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革開放與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

記得有一次我聽于光遠的報告，他說那時的社會科學專家們有兩派，一是學院派，一是街頭派，而他自己是街頭派。街頭派講究的是形象性、鼓動性和即時的宣傳效果，而不是論據的深思熟慮。看來，王若水也是一個街頭派，他的文章語言生動，煽動力強，但仔細一讀，卻錯誤百出，實在令人“駁不勝駁”。

在上面指出的王若水的各種錯誤中，有些是由於疏忽引起的，如果他謹慎一點就完全能避免。例如，關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中的“社會”兩字的含義。還有一些則不僅是因為疏忽，但只要認真思考，或許他也能糾正。例如，計算甲乙丙三人製造一張桌子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但是，“王若水迷誤”卻為像他這樣的思想家造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缺乏數理科學的精緻頭腦，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學者，王若水有太多的社會活動，這些社會活動實在無助於他的科學研究，他的特殊的生活條件使他很難穿透社會中的單個成員的得失榮辱來觀察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

王若水已經去世，我今天提到他的名字，只不過因為他的觀點很有代表性，與他本人的功過是非無關。在當前反對馬克思主義千軍萬馬之中，以王若水為代表的對馬克思主義“反戈一擊”的學者們占有特殊的地位，用王若水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是“被馬克思主義影響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現在卻終於開始懷疑自己的這一畢生的信念。他們的現身說法對今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中老年的知識分子很有說服力。我對他們的為人與今天的實踐活動也滿懷敬意，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認真思考過。

王若水在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逝世，國門打開了，中國人驚訝地看到了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竟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和千瘡百孔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不能不使我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經過改革開放，我們重新找到一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經濟的道路。這期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崩潰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一齊破了產。”

如果這裡的“中國人”或“中國人民”是指中國的“大多數人”，王若水肯定是正確的，但如果王若水本人也是這樣的“中國人”中的一個，那就太可悲了。 “敵人一天天爛下去”這樣一句既沒有理論論證，也沒有數據可考的話，難道一定要等到毛澤東逝世、國門打開之後才知道它不真實嗎？如果人們稍稍關注一下“敵人一天天爛下去”那個年代的報紙，就會發現一個極為普遍但頗為滑稽的情況：如果某個國家的領導人今天說了中國幾句好話，明天我們的報紙上就會歌頌這個國家 “形勢大好”，經濟欣欣向榮，人民安居樂業；相反，如果他今天不幸說了我們兩句不中聽的話，明天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一塌糊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像這樣稀奇古怪的規律——一個國家的繁榮還是衰敗取決於其領導人對當時中國的評價——難道要在經過幾十年的“反思”之後，才開始懷疑嗎？

但是，王若水的如下反詰倒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曾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在難道不應當用實踐來檢驗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嗎？”

恩格斯曾說：為資產階級革命做了準備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要求剷除一切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但是，和啟蒙學者華美的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理想中的“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本身有局限性，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的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那時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在某些人看來，與上述資產階級社會從理想到現實的過程相似，按照馬克思的藍圖建立的新社會的一切弊病歸根結底也是馬克思的理論本身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某些人甚至說二十世紀的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都是馬克思的學說的逐步實現。還有人想象力更為豐富，他們把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的各種歷史事件都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的“預測”，特別是追溯到《共產黨宣言》中的“階級鬥爭”和《資本論》中的“剝奪者被剝奪”等等個別詞句。

在我看來，諸如此類博學的考證及豐富的想象與馬克思的學說完全無關。作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基調的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基本上是由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決定的，如果我們有超脫個人、政黨和民族的成敗興亡的眼光，就不難看到這種發展進程正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的馬克思基本原理的證實：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前，俄國與中國的經濟基礎都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因此不論俄國人與中國人作了些什麼事，這兩個國家的上層建築都只能在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形態中演進，根本不可能通過某種奇蹟般的跳躍進入現代社會。相反，如果我們從“偉大領袖”的思想狀況來理解這一發展進程，就難免怨天尤人，為這兩個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進入現代社會的各種時機而嘆息，並得出馬克思主義這也過時那也過時的結論。

當然，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偉大領袖”們的思想狀況並不是不起作用。但是，歷史進程，特別是以世紀為計量單位的歷史進程，其決定因素並不是人們的思想、理論或信念，而是人們的物質利益。領袖們的“思想狀況”，執政黨制定的路線，只不過是表現了一定的經濟利益。為了描述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揭示“人們的思想狀況”所反映的社會的經濟生活的發展進程。誠然，對“人們的思想狀況”本身的研究也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但僅僅是次要的一部分。

2． 又一中國特色：敢於蔑視千年以來的“天下第一”

王若水和其他對馬克思“反戈一擊”的人，似乎未能細緻地區分馬克思本人的學說和那些“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也未能細緻地區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和因時過境遷而不再適用的個別詞句。當然，王若水說得很對，馬克思本人的學說，馬克思提出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勞動價值論與歷史唯物主義，也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如果錯了也要修正。但馬克思畢竟是全球公認的“千年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當我們批判馬克思時，似乎也該稍稍慎重一點。我們不妨先問一問自己，在批判馬克思之前，我們要不要積累一點預備知識（其中包括小學的算術知識），要不要先讀幾本馬克思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恩格斯推薦的《資本論》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還有，我們似乎也該問一問自己，過去我們一直自認為信奉馬克思主義時是不是得到了馬克思的真傳，現在我們自認為懷疑馬克思主義時有沒有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懷疑什麼。

總的來說，我們中國人在批判馬克思時所表現的敢於蔑視千年以來的“天下第一”的大無畏精神，似乎表現出十足的“中國特色”，而且是“中國當前的特色”。誠然，這種大無畏精神現在處處受到歡迎，而且，越是膚淺的“批判”就越能得到大眾的喝彩。但是，中國公眾的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情緒，只不過是對數十年來被灌輸那種蠻不講理的冒牌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逆反心理，並不是對馬克思的學說真有深仇大恨。因此，一旦離開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這種大無畏精神未必總能得到賞識；即使是在中國，也未必能持久地得到青睞。(《對馬克思的批判之批判》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