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 一千多年的黑吃黑狗咬狗 秦戈來稿：以黎戰火與文明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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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維讀者網 作者: 秦戈 2006-08-08 15:39:25

萬維讀者秦戈來稿：又見戰火在黎巴嫩南部的土地上熊熊燃燒，又見一批批無辜者攜婦將雛，在赤日炎炎下踩着彈坑倉惶北顧，又見包括聯合國官員在內的數百上千人倒在了血泊中，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兩個被俘的以色列士兵。

按說猶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在歷史上都屬於最不幸的民族，其遭受的苦難可以說屬世界各民族中之最，本該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猩猩相惜，至少同有對生命加倍的珍視和對戰爭的厭惡才對。但不幸的是這兩個民族成為不共戴天的世仇，幾十年來怨怨相向，加倍報復，使世界文明的發祥地、聖城成為今日仇殺場的同義語，這不能不說是全人類的悲哀。

難道真因應了“物極必反”的箴言，當文明達到光輝頂點之後一定會走向其反面嗎？

一

拋開久遠的歷史淵源，即使從猶太復國以來算起，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惡鬥已有50多年的歷史；期間打打殺殺，積怨越來越深，使得本來就棘手的問題隨時間的積累沒有被淡忘，而變得越來越複雜。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人們總以土地問題，難民問題，恐怖問題，領導人問題，制度問題等來解釋巴以矛盾的性質，不願意把它看成是文明間的衝突。然而，在筆者看來，撇開文明衝突的視角而做出的種種解釋，無論出於何種動機，無異於隔靴搔癢。從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逐猶，到20世紀前半葉的歐洲基督教排猶，再到1948年聯合國形成所謂的181號決議案，巴以問題歷來就不僅僅是巴以之間的問題，而是牽動西方勢力和阿拉伯國家在價值觀這條神經，兩種文明爭來斗去的焦點。透過現象看其本質，中東問題的實質是文明間的衝突。

二

國際著名伊斯蘭學學者伯納德•劉易斯把這種文明衝突描述為“遠遠超出了問題和政策，以及推行這些政策的政府層面”的“一種情緒和一個運動”，是“一個古老的對手對於猶太－基督教傳統，西方今天的世俗，以及這兩者在世界範圍的擴張所做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應”。只要我們回想一下遍及伊斯蘭國家城市的憤怒的遊行隊伍，貝魯特街頭扔石頭的少年兒童，和甘作人肉炸彈的那些衣着保守的年輕穆斯林婦女，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情緒的廣泛社會存在，及其嚴重性和傳承性。同樣，我們看看西方民意調查中所揭示出的對伊斯蘭文化的不喜歡甚至厭惡，可以感受到西方大眾對伊斯蘭文化的誤解與偏頗。

其實，從羅馬帝國分裂後，特別是十字軍東征以來的千年裡，以宗教為特徵的文明衝突一直是這兩種文明間誘發戰爭的一個主要原因。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其實就是宗教（文明）戰爭在當今的變種和延續。

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發達國家對這一地區能源的爭奪，只不過使得該問題的表象進一步複雜化，並未改變其實質。石油資源優厚的自然稟賦，使得中東穆罕默德的子孫一時變得輕狂，忘乎所以，為富不仁，“富”而不強。族群、宗教間的內鬥，無德的奸商，腐敗的官員，貧富懸殊的擴大，等等，使得許多中東國家社會內部以叛變、告密、奸詐和見利忘義的小人盛行，文明故國的智慧、深邃、大度的精神內涵式微。而五次中東戰爭又使得阿拉伯國家政府的威信掃地，阿拉伯民族自尊心受重創，泛阿拉伯主義讓位，泛伊斯蘭主義抬頭；也使得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進一步膨脹，以色列由一個深受世人同情、支持的受害者，逐步變成為美國在中東靠得住的打手。

冷戰結束蘇聯分裂東歐結體，為西方的全球統霸提供了他們自以為千載難逢的機會。911後又恰遇布什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美國政權和以布萊爾為代表的歐洲機會主義的執政，愚蠢的薩達姆只東施效顰似的效仿了納賽爾統一阿拉伯的野心和專橫的作風，卻沒有納賽爾凝聚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手段和感召力，導致伊拉克內外交困，才為西方霸權提供了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機會。應該說，兩次海灣戰爭打敗的是伊拉克，重創的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自尊與對其文化的自信心。

三

西方和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每一次戰爭，都以阿拉伯國家的沉重代價而結束，世人多為厄運不斷、苦難深重的阿拉伯人而感悲哀。

然而，若要為這類意識形態和文明間戰爭的輸贏而下最後的定論，恐怕還為時尚早。文明間的衝突是價值觀的衝突，文明間的戰爭多為尊嚴而戰，只有階段性的間歇，卻難有明顯的終戰時點。與文明相關的戰爭，若不能奪得道義和文化層面的制高點，是難能取勝的；一時的挫敗往往會激起更深的仇恨和更瘋狂的不斷的報復性仇殺。十字軍東征以來千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文明的角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決定勝負的因素在於文明本身的內力和張力，在於它們所追求的根本是“王道”還是 “霸道”。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也許就是文明之爭中“王道”與“霸道”之最後分野，是各種文明其生命力差異之所依。

歷史還告訴我們，一種文明若不能向其他文明汲取新鮮血液，不能與世界文明同步，與時俱進地發展自己，它就必然會落後，孱弱，逐步走向死亡。

四

阿拉伯的悲哀與外來的入侵有着直接且重要的關係；但只要對二戰以來幾次大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較量結果，與比以色列強大數倍的美軍所發動的韓戰、越戰的最後結果做一比較，人們會發現，阿拉伯國家的問題不僅僅在軍事、經濟的層面，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從文化的深層面上做一番深刻的反思。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以伊斯蘭教為基本特徵的阿拉伯文化，很容易把信徒個人變成為真主而死在所不辭的“理想主義”（殉道）者，卻很難在國民中形成對民族國家的凝聚力。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於其文化的內涵和結構上。

在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中，對民族國家的忠誠是政治忠誠的頂點，而對族群（部落）的忠誠和對超越國家層面上的宗教信仰的忠誠遠低於對民族國家的忠誠。這種由族群、國家和宗教信仰為橫坐標所構成的曲線，呈倒U型。而在伊斯蘭文化中，這種忠誠結構恰恰與上述相反，他們有極高的對族群（部落）和宗教（伊斯蘭各派系）的歸屬感和忠誠度，另一方面，他們從歷史上對國家的認同感卻非常淡漠，有時幾乎不存在。阿拉伯復興黨形成、發展的歷史，為說明這一點提供了很好的例證。這種忠誠度結構，可以用一個倒W型來粗略的表示。在這一結構中，有兩個峰點：即對部落和所信仰的宗教的忠誠度，和一個谷點，即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度。在兩個峰點示意中，伊斯蘭教是阿拉伯世界最強大的文化精神和整合力量，具有絕對權力。即使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和伊拉克的抵抗力量中，有來自於世界許多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年輕人，他們準備成為烈士的目的不是為了某一個國家，而是為了安拉的聖戰，為了伊斯蘭的教義。

然而，無論是對伊斯蘭教有絕對意識的泛伊斯蘭主義，還是以民族意識為基礎的泛阿拉伯主義，都是一種與民族國家的現階段不符的理想。正因為它缺少形成國家意識的機制，故它難以形成國家的凝聚力和反抗外侵的有效力量。在混亂的主體認知下，使得伊斯蘭國家間往往以鄰為壑，反目為仇，相互傾軋，最後成為沒有共同利益和理想的宿敵。這是因為：

由於對其教義的不同理解和詮釋，也由於對伊斯蘭世界最高領導權的爭奪而形成的幾個權力中心的相互競爭而發生的內鬥。誰都想“團結”別人，而不願被別人所團結。內耗是阿拉伯孱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的泛阿拉伯組織－阿拉伯和伊斯蘭人民議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實際軍事、財政和外交權力的鬆散組織。它只能就有關事件表一個軟弱無力的態度，而無有效的影響力。

對民族國家意識的淡漠，導致了國家機器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在伊斯蘭傳統概念中，預先假定了民族國家的非法性，伊斯蘭世界只能通過一個或幾個核心國家來統一，來領導；而當前不存在這樣的國家。在今天的世界現實中，許多伊斯蘭“國家”帶有先天性的功能障礙和殘廢，因而難能凝聚有廣泛基礎的國家意志，難能有效利用國家資源，形成國家的軟、硬實力。

現代國家意識的缺位，是當今伊斯蘭國家虛弱和內外衝突頻繁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把海灣戰爭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相比較，朝鮮戰爭持續了 3 年，用兵44萬，美國官方統計美軍死亡、失蹤54246人；越南戰爭持續了14年，用兵55萬，美軍死亡、失蹤58209 人；海灣戰爭用兵44萬，43天解決戰鬥，美軍陣亡146人。三場戰爭用兵規模相近，最終的結局卻大相徑庭；而第三場恰恰是美軍與對手的武器水平差距最小的一場，卻是美軍唯一打贏且代價最小的一場。而人們從中得出的最錯誤的結論，就是高技術優勢決定論。曾幾何時號稱為世界第四軍事強國的伊拉克真正輸掉戰爭的原因是國家意志和內外民心。

以宗教認同為最高認同的文化，是產生原教旨主義的直接社會條件。原教旨主義不是伊斯蘭獨有，在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國家（世俗國家或政教合一）中都可能存在；原教旨主義者的行為極易被看作是對國際社會的恐怖威脅，因為它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在今天許多阿拉伯國家裡，宗教力量的抵抗不具備民族國家的感召力，所以總是打着“聖戰”的旗號，往往是以“民兵”或民間組織的形式（不是以國家軍隊的行為）出現，因其力量弱小裝備簡陋而發動非對稱的、準確度低的、慘烈的襲擊，包括自殺性襲擊。自911後，伊斯蘭抵抗組織多被美國冠以恐怖主義；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反恐已搶占了國際道義的制高點；一旦把對方定義為恐怖組織，然後就可以不擇手段而誅之。這也是近年來伊斯蘭國家快速被孤立的主要原因。

五

在現代的文明衝突中，伊斯蘭世界既常常處於明顯的劣勢地位，然而更不幸的是，它一次次成為被美國認準的實現全球戰略的切入點。

照目前趨勢下去，仇視、對立的情緒隨時間的積累愈演愈烈，必導致美以與伊斯蘭國家間終有一戰。其原因很簡單：雙方都被秉持原教旨主義極端立場的人物所操縱，所掌控；相互間缺少基本的包容心。

有人寄希望於阿拉伯世界再現幾個像納賽爾那樣具有統合能力的領袖人物和像上世紀50－60年代的埃及那樣的核心國家上，也有人把阿拉伯國家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能像印、巴那樣擁有相互震懾、達到戰略平衡的實力上。歷史和現實已證明了這一切都是有用的；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既不是問題的根本，也非實際有效可行。

從根本上說，中東的和平與發展，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重建和文化的復興，需要阿拉伯國家以與時俱進的開放心態，來不斷發展與更新其文化，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精誠團結的國民精神。具體而言，就是要加強其文化中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機制，淡化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擴大其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空間，多交朋友，使伊斯蘭文化能適應不斷變化着的世俗世界。

當然，精神重建談何容易，即使開始，也需假以時日。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任何朝這一方向發展的端倪。
200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