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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又見提起林昭, 覺得有必要轉一下譚的新作(好象是今年的).
至於說林是譚"帶壞"的, 竊以為不確. 林昭比林希翎和譚要年長兩三歲, 似乎更堅定也更成熟一些. 下面幾段是譚的"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的結尾.

這次談話的時間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來。現在想起來，林昭似乎預感到大難將至。五月十九日以後，我倆同時被捲入狂潮，處在風口浪尖上，甚至連見面點頭的機會都很少。直到反右運動晚期，我倆都被劃成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開始約會。記得在一次舞會上，我倆默默無言，相擁跳舞直到曲終人散。

那以後又發生了種種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運的是，記憶已經模糊，而且，用詩人
的話來說，“心的深處，沒興激起回憶的漪紋。”然而，我還記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對話。我對林昭說：

“你知道，在鳴放時，我並沒有說出我的全部觀點。對人們所敬的神，我也沒有少燒香。如果說還有些不敬之處，也不過是對列寧略有微辭，而且也僅限於在學術範圍之內；甚至連斯大林我也儘量為他辯護。凡是我自己認為對黨對社會主義可能不利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說過。早知道落下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不如早打正經主意。”

林昭對自己在鳴放中的表現似乎很滿意。她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以後，我媽媽用驚奇和欣賞的眼睛端詳我，好象說：‘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成熟了。’我現在才真正知道‘右派’這一桂冠的份量。無論如何，這一個回合我是輸了，但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這樣顛三倒四：我從小看《水滸傳》，卻用《紅樓夢》中的詞句來為自己作結論；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紅樓夢》的虛幻世界裡，卻用《水滸傳》中的文字來表現自己的抱負。我這個七尺鬚眉，在反思自己或許是最輝煌時期的所作所為時，竟聯想到某個苦命丫鬟臨終時的哀訴；而在同一時刻，大家閨秀林昭卻在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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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克思的批判之批判

譚天榮 青島大學 物理系 青島 266071

一 今天的我

1. 我並沒有消沉

謝泳在《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言論活動》一文中寫道：

“1957年最知名的學生“右派”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學生林希翎，還有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譚天榮，他們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毀了中國最有才華的大學生，到八十年代以後，他們的思想都沒有發展。林希翎到了法國以後，思想沒有超越當年的體系，也並沒有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思想界造成什麼影響；譚天榮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專門寫信給時在青島大學教書的譚天榮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採訪，但譚先生回信說，他已不願意再有人打擾他的生活。”

我老了，記性不好，想不起有謝泳說的這件事。雖然我確實不願意接受採訪，原因是我擔心再一次成為“名人”。1997年，我已經在自己當時那個“小環境”里默默無聞，這樣的小環境可來之不易。但是，“不願意再有人打擾我的生活”似乎不是我的習慣用語。此外，即使有過謝泳說的這件事，似乎也未必表明我已經“消沉”了。1957年我成為“最知名的學生‘右派’”，主要是因為我提出來某些當時聽起來比較新鮮的理論觀點，這是我多年辛勤勞動的結果。而在那以後的幾十年，無論是在高牆內還是在學院裡，我都沒有停止思考。在這方面，現在的我與1957年的我相比，變化不大。今天，我已經過了古稀之年，還能活多久，這不好說，但各種跡象表明，我能工作的時間肯定不多了。因此，雖然明知不受當前學術界的歡迎，我還是覺得該說幾句話，讓我的一生有一個交代。

2. 我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

我想，當前學術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我至今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而且，我所堅信的馬克思主義，既不是經過創造性發展的“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青年馬克思的那種據說是“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剩餘價值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中心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這種信念，我與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思潮格格不入，更不用說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思想界造成什麼影響了。

近年來，攻擊、貶低、嘲弄甚至凌辱馬克思主義似乎成了一種時髦，人們把馬克思的不肖子孫們的種種歪理邪說通通說成馬克思主義。當年曾經鋪天蓋地的冒牌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一個個成了攻擊的目標。不言而喻，這些攻擊與我的信念無關。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馬克思本人的學說也遭到攻擊，這就與我的信念相牴觸了。剛才說的謝泳的文章就特別突出“民間思想家”徐璋本、陳維太等人對馬克思本人的學說的批判。由此看來，如果在1997年我果真接受了謝泳的採訪，那麼他對我的評價恐怕就不再是“消沉”，而是“頑固不化，刀槍不入”了。

今天，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狂風暴雨中捍衛馬克思主義，無異於唐吉柯德與風車作戰。然而，我在1957年所扮演的也正是這種角色，雖然那時我所反對的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實際上也不遺餘力地反對馬克思的學說，特別是在反對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比今天自稱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絲毫也不遜色；此外，他們也同樣是絕對不容許異議的。在這一點上，今天我的處境與1957年也相差不遠。總之，我整個一生都被迫與風車作戰。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貢獻主要是剩餘價值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個發現，現在，剩餘價值學說固然成了眾矢之的，歷史唯物主義也不能倖免。各式各樣的人從各種角度反對它，這裡我先舉一個例子。

前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島》一書中多處嘲弄歷史唯物主義，他寫道：

“對我們宣講的是：個人不能創造歷史，而個人逆進步歷史潮流而動的情況尤其如此。但是，實際上不正是那麼一個人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把我們像綿羊一樣任意擺布，而我們卻咩地叫一聲都不敢。”

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一個人只要有了權力，就可以任意胡作非為。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表明，當代歷史好像一塊無人管理的牆壁，聽任歹徒胡亂塗鴉。因此，歷史唯物主義至少對當代歷史是不適用的。

但是，還是在《古拉格群島》這本書中，同一個索爾仁尼琴在另一處又寫道：

“我們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物理場。這個場的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任何進入這個場的電荷或物質都立即被輕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除非套上一萬頭公牛來拉。”

在這裡，“暴政”屬於上層建築，而“社會狀況”則屬於經濟基礎。既然前蘇聯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的“物理場”，它就不可遏止導致暴政。這樣，正是這個索爾仁尼琴極為形象地告訴我們：不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斯大林的胡作非為導致俄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暴政，恰好相反，是當時的俄國社會狀況孕育了暴君斯大林。而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索爾仁尼琴是一位作家，他未必精通社會歷史科學。下面，讓我們考察專家們對馬克思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