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普爾對“經濟決定論”的反駁

提起對馬克思的批判，很自然會想起英國哲人卡爾·波普爾，他在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對馬克思作了系統的批判，特別是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波普爾提出如下反駁：

“在經濟條件和觀念之間存在一種互動，但後者並不是簡單地單方面依賴於前者。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會斷言，正如從下述思考中可以看到的，一定的‘觀念’——那些構成我們的知識的觀念——比生產的較為複雜的物質手段更基本。試想某一天，如果我們的經濟體系（包括全部的機器設備和社會組織）被毀滅了，但是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卻還能保存下來。在這個例子中，它要獲得重建（在一種較小的範圍內，經過無數人餓死之後），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時間。然而，試想有關這些事物的一切知識都消失了，而這些物質的東西卻保存着。這好比是一個野蠻的部落占據了一個高度工業化卻又廢棄了的國家所發生的情形。它很快就會導致文明的物質遺蹟的完全消失。”

關於經濟條件和觀念之間的“互動”，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曾經一再強調，只不過似乎不曾用過“互動”這一用語。至于波普爾用以證明“觀念比物質手段更基本”所“思考”的情況，人類歷史甚至提供了實例：二戰後德國與日本的崛起，已經證實了當經濟體系被毀滅而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卻還能保存下來之後的重建，確實“用不了多少時間”。但這並不說明觀念比物質手段更基本，因為德國與日本在二戰後保存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正是當年在建立在二戰中被毀滅的經濟體系時獲得的，而這一經濟體系則主要是靠物質手段建立起來的，因此觀念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條件，馬克思強調的正是這一點。

波普爾的另一反駁或許是更有說服力，他寫道：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本身提供了一個實例，清楚地證明這種言過其實的經濟是站不住腳的。直至俄國革命前夕，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思想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對經濟條件發生了影響。但是隨着革命的發生，情況卻變得十分困難，主要是因為，正如列寧本人所承認的，沒有了進一步建設性的觀念。因而提出了一些新觀念，它可以扼要地以這句口號來概括：‘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加上廣泛引進最現代的電氣設備。’這種新觀念成為一種發展的基礎，該發展改變了六分之一世界的整個經濟和物質的背景。在反對巨大差別的鬥爭中，無數物質困難被克服，無數的物質犧牲被付出，為的是改變、或者無寧說是從空白中建立生產的條件。這種發展的驅動力是對一種觀念的熱情。這個事例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觀念可以使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發生革命性的變革，而不是這些條件形成觀念。用馬克思的術語講，我們可以說，他低估了自由王國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國的機遇。”

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經濟建設確實表現了“自由王國”的偉大力量，當時的俄國勞動人民確實表現出“對一種觀念的熱情”，然而，這種力量與熱情，是歐洲幾十年來的工人運動聚積起來的，而工人運動源自經濟體系。因此，這個例子還是證明“觀念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條件”。

或許，十月革命的例子還可以用來對馬克思進行更具“毀滅性”的反駁。馬克思曾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的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他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而十月革命的全部進程徹底地“證偽”了馬克思的這一論點：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在萌芽狀態就滅亡了，而新的更高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幾乎是在中世紀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

在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曾經得到普遍承認的神話。然而，蘇共二十大揭穿了這一神話，十月革命並沒有創造這樣的奇蹟：在這次革命之後，俄國人民沒有進入靠“觀念的熱情”建立起來的人間天堂，而是落在與俄國當時的經濟條件相適應的一種空前的暴政的統治之下。這就表明，在這個六分之一世界裡的歷史進程還是按照馬克思的歷史規律演進的，只不過稍稍改變了一下表現方式。

2． 托洛茨基的“熱月政變”論

在《托洛茨基自傳》一書中，我們看到托洛茨基個人的經歷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證明了“經濟條件”比“觀念”更基本。

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又是紅軍之父，在國內戰爭時期他領導紅軍浴血奮鬥，戰勝了所有的敵人，在前蘇聯曾經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卻糊裡糊塗地敗在看來一無所長的斯大林的手下。對於這一謎一般的歷史事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人們曾不只一次地問我，甚至現在還有人問：您怎麼會失掉了政權！”托洛茨基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每次革命之後，都會出現‘熱月政變’，無產階級革命也不能例外。”

對於托洛茨基的這一論點，該書的中譯者頗不以為然，他在《譯者前言》中說，這表明托洛茨基“過分熱衷理論，書生氣十足。”這位中譯者認為：“任何一場政治或權力之爭，勝負都是由實力對比決定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托洛茨基的實力更強，就能戰勝斯大林。什麼“無產階級革命的熱月政變”，只不過是書呆子的空談而已。

這位中譯者就根本不相信有什麼歷史規律，他寫道：

“一般說來，規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釋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籠統、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條普遍規律都要有無數特殊規律來補充。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一條普遍規律的話，則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無數的可能性，最起碼是幾個可能性，至於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所致。無論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我們都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會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另一種對立的可能性成為現實時，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根據來證實這種現實是歷史的必然。”

這段話說白了就是：“所謂‘歷史的必然’只不過是‘事後諸葛亮’們杜撰出來的套話。”在這裡，譯者從“微小的偶然因素”對歷史進程顯而易見的影響，得出了不存在歷史必然性的結論。我想，誰也不會否認“微小的偶然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問題在於：這種影響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能，人類歷史還有沒有規律可尋？

順便說一句，這位中譯者說：“一般說來，規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釋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籠統、越空泛。”我可不敢苟同。每一個學數理的大學生都知道，電磁學中的麥克斯韋方程組比庫倫定律等比較特殊的規律更普遍、所能解釋的事物也更多，但它不是更籠統、更空泛，而是更具體，更實在、應用起來也更得心應手。

回到托洛茨基的自傳，在該書的另一處他寫道：

“如果在1923年初我們（指托洛茨基和列寧）聯合起來向中央委員會發動進攻，無疑會確保我們獲勝。不僅如此，毫不懷疑，如果我能在十二大前夕以 ‘列寧托洛茨基聯盟’的精神來反對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即使沒有列寧的直接參與我也能取得勝利。至於這個勝利的牢固程度如何，則另當別論了。這取決於國內、工人階級內和黨內的一系列客觀過程。這是一個獨立的大題目。1927年克魯普斯卡婭曾說過，如果列寧仍然在世，他恐怕也會成為斯大林的階下囚。我想，她是對的。因為問題不在於斯大林本身，而在於斯大林所代表的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種勢力。”

托洛茨基的這段話是說，在1923年，當斯大林剛展開奪權鬥爭時，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一種是現實的結局：斯大林從托洛茨基手中奪取了政權。另一種則是托洛茨基這裡設想的結局：托洛茨基和列寧聯合起來反對斯大林的官僚主義，斯大林奪權失敗。我們不妨假定，這兩種結局中的哪一個變成現實，取決於當年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但托洛斯基認為，這一個“一念之差”並未改變了前蘇聯歷史的方向。他斷言：無論這兩種結局中的哪一個實現，斯大林最終還是會取得勝利，托洛茨基甚至列寧那樣的老一代革命家最終還是會成為斯大林的階下囚。這是歷史的必然，或者，像有些人常說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這裡，客觀規律主要是指“斯大林所代表的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種勢力”的作用，正是這種勢力導致對應於十月革命的“熱月政變”。誠然，托洛茨基本人並未指出這種勢力是什麼？也沒有闡明為什麼每次革命之後都會出現熱月政變？看來，他把這個“獨立的大題目”交給了未來的歷史學家。

托洛茨基關於的熱月政變的論斷，指出了一種歷史現象。在我看來，這種歷史現象可以作如下理解：對於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這樣一種類型革命進程來說，我們可以把革命的動力粗略地分為兩個因素：領袖人物的思想狀況和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另一方面，我們又可把該革命歷史進程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奪取政權階段和保持政權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革命的動力的兩個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相對來說，在奪取政權階段，領袖人物的思想狀況的作用更大；而在保持政權階段，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這一因素卻會逐漸占上風。對於我們所考察的這一類革命進程來說，後一因素比前一因素更保守。而“熱月政變”就是這種保守的經濟因素戰勝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轉折。對於十月革命，對應的“熱月政變”乃是以斯大林為代表的俄國當時的保守的經濟因素戰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轉折。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高瞻遠矚、歷史洞察力、魄力和組織能力無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革命的思想因素的作用。不論俄國的工業多麼落後，不論俄國的無產階級人數多麼少，從這種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十月革命是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但是，俄國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卻基本上處於中世紀的階段，這個經濟狀況要求一種類似中世紀的政治統治方式。斯大林恰好代表了這種統治方式。這就使得斯大林得到托洛茨基說的“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種勢力”的支持。這種勢力使得斯大林戰勝托洛茨基，而這就是對應於十月革命的熱月政變，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歷史的必然”。

3． 如果十月革命失敗，俄國的歷史會怎樣？

人們常說：“歷史不允許假設。”這句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意味深長，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給人帶來安慰或傷感。但這一命題似乎不能理解為“歷史學不允許假設”。因為如果禁止假設，歷史學就沒有任何想象的空間，甚至變得不能思考了。

所謂“歷史學的假設”，就是對於所考察的歷史事件，在想象中改變它的某一前提而保持其他條件不變，再設想其可能的後果。所謂“歷史的必然”，是指該歷史事件在這一改變下仍然保持不變的東西。而與這一必然性對應的偶然性，則是隨着這一“前提的改變”而改變的東西。

在托洛茨基的例子中，“某一事件”乃是斯大林從托洛斯基手裡奪取政權，“前提的改變”乃是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歷史的必然性”則是斯大林最終獲得勝利；而對應的偶然性則是1923年斯大林奪權成功。

對於同一事件，我們還可以設想別的“前提的改變”。例如，我們可以假定，當年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國內戰爭的紅軍統帥，不是具有卓越才能但不善於勾心鬥角的托洛茨基，而是另一個人，他不僅具有托洛斯基那樣的才能，而且也像斯大林那樣善於搞權術。在奪取政權時期，他憑藉自己的才能成了革命領袖；到了保持政權時期，他又靠自己的威信或靠玩弄權術成了俄國的保守的經濟因素所要求的獨裁者。那麼，對應於十月革命的熱月政變就會不再伴隨着領導人的更迭，但同樣會導致斯大林時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今天，人們不確切地稱這種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為“個人崇拜”。

那麼，能不能對歷史的前提作更大膽的改變呢？比方說，能不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失敗，俄國的歷史進程將會怎樣？在我看來，這一問題並不是不着邊際的，當年布爾什維克並未占絕對優勢，完全可能由於某種“微小的偶然因素”而遭到失敗。因此這一問題對於歷史學來說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顯然，如果十月革命失敗，則千百萬人的個人命運將大大不同。例如，列寧和托洛斯基將成為二流的歷史人物，而斯大林則更會默默無聞，或許只有專家才知道他的名字。不僅如此，二十世紀的俄國歷史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在這種“前提的改變”下，還有什麼東西保持不變。例如，如果在 1917年以後俄國的沙皇復辟了，新的沙皇俄國和前蘇聯有什麼共同點。在這裡，我們不要忘記恩格斯的如下名言：對於人類歷史，我們應當注意的，“不是暫短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歷史變遷的行動。”不論成功還是失敗，十月革命對人類歷史畢竟只是暫短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與俄國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相比，它的影響要小得多。

現在我們知道，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乃是一個藉助於軍隊和機關，直接對公民社會進行統治的國家，歷史學家們稱這種制度為“拿破崙主義”制度。這是由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斯大林的壞脾氣。既然如此，即使當年十月革命失敗，俄國社會也將經歷這個階段。於是我們得出結論：按照當時俄國的社會需要，無論十月革命成功還是失敗，俄國都將從此建立“拿破崙主義”制度。

十月革命實際的結局是，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按照俄國的社會需要，斯大林以極為獨特的方式建立了俄國的拿破崙主義制度。儘管這種制度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理想大相徑庭，但十月革命的傳統還是在這一制度上刻下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各種標誌和痕跡。所謂“個人崇拜”，就是有這種特色的拿破崙主義制度。

如果十月革命失敗，那麼，鎮壓這次革命的人（以某個沙皇或共和主義的獨裁者為代表），就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建立這種制度。誠然，他們建立的制度將會有另一種標誌、另一種痕跡，但它和蘇聯的“個人崇拜”一樣，也是一種拿破崙主義制度。

從上述三個例子我們還看到：對於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必然性分成一些等級，較低級的必然性在較高級的必然性面前，就呈現為偶然性。例如，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如下三個歷史事實：

第一，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權利鬥爭中獲勝，

第二，蘇聯出現“個人崇拜”，

第三，俄羅斯經歷“拿破崙主義”的歷史階段，

就是必然性的三個等級。第一個必然性在第二個必然性面前呈現為偶然性，第二個必然性則在第三個必然性面前呈現為偶然性。

4．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歷史的交響樂的主旋律

回到托洛斯基的自傳的中譯者的論點，這一論點可改寫為：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幾個可能性，至於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所致。但無論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歷史進程都有某些特徵保持不變，這些不變的特徵就表現出歷史的必然性。

再回到波普爾命題：“觀念可以使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發生革命性的變革，而不是這些條件形成觀念。”這一命題不僅是西方歷史學家們的信條，而且實際上也主宰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如果說，對於西方學者，這種信條是對馬克思的基本命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反駁，那麼，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同樣的觀念就被認說成是對恩格斯關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創造性的發展。十月革命和前蘇聯的歷史進程恰好證明：“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畢竟是暫時的、派生的和有限度的；歷史的交響樂的主旋律畢竟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用波普爾的話來說：“物質手段比觀念更基本”；不是馬克思“低估了自由王國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國的機遇。”而是人們（不僅是波普爾，還有列寧和其他人）誇大了自由王國的力量，誇大了它征服必然王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