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普爾論歷史預測

波普爾在他的名著《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說馬克思是“著名的歷史決定論者”，而“‘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面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波普爾認為歷史決定論“純屬迷信”，因為“科學的或任何別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預測人類歷史的進程。”波普爾把自己的論證概括為如下五個論題：

（1）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
（2）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
（3）所以，我們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
（4）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擯棄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即擯棄與理論物理學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的可能性。
（5）所以歷史決定論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錯誤的；歷史決定論不能成立。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寫道：雖然馬克思“有許多功績，但是我認為，他是一位錯誤的預言家。他是歷史進程的預言家，他的預言並沒有實現；但這不是我的主要責難。更為重要的是，他誤導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歷史預言是探討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在那些試圖推進開放社會的事業的人的隊伍中，馬克思要對歷史主義的思想方法的破壞性影響負責。”

2． 歷史預測的兩個因素

對于波普爾的這種批判，我們從他的一個特殊的論據說起。波普爾在另一個地方寫道：馬克思曾經預言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單一國度首先取得勝利，而世界歷史的進程“證偽”了這一預言，從而“證偽”了馬克思主義。在這裡，波普爾似乎混淆了歷史預測的兩個因素。

恩格斯為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第三版寫的序言中說：該著作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馬克思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它有了透徹的洞察，是無與倫比的。馬克思能做到這一點有兩個條件：第一，他深知法國的歷史，不僅研究了法國過去的歷史，而且還考察了法國當前歷史的一切細節；第二，他找到了歷史唯物論這一歷史運動的規律。

然而，即使如此，馬克思也沒有事前預言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而只是在事變發生之後對它進行描述。那麼，馬克思能不能在事前預言這一次政變呢？恐怕不能，但這未必是歷史唯物論的問題，不要忘記，在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電腦，對事變的進程以及相關的社會歷史資料的掌握比現在困難得多，既然甚至在科學技術有了長足進步的現代，人們都難以預測即將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又怎能要求馬克思當年預測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呢？

由於預測歷史進程需要資料，而馬克思的時代這種資料又不可能齊全，因此，像波普爾那樣把預測歷史進程的能力作為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科學的標準是不合適的。如果說馬克思曾經錯誤地斷言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一國取得勝利，當然可能是由於馬克思的歷史學說的錯誤；但也可能是如下情況：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並沒有錯，只不過由於馬克思當時對世界歷史的各種複雜因素掌握得不夠充分，因此才作了錯誤的判斷。我們不能因此得出馬克思的學說被“證偽”的結論。

其實，在物理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我們預言一個物理過程滿足波動方程，是不是就能預言該過程未來的進程呢？回答也是否定的。要預言這樣一個過程未來的進程，除了必須知道該過程所滿足的方程以外，還必須知道該過程的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如果該過程的實際進程偏離了預言，當然可能是該過程並不滿足波動方程，但也有可能是如下情況：該過程確實滿足波動方程，只是原來對初始條件、邊界條件的描述出了偏差。

恩格斯上面所說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剛剛發生時就對它有了透徹的洞察，不光是因為他找到了歷史唯物論這一歷史運動的規律，還因為他深知法國的歷史。粗略地說，這兩個條件可以和上面的波動方程的兩個條件作如下類比：第一個條件相當於給出波動方程，而第二個條件則相當於知道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

當然，比喻總有它笨拙的一面，上面把歷史規律與波動方程相類比，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只要資料足夠齊全，就可以對歷史進程進行長期預測，這只能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自古有之，例如，在三國演義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當魏將鄧艾發奇兵偷襲蜀國時，發現已經早已去世的諸葛亮不僅預測到鄧艾會從這裡進入蜀國，而且還知道他進入蜀國以後的事，他早就留言：“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後人有詩曰：“陰平峻岭與天齊，玄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氈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關於這種長期預測，波普爾說得對：“純屬迷信！”但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這種迷信完全無關。由波動方程描寫的過程只是一種抽象的自然過程，它表現一種簡單的、直接的必然性，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人類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具有另一種含義：它不是波動方程所描述的那種單一層次的必然性，而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那種多層次的必然性。

3． 關於“理論歷史學”

現在，我們考察“理論歷史學”，即與理論物理學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是否可能的問題。

物理過程可以在實驗室中以我們所需要的純粹的形式隨時複製出來，而人類歷史的進程卻是獨一無二的，兩者確實迥然不同。毫無疑問，這種不同使得許多物理學的研究方法不能應用於人類歷史。問題在於，這種不同是否意味着我們必須擯棄“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

真實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也是多層次的，理論物理學的統計系綜理論為這種“必然性”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可惜統計系綜理論只能應用於大量“全同”的系統而不能應用於獨一無二的人類社會。儘管如此，考慮到對於統計系綜理論，大量“全同”的系統在某些場合也是一種虛構，對於人類歷史，我們也不妨作類似的虛構，把統計系綜理論應用於如下幻想中的大量的“全同”的人類社會的集合：

設想萬能的上帝能把我們的地球及其所處的外部條件複製了千百萬個，這些地球和我們的地球在各方面都一樣，其中包括經歷了完全相同的歷史的人類。但是，上帝在複製出這些地球之後，就不再對它們進行任何干預，於是這千百萬個地球上的人們各自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創造各自不同的新的歷史。這樣，在這以後的某一時刻，不同的地球的人類社會就會處於不同的狀態，我們假定可以用有限個“參數”來描寫這些狀態。這些參數定義了一個表現人類社會特徵的“相空間”。這時，就像對於理論物理學中的統計系綜一樣，我們可以在這一相空間中對這些地球的千差萬別的人類歷史進程定義一種概率分布，其中的“最可幾”的歷史進程就是我們這個地球的人類歷史的必然進程。這個必然進程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過程，而是指許許多多的歷史過程的共同特徵。

誠然，這個“人類社會的系綜”純粹是幻想，但我們似乎可以通過它揭示人類歷史進程的必然性與理論物理學的必然性的共同點：兩者都是指千差萬別中的共同者，都是指千變萬化中的不變者。區別僅僅在於我們不得不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們。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可不可以預測，與“理論歷史學”是否可能的問題完全無關。另一方面，雖然我們只有依靠幻想，才能把統計系綜理論應用於人類歷史，但對於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卻能實際上應用類似的方法，例如，《資本論》中的“實體”（“價值實體”、“地租實體”等等），就是指千差萬別中的共同者或千變萬化中的不變者。

4． 歷史預測不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

最後，讓我們考察歷史預測是不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的問題。

波普爾把“歷史決定論”定義為把歷史預測作為“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的理論，按照這個定義，馬克思似乎不是一個歷史決定論者。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他的歷史著作的一個範例，這一著作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描述剛剛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其中的最後一句話：“如果黃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或許可以說是一個歷史預測，但這一預測決不是該著作的主要目的。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引用的該著作中關於“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的一段話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預測，但這一歷史預測也不能說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主要目的。當馬克思在世時，為了把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應用於各個領域，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分不出時間與精力來刻意地進行歷史預測。此外，按照當時的技術條件，他也很難做出比較長期的歷史預測。至於短期的歷史預測，或某種寓意式的預測（例如，推下拿破崙的銅像之類），由於時過境遷，人們未必會留下很深的印象。真不知道波普爾是怎麼得出馬克思是“歷史進程的預言家”這一結論來的。

5． “文革學”批判
至於今天，作為馬克思的學生，我們的當務之急似乎也不是對將來的歷史進程進行預測，而是按照馬克思的歷史觀點來理解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作為一個例子，讓我們考察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這是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最令人困惑的歷史事件之一。

“為什麼新中國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學難題。許多人研究這一課題，並且創建了“文革學”這門新的科學分支。文革學的學者們一致的結論是：新中國之所以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之所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則是因為他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那麼什麼是他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呢？人們只有在這一點上才有了分歧，有人說他怕大權旁落（為了爭權奪利），有人說他擔心江山變色（為了意識形態），還有人說他有一種“赫魯曉夫情結”（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為他有心理上的陰影），等等。

按照這種歷史觀點，只要對毛澤東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動機言之成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進程得到了滿意的解釋。那麼，文革學還有沒有什麼工作可作呢？有！那就是發現新的史料，這種新的史料將補充或改寫原來的文革學，但無論怎樣補充和改寫，文革學都證實了一個永恆的真理：對於歷史進程，“決定性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由此立刻得出結論：只有掌握了別人所不知道的史料的人，才能談得上發展文革學。

“決定性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這種歷史觀並不是歷史學的最新發現，它或許和人類一樣古老。至於對這種歷史觀的異議，我只想提出一個事實：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作家托爾斯泰（他遠不是一個歷史學家）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就曾經對這種歷史觀曾經提出了極為樸素的質疑。但在今天，誰要是懷疑這種觀點就無異於在羅馬教廷上提出懷疑上帝。

1957年我批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就是從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出發，對其中的“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的觀點提出異議。在勞改農場裡，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經典著作。雖然，他們所考察的19世紀的歐洲歷史離我的現實生活相當遙遠，但我還是能在他們的觀念世界中走馬觀花，聯繫到斯大林問題，聯繫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我有了一種“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在這一時期，大牆外面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對我的“學以致用”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當“文化大革命”逐漸展開並顯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時，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剛剛學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來分析正在發生的事件，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中描述波拿巴的政變那樣描述當時的 “文化大革命”，描述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的階級鬥爭，並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這一階級鬥爭進程的必然結果。儘管我對新中國的歷史和歷史唯物主義只能說是略知一二，還是在1968年寫成了一本書，書名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時代的終結》，闡述了我對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問題的看法，在該書中有一章專門考察文化大革命。前些日子我把這一章的內容以《新中國與文化大革命》為題的文章,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