我們，同時帶來了一份有關喬冠華生平的稿子請我們審讀，大概是準備印發或作新聞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爭議，因為我們和喬共事多年，比較了解，所以想聽所我們的意見。稿子整篇看來是客觀公允的，對喬的一生中的成績都一一肯定，最後一段也寫了喬在“文革”後期犯了政治性錯誤。當時的爭議是章含之要把這一段刪去，否則寧願不發。但組織認為刪掉就不全面了。我們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稿子寫得不錯，也客觀全面。最後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終沒有發出。報紙上只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