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右派份子的自述

作者：譚天榮

　　由於歷史的誤會，我在1957年成了學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為“學生領袖”，當時的報紙把我描繪成一個政治上的妖魔鬼怪，並為我編了很多神話故事，似乎我能呼風喚雨。實際上，在我這一生中，只有兩個月—— 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經關心政治。就是這兩個月所發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別人眼裡成了另一個人。在這裡，我想還我本來面目。

　　為了毛主席欽賜的“學生領袖”的頭銜，我可沒少吃苦頭：在北大荒的草原上，在三餘莊的葡萄園裡，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飢餓，不是勞累，而是這一頭銜的重負。 “同學們”一起幹活，管教幹部總朝我喊：“譚天榮快干！別磨蹭！”身邊的“同學”悄悄地對我說：“你別跟我們一起干。有了你，‘隊長’老盯着，我們連氣也喘不過來。”

　　在我面前，連最孱頭的小癟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麼冒犯了一位小“拉茲”，他對我揮着拳頭：“你是個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這孩子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對管教幹部的傾向性的判斷卻準確無誤。

　　在家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記得有位農民受了委屈時曾這樣提出抗議：“別跟我來這一套，你當我是譚天榮嗎？告訴你，我不姓‘右’！”農民就這樣在實踐中貫徹“階級鬥爭是個綱”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聲對於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繩子，隨着時間的流逝，“譚天榮”這個名字逐漸被人遺忘，捆人的繩子慢慢地鬆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無聞的幸福。然而，今天我還是下決心將我這些年當“學生領袖”的經歷寫下來。

　　說起右派，你或許會想起電影《天雲山傳奇》中的羅群，想起電影《牧馬人》中的許靈均，或者想起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個“找”。他們那些動人的故事，你或許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是學生中數一數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這裡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遺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為我在大牆內的經歷一點也不精彩。

　　誠然，有一點我和羅群們是一樣的，那就是經歷了長期的勞動。但是勞動和勞動不一樣，他們所從事的勞動，如趕車、牧馬、看水等等，在大牆內則是高人一等的勞動，如果說從事大田勞動的普通勞改犯是大牆內的平民，那麼，他們就是大牆內的貴族，正是這些貴族成為“大牆文學”的寵兒。

　　大牆文學的作家們偏愛寫貴族，自然有他們的道理：寫小說離不開愛情，在大牆內，只有從事高人一等的勞動，才有機會接觸異性，才會有動人的愛情故事。有了愛情故事，才會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難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視中長大的孩子，還有寫不盡的悲歡離合。但是，對於一個從大學裡被揪出來直接送進勞改農場的勞改犯或“教養分子”，年復一年地從事大田勞動，年復一年地春種、夏耕、秋收，再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沒有兒子，連孫子也耽誤了”，你要作家為他寫些什麼呢？糟糕的是，我正是這樣一個大牆內的平民。

　　誠然，我也經歷了苦難的歷程。和羅群們相比，苦難更深重，歷程更漫長。但是，這種苦難，這種歷程，卻並沒有吸引人的情節。因此，我在這裡只能寫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應從且1957年寫起，但早在1956年就發生了一些事情，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調。

　　當時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我們年級的同學在自辦的牆報上討論“波動方程的提早解”問題。當時有三種意見，被戲稱為三個“學派”，其中的一個“學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對這一問題厭倦了，我卻繼續鑽牛角尖。以後的半年，大約是從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動達到廢寢忘食的境地，無論在此以前還是在此以後，我都不曾經歷過。每天早晨，腦子裡翻江倒海，論據、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數學公式湧現出來。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們寫在紙上。不久我得出結論：波動方程的提早解並不違背因果律，它描寫了一個特定的波動過程。

　　為了理解波動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動過程的“時間反演”（即與原過程的時間順序相反的過程）。比方說，將一塊石頭扔在水裡，水面激起一個圓形的波紋，向外擴散。如果把這一過程拍成電影，然後倒過來放映，銀幕上的過程就由一個提早解來描寫。

　　人們說：“銀幕上的過程將是石頭還沒有下水就有了向外發散的波紋，這是違背因果律的。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因果倒置的現象，我們應該在解波動方程時放棄提早解。”

　　然而，銀幕上的過程實際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現在銀幕上的鏡頭是一個圓形的波紋向里會聚，當波紋會聚到中心時，一塊石頭從水中冒出，從此水面靜止下來。誠然，這是一個稀奇古怪的過程，但它並不違背因果律。當我沿着這一思路繼續前進時，發現了一個使自己大吃一驚的事實。

　　20世紀物理學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學，量子物理學的領袖叫玻爾，玻爾在1913年剛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規律”這一著名論斷威震物理學界。這一論斷至今被奉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據就是：“原子的穩定性與經典電動力學相矛盾。”而我卻發現這一原始依據不成立，原子的穩定性與經典電動力學並不矛盾。

　　當時我已經意識到，這一發現對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義，但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一發現對我多麼不合時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揭露出“斯大林問題”，接着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以闡明自己的立場。

　　我心遲眼鈍，當時對於斯大林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蘇聯的現狀和宣傳中的社會主義天堂略有差距。因此，這些重大事件對我觸動不大。但我偏偏對蘇聯出現個人崇拜的原因感興趣。那時我一方面通過政治課學到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皮毛，另一方面通過物理學的那一不合時宜的發現又領悟了辯證法的某些小技巧。雖然對歷史唯物主義所知甚微，但我認定了一個死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此，在我看來，當時流傳的一些關於斯大林問題的論點，例如，蘇聯出現個人崇拜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包圍，是由於古代俄羅斯的歷史傳統，等等，都沒有說在點子上。至於《再論無產階級的歷史經驗》一文的觀點，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鳴大放之前，我就給北大黨委寫了《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一文，表達了我當時的觀點：“斯大林的問題在於思想上的教條主義，而教條主義產生的原因，則在於蘇聯不得不在一個封閉的孤島上建設社會主義，人們不可能從世界歷史的全局來考慮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形而上學否定辯證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開始了“大鳴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參加了“幫助黨整風”。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勞動”了二十二年。

　　我於1958年11月被收容“勞動教養”，1969年11月因“戰備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勞動教養了十一年。

　　在勞動教養期間，我的勞動是一流的，夏天搞雙搶，冬天打土方，春種秋收，我總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紀律也堪稱模範，但我還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現是看了不該看的東西，寫了不該寫的東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農場已經勞動了好幾個月。這時，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時我們在冰天雪地里抬凍土，打鎬；一颳起“煙兒炮”，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裡出不去了。這時隊長也不常來管教我們，我想起在北大時曾試圖推導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學書上的一個公式，後來卻因故耽誤了，現在反正沒事，不妨試試。當時我還有一枝鉛筆和一個小本子，這對我已經足夠了。

　　我要推導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線坐標下的表達式”。我儘量用最一般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結果意外地發現了一片廣闊的天地。一年以後，也不知誰的一本介紹廣義相對論的科普小冊子奇蹟般地出現在我面前，我驚訝地發現其中的每一個公式我都曾推導出過，只不過是在另一種含義下。

　　大牆內有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幾乎全忘了。但有幾個曾借書給我的“同學”卻至今難以忘懷。1961年，我在茶淀農場遇到了北大數學系的孫傳義，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數理邏輯基礎》，我要借，他有難色，我寫了一個字條給他：

　　“請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來就還給你。”

　　他終於把書借給了我，還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那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實際上其中的大部分還是代食品，每月一錢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勞動量加上這樣的食品，使我虛弱不堪，但看到這本書我卻很興奮。儘管每天收工以後非常疲憊，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書來。當我把書還給孫傳義時，我已在一個小本本上抄下了書的部分內容：幾個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的形式體系，層次演算中的一個例子：用狄德金的實數定義證明“上確界定理”。對於數理邏輯，這只是滄海一粟，但已夠我啃好幾年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好心的同學，只在80年代間接地通過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謝他，要不是當年他借書給我，我就不可能學習數理邏輯，從而以後也不可能學習“非標準分析”。這樣，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觀。

　　就常情來說，利用工余時間學點數學沒有什麼不好。但管教幹部們似乎對知識分子有深仇大恨，對知識本身也深惡痛絕。對於他們，任何自學都是反改造的表現。因此，在勞動教養期間，我自始至終是一個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興縣團河農場的一個分場——三餘莊。在那裡，我遇到數學系的楊路，他曾借給我一本數學系用的分析學教程，使我感激不盡。我把書拆開釘成兩本，用剛剛學到的數理邏輯一個一個地證明書中的定理，其樂無窮。

　　另一個令我難忘的三餘莊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賀毅，他借給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又讀，特別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該文現在譯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許多段落背得滾瓜爛熟。這兩本書把我帶進了馬克思的科學宮殿，但也差一點把我帶進了墳墓。

　　雖然，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紀的歐洲歷史離我的現實生活相當遙遠，但我還是能在馬克思的觀念世界中走馬觀花，聯繫到斯大林問題，聯繫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我有了一種“更上一層樓”的感覺。如果說1957年我通過物理學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辯證法的一些小技巧，那麼，經過這一階段的學習與反思，我終於初步領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要點。不久，大牆外面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對我的“學以致用”，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當“文化大革命”逐漸展開並顯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時，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剛剛學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來分析正在發生的事件，像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政變記》中描述波拿巴的政變那樣描述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描述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的階級鬥爭，並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這一階級鬥爭進程的必然結果。儘管我對新中國的歷史和歷史唯物主義只能說是略知一二，我還是在這一時期寫成了一本書，書名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時代的終結》，闡述了我對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問題的看法。在該書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這一部分的開頭：

　　新中國的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個極為獨特的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歷史的共同規律，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的初始條件下展開的。這一初始條件是：

　　第一，中國是一個東方的文明古國，經過近百年的現代化之後，已經有一些多少現代化了的城市小島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鄉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戰亂（八年抗戰、三年內戰）之後，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國的公民社會變得極為軟弱和被動。反之，中國共產黨卻在戰火中鍛煉了自己，變得極為強大和靈活。新中國成立時，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中國的公民社會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機體彼此相遇並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變自己。

　　當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時，停留在古代的鄉村要求建立一個與古代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古代的上層建築。而現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要求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新中國的社會的基本矛盾，這是古今中外無處不在的城鄉矛盾的一種特殊形式，新中國的歷史就在這一矛盾的基礎上展開。

　　該書是用速記寫成的，我曾斷斷續續地把它寫成漢字給北師大歷史系的陳海詮看，他似乎曾給《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看過，因為趙筠秋曾對人說：“不要小看譚天榮這幾年下的工夫，本來他並沒有什麼真東西，現在可不一樣了。”

　　1969年冬，由於“戰備疏散”，我們三餘莊人（那時已經調到茶淀農場）終於各奔東西。臨走時還搞了一次檢舉揭發運動，揪出了很多“現行反革命”，最後揪出了“趙筠秋、譚天榮、陳海詮反革命小集團”。我像1957年一樣，又一次承擔了全部責任。當時隊部似乎很匆忙，無暇顧及我們，“小集團”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實我們這些人怎麼處理，隊部早已報了上去，根本與這次運動無關。但我最近聽說，當時，在公安部的內部報紙上，曾刊登過這樣一則消息：“反革命分子譚天榮已被正法”。不知是誤傳，還是真有此決定，到後來因故取消了。

　　三餘莊人分手時戀戀不捨。小流氓們很奇怪：這些“老右”怎麼那麼親？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鄉種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驚喜地發現，農民沒有管教幹部那種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仇恨。雖然他們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點少得可憐的錢都買了紙、筆和書，但他們很少干擾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幹部也只勸我“換一個題目吧！”有了這點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學。

　　我手頭沒有一本書，連最後一個筆記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掃四舊”時被沒收了。我靠回憶把過去學過的東西整理出來，從傅里葉變換到張量分析，從泡利矩陣到狄拉克波動方程。

　　在1956年，我只發現“原子世界有特殊規律”這一論斷的各種論據不成立，還沒有來得及用經典物理學的原理來解釋量子現象。在家鄉種地時，這一任務就自然地擺在我的面前。現在回想起來，在家務農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黃金時期。在“勞動教養”時我更年輕，但那時我沒有學習的自由。“落實政策”以後條件更好，但我的年齡又大了一點，腦子不聽使喚了。在家務農雖然也有種種不利條件，但我還是在這一時期確立了對量子現象的理解。

　　1978年，我終於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實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師院（當時還是師專）任教。

　　剛進學校，我被召進辦公室，一位頭頭拿着一張課表問我能教什麼課。我眼睛朝課表一掃：高等數學、數理方法、電工原理、理論力學、統計力學、力學、熱學、電磁學……我用50年代的習慣語回答他：

　　“我服從分配，讓我教什麼我就教什麼。”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裡想：“甭笑，別看我不會說話，幹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數學，以後就一直教統計力學，像在農場對待農活一樣，我對教學一絲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寫教案。除此之外，我還有點時間繼續鑽研量子力學。

　　1980年我在長沙參加了一次量子力學會議，但沒有獲得允許發言。這給我當頭一棒，我想，量子力學或許是一個太大的問題，我不妨先從一些小問題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創辦的雜誌《大學物理》上討論電動力學的“通量法則”問題，其中也刊登了我的兩篇小文章，但後來有人告訴我一個殘酷的事實：即使是在小問題上，我與學術界也沒有共同語言。

　　在統計力學的教學過程中我遇到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系統理論與准熱力學方法計算壓強漲落得出不同的結果，前人為此傷透了腦筋，我在備課過程中無意地找到了答案：

　　原來，系統理論的微觀壓強表達式與相變量的選擇有關，只要合理地選擇，就能得到與准熱力學方法一致的結果，這就徹底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我以為這一工作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結果還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學報》投稿，稿退了回來，還附上了兩位審稿人的意見，它們不僅同樣地令人啼笑皆非，而且還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該稿投向歐洲一個叫“Physica”的雜誌，稿退了回來，退稿意見倒是明白無誤：“過去分子運動論中已經有了微觀壓強的正確表達式。”見鬼，我說的是系統理論，與分子運動論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對洋權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師院做的另一工作是關於無線電傳輸理論中的提早響應問題。

　　所謂傳輸理論就是一個信號變換裝置，它對每一個輸入信號給出一個響應，電話就是一個傳輸系統，對話筒說話就是“信號輸入”，另一端傳出聲音就是“響應”。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號輸人才能有響應，可是理論卻表明：在一定條件下，信號還沒有輸入系統就有了相應的響應，這就是“提早響應”。

　　提早響應違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實現，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有提早響應。

　　前人的回答是：原因在於傳輸系統的特性是理想化的，按照這種理解，不產生提早響應的傳輸特性滿足一定條件——因果條件，只有這樣的特性才是可以實現的。

　　在我看來，這樣的回答也像前人對波動方程的提早解問題的回答一樣，是不能接受的。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實證科學的規律比較起來，因果律是更高一層次的規律，滿足實證科學規律的過程就一定滿足因果律，可是在這兩個問題中，前人卻把因果律當做一個獨立的條件與實證科學的規律相併列，在波動方程的提早解問題中，因果律給出的條件是“放棄提早解”；在提早響應問題中，因果律則給出“因果條件”。

　　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考慮後，我發現問題在於傅里葉分析中的δ-函數的一種特殊性質，這種特殊性質只有用非標準分析才能表達，這一問題的副產品是為非標準分析的應用找到了一個實例，一個標準分析不能勝任而非標準分析卻能解決問題的實例。

　　這一段時間我還寫了長短不同的多篇文章，投到幾個數學雜誌，卻都如石沉大海，數學雜誌既沒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沒有退稿意見。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學李雪琴結婚了，她已有兩個男孩。我們重逢時，她已離婚一年多，我和她結婚的動機很簡單，她也是學物理的，業務上能助我一臂之力。至於愛情，對我來說已經是奢侈品：“我像候鳥一樣，把時間都用在飛行上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個女人，又要當妻子，又要當母親，更有甚者，她還要當右派哩！她有多少時間學習業務？居里夫人只有一個，再說，人家是什麼條件？如果居里夫人為了買一斤魚要排一個小時隊，她能得諾貝爾獎才怪哩！

　　如果說我對她的不滿是她荒廢了業務，那麼她對我的不滿就是：“不顧家，沒有盡到一個丈夫、繼父和女婿的責任。”她說得有理，看來，物理學和妻子對我來說有如熊掌和魚，於是我們離婚了。對我來說這是“舍魚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調入青島大學任教，主要教數理方法，直到今天。

　　我寫了兩本小書，第一本是《哥本哈根迷誤》，七萬字，陝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本是《揭開EPR關聯之謎》，十四萬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即將付印。第一本書闡述我對量子力學的一般觀點，第二本書則着重考察貝爾不等式。最近我寫了一篇題為《為愛因斯坦翻案》的通俗文章，用我認為人們能接受的語言闡述了我對世紀之爭的看法。

　　對於我的歷史使命，這兩本小書的出版只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還將繼續寫書，不管能不能出版。

　　有人曾對我說：“其他右派改正以後，都在報刊上亮了相，惟獨沒有譚天榮的消息，你似乎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在這裡，我向每一個關心我的人致意，讀到這裡，我想你已經知道我這些年幹了些什麼和今後還想幹什麼，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了。