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普爾論馬克思主義與暴力革命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用很大篇幅討論暴力革命的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對暴力的態度，是馬克思一切分析中應該探討的最重要的觀點之一。還說：“這種可能發生暴力革命的預言，是馬克思主義中最具傷害性的因素。”

波普爾首先陳述他自己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暴力的使用只是在專制的條件下才是正當的。”接着，波普爾闡述了他關於馬克思主義與暴力革命的問題的看法：

“依照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革命的解釋，我們可以把他們區分為兩種主要派別，即激進派和溫和派（只是粗略地而非精確地相對於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而言）。馬克思主義者經常討論暴力革命是否是‘正當的’這一問題。”

波普爾接着說：在原則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會同意暴力革命只是因為它們直接反對專制才是正當的，但在實際策略方面，這兩派的意見卻有所不同。

“激進派認為：在馬克思看來，一切階級統治必然是一種專政，即一種專制。因此，一種真正的民主只能通過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通過（如果必要的話）用暴力推翻資本家專政，才能實現。溫和派……卻認為，民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所以，通過和平的和漸進的改革，能夠造成社會革命。然而，即使這個溫和派也認為，這種和平的發展是不確定的；它指出，如果在民主的戰場上面臨被擊敗的前景，可能訴諸武力的恰是資產階級。她們辯解道，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在反擊和用暴力手段建立自己的統治時，是正當的。這兩派都聲稱代表馬克思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某一方面兩者都是正確的。”

波普爾接着說：馬克思“似乎在自己的一生中改變了觀點，以激進的立場開始，後來則採取一種較溫和的立場。”

波普爾引用了《資本論》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的如下一段話：

“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榮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波普爾由此得出結論：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基本論斷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對抗必然會增長，根本不存在妥協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只能被摧毀，而不能被改進。”因此，“激進派的立場是唯一符合《資本論》和馬克思預言式論證的總傾向的立場。”

關於“溫和派”，波普爾寫道：“同至少很符合預言式論證的激進派立場相反，溫和派立場完全摧毀了這種論證。然而，正如前面說過的，它也有馬克思的權威作支持。馬克思活得夠長，他看到了改革的實行，這種改革依照他的理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他從不認為，工人命運的這些改善同時駁斥了他的理論。”

波普爾引用了恩格斯的如下報告：馬克思曾經說“英國是惟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但馬克思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並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波普爾還說：“這份報告與馬克思逝世前三年寫的一封信是符合的：‘我們黨……認為英國革命並不是必然的，然而——依照歷史的先例——卻是可能的。’在這些陳述中，‘溫和派’的理論獲得了清楚的表達；這個理論是，如果統治者不屈服，暴力就不可避免。”

波普爾把這種溫和的理論稱為“對‘社會革命’的進化論解釋”，他認為：“這些溫和的理論摧毀了整個預言式的論證。它們意味着，妥協和資本主義的漸進改革都是可能的，因而不斷減緩階級對抗也是可能的。”他甚至說這種解釋“把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摧毀了。”

2． 預言式的論證與歷史規律

波普爾在這裡的議論涉及到兩個用語，一個是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預言式的論證”，另一個是馬克思的“理論”，確切地說是馬克思所闡述的“歷史規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波普爾則把它們混淆了。

對於“暴力革命”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的某些話確實可以歸屬于波普爾所說的“預言式的論證”的範疇，除了上面波普爾引用的《資本論》的一段話以外，比較著名的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如下一段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但這是他們1848年的觀點，後來他們修正了自己的觀點，用波普爾的話來說，他們從激進轉變為較溫和的立場。這種轉變，肯定改變了他們的“預言式的論證”，但是，這種轉變有沒有改變他們所闡述的歷史規律呢？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什麼是馬克思所說的“歷史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他們在許多場合表達過這種一般規律，其中最詳盡的也最通俗的表達或許是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第四部分，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如下一段話則被認為是“經典的闡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我們看到，馬克思對的“歷史規律”的這一闡述絲毫不涉及社會革命是否要用暴力的問題，因此，儘管馬克思與恩格斯“活得夠長”，看到了改革的實行，從而在暴力革命的問題上轉變了立場，但這種轉變並不違背馬克思所闡述的歷史規律，因此，他們看到的改革依照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是不可能的，他們當然不會認為： “工人命運（因為改革的實行而得到）的這些改善駁斥了他的理論。”

關于波普爾說的“預言式的論證”和馬克思所說的“歷史規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不妨考慮如下物理學的例子：麥克斯韋方程組和洛侖茲力方程表現了電磁運動的規律，這些方程描述的乃是電磁過程的共同特徵。如果我們曾經認定某一過程是一個點電荷在靜電場中運動的過程，但後來經過更仔細的觀察，發現所觀察的電磁場（靜電場是電磁場的特殊情形）其實並不是靜電場，它還有某種極為緩慢的難以察覺的變化，從而原來對點電荷運動的描述有待修正。但是這種修正根本不構成對電磁學理論的威脅，因為不論所觀察的電磁場是不是靜電場，點電荷在其中的運動都滿足電磁學的規律。在這裡，波普爾所說的“預言式的論證”，表現了在原來的觀察的基礎上我們對這一特定的過程的未來的預測。即使從某一時刻起，所考察的電磁場的變化開始變得明顯起來，使得可以定量地修正我們的“預言式的論證”，我們也沒有因此而“摧毀”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的電磁運動的整個規律。

對於人類歷史，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也是類似的，如果說波普爾說的“預言式的論證”對應於上面的例子中的對一個特定的電磁過程的未來的“預測”，那麼“歷史規律”就則對應於電磁學規律。

然而，人類歷史進程不同於物理學過程，一個特定的物理學過程只是千百萬類似的過程中的一個，而人類歷史進程則是唯一的。因此，對波普爾所說的“預言式的論證”進行修正決不會像對一個物理學的過程的預測進行修正那樣無足輕重。儘管如此，這種修正也遠沒有達到“摧毀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的地步。要知道，無論人類歷史具有怎樣的特點，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重要的仍然是歷史規律，而不是“預言式的論證”。

總之，馬克思所闡述的歷史規律是原初的，而他1848年時期關於暴力革命的“預言式的論證”則是派生的。因此，如果說馬克思在自己的一生中改變了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以激進的立場開始，後來則採取一種較溫和的立場。如果說馬克思晚年認真的修正了他早年的觀點，那麼，這種改變與修正與他上面關於人類歷史的總觀點始終是一致的；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都完全符合馬克思所闡述的歷史規律。

3． 馬克思論“革命的遺囑”

關於“暴力革命”，馬克思有一個論點特別值得注意，當某次革命遭到鎮壓時，馬克思常常說：鎮壓這次革命的人，成了革命的遺囑的執行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按照我的理解，馬克思在這裡說的是如下情況：社會的經濟基礎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要求進行相應的革命，但是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革命者卻還沒有聚積足夠的力量取得革命的勝利。其結果是：一方面革命遭到鎮壓，另一方面導致革命的新的生產關係卻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了。這就迫使鎮壓這次革命的執政者，進行本來要由這次革命來執行的變革，而這就意味着他們在執行革命的“遺囑”。

馬克思的這一論點徹底地否定了反革命暴力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這一論點也同樣徹底地否定了革命暴力的決定性作用：既然在變革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時，即使原來的執政者暴力鎮壓了革命，保存了政權，也不能摧毀導致革命的經濟必然性，相反，反革命還得自己來執行導致革命的變革，而這就意味着他們在執行革命的遺囑；那麼，我們同樣可以得出結論：如果變革的經濟條件尚未成熟，即使革命者用暴力奪去了政權，鎮壓了反革命，也不能實現他們所要求的變革，相反，他們還得自己來執行反革命因為過早地退出歷史舞台而來不及完成的歷史任務，而這就意味着他們在執行反革命的遺囑。

或許是因為太不合胃口，馬克思關於“鎮壓革命的人執行革命的遺囑”的論點早已被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徹底遺忘了。至於我上面得出的推論：“在經濟條件尚未成熟時勝利的革命者不得不執行反革命的遺囑”，則肯定會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激烈反對，其中來自官方馬克思主義的反對或許是：“你在這裡偽造馬克思主義罪大惡極！”或者是，“你曲解馬克思主義心懷叵測！”等等，等等。我非常熟悉這樣的譴責，為了避免我的這一推論被這些譴責所淹沒，我索性把它說得更具體一些：

如果對於某一國度來說，鄰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在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並且進行成功的或失敗的革命。不僅如此，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思想、理論和革命熱情，經過各種途徑從鄰國傳到了該國，正趕上該國進行某次前一階段的革命。這樣，該國的經濟動力與鄰國的思想動力的巧妙結合，使得該國的革命者聚積了足夠的力量進行革命，並勝利地奪去了政權。按照該國的經濟條件，這次革命還處於前一階段，但按照從鄰國吸取思想、理論和革命熱情的革命領袖們的觀念，這次革命卻已經屬於與鄰國的經濟基礎相應的新階段。在革命剛剛勝利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中，觀念的動力超越了經濟條件的動力，於是他們制定如下國策：在對應於鄰國發展階段的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在本國的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的前提下，依靠從鄰國傳來的指導思想在本國“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結果會怎樣呢？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取得政權的革命者各種努力的實際效果其實是執行讓該國的舊的生產關係繼續發揮作用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本來要由被這次革命所推翻的舊執政者來執行的，這就意味着革命者不得不執行反革命的遺囑。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暴力革命並不能起到解放生產力的作用，相反，它只能引起多餘的破壞。誰要是在這種條件下仍然推崇暴力革命，他就肯定沒有得到馬克思的真傳。

誠然，馬克思還是活的不夠長，他沒有在世界歷史看到“革命者執行反革命的遺囑”的實例，從而他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從馬克思上述關於歷史規律的總觀點，我們卻不得不申引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