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中國歷史的初始條件

新中國的歷史，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的初始條件下，按照世界歷史的共同規律展開的。為了描述這一段歷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條件。

新中國成立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有兩個基本特徵：

第一，在多年戰亂（八年抗戰、三年內戰）之後，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國的公民社會變得極為軟弱和被動。反之，中國共產黨卻在戰火中鍛煉了自己，變得極為強大和靈活。新中國成立時，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中國的公民社會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機體彼此相遇並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確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來，中國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矛盾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條件使得這一矛盾對於新中國更加突出。

第二，當時中國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

1949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曾正確地指出：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由於這一點，中國已經有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政黨。但是，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

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新中國將走向何方呢？

在物理學中計算力學習題時，有一種隔離體法：把所考察的系統分成若干相互隔離的部分，而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則用對應的“力”來表示。這種計算方法，雖然未必總是最簡單的，但思路清晰，概念明確，不易出錯，適用於初學者。下面，我們借用這種方法來考察一下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

因為大工廠幾乎都在城市，毛澤東這裡說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可等同於“城市經濟”，而古代的經濟則等同於“鄉村經濟”。如果把隔離體法應用於當時的鄉村，即假定占百分之十的城市經濟根本不存在，那麼，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在這個古代的經濟基礎上，將長出一個古代的上層建築。反過來，如果把城市隔離起來，即假定占百分之九十的鄉村經濟不存在，那麼，這些經過民主革命的現代城市，在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革命政黨領導下，將會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社會。

這就是新中國的歷史的初始條件：一些多少現代化了的城市小島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鄉村的汪洋大海之中。當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時，停留在古代的鄉村要求建立一個與古代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古代的上層建築。而現代化了的城市則要求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新中國的社會的基本矛盾，這是古今中外無處不在的城鄉矛盾的一種特殊形式，新中國的歷史就在這一矛盾的基礎上展開。

偉人毛澤東，是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領袖，也是鄉村居民的領袖。作為城市居民的領袖，他的歷史使命是按照馬克思的藍圖，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作為鄉村居民的領袖，他的歷史使命卻是在中國建成一個古代的東方專制帝國：一個新世紀的秦始皇和一個“在暴君統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會。既然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處在相互作用之中，這兩種相互排斥的歷史使命不免相互滲透。於是，新中國的社會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偉人毛澤東身上，表現為他的“思想狀況”的矛盾：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暴君。當毛澤東說他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時，或許他自己也沒有察覺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義哩。

因為新中國成立時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城市，從仍然停留在古代的鄉村經濟基礎的土壤上自然長出來的國家形式，將不同於古代的東方專制帝國。它將是一種什麼國家形式呢？在世界歷史中曾經有過兩個先例，一個是二十世紀的俄國的斯大林主義的國家形式，另一個是十九世紀的法國的拿破崙主義的國家形式。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在剷除舊社會的不平等之後，國家政權（表現為一個“暴君”）通過機關和軍隊直接對公民社會進行統治。

2． 新中國的城鄉矛盾

斯大林主義的社會政治特徵現在被統稱為“個人崇拜”。迄今為止，為什麼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會產生個人崇拜，仍是二十世紀的歷史的最大的不解之謎。至於拿破崙主義，非常幸運，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剛好對它進行過詳盡的考察。在法國歷史上，拿破崙主義的國家即波拿巴王朝。馬克思在該文中指出：

“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家族曾是金錢的王朝一樣，波拿巴家族乃是農民的王朝，即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

當然，馬克思在這裡所考察的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鄉村的政治影響畢竟不如城市。代表鄉村社會關係的第二帝國之所以能夠建立，乃是由於城市的各敵對階級暫時達到了勢均力敵，剛好讓第二個波拿巴鑽了空子。但是在新中國，鄉村經濟本來就占絕對優勢，再加上土地改革使鄉村居民變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農，激活了他們的政治熱情，鄉村的政治影響一開始就大大超過城市。由此就可以斷言，新中國即將建立的“小農的王朝”將比上世紀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更接近於古代的東方專制帝國。

那麼，“小農的王朝”究竟是什麼樣的王朝呢？在《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寫道：

“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適當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所有一切關係和個人齊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從一個最高的中心對同樣的群眾在一切方面發生同等的作用。它消滅着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及其直屬機關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

這裡，馬克思指出小農的王朝要求有無數的全能的官僚。在新中國，這一要求很快就使共產黨的幹部們轉化成為自我服務的大官小吏，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先進的革命政黨轉化成為一個排他性的利益集團——權力貴族。

同時，馬克思又指出：小農的經濟地位使得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利，這種權利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

這裡，馬克思指出小農的王朝要求有一個權力無限的最高主宰——皇帝。在新中國，這一要求通過各種途徑把中南海的主人，偉大領袖毛澤東，實際上推上了皇帝的寶座。雖然，和袁世凱不同，他沒有龍袍，也不需要龍袍。

權力貴族和皇帝，這是1949年革命的種子在中國鄉村的社會關係的土壤中長出的一對並蒂蓮。它們的生命力都來自共產黨：權力貴族本身就是共產黨的組織力量，而皇帝則擁有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它們有各自的社會基礎：權力貴族維護着城市居民的種種特權，而皇帝則得到鄉村居民的道義上的支持。

然而，不論這一對並蒂蓮怎樣相互依偎、相互纏繞，它們卻天生是一對冤家：新興的權力貴族要求保持穩定的貴族和平民兩極社會，這一要求意味着擺脫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的任何個人與機構，並且被表述為“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而新登基的天子則要求建立一個正式的皇帝和臣民的兩極社會，這一要求意味着砍掉共產黨這一“貴族中間階梯”，而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繼續革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消滅三大差別”等“毛澤東思想”的真正含義。

於是，新中國的城鄉矛盾在當時就表現為毛澤東與共產黨之間的對抗。

如果我們抬頭看看北方，事情就更加清楚。前蘇聯歷史上的種種令人困惑的事件，特別是令人談虎色變的“大清洗”，如果不是斯大林與布爾什維克黨的對抗的表現，又能是什麼呢？斯大林與布爾什維克黨的對抗，正是前蘇聯歷史進程的基本特徵。

3． “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含義

通過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次運動，貴族和平民的兩極關係與皇帝和臣民的兩極關係都得到加強和鞏固，但這種加強和鞏固並不是同步的。特別是在黑色的 1957年，大鳴大放把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矛盾，即人民與人民政府的矛盾推向前列，權力貴族和皇帝聯手，把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送上了社會主義的祭壇，反右運動大獲全勝，但是，勝利果實在權力貴族和皇帝之間的分配遠不是均勻的，權力貴族為這一勝利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像歷次運動一樣，反右運動的理論前提是：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她的統治是“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她要剪除的異己自然是“資產階級”。反右運動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自然成了資產階級。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在“鳴放”時響應號召向黨提的意見自然都是要求“資本主義復辟”。教授治校——資本主義復辟，同人辦報——資本主義復辟，內行人領導科技——資本主義復辟，甚至一個中學校長要求對本校教師的業務能力評定有發言權也是要求資本主義復辟。所有這些要求其實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人們在“國民黨反動派”和“獨夫民賊蔣介石”統治下或多或少已經爭得的民主自由。但是，這些都與 “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都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要求。

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終於領教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含義：這個專政所捍衛的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原來是一個久違了的古代王國，這個王國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在反右運動中，共產黨第一次（雖然只是在私下）打出了“誰打天下，誰坐天下”的政治旗幟。其潛台詞是：“新中國乃是我共產黨的私家王朝，誰敢說半個‘不’字！”這樣，人們終於明白：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建立新中國，也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不幸的是，經過這次付出了昂貴代價的改朝換代，人們在近百年來的現代化運動中曾經掙得的民主自由竟喪失殆盡。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由於占壓倒優勢的鄉村的政治影響，新中國乃是一個小農的王朝。作為新中國的執政者，中國共產黨要建立的上層建築乃是一個新世紀的古代帝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新中國畢竟還有城市。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曾下決心在這些城市建成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到了1957年，她的現代化的理想所剩無幾，但仍然沒有改變在城市實現“工業化”這一方針。這是因為，她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建立現代化的軍事工業，從而不得不一般地建立現代化的經濟基礎。糟糕的是，現代化的經濟基礎難免經常地、每日每時地長出現代化的上層建築，而這又是小農的王朝絕對不允許的。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用右手建立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同時又用左手把上層建築的現代化扼殺在萌芽狀態。換句話說，她不得不保護原因並在結果出現的地方把結果消滅掉。這就是新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相應地，任何使上層建築現代化的意向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了。這種用語在語義學上是不是恰當，或許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但堅決反對上層建築的現代化，卻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階段必須肩負的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未必都十分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但他們從切身的體會完全能意識到“無產階級專政”乃是自身的特權地位與物質利益的保障。因此他們團結一致地反擊右派分子的“資本主義復辟”。他們只是沒有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本身作為權力貴族的存在，她對新中國的統治，也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復辟” 哩！

從表面上看，反右運動的結局既是皇帝的勝利，也是權力貴族勝利。其實卻更有利於皇帝：反右運動反的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乃是城市所代表的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反右運動的勝利實質上是鄉村的古代社會關係對城市的現代社會關係的勝利。誠然，權力貴族在她和知識分子的對立中，代表鄉村的古代社會關係。但是，在她和皇帝的對立中，權力貴族的地位卻倒了過來，她自己代表城市的現代社會關係，而其對立面皇帝則代表的鄉村的古代社會關係。既然“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維護鄉村的古代社會關係，那麼，權力貴族的存在和她對新中國的統治，又怎能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呢？

因此，僅僅憑藉歷史的慣性，權力貴族也必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下一個目標。儘管陶醉於反右運動的勝利的權力貴族對此還一無所知，滅頂之災卻在一步步臨近。讓我們祝她一路平安吧！

4． 文化大革命：皇帝與權利貴族的決戰

紂王愛好肉林酒池，李後主愛好詩詞歌賦。偉大領袖對這兩者同樣愛好。對於中國人民不幸的是，他還有第三個愛好：隨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權勢欲望象“漁夫與金魚的故事”中的那個老太婆一樣逐步膨脹。到了1958年，他一聲怒吼：“滾回去，給小金魚行個禮！我不僅要當中國的皇帝，我還要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手。”

於是有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結果旗手沒有當上，“持續三年的大躍進”變成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偉大領袖對於自己這一豐功偉績的第一個反應是，清洗以彭德懷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的精英（他們還依稀記得當年革命的目的是“窮人翻身”）。不管是否自願，權力貴族自己也參與了這一次清洗。這次清洗使得全國繼續駛向“大躍進”的深淵，其後果是餓死了四千萬中國人。

空前的災難導致民怨沸騰，權力貴族與皇帝同樣失去民心，但首當其衝還是皇帝。在1962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形勢竟然迫使“一貫正確”的天子作了自我批評，權力貴族對皇帝又一次取得了勝利。不幸的是，這次暫短的勝利卻使得毛澤東與共產黨（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之間的對抗公開化了。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實現剷除中國共產黨的宿願。

當然，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歷史形成的，剷除它得有一個過程。真正的斯大林藉助於宮廷政變，利用秘密警察，通過“肅反”、清洗和暗殺，逐步剷除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當上了蘇聯的新沙皇。根據中國的特點，第二個斯大林再次訴諸群眾運動。於是偉大的領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紅衛兵運動掃四舊，鬥牛鬼蛇神，似乎漫無目標。只有當運動發展到“踢開黨委鬧革命”和“軍隊支左”時，才顯出其自身的本來面目：這是鄉村起來反抗城市，這是武裝力量起來壓倒組織力量，這是皇帝起來剷除權力貴族。雖然，這次運動更深層的動力還是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對抗。

運動造成普遍的毀滅：生命和財產，文化和科技，道德和人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