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羅素與波普爾對勞動價值論的反駁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的考察到此為止，下面考察馬克思學說的另一組成部分，關於勞動價值論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西方的大哲學家們對勞動價值論的反駁大多令人沮喪而困惑。例如，羅素的反駁是：如果一個人拾到了一塊黃金，那麼，他幾乎沒有付出勞動就得到了很值錢東西，這個例子就把勞動價值論“證偽”了。羅素的這種見解似乎不值得認真對待，因為他對這一問題根本就沒有興趣。波普爾的見解也強不了多少。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寫道：

“對我而言，要在這裡詳細說明馬克思對價值理論所作的一系列事實上令人驚訝的運用，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對這一理論的批評將會指明能夠把價值理論從所有這些探討中清除的方式。……

“如果我們像馬克思那樣假定一種自由的勞動市場和一種長期存在的過剩的勞動供應，顯然，供求的規律對解釋一切‘剝削’現象——也即更確切的說，解釋馬克思觀察到的與企業家的財富並存的工人的苦難，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正如馬克思表明的，十分明顯，工人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不工作較長的時間以換取較低的工資，換言之，不得不承認資本家‘占有自己勞動成果的最佳部分’。這種嘗試性的論證——它構成馬克思自身的論證的一部分——甚至無需提及‘價值’一詞。

“因此，價值理論證明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完全多餘的部分；這獨自地提出了價值理論是否真實的問題，但是，假定我們接受過剩人口理論的話，在消除價值理論之後，仍然保留的馬克思剝削理論的那部分無疑是正確的。在國家不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的情形下，過剩人口的存在必然導致不致餓死的工資，導致引發生活水平的差異，無疑是真實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波普爾的所理解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要解決的“問題”是：“工人為什麼能容忍資本家的剝削？”回答是：“因為勞動市場長期存在的過剩的勞動供應。”而這樣就解決了全部問題。這是最最表層的疑問和最最膚淺的回答。很難設想這位二十世紀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在讀了《資本論》之後竟然提出這樣的反駁。關於勞動價值論的問題，與波普爾辯論實在是一件過分吃力而又難以指望又什麼收穫的事情，我寧可選擇與一位中國的學者交手。

2． 王若水反對勞動價值論的論據

在我看來，在今天的各式各樣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論據中，在學術上真正能登大雅之堂的實在是鳳毛麟角，王若水反對勞動價值論的論據則是其中之一，下面我將詳細考察的這一論據。

王若水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寫道：

“勞動創造價值，一個產品的價值，就以製造這個產品所需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比如造一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一天時間，那麼製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這就是它的價值。這個理論，是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應用到簡單勞動上，好象沒有什麼問題；應用到複雜勞動上，就有些困難；應用到單純的腦力勞動上，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完全不行了。體力勞動的產品，是可以規格化的。甲乙丙三個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須是一樣的，這樣才好比較，才好用數字來計算。但是腦力勞動的產品怎樣比較？怎樣計算？魯迅寫《阿Q正傳》，該給多少報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張三和李四，也寫出了《阿Q正傳》，一模一樣，那就好辦，可以把三個人所花的寫作時間平均一下。但《阿Q正傳》是獨一無二的，別人寫不出來，那麼就沒有什麼社會平均勞動時間。”

王若水的這一段話只是一個開場白，它的結論不僅是勞動價值論不再適用，而且還有更深遠的推論：立足於勞動價值論的剩餘價值學說也沒有根據，從而 “‘剝削’的問題就變得模糊起來了”；立足於剩餘價值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也不再是科學，從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在當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交響樂中，這是理論水平最高、攻擊的覆蓋面最廣、影響最大最深遠的聲音。發出這種聲音的王若水堪稱是的這個交響樂中的第一小提琴手。

王若水的問題提得這樣明確，這樣尖銳，不能迴避，不容躲閃，對於每一個至今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的人，王若水在這裡明白無誤地提出了挑戰：“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王若水的這段話言簡意賅，雖然只有二百多字，內容卻極為豐富，下面我們僅限於考察其中的三個問題。

3． 關於平均值的計算

王若水提出的中心問題是：勞動價值論是否適用於腦力勞動？我們將在以後專題考察這一問題。在這裡，我們先澄清兩個枝節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平均值的計算問題。王若水說：“比如造一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一天時間，那麼製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我想，王若水的思路如下：甲乙丙三人製造的桌子所需的時間分別是三天、兩天和一天，一張桌子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則是三天、兩天和一天這三個數量的平均值。按照求平均值的一般程序，一組數量的平均值就是這組數量之和除以數量的個數，這個平均值是兩天。因此，一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

不幸的是，上面求一組數量的平均值的“一般程序”並不總是正確的，對於王若水提出的這一問題，還有另一個決定平均值的因素。例如，在六天時間裡，甲能做2張桌子，乙能做3張桌子，丙能做6張桌子，一共能做11張桌子。因此，在一定的時期里，甲乙丙三人所製造的桌子在市場上的“份額”是不同的：甲的份額是2/11，乙的份額是3/11，丙的份額是6/11。由於有“份額”這一因素，一張桌子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將會少於兩天。

在一般情況下，上面說的“另一個決定一組數量的平均值的因素”稱為這些數量的“權重”。在王若水提出的問題中，甲乙丙三人製造的桌子在市場上的所占的“份額”，即2/11，3/11，6/11三個比值，分別是3天，2天，1天這三個數量的“權重”。按照求平均值的一般程序，把3天，2天，1天這三個數量分別乘上對應的權重，然後再把這三個乘積相加，就是它們的平均值。容易算出，這個平均值是18/11天。

那麼，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是一定要先求出一組數量中的每個數量的“權重”才能求平均值呢？未必！對於王若水的這一問題，人們通常是這樣計算的：甲一天做1/3張桌子，乙一天做1/2張桌子，丙一天做1張桌子，於是，甲乙丙三人在一天的時間裡能做11/6張桌子。平均地說，一人一天做11/18張桌子，從而一張桌子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是18/11天。

這是一道中等難度的小學算術題，但它所用的方法卻是普遍適用的：為了求一個未知權重分布的數組的平均值，先找出一組有關的“等權重的”數量，這時求平均值就是這些數量之和除以數量的個數，然後通過換算得出原來的數組的平均值。對於甲乙丙三人來說，“製造一張桌子所需要的時間”這組數量（3天、2天和 1天）不是等權重的，但“一天能做幾張桌子”這組數量（1/3張、1/2張和1張）卻是等權重的，先求出這組數量的平均值，再換算成一張桌子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平均值。

統計物理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求微觀物理量的平均值，這個平均值就是該物理量的宏觀值。於是給出求平均值所需要的“權重”的公式就是統計物理學中的一切公式中的“開始公式”，而整個統計物理學基本假設則是“一切微觀狀態都是等權重的”。

4． “社會”：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中的“社會”兩字的含義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只能得出結論：如果製造一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一天時間，則對於甲乙丙三人來說，一張桌子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是18/11天。但是這個18/11天未必就是勞動價值論所說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個兒童得到一個新玩具，他總會翻來覆去觀察它。這“翻來覆去”就是不斷改變這個玩具的方位。同樣，在科學上，對於一個新概念，人們通常也是在它的變化中去把握。例如，為了理解“能量”這一概念，人們首先考察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過程。在這裡，為了理解“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中的“社會”兩字的含義，讓我們考察一個因為“社會”的變化而引起某種商品的價值變化的例子。

設想在某一邊遠地區的居民習慣穿草鞋走遠路，那裡有很多人會打草鞋，有人打得快有人打得慢，平均地說，打一雙草鞋要半小時。那麼，這半小時就是該地區一雙草鞋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但是，要說這個時間決定一雙草鞋的價值，就默認了一個前提：這個地區的草鞋市場是相對封閉的：該地的草鞋基本上不外銷；外地的草鞋或能替代草鞋的商品也不會大量流入以致影響該地的草鞋的價格。對於邊遠地區，這是可能的。但這一前提很有可能由於一條鐵路的通車而不再成立。如果該地區的草鞋的價格因該鐵路的通車而降低，是不是表明草鞋的價值改變了呢？未必！它可能是由於某種替代草鞋的商品的輸入，也可能是由於較廉價的草鞋的輸入。在前一種情況下，草鞋的價值不變，價格的變化是由於供求關係的改變；在後一種情況下，草鞋的價值下降了，但不是我們所考察的社會中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是社會的範圍擴大了。換句話說，不是由於該地區生產所需的全部草鞋的總勞動時間的減少，而是由於草鞋的市場有了如下改變：除了本地居民生產的草鞋以外，還包括一些外地的更廉價的草鞋。由此可見，在“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用語中，“社會”兩字對應於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

因此，王若水得出“製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這一結論時有兩個默認的前提：第一，甲乙丙三人生產的桌子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桌子市場，這一前提是極不合理的；第二，甲乙丙三人在這個市場上占同樣的份額，這一前提與第一個前提相矛盾。

下面我們考察王若水提出的中心問題：勞動價值論是否適用於腦力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